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潜伏》更残酷的历史上真实的假自首谍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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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潜伏》更残酷的历史上真实的假自首谍战
比《潜伏》更残酷的历史上真实的“假自首”谍战
比《潜伏》更残酷的历史上真实的“假自首”谍战
1941年7月发生了中共地下组织被大面积破获的“南委事件”。
1941年7月刚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谢育才（当时化名李志新），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担任国民党中统江西特办处主任的徐锡根（当时叫冯琦）逮捕,关进马家州集中营。
当时由于谢坚不吐实还被关进单人黑笼,后来他发现徐锡根利用破获的中共江西省委的电台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的电台开通了联系,觉的大事不妙,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向党报警,他假意答应合作要求,徐也放一马,把他从集中营里提出来与其妻和出世才几个月孩子软禁在一处外面的房屋里。
他乘机与妻子逃跑,昼伏夜行,逃到南委报信,救了方方,而被他们夫妻丢下的孩子竟然也被徐锡根等中统特务养了起来,直至解放后。
解放初,谢育才在叶帅下面任广东军区副参谋长<正军职>,后担任汕头市长,此时在香港的徐锡根知道谢就是当年的李书记,就把女儿送还给谢夫妇,此事自然引起上面重视,对谢进行审查,谢承认事实,最后开除了他41年前的党籍,职务降级使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前几年由重庆等地公演的大型歌剧<红岩颂>对谢的行为进行了正面评价,并肯定。
南委，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
1940年，为了适应抗战初期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工委”或“南委”），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领导西南和华南各地党组织。
南方工委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等五人组成，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涂振农任宣传部长，郭潜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这五个人活到解放后的只有方方一人】，下辖江西、粤北、粤南省委和广西省工委、琼崖、潮梅、闽西、闽南、湘南五个特委，1942年2月成立的闽粤边委亦属南委领导。
南委成立后，设立了电台、交通站和联络站，建立了上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下与所辖区域党组织联系的相应的组织机构。
“南委事件”就是1941年7月到1943年7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西、粤北、广西省（工）委党组织遭国民党特务机构破坏的严重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1938年3月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由此，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展。
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党员质量和对党员缺乏教育的问题。
南方各省亦复如此。
江西省党组织在红军长征后受到了严重摧残，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
1938年8月，建立了中共江西省委。
经1939年3月省委改组和“平江惨案”，南委以郭潜、颜福华、骆奇勋、林风鸣、唐敬斋为江西省委委员，郭潜任书记。
1941年初，郭潜调离南委，书记由颜福华代理。
但在郭潜调离南委前，江西省一些党组织已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也很不健全。
而江西是国民党统治非常严密的地区，蒋经国亲任赣南专员，省主席熊式辉积极推行反共政策。
为了加强对江西省党组织的领导，南委决定，派原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前往江西任省委书记，领导江西工作。
谢育才，1926年入党，曾参加并领导海南万宁农民武装暴动，全家12口人被国民党杀害，长期在闽粤赣边坚持武装斗争。
1941年5月下旬，谢育才与妻子王勖受命前往江西，6月上旬到达江西吉安，在吉安郊区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暂住。
此时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
国民党中统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
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
中统特工说：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
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
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
1941年8月，国民党中统局江西调统室行动队主任冯琦（即徐锡根），到吉安会同江西调统室代理主任张启白和庄祖芳（中共叛徒），策划进一步破坏南委及其所属组织。
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
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
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
老铁拐原名萧三省，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
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
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
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
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
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
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
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
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41年7月谢育才到达山上的省委机关后，前任省委书记郭潜已离开。
