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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大学之道

　　文中的“大学”与今日约定俗成的“大学”词义相去甚远。

古代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和礼仪知识;十五岁入“大学”,也称“太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大学”既是博学,也是修身的道德学、入世的伦理学、安邦的政治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应该是对官员和准备为官的人所讲的修身治国的学问。

考虑到中国古代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官吏,也可以说《大学》是对那个时代的学生们说的,对教育说的。

　　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

　　此谓三纲,即三项基本原则:

弘扬光明的品德,使人弃旧图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而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南怀瑾先生的直译是:

“大学的道,首先在明白明德的修养,然后才能深入民间做亲民的工作,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

”南怀瑾先生认为朱熹将“亲民”改为“新民”,属“昧改”[1]。

　　也有的论者解为:

“人生来本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完美尽善的境界。

”[2]

　　这里的“道”,指事物发展变化的本原、规律、原则,是入世之道,与老子无为而治的出世之“道”不同。

这里的“德”,指圣贤的美好行为或高尚品德。

简而言之,“道”指的是体,“德”指的是用。

　　朱熹解释说,“明德”的内涵是人本来所具有的、先验的、理解事物的心理状态。

由于被个人气质或人的欲望所迷惑,“明德”被掩盖了,没有显现出来,发挥其作用,“明明德”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找回自我,让人本善良的秉性发扬光大。

　　“新”即除旧布新,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

新民,即“鼓之舞之,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即鼓舞民之志气,振奋民之精神。

　　“至善”,指一种理想的道德目标,至高的道德境界。

朱熹注解说: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至善”是“明明德”和“新民”二纲的目标和结果,“明明德”是内修,个人的修炼,内心世界的养成;“新民”是外功,“明德”的外化。

其实,至善永无止境,人类对善的追求与对真和美的追求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对理想境界、社会良知不断地接近,又不断地超越的过程。

　　儒家的大学之道,特别重视道德教育。

孔子认为,教育目标在于养成仁德的君子,或修养全面的“圣人”。

孟子认为,教育目标在“尽性”或发展本性。

从孔子开始,中国的教育包含了越来越多的道德意义,以至宋明理学将其推到了极端,王守仁归结的“存天理,灭人欲”,走多了一步,真理便掉进了谬误的陷阱。

当然,儒家道德的价值多半体现在穷经皓首的八古文中,或者属于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统治者很少亲历亲为过。

　　西方的道德观念认为,“适合于人的道德应当建立在人性上”（霍尔巴赫）,“人类的道德应该以使人获得快乐的多少作为善恶的标准,即以人的行为使人获得快乐和幸福的功效作为道德准则”（JeremyBentham）。

而杜威则认为,凡对我有用的就是善,就是真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是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一切教育如能发展对于社会生活作有效的参与的能力,都是道德教育;应该把道德行为变为人们所情愿向往的活动。

　　伦理学经历了两次历史大变革,即从神学到人学,从人性论的道德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恩格斯认为,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不认为“明德”生而有之,高尚的道德源于个体成功地社会化,社会自始至终在影响和造就一个人的道德,社会而不是大学是个人高尚道德养成的最终决定力量。

但是,大学仍然是道德教育的最重要机构,道德教育也应该是大学教育的最重要内容。

道德教育的重点是行,道德评价标准要与时俱进。

　　“善”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不少学者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求善,最终目的就是至善。

这个“善”的概念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补充了现代内容,将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统统融进了“善”的内涵。

这个泛化的“善”中也包含着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的恶,社会道德规范中基本的、稳定的、普遍适用的部分已变成强制性的法律条文,这其中包含着惩戒、鞭挞、刑罚。

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没有恶的现象,就无所谓善的追求。

不抑恶就不能扬善。

我们的教育既不需要伪善,也不需要农夫对蛇的“愚善”。

恩格斯曾经说过,暴力成了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助产婆。

　　通过明明德和新民走向至善,那么“善”是什么?

曾参没有说,南怀瑾先生解释了“天”、“道”、“德”,偏偏就没有解释“善”。

佛教倒是给了一个解释,“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

2000多年来的中国伦理学,其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实在太大。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第一种是“自然境界”,处于这个境界中的人,只理解他所处的自然状态、生活及其特点。

第二种境界就是“功利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生活是为了自己的功利,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

第三种境界是“道德境界”,处于这种境界的人能够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会与人和谐相处,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境界。

第四个境界是最高境界,就是“天地境界”,处于这个境界中的人,能透彻理解人生,理解社会,理解自然,理解宇宙。

达到了这个境界,是否就达到了“至善”呢?

