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光论文修改稿6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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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光论文修改稿63
目录
摘要
（2）
关键词
（2）
前言
（2）
一、曹操诗歌研究现状（3）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4）
三、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论（5）
四、批评实践（6）
1、曹操诗歌的创作背景（6）
2、“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
对乐府诗形式的继承与发扬（7）
3、流通中的“社会能量”：
“尚通脱”的社会风气（8）
小结（12）
致谢（13）
参考文献（13）
曹操诗歌新探
——以“新历史主义”为视角的解读
学生：
赵晨光
指导教师：
李建国教授
教学单位：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对曹操的诗歌文本进行新历史主义解读。
从新历史主义出发，笔者认为曹操是一位高明的商讨者，他善于把广泛“流通”于各类文本中的“社会能量”集中于其诗歌作品这种审美文体中。
比如，曹操继承与改造了自秦汉以来的乐府诗，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同时曹操又受到了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尚标新立异、通达脱俗、不拘小节的社会风尚影响，受此影响下创作出一种“尚通脱”的诗风：
即重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的抒发，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文化话语与文学体式，不虚伪，不做作。
关键词：
曹操诗歌新历史主义批评商讨者汉乐府诗“尚通脱”
EnglishAbstarct：
Inthispaper,anewhistoricismreadingcaocao'spoetrytext.Acordingtonewhistoricism,theauthorthinksthatcaocaoisabrillantnegotiator,heisgoodatthe"flow"widelyinallkindsof"socialenergy"inthetext,tofocusontheaestheticstyleofhispoetryworks,caocaoinheritedandtransformedthepoemssinceqinandhandynasties,thedevelopmenttonewheights;Caocaoandtheeraistheethos of"tongren"word,inthiscontexttocreatea"shangtongtuo"literarystyle:
namely,attachimportancetoexpresstheirinnerrealfeelings,notfalse,notartificial.
Keyword:
caocao'spoetrynewhistoricismnegotiatorhanpoemsadvocatingtongtuo
前言
曹操，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至今未能盖棺定论的人物，历来是中国的文史哲研究者永恒的兴趣。
众所周知，曹操不仅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匠心独具、别具一格的文学家。
于戎马倥偬之余，不废吟咏，在快意恩仇之余，不废文墨。
王沈《魏书》说他：
“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的诗风慷慨、古直悲凉，在形式上大胆创新、不落俗套，宋傲器之《诗评》：
“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毛泽东就很推崇曹操的诗，“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浪淘沙·北戴河》）由此可见曹操在艺术造诣成就之高。
然而，不论过去以文艺学角度论曹操，还是以史学角度，大多在历史观上有一个惯常的前提假设：
“历史话语是真实的再现，文学话语则以想象和虚构为基本特征。
”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
”【】视历史为解释文学的一个事实领域，将文学归属于历史之下。
这种观点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质疑。
譬如说，关于“吕伯奢一家被杀”一事，作为史志的记载却差异很大：
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未提曹操杀人的事，似乎是有意隐瞒，只写“曹操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但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的事，别人写到的却也不少。
从裴松之注《武帝纪》所引的材料看，就有三种。
王沈在《魏书》上说：
“曹操以董卓终必复败，逃还乡里。
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吕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曹操，取马及物，曹操手刃击杀数人。
”
郭颁在《世语》上说：
“曹操过吕伯奢。
吕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
曹操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
孙盛在《杂记》上说：
“曹操闻其食器声，以其图己，遂夜杀之。
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遂行。
”
上面三种记载，因立足点、各自的社会环境与笔法并不一样，对于同样一件事的记载却迥异。
看来，历史并不具有确定性。
“历史研究者永远只能构设历史，而不可能复原历史。
”【】
可是，因噎不可废食，矫枉不可过正。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介入虽然极大地冲击了占文坛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但形式主义批评却“拒绝从传纪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观察文学，而将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内在形式及其有机构成视为文学的本体……从而建构了一个自足的、超越的、永恒的、非历史的文学审美领域，”【】总认为“历史话语是真实的再现，文学话语则以想象和虚构为基本特征。
”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二元对立、这使得虽然在曹操诗歌领域引入了形式主义批评的方法，却也不免造成“就诗论诗”的窘境，忽略了曹操诗歌中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因而本文尝试性的引用了新历史主义的方法，通过其他的共时性文本，来对曹操诗歌进行社会的历史的考察。
一、曹操诗歌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文学家的曹操研究，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66年，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对于曹操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政治方面，如“曹操与农民革命关系问题”等。
不过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使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曹操的文学成就。
第二时期，在1966-1976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第三时期，自1977年至今，曹操文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得到复兴与繁荣，相关的学术论文与论著也是层出不穷，曹操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
自从曹操文学研究进入空前发展的新时期以来，至今已又有近四十年的时间。
这四十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果颇丰：
1.曹操的诗歌思想方面。
其代表作是徐公持先生的《曹操评传》（载于《中国古代名作家评传》，山东大学1984年版），其将曹操的诗歌内容分为两点：