看了郭写的三年工作总结，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介绍，感到情况非常严重，实际上江西省委领导下的四个特委，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与此前郭潜向南方局及南委报告的情况出入很大。
到达省委第四天，谢育才同南委通电，告知已平安到达，隔天，南委复电，要他立即到广东曲江某地联系。
谢育才遂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再前往曲江，随即与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起，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7月15日到达吉安后，当晚住在一家小旅馆。
晚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
谢育才听特务叫他“谢书记”不禁大吃一惊，此时谢化名李志新，职业是教员。
随后，特务说出了谢何时来江西，来江西干什么，先后住在哪里等情况，并能说出谢来往信件的内容。
谢育才明白，省委机关一定出了叛徒。
实际上李铁拐和吉安交通站负责人李盘森、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赣西南特委交通黄静玲等早已被捕叛变。
中统立即对谢育才、骆其鼎二人实施突击，骆其鼎当即叛变，出卖了在吉安待产的谢育才的妻子王勖及林鸣凤夫妇，并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
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山上的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
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
谢育才被捕后，特务藉谢育才之名给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写信，诈称谢病滞留吉安，要颜福华到吉安商讨工作，以诱捕颜。
颜带几名武装跟随交通到吉安后，随即被捕，颜福华叛变。
紧接着，江西省委成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等叛变，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自首了，省委和电台为中统特务机关所控制。
从1941年7月到1942年5、6月间，江西省委所属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44个县委，及以下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支部都遭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制“管训”，江西省委被彻底破坏。
如此严重的情况，南委却大半年时间内无法获悉消息。
破获江西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中统江西特务头子徐锡根（冯琦）原来是中共6大政治局候补常委,庄祖方是团中央交通.他们收拾中共组织的手段是很高明的，可以说是攻心为上，斩草除根，彻底铲除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红军留在江西的人脉资源，直到49年共产党也没有能恢复江西的组织。
对于南委的情况、联络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最清楚。
中统加紧对谢育才的审讯和诱降。
庄祖芳等特务头目轮番亲自上阵，或封官许愿，或严刑拷打，但都遭到失败。
随后，他们又把谢育才夫妇和他们尚未满月的孩子关押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时而将他与妻儿同关一室，时而又分开隔离，企图以儿女之情软化谢育才，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1942年2月，特务机关又让叛徒颜富华到集中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
谢育才见到颜富华后，意识到江西省委已被彻底破坏；他从难友传来的字条中得知,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全家连老人、小孩都被关进集中营,断定敌特企图封锁江西党被破坏的消息不让传向广东；又从特务的审讯和叛徒的劝降中得知,省委电台已被敌特控制用以联系“南委”,从而分析中统有可能采取破坏“南委”的大行动。
“南委”处于危急中!
必须向“南委”报警!
可是自己戴着脚镣手铐,关着重禁闭,如何逃出?
只有假装“自首”,寻机越狱向党报警。
然而如果敌特仍不放离集中营,那就弄巧成拙,变成真“失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如此思想斗争一月有余,谢育才决心牺牲个人名节,设法保护“南委”组织。
他给难友写下明志诗:
“为国捐躯心不忧,惟愿正气永长留。
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当敌特通牒式地逼降时,谢育才坚持先出集中营再签字。
最后敌特当面对谢育才妻子动刑【他的妻子与八路军著名摄影家沙飞的妻子是亲姐妹】,并答应签字即可出狱。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定牺牲个人名节，争取出狱向“南委”报警，遂填写了“自首书”表示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
冯琦、庄祖芳为了进一步争取谢育才，42年2月9日将谢育才夫妇放出了集中营，软禁在吉安的大特务庄祖芳的寓所。
在此期间，对谢育才继续软硬兼施，企图掌握“南委”联系地址、方方的情况、“南委”电台密码等情报，但都被谢育才虚与委蛇，应付了过去，寻找时机向外传递消息。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
“1942年2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
‘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它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
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
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
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
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
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
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韶关北路某纸号与“二叔”（即郭潜）见面。
随即，郭潜离开“南委”前往曲江。
江西统调室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策划诱捕郭潜。
由于“南委”在给谢育才的明文隐语信中讲到要谢到“全福处”，特务对谢进行审讯，问其“全福处”是人名或是地名？
谢育才回答到：
