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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理论比较

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理论比较

1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定义1.1安全文化定义

安全文化首次由IAEA(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国际原子能组织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于1986年在有关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的事故报告中提出,该报告认为:

安全文化理念的提出可以较好的解释导致该事故灾难产生的组织错误和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的管理漏洞[1];1991年,国际原子能组织在维也纳召开“国际核能安全大会——未来的战略”,为了总结和回答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在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后审评会议的总结报告(第四版)中明确了安全文化的内涵和定义:

核安全文化就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关注安全问题优先权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该文化强调组织内的双向沟通,即一方面是单位内部的必要体制和各管理部门的逐级责任制,另一方面是各级人员为响应上述体制并从中得益所持的态度[2];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HSC)则定义安全文化为:

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能力、行为模式以及组织的安全健康管理方式和形象;积极的企业安全文化可表象为相互信任、共享对安全重要性的认知、对预防措施有效性的自信等等特征[3]。

我国安全管理研究界认为:

安全文化是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在其生产、生活、生存及科学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保障人类身心安全与健康,并使其能安全舒适、高效从事一切活动;为预防、避免、控制和消除意外事故和灾害;为建造安全可靠、和谐无害的环境和匹配运行的安全体系;为使人类康乐、长寿及世界和平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5]。

西南交通大学曹琦教授在分析了企业各层次人员的本质安全素质结构的基础上,认为安全文化就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准则的总和,我国安全文化产生的背景具有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和企业现代管理的特点[6]。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罗云在研究安全文化理论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尽管安全文化定义各异,但存在一定的共同点,即文化是观念、行为、物态的总和,安全文化强调人的安全素质必须与综合系统工程建设相结合,安全文化具有层次性,并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属性和特点,安全文化通常以企业作载体并能够予以测评;因此安全文化可概括为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具体体现为企业安全文化、全民安全文化、家庭安全文化等等[7]。

1.2安全氛围定义

1980年,祖哈在对以色列制造业的安全调查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安全氛围理念并将之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8];在随后的探索过程中,各国专家对安全氛围的定义大多数与此相似。

专家们对不同行业内的安全氛围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氛围尽管与安全文化存在近似点,但是在具体定义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即安全氛围是一心理表象,常与企业内部的工作环境和安全状态问题紧密相关,表现为个人和组织在特定时间内对安全状态的认知,也是安全文化的短暂“快照”,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化性。

基于上述观点,安全氛围可以定义为:

一种能够测评安全文化即时状态的、反映企业组织内不同个体安全认知的工具;相对于组织当前环境和状态而言,安全氛围是对特定地点、特点时间内的具体状态的认知,并随着环境和状态的变化而变化[9]。

1.3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定义与研究范围比较

通过上述定义可知,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具有相似性:

首先是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个体和组织的社会属性,强调认知、意识、信仰等对安全文化和氛围建设的重要性,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具有典型的交叉学科特点;其次,二者关注不同层次的管理与实施活动,针对行业组织结构和功能特点,认为安全状态可以通过管理予以纠正和改进,因此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学的组织文化和氛围定义,具备管理科学的内容,又相对突出安全学科特色。

二者的区别在于安全文化对工作和企业组织而言包含潜在的安全信仰、安全价值观和安全态度等特性;而安全氛围则更接近于企业生产运行状态,具备对工作环境、生产实施、组织政策和管理的认知特点。

然而,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从八十年代后期的组织心理学和早期的行为科学角度来看,是处于不同的运行层面和研究理论;由于二者具有相似的组成元素,安全氛围反映了工作班组和企业的潜在文化,是安全文化在实际中的运用;而安全文化则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安全氛围而言,处于更高的研究层次;即安全文化研究和运用范围集中于宏观层面,对企业组织的社会、激励、传承、再学习等功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属于理论研究;安全氛围研究和运用范围则主要针对企业的微观运行层次,反映企业组织的管理、员工风险认知、班组参与、内部培训与安全知识等即时安全活动状态,属于经验和理论技术应用。

2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理论起源与发展随着管理科学的组织文化和氛围的理论演化而不断完善,并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尽管二者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具有相似性,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

安全文化更多地反映了组织和员工的安全特性,而安全氛围则反映了企业即时的安全状态,并较好地体现了受评个体的当时心情;安全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体稳定的、潜在的安全信仰和个性,而氛围则相对受心情、环境等因素干扰,具有一定的波动;此外,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作为组织的一部分,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并在理论发展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必须从整体出发去研究他们。

2.1组织文化与安全文化理论关联

文化理念首先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和行为心理学,并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演化成为组织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分支。