一是诗中多有人生忧患的描写。
二是曹操后期诗歌存在游仙的内容。
作者据此厚前者而非后者，给予了定性的评价。
2.曹操诗文的艺术特色与风格方面。
清峻通脱、雅好慷慨是历代文学评论家对曹操诗歌的评价。
由于他的诗歌风格与建安诗风具有相似的清俊、通脱、壮大等的一面，因而研究者常常据此探讨曹操诗歌成就对后代诗歌创作尤其是建安诗风的建构与影响。
其代表作有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关于曹操的研究，始终受到史学界、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关注。
反之，对于曹操的史志研究与文本的研究，常常落脚点在于对于曹操的综合述评上。
对于曹操及其曹操形象的评价，始终是学界的兴趣所在。
从史学角度，结合政治学、社会学、文艺学观点，展开对曹操历史形象的全面评价的：
如王仲荦《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项罗《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张作耀《曹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近年来，又出现了很多中青年学者继续扩展了前人没有探索到的领域，诸如“曹操诗歌与四言诗的关系”、“曹操诗歌与汉乐府的关系”“曹操诗歌与《诗经》的关系”等等，不断由广度向深度拓展。
随着新的文论、新批评方法逐渐引入。
近年来，受到西方新的批评文论的影响，新批评的文本研究、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等逐渐被应用或尝试于中国古典文学上。
曹操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如金业焱《论曹操的焦虑心理及其文学创作》（广西师范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6月）就应用了焦虑的心理学分析来进行曹操文学批评研究。
本文就是在此趋势下尝试引入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来对曹操诗歌进行进一步的试探。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艺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理论的发展异彩纷呈、日新月异，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新兴学科或理论之间的嬗代，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同时，西方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也逐渐被引入或尝试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然而，对于西方的“时髦”理论并不能盲目的跟风与崇信。
叶嘉莹先生在谈到对西方理论的理解时曾说:
“我不赞成死板地套用西方理论,但是我认为,西方理论可以使我们多一个思考的角度,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这告诉我们，在实际具体文学批评操作中，应根据实际的需要，合理引入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王先霈先生也认为：
“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我国还处于引进阶段，接受和消化还需要时日。
在我国这样一个受到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影响且又有深厚人文传统的文坛上，新历史主义将具有潜在的发展前景。
”【】
然而，虽然前人对曹操诗歌的研究成果丰富、内容全面，但是尚未引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与方法进行过阐释。
因此，笔者尝试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为视角，尝试对曹操诗歌进行新的阐释，希冀从中得出新的结论，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
三、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论：
在具体阐述该论文的整体架构之前，有必要简要概述一下“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基本观念与操作方法。
当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诞生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过度发展的背景下。
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拒绝从历史学、社会学、传记学等角度观察文学，从而建构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非历史的文学审美领域。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解构主义的浪潮中，形式主义批评所建构的审美壁垒趋于瓦解。
当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新历史主义的先驱者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艺术绝非独自封闭在孤立的语言牢笼中自言自语。
新历史主义主张动态的而非一劳永逸地重绘、阐释文本与非文本之间的历史关系。
格氏进而认为，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不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基础上的流通（circulation）、对话（negotiation）与交流（communication）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与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不同，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历史研究的目的则是发现客观的历史规律。
然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这种观念存在诸多问题，恰如伊格尔顿所言：
“历史并不总是将历史事实纳入最完美的形式或将其安排为某种最具美学感性的模式。
”【】历史研究的对象、主体、媒介都是动态的、多元的、非透明的。
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影响，新历史主义接受了“历史话语”的概念，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而是一种语言的阐释。
总而言之，新历史主义批评发展过程中至少形成了以下的基本观念：
1.文本的历史性。
即文本属于特定的历史，它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惯例、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之中并受其制约。
文学文本作为作为一种社会产品，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
2.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而是一种语言的阐释。
所谓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事实与一个观念的结合”，因而历史研究者永远只能通过文本去构设历史，而不可能复原历史。
3.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互文性。
文学与历史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中，都属于话语系统，作为话语形式的文学和历史不存在等级关系，没有一种话语形式优于另一种话语形式。
反而，它们之间具有互文性，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
比如都存在着一定的虚构性，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隐喻、修辞的“诗性”特征，都可以通过某些方式相互转化。
因此，文学与历史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
4.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原创性”与“互文性”的结合。
作家不再是孤独的天才，而是一位高明的商讨者（negotiator），他们善于把广泛“流通”于各类文体中的“社会能量”集中于具体的审美艺术文体中。
不过，“社会能量”一词不能直接定义，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辨认。