是地名。
实际上，“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并负责南委电台安全保卫工作。
谢育才意识到，“南委”已危在旦夕，需尽快越狱逃走，向“南委”报警。
4月29日深夜，住在后面平房里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没有回来，而前面房子里的两个特务，又到邻居处聊天，迟迟未归.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奔向田野。
临走前，他留下一首诗曰：
“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
另写一条给庄祖芳之母道：
“庄老太太，孩子没有罪，望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便下令秘密追捕。
谢育才夫妇昼伏夜行，风餐露宿。
为了不至引人注意，谢育才用偷偷带出来的剪子，将王勖头发剪短，换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装。
谢育才有丰富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游击战经验，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晚上，到天黑尽了才敢出来，急匆匆赶路。
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都搜走了。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
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说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干脆放了他们。
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激情满怀，早日到达南委的胜利在望！
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作路费。
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都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钻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
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受影响，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封信：
“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
”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二十四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中共饶和埔县委所在地，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刘永生夫妻当时以“长工”身份住在南委机关附近的村子里以开荒种地为生】。
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越狱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
并报告了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方方于5月26日得到谢育才传来的报告后，立即电告重庆南方局和粤北省委，并召开会议，作出应变决定，指挥紧急撤退在大埔的南委机关和党员干部，并火速发报给已到广东临时省会韶关的郭潜立即撤退转移。
中统见谢育才脱逃，已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打入南委、南方局，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但郭潜收到南委警示电后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在韶关的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5月30日，在乐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县级干部40多人在韶关被捕；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
可是，南委电台刚刚发生因摇机员叛变出卖遭到破坏，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当年农历五月的一天，郭潜与十多名中统特务闯到大埔的南委机关驻地抓人，由于机关干部已经分散撤退、方方已经撤退到重庆八办，仅抓走了十几名外围工勤人员。
7月7日，郭潜带领中统特务到桂林，与广西调统室一道，先后抓捕中共广西工委领导、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广西省工委及所属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谢育才越狱归来后不久陆续发生的南委电台被袭事件、南委在韶关曲江的人员被一网打尽事件，令方方怀疑谢育才夫妇。
方方撤退前将谢育才转移监护准备审查。
由于“南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对谢育才的“自首”问题无法审查,由组织安排到沦陷区度过了两年半贫困而寂寥的隐蔽生活。
1944年冬才安排去协助组织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不久发展为韩江纵队）,并任军事顾问。
后中共南方局安排谢育才暂时代理韩江纵队参谋长。
1945年12月谢育才和王勖又调到东江纵队，1946年6月随东江纵队北上烟台解放区，然后到中共华东局党校学习，继续接受历史审查，历时一年。
由于江西系“蒋管区”,谢育才“舍已救党”问题无法调查核实,校党委做出审查结论:
“不管谢育才同志思想动机如何,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
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党龄处理:
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2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1948年谢育才学习结束后分配到中原局工作。
当时主持中原局（解放后的中南局）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邓子恢在闽西时对谢育才极为了解。
中原局复查结论认为“谢育才同志在政治上是信得过的,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对党龄处理,暂从1945年2月算起,至于以前的党龄,俟在江西被捕狱中情况查清楚后,再作处理。
”审查结束后即任命谢育才为河南军区许昌军分区司令员,后又兼郑（州）洛（阳）警备区司令员。
1949年谢育才随军南下,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后勤、支前工作。
随后50年6月任汕头市市长、市委委员。