　　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安,安而后虑,虑而后能得。

”

　　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认为,“七证”是中国原创的儒家心传,是修养的功夫,也是佛家禅定的方法。

知、止、定、静、安、虑、得,对后世影响深远。

　　“知”有三种含义,知识,智慧,知晓。

朱熹的观点是“穷理以致其知”,“止”的意思还是停,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停。

先“知”后“止”,“止”了才能“定”,“定”而后能“静”,宁静才能致远。

“静”而后能“安”,心“安”才能深思熟“虑”,深思熟“虑”就可以悟“道”,悟到了“大学之道”,也就有所“得”了。

“知”和“止”是“虑”的前提,“定”、“静”、“安”是“虑”的心理环境,“得”是“虑”的结果。

“七证”的核心是正确地“虑”,“七证”的目标是“得”,达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精思即“虑”,周密的思虑,需要有足够的知识,需要为心找到一个淡定、宁静、安详的去处,让心灵有空间和时间“内视”和精思。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告子下》）。

无论是修养还是做学问,按照这样的次序,就能有所收获。

要想“明明德”吗?

要想“新民”吗?

按照“七证”的层次,上下求索,终能拂去心灵的尘埃,让与生俱来的“明德”重放异彩。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七证”的意义还在于,指出了知和思的关系。

无知者不能思,知识不足够,思虑就不周详。

知晓不等于知“道”,不一定能精思,还要创造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心理状态。

没有浮躁,没有嘈杂,没有焦灼,心静才能悟“道”,心安才能理“得”。

　　对做学问的过程,孔汲（公元前483～410年）的表达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大学》的“七证”相比,没有涉及修养过程的心理环境,却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经过学问思辨,还不能说有所“得”,还必须脚踏实地“行”。

其实,修身养性的效果只有通过“行”才能被检验和巩固。

“虑”而不行,所“虑”不知是对是错,所“得”不知是正是误。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七证”还只完成了一半,知难,思难,行更难。

坐着修养,终需起来行,这样的修养才有价值。

今日的教育,更需要的是入世的修养,而不是出世的躲避。

《大学》将这一半放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

　　三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八目,即八个方法步骤,实现三纲的八个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就是认识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朱熹解释说:

“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

致知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

”“致,推极也。

知,犹识也。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致知”也就是深刻地研究探讨事物的道理达到穷尽的地步。

　　“诚意”,《大学》解释为:

“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欲诚其意,先致其知。

”照此解释,“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就是“慎独”。

　　《大学》对“正心”有解释: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也就是说,“正心”就是一心一意,专心致志,没有私欲,没有不健康的情绪。

　　“修身”是指心中常存社会的伦理规范。

修身是治人的前提,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

从天子到庶人,都该以修身为本。

　　“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南怀瑾先生认为“齐家”的“家”是家族的家,不是现代小家庭的家。

曾参的解释是,“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故治国在齐其家。

”

　　“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寒窗苦读,终生修身,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文中的“国”并非现代国家之“国”,而是各诸侯割地的分封“国”;文中的“天下”也并非现在的全世界,而是方圆九州的中国,神州大地即“天下”。

用今天的话直译,“治国平天下”就是治理好管辖的地方,保护好中国的太平。

　　为了实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大基本目标,《大学》给后人指出了基本的实践过程。

　　其一,“格物致知”,就是要深刻地探究,透彻地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也就是认识和把握自然的世界、社会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

　　其二,“诚意正心”,认识了规律,不等于能正确地运用规律指导现实,一个专心致志的心境,一个平正的心态很重要,私欲、忿愤、恐惧、忧患、好乐、浮躁、自欺欺人等都可能让心意不诚不正。

　　其三,“修身齐家”,在儒家学说中,“家”、“国”、“天下”紧密相连,“国”是君侯的“家”,“天下”是帝王的“家”。

治国和治家的道理相通,治家和修身为一体两面。

身不正则家不齐,一个连家都治不好的人,焉然治国。

“治国”须以“齐家”为基础,齐家须以治国为目标。

　　其四,“治国平天下”,国泰民安,民富国强,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共同理想,作为目标的“三纲”,也是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规范。

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从“治国平天下”到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的教育一直将国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可能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重要因素。

　　“三纲”遵循的是一个由内到外再到最终目标的顺序。

按照梅贻琦的观点,“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也就是动词“明”的内容。

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七证”,说明的则是正心修身做学问的方法。

[3]梅贻琦先生认为,今日大学教育,始终未能超越明明德与新民的范围,只是认识还不够深刻,实践的力度还不够。

大学的学术传授,属格物、致知,即明明德的一部分。

课外学习生活,属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一部分。

各种社会活动及毕业后对社会的贡献,是大学教育的新民之效。

　　四

　　《大学》以精练而深刻的语言揭示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涵,揭示了教育与修身的一般过程、目标和做法,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和政治意义。

从三纲、七证、八目,我们能否悟出什么是大学之道?