其运作模式包括被称为“流通”（circulation），主要包括交换（exchange）和协商（negotiation）两种方式。
“流通中的‘社会能量’可以是‘权力、魅力、性兴奋、惊奇、欲望、焦虑、宗教的敬畏感’等等，可以看出，‘社会能量’大致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集体性的意识形态在各种媒介之间流通并进入可消费的艺术形式，保存在社会实践留下的踪迹之中。
”【】
以上是对新历史主义的形成背景、基本观点进行的概述，下面就谈谈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方法。
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文学反映历史”，新历史主义通过“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建立了文学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本的视角关注历史，从历史语境中理解文学，在“文本与语境的相互对话中实现文本性与历史性的交叉，在文字书写与社会情境、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
总而言之，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
批评就是创造一种阐释模式，用以充分说明文学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塑造的复杂关系。
其具体方法主要为：
“重建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就是要将文学“置于一个带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性的互文系统中去认识它”【】，了解它产生和形成的条件和方式，“其典型的操作程序是，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到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和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能提供怎样的新意。
”【】
四、批评实践：
1、曹操诗歌的创作背景：
由于史志记载详细，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曹操的基本生平。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出生官宦，父曹嵩原来姓名夏侯，由于成为了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后来改姓曹氏。
少年曹操机智过人，《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少机警，有权数”。
公元175年（21岁）曹操举孝廉，任洛阳部尉。
公元177年（23岁）任顿丘令，公元180年（26岁）升为议郎。
公元184年（30岁），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
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
公元189年（35岁）董卓入京后，逃亡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
公元192年（38岁），曹操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42岁）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奉天子以令诸侯”并迁都至许昌。
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它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
建安十三年（208年，54岁）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於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13年（59岁），曹操封为“魏公”。
公元215年（61岁），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
公元216年（62岁），再被晋爵“魏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戴天子冠冕，出入得称警跸，并作泮宫。
他名义上虽仍为汉臣，权倾朝野，实际上已具备皇帝的权力和威势，但终身未纂汉自立。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3月15日，享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
公元220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着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着作和《蒿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
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从曹操的政治生涯中我们首先是可以发现作者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四方，取得了无数政治功业。
但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的环境的剧烈动荡所造就的个案。
东汉末年的宦官、外戚交替专政，朝堂上朋党之争不断、及其带来的党锢之祸，州牧专权渐成尾大不掉，自黄巾起义以来的农民战争等等诸多的因素，造就了东汉末年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文人士大夫饱受乱离之苦。
动荡之剧，单从董卓之乱的只言片语的记载中就可见一斑：
是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
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
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
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
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
[]
正是由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以及儒学因自身发展导致的僵化，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开始遭到不断的怀疑与否定，思想上重归活跃，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开始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
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
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
儒家意识形态的破产，随之而来就是诗教乐教的破产，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
士大夫经过党锢，逐渐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忠君观念，不再总是忠于一朝。
比如荀攸，曾经是何进掌权时期的黄门侍郎，在董卓进京时曾因密谋刺杀董卓而入狱，后弃官回家。
曹操迎天子入许都之后，荀攸成为曹操的军师。
许攸、王粲、贾诩等等无不如此，“良禽择木而栖”已经成为东汉末年士大夫的共识。
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曹操接受了时代发展的现状，接受儒家意识形态解体、文人士大夫思想活跃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受到这种时代下的文化话语的塑造，在政治上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思想上提取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的合理内核，形成自己的实用理性的思想，在文学上继承发扬了乐府诗的传统，形成了“清峻通脱”、“慷慨悲凉”的文风。
2、“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
对乐府诗文体的继承与发扬
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这样阐释文学创作的过程：
“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