此时经广州市公安局策反后安排“逃至”香港的原中统江西特务头子庄祖方,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因此被开除党籍,逮捕收监（“两陈事件”后来被平反）。
谢育才因庄祖方送还所收养他越狱时丢下的儿子,受到牵连;加上组织上又从“江西省青年留训所”档案中发现谢育才离所时签了“死结”、“密结”,而他在华东党校审查时又没交代,因而被武装“监护”到广州严厉审查,被认定为是“有意长期隐瞒严重的历史关节问题”,再次被开除党籍。
谢育才如遭五雷轰顶,并一度思想抵触:
“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在“死结”、“密结”上签字,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必办的手续,交代“自首”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并非有意隐瞒,而是忽略了枝节问题。
失去了党的生活,就是失去政治生命,谢育才感到钻心的苦痛,经常彻夜难眠。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老战士,在华南垦殖局处长的岗位上,谢育才仍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1957年4月,广东省委决定“同意谢育才重新入党”。
十年浩劫,背负“历史问题”包袱的谢育才,固然免不了受迫害的命运:
批斗,监督劳动,写“认罪书”。
1976年更被定为“叛徒”,第三次开除党籍。
古稀之年,多病之躯,长期患冠心病、高血压症、胆襄结石症得不到必要的医治,加之投诉无门,谢育才于1977年3月15日含冤而逝。
然而他始终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澄清他的历史问题,临终前一再叮嘱家属,一定要代他表明心迹,以求党的理解,澄清是非,彻底恢复他的党籍党龄。
历史是公正的。
1979年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为他“撤销动乱中定为叛徒、开除党籍的处分”;1988年中纪委撤销1951年华南分局纪委对他开除党籍的决定。
199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纪委受理了刘田夫等老同志及王勖关于谢育才同志历史问题的申诉，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关于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党籍党龄的通知》，内容是：
“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
”历史证明了谢育才对党的忠贞和赤诚！
廖承志失踪（实际上被中统密捕），被关押在江西省青年留训所（马家州集中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44年病死在这个集中营.马家州集中营设在山沟里,是中统秘密监狱,所有人员都是秘密抓的,工作也是秘密,当时外面没有人知道他们关在马家州集中营.后来中统开始释放自首共产党员,有出来的人把情况传到重庆廖母那里,廖母找蒋,此时,张文彬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立即向国民党方面交涉。
周、董写信给国民党立法院长、与廖家有世交的孙中山之子孙科，希望他营救。
何香凝也发电给孙科。
孙知道蒋介石对廖承志的态度，只转信给蒋，不表示自己的态度；同时又将何的电报转与中统关系较好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
吴铁城也不愿过问此事。
这样，廖承志就被关押在江西直到1946年1月。
中央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的电报指示（1945年8月9日）
林平、陈平英并转林美南、朱蔓平、魏金水、李碧山各同志：
（一）国民党正在企图利用盟军登陆之机，准备大规模内战，现时许多地区已打响，但因国内外条件及我党坚持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扩大解放区，发展自己力量；另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主运动，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人民武装自卫斗争，故内战出现尚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断续出现的。
……
（二）闽粤赣边既是将来内战顽我必争的战略据点，故现在必须加强一切必要准备。
……
（三）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故每组应有能灵活执行政策、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者，用各种方法（主要是荫蔽的）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
……
（四）农民组织，除在国民党统治薄弱可作为我据点的地方应一般的组织农救会外，大乡村则一般的应（应）采取各种农村旧有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以保长远。
……
（五）已暴露干部，应尽量参加武工队，避免损失。
……罗林最好仍安插在潮澄饶以便将来开展与闽南的联系。
……
（六）你们电台既已恢复，望速设法与东江叫通，不要经常使用，每周只通一次报，以保安全。
在通电后望你们考虑是否可以恢复闽粤赣边的集体领导机关（暂时不超过五人委员会），有无适（当）地点可以集中和联系，均盼经东江电告我们。
（七）谢育才应在独立工作中作长期考察，不应使之和林美南一起。
方方有一电致谢，有便转去。
中央 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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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山：
抗战时期梅州党和武装的领导者
李碧山：
抗战时期梅州党和武装的领导者
李碧山是抗日战争时期梅州党和武装的领导者，他从1937年2月到1946年7月，在兴梅地区工作了十个年头，恢复和发展了兴梅地区党组织，领导兴梅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和各种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碧山是越南人，原名裴公光，1912年6月10日出生于越南南方隆安省芹德市隆和乡（今胡志明市）。
儿时生活在越南西贡堤岸市，因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他年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解放思想。
在一位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华侨的启蒙下，1925年13岁便开始参加了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1927年加入越南革命同志会，并于1930年1月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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