1979年,Pettigrew在《管理科学季刊》所发表的“组织文化研究(Onstudyingorganizationalcul2tures)”一文中率先提出组织文化观念;随后,Pondy、Mitroff等在《组织行为研究(ResearchinOr2ganizationalBehavior)》杂志上的文献“跨越组织的开放系统模式(Beyondopensystemmodelsoforgani2zation)”中认为组织开放系统模式属于控制系统的思维,其核心在于追求单一同质的组织环境,无法对高复杂与高变异的环境做出反应,因而难以探索组织的动态内涵,为了跨越组织开放系统模式,进入组织动态研究场域,必须开创崭新的文化模式研究语言,作为组织研究的切入点,该观点正式标志着文化模式(culturalmodel)的科学探索和研究在组织管理界孕育而生[10];随着众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特别是八十年代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文化进行研究,有关文化理论和实践效果得以丰富与充实,综合起来组织文化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人们进行相互作用时所被观察到的行为准则、群体规范(如霍桑实验中所揭示的工作群体的规范)、主导性价值观、体现的哲学及意识形态、游戏规则、组织氛围、牢固树立的技巧、思维习惯和语言心智模式、共享认知、一致性符号等。

组织文化研究的兴起,为安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2SAG)提出安全文化的概念以来,各国安全界借助于组织文化的理论对不同的行业内安全文化开展调查工作,采用问卷、咨询、观察等手段对企业的安全管理状态予以测评,有效地降低了事故发生率,提高和改进了传统的安全管理模式;各类研究文献不断地见于报道,并对安全文化的维度和测评指标等方面展开积极讨论。

在组织文化研究文献基础上,Rea2son(1998)认为安全文化由5大亚文化组成,知识文化、报告文化、公正文化、柔性文化与可学习文化[11]。

上述五大文化同Weick(1987)的高安全企业文化标准是一致的,即大多数安全文化的定义与内容都包括安全信仰、价值观念、态度等因素同时也包含取决于个人信仰、价值观和态度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安全或不安全),而企业安全信仰和安全状态也正是源于此;此外,文化也体现了社会标准,积极的社会标准有助于员工的习惯和行为的安全性,对于某一具体问题来说,识别和理解安全标准相对理解企业的安全文化而言,更是一种容易的管理方法。

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在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后,最终确定并在本国范围内,作为参考依据予以推广的安全文化测评工具文献中认为,影响安全文化的五大因素为:

领导力(健康安全预算、安全交流机会、健康安全培训、个人支持、专业能力),双向交流(纵向沟通、自我安全报告、横向交流),员工参与程度(责任、有效培训、专业建议、决策反馈),可学习文化(互动式学习、信息共享、氛围建设与自查),安全责任与态度(开放的安全文化、公正的事故处理、关心员工、自由反馈事件而不用担心惩罚、增强自信)等[12]。

2.2组织氛围与安全氛围理论关联

就组织氛围理论而言,其涵义主要针对内部环境的综合心理或认知程度,是员工对企业组织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管理状况、物质待遇、发展前景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和前途的反映,体现了职工对本组织形象的普遍性态度及相应的情感反应。

一般来说,组织氛围的测评维度常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即:

结构、责任、奖励、风险、关怀、支持、标准、认知、冲突、价值观念、承诺、满意程度等。

其中,管理监督、系统结构、风险等是最主要的测评指标。

安全氛围相关理论来源于组织氛围的理论基础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不同。

自1980年祖哈首次提出以来,无论是在理论定义、还是在内涵拓展或者是经验应用等方面,都已经取得广泛细致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Dedobbeleer和Beland(1991)、法国Niskanen(1994)和美国Hofmann、Stetzer(1996)在分别对建筑、道路和化工行业进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提出双维度模型,认为管理层的态度、关怀、安全价值、有效参与实施和员工的风险识别能力、安全信仰、需求等是构成企业安全氛围的主要影响因子,并把安全氛围认作为企业组织内的即时属性;英国的Donald、Canter(1994)和Cheyne等(1998)在对化工、制造业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三维度氛围测评模型,即人的认知(自我、工友、监管、经理、安全)、态度或行为(了解程度、满意程度、执行)、活动(积极、消极)是企业安全氛围构成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Williamson等(1997)在制造企业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动机、积极的安全实施、风险判断、宿命论以及员工自我事故上报构成了安全氛围的潜在5维度结构;英国Cox等(1998)在文献中认为管理活动、安全培训质量、个人安全活动、员工对企业组织安全承诺的评估是影响企业安全氛围的主要因素,认为安全氛围可以作为测评企业安全文化即时状态的工具,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员工和组织对企业在特定时刻特点地点的安全状态;英国Mearns和美国Thompson等分别于1998在对海洋石油开采和航空制造业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氛围的测评因素主要由交流、行为、风险识别能力、态度和管理支持力度等五大维度组成,而通过安全知识构成和安全决策的测评可以间接反映出企业的安全氛围状态,从而直接影响员工对安全管理制度的遵从和参与;相应的研究文献中就安全氛围提出的理论和经验应用模型较多,氛围影响因素类别从2演变到16维度,但是,常见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给予测评企业以安全“快照”并准确反映实际安全状况的氛围组成因素主要由以上几类构成。

因此,Coyleet(1995)和Williamson(1997)认为:

安全氛围能够描述企业安全状况,也是研究企业组织氛围的最好方法,安全氛围某中意义上代表的是企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组织文化的重要属性[1,9,11-12]。

2.3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理论比较

安全文化是企业组织内部所有层次员工的共同的、持久的价值观和对安全的重视态度,也体现为个人和群体对安全责任心、行为和安全交流等方面的关注程度,是安全价值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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