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那么，曹操作为商讨者又掌握了一种怎样的创作成规的呢？
这要从曹操诗歌的体式分析起。
曹操的诗，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诗，收录于《乐府诗集》的有二十一篇，曹操的“乐府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而乐府这种文学形式以及乐府这种机构，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前人常引《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说，认为乐府机构首创于汉武帝时期。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1976年，秦始皇陵出土了错金银青铜编钟一件，扭上刻小篆体“乐府”二字【】，明确无误地证明了早在秦朝即设置有“乐府”机构。
广州南越王墓又有铜铙一套八件出土，皆铭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字样【】。
这“文帝”当指南越王，不指汉王帝，“文帝九年”当是公元前129年。
由此可见，南越王在国中仿造汉廷制度、礼仪，还在武帝“定祀之礼”前，西汉朝廷当已立乐府。
但是乐府机构虽然不是武帝所创，但是从他之后，乐府颇为兴盛。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诸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礼乐志》）而到东汉明帝的时候，乐府被定为“四品乐”，经常在宫中演奏。
而据万盛楠先生在《廓清曹操少年时代的迷雾》中的考证，参考了《世说新语》与《后汉书》的记载，认为曹操大约在十五至十九岁在洛阳太学求学，为“诸生”【】。
加之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京官，曹操的祖父曹腾被桓帝封为“费亭侯”，因而青少年时期的曹操进入皇宫，受到乐府音乐的耳濡目染是很有可能的。
在文学史上，曹操对于乐府诗的改造和发扬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指出，“东汉著名文人班固、张衡、傅毅、蔡邕等，今存诗歌不少，诗体有楚辞体、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唯独无乐府，可知后汉文人一般不事乐府诗创作。
”【】因而“曹操出于自己的爱好，选择乐府为主要文学创作体裁，就有特殊的意义。
”
徐公持先生总结曹操诗对乐府诗的继承与改造的方法，分为四个大类：
“1、严格的‘依前曲，作新歌’。
亦即他实行填词式的创作。
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体，曹操新辞亦为四言句式；
2.新歌辞在章句格式方面与古辞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表明他对‘前曲’有所突破，作了部分改变。
如《蒿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全五言句式；
3.新歌辞与古辞句式全然不同，表明曹操所作不但歌辞是新的，而且曲调也有了大的改变，仅仅是借用旧题而已。
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体，曹操新辞则全为四言体；又如《薤露》，古辞为三、七句式，曹操新辞为全五言句式；
4.‘新歌’与‘前曲’毫无关系，连旧题都不错，曲、辞方面全系新创，如《度关山》、《对酒》。
”【】
从徐公持先生的分析，可见曹操对乐府诗的改造可谓是大刀阔斧，这说明曹操的乐府诗的功底应该是非常深厚的，曹操本人应该是精通格律的。
庆幸的是，这个推论和史志中记载是一致的：
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
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
……汉铸钟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亦为时贵人见知。
夔令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
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
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於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
【】
曹操能够批评两位音律专家的是非，这说明他自己起码有专家的水平。
事实上曹操不仅精通音乐，而且对音乐十分喜爱。
《宋书·乐志》记载：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
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
时有宋容华者，清澈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
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
相和，汉旧歌也。
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
曹操喜欢这种相和歌。
这是民间俗乐，最先是一人唱，三人和，也有用“丝竹更相和”，配上乐器，非常动听。
而曹操的《秋胡行》，就“属于乐府相和歌中的清调曲【】”，参看《秋胡行·其一》：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
牛顿不起，车堕谷间。
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
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
负揜被裘，似非恒人。
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
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
道深有可得。
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
沈吟不决，遂上升天。
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
正而不谲，辞赋依因。
经传所过，西来所传。
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
这首诗包罗万象，既有浓重的写实成分，也点名了诗歌的性质，还有游仙的成分。
首句“晨上散关山”，点明时间、地点。
“此道当何难”，慨叹山道的艰险。
接着便具体写山道的险峻难爬，“牛顿不起，车堕谷间”。
牛都累趴下了，车也翻到山谷里了。
诗人只好“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
“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乃当时心中写照，也同时证明《秋胡行》属于清乐。
清乐就是清唱。
为什么选择清乐呢？
因为“迷烦”。
第二节、第三节则写了“游仙”的情境，因篇幅有限，不再解释。
不过，从曹操喜爱相和歌的记载，到曹操自己亲手创作的清调曲，既证实了《宋书·乐志》的记载是可信的，也证明了曹操确有深厚的乐府功底，而且凭此大胆地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新句式、新题材、新内容的创制。
一如王沈《魏书》云：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
3、流通中的“社会能量”：
“尚通脱”的艺术风格
鲁迅先生曾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曹操的个人特点：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
”他据此分析，“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
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鲁迅并没有具体阐释是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以及这种社会风气与曹操诗歌创作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
“社会风气”在新历史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从属于“社会能量”，是意识形态上的范畴。
新历史主义认为，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原创性”与“互文性”的结合，是创作者们把广泛“流通”于各类文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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