或者说,教育是什么?

教育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需要教育解决人的什么问题?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教育?

无论是目的还是方法,《大学》至少为我们解答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来自传统文化的启迪,一条历史的线索。

　　今天,许多大学不得不以直接可见的经济效益来证明其价值;以知识或技能为本的课程设计理念,其目的过度功利化,知识过度专业化;能找到薪水高的职业已经成为课程体系设计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兴趣而读书的现象越来越少,为修身养性而读书则远远不够;教育者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受教育者又过分看重个人本位。

在培养健全的人格和使学生有一技之长的选择中,我们常常有失偏颇;我们往往将关于德育观念的知识教导混同于道德习惯的养成,将灌输有关道德的知识和信息当作德育的主体和全部,忽略了道德价值判断能力、道德行为调控能力、道德的“动机”和“品格”养成;忽视了“正心”,忽视了“慎独”,忽视了“修身”,忽视了“齐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回到传统文化,回到历史经验中去吸取营养,《大学》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东西方的教育理念有不少相似之处,古希腊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教养的人”、“高贵的人”;欧洲中世纪大学要用人文主义教育培养“全能的人”;杜威认可“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及科学教育相隔离”。

但西方关于“教养”、“高贵”和“全能”的定义,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与儒家学说差别很大,最显著的差别表现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理解、对科学的认识。

尽管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从学习欧美而发端,但是至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缺失。

民族文化,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比较、融合中删除、补充、成长。

大学应该有足够的胸襟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有足够的底气捍卫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宽阔的舞台展现思想的独立性、艺术的完美性、学术的创造性。

　　没有好的教育就没有好的社会。

但是“好的教育”是一个随历史的进步而发展的概念。

今天的教育已经和《大学》形成时代的教育有很多的不同。

特别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已远不只是官吏和社会精英,满足多种多样的大众需求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教学内容上,科学和技术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发展科学、发展生产力等经济和职业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什么,学什么;教学方法上,随着心理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对个人道德的形成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四个基本过程,并不完全吻合“七证”、“八目”的程序。

随着社会生活的全面丰富,社会交流的日益广泛,影响和改变道德观念的因素增多,德育已经成为遍及全社会且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活动。

就具体人的教育过程而言,大学德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

“明明德”的概念需要与时俱进。

　　人是教育的起点和目的,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明明德”、“新民”、“至善”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它的实现必定要受到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个人的“至善”与社会的“至善”相辅相成。

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有和谐、充分、自由三个纬度。

和谐指的是三个世界即自然的世界、社会的世界、心灵的世界的和谐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与社会需要的和谐发展,个体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发展,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等等;充分指的是人的各种需要和整体素质的全面丰富,人的天赋和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自由指的是发展过程中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个体的特殊性尽可能地展现。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与人性、人格相关的状态,也是一个由遗传、环境、教育、自主努力四个力量合成推动,在和谐、充分、自由三个纬度上渐进提高的过程。

“明德”是和谐所必需,“至善”与充分有交集,自由则是儒家学说所缺。

今天的大学之道,应该植根于传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片面发展的个人,而是自由个性代替全面发展的个人”[5]。

人的主体价值的最高标志就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就大学而言,自由、民主、科学、技术、公正、效率;就受教育者而言,伦理道德、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历史眼光、良知美感、人格素养、工作与生活的创造能力等等,都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不管价值取向如何多元化,培养目标如何多样化,“明明德”、“新民”、“至善”仍然是大学教育的基本要素。

　　无论如何,高等教育应该是推进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应该为现实的社会校正病态和畸形。

重读《大学》,在继承的基础上给“三纲”、“七证”、“八目”以新的内涵,给“止于至善”补充现代意义,给“大学之道”注入外来优秀文化的新鲜活力,对于医治现时的大学病是有积极意义的。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常自认为是福薄的人，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都合情合理，有这样平常心态，将会战胜很多困难。

2、君子之交淡如水，要有好脾气和仁义广结好缘，多结识良友，那是积蓄无形资产。

很多成功就是来源于无形资产。

3、一棵大树经过一场雨之后倒了下来，原来是根基短浅。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打好基础，才能坚固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