收受回扣检讨书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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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这是尹春燕XX年4月27日在被“双规”期间写的悔过书。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
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
在星空之下,人是渺小的;
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遁形。
道义是天际的星光,法律是指路的灯火。
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自己做了对不起良知、触犯法律的事,只能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当年我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选学了法律专业。
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法制科工作。
从科员、副科长到科长,我深受组织的信任和栽培。
在这期间,199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XX年,我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产权处)主任,同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XX年单位升格,我被任命为产权处党委书记、处长。
产权处受房产局委托,履行房屋交易登记、市场管理、测量、租赁、档案管理等最基础、最核心的行政职能。
在我的带领下,产权处的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株洲市的房屋登记工作都受到业内注目。
我本人也非常热爱并认真钻研权属市场管理业务,作为业内专家参与了住建部起草、修改行政规章《房屋登记办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办法》等。
我还被选任为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产权户籍委员会副秘书长,组织参与编写了房屋产权登记干部考试培训教材。
在钻研业务的同时,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廉洁自律方面的警惕。
我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每年我都会外出讲学,出书的报酬也有不少,因此,对钱我并不看重,也无所谓,更不讲究吃穿。
但是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
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坚辞不接受,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
一种“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觉得自己担任处长以来,确实为单位做了不少工作,对株洲这个不起眼的四线城市能在全国业界有所影响而沾沾自喜,没能抵挡住行贿受贿的洪流,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底线:
明白做人,清白为官。
“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
如果心灵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尤其是违法所得。
我现在不仅心累,而且内心被赎罪、愧疚充满。
这几天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思考了很多。
想起丰子恺说过,人生可以看做“三层楼”:
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过好,锦衣不愁,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其次,高兴(或
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玩玩,或者就久居在这里。
这是专心学术或者科研、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等。
最后,还有些人脚力好,就会爬上三层楼去看看,探索人生的究竟。
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唯有灵魂生活充实才是最具内涵的。
我深入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生活,认为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一是自认为是学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其实这是在蔑视法律,最终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是自己想往知识分子这层靠,其实动不动就被一些有目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拉入第一层,抵挡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有污知识分子的形象。
三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如果凭自己正常的收入,满足第一层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至多让人觉得你层次不高。
但是触犯了法律,不管所得多或少,都会轻则以违纪追究责任,重则以违法犯罪论处。
权力是柄双刃剑,握不好就会害得自己鲜血淋漓。
诚然,开始我们一班人带着产权处全体干部职工确实是想做事,也做成了事。
在受房产局委托负责管理产权处下属的株洲市房地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时,我肯定了担保公司以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的做法。
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企业的贿赂。
每笔业务基本上都是担保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签字的,并不为自己求得什么,但是人家给了我也就收了,有些心安理得。
殊不知权力不能这样交易,即使单位答应了,老百姓也不答应,法律更不答应。
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
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揭开光环,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让人惋惜。
因为我的决策,也害了我的下属。
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以房屋吞吐形式贷款,不尝试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违法犯罪现象。
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和家人,不但没把班子带好,自己还陷进去了不能自拔,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在人生的第三个20年之初就出了事”
我看过不少不廉洁自律的反面教材,他们一开始或有功或清白,放松了警惕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自我灭亡的不归之路。
我感谢组织对我的问题展开调查,让我有时间好好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往不归路走去。
现在警钟敲响,惊慌之余,我非常盼望能得到组织上的再次宽待,拉我回到正道。
有人把20年光阴比做一把尺子,用它来度量人生。
按责任担当来衡量,人生第一个20年处于依附和成长阶段,因而担当的责任分量不大,有责任也是间接责任,责任权重不到30%;
第二个20年,是人生的真正起步,也是责任担当的全面开始,责任权重要超过80%;
第三个20年,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都是顶梁柱,责任权重大到100%;
第四个20年,是人生最休闲的时间段,责任权重几乎为零。
第三个20年,是从人生顶峰走向成熟,再回归到起点的过程。
这一阶段应该过得比较坦然,也算是人生中比较清醒的阶段。
我今年42岁,还是做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之初就出了事犯了法,于我不一定是坏事。
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决心不管组织怎样处理都要接受并积极配合。
恳求组织充分考虑我的所有积极表现,拉我一把,让我在最黑暗之处找到指路的明灯。
篇二:
检讨书检讨书
尊敬的各位领导:
关于8月2日发生我们小修队员受贿500元钱和私自放跑小偷一事。
我本人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我把哥们感情看得很重,对于自己手下职工发生的违规行为没有争时制止,及时上报领导,以至给分局领导、管理处领导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和社会影响。
使集体蒙受经济损失。
为此我向分局领导、管理处处领导正重道歉。
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对自己要求不严,对属下人员管理不力,造成了这次恶劣的后果,我深切的感到痛悔。
尤其在我知道属下人员收受了
贿赂之后,我没有向领导会报,而是放任自流,以至让不法分子能够浓遥法处,让自己属下人员贪图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损害了集体利益,让他们感受不到法律的威严,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在社会及单位造成了严重影响,损害了分局整体形象。
为此我再次真诚的向各级领导和同志们道歉。
请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相信我的真诚,监督我的行为,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对自己队员更要严抓细管,保证不在出现类假的事件,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各级领导会报。
用我今后工作的成绩,弥补我的过失,请各级领导看我的实际行动。
检讨人:
任伟
XX年8月21日篇三: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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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
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
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XX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
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
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
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
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挣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
以
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
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
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
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
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
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
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