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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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FDI的现状
总的说来,当前我国外商投资的情况可用“数量增多、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结构优化”16个字加以概括。
日本贸易振兴会出版的《2003年度贸易投资白皮书》显示:
2002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最为活跃，世界对华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对美投资额而跃居世界首位，并连续两年达到历史最高记录。
而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1-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去年增长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
2004年今年1-2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25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1.74%；合同外资金额191.36亿美元，同比增长34.5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28%。
截止到2004年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71302个，合同外资金额9622.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97.89亿美元。
下面是近几年中国吸收FDI占全球份额的数据。
全球直接投资一览表（单位：
亿美元）
1989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全球投资总额
2000
4000
6440
8650
13000
7350
5340
中国吸收
外资
34
453
455．8
400
410
468
527
比重
1．7%
11．3%
7．1%
4．6%
3．2%
6．4%
9．8%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专家分析，我国正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并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国际投资者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我国社会稳定带来的安全效应，奥运、世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难逢商机，加之我国持续的低劳动力成本，特别是极具潜力的市场，对投资者依然具有很大的的吸引力。
由此预计，近几年我国吸收外资有望再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将在吸收FDI的全球竞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二，FDI的经济意义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国内，这将对经济增长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FDI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因此，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外资的流入可以增加用于投资的总体财政资源，缓解潜在的发展瓶颈。
最新的研究表明，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FDI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FDI是发展中国家人文资本聚集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在发展中国家。
一般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员工素质较差，缺乏现代管理经验和营销技能。
因此FDI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转移到国内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2、通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FDI能够刺激国内部门的增长，这种产业联系，既包括前向联系，如为当地企业提供中间投入；也包括后向联系，如从当地购买投入品；很明显，FDI所产生的这种诱导性要素需求，将对国内部门产生多方面的需求。
因此，对国内投资，产出和就业增长产生乘数和加速作用。
而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外商投资的逐年增加，其生产所需的材料、零部件、辅助材料等中间品，也为我国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而国内企业也具备了满足外资企业对这些中间品需求的能力。
3、FDI的增长直接拉动了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跨国投资和跨国并购迅猛增长，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其产品。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出口导向型的FDI的不断增加肯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接近国际市场，增加本国出口。
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中，出口的扩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这种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商投资来推动的。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约在80%以上。
《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其中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目前占中国产业增加值总量的23％、税收的18％和总出口额的48％，这表明FDI继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FDI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中，仅就经济增长而言，现在用更具体的数据来量化地说明。
从大的方面说，近20年中国GDP增长的速度与FDI流入的规模相吻合，GDP的增长与FDI的增长是成正比的。
仅就2002年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的同时，直接利用外资（FDI）达527.0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从具体方面说，FDI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此，下面用详细的数字来分析一下近10多年来在几项重要指标上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平均超过12%，见下表：
（单位：
亿美元）
年度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占固定投资比重（%）
1992
1465．22
110．08
7．51
1993
2268．71
275．15
12．13
1994
1977．34
337．67
17．08
1995
2397．23
375．21
15．21
1996
2763．22
417．26
15．10
1997
3059．97
452．57
14．79
1998
3437．29
454．62
13．23
1999
3608．00
403．18
11．17
2000
3944．26
407．15
10．32
2001
4458．11
468．46
10．51
2002
5269．00
527．00
10．00
数字来源: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国外资统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平均比重近18%，1999年以后超过20%，2001年已逼近30%，见下表：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年度
全国工业总产值
FDI企业工业产值
所占比重（%）
1992
29149．26
2065．59
7．09
1993
40513．68
3704．35
9．15
1994
76867．25
8649．39
11．26
1995
91963．28
13154．16
14．31
1996
99595．55
15077．53
15．14
1997
56149．70
10427．00
18．57
1998
58195．23
14162．00
25．00
1999
63775．24
17696．00
27．75
2000
73964．94
23145．59
22．51
2001
94751．78
26515．66
28．05
数字来源: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国外资统计》
第三，FDI带来涉外税收在全国工商税收总额中的平均比重在12%以上，1999年以后超过15%，2001年接近20%，见下表：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年度
全国工商税收总额
涉外税收总额
所占比例（%）
1992
2876．10
122．26
4．25
1993
3970．52
226．56
5．71
1994
4728．74
402．64
8．51
1995
5515．51
604．46
10．96
1996
6436．02
764．06
11．87
1997
7548．00
993．00
13．16
1998
8551．74
1230．00
14．38
1999
10311．89
1648．86
15．99
2000
12665．00
2217．00
17．50
2001
15165．00
2883．00
19．01
数字来源: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国外资统计》
上面表格中那些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FDI对中国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些比例数字的背后还有对就业、进出口贸易、繁荣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贡献。
所以，FDI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牵引力，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载体。
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特别强调：
“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逐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
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
三，FDI在中国的区域分布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由于FDI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
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
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高储蓄率等因素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FDI不仅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并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我国区域对外开放的梯度推进,FDI也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北上”和“西进”。
但是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上还是呈现两条明显的主线特征:
其一是,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吸收FDI的严重不平衡;其二是,出现FDI从东南部沿海向北转移的趋势。
（1）就第一个特征而言，我们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利用FDI的现状：
1．西部地区外资利用度偏低。
衡量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有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外资利用度。
外资利用度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显示，2000年外资利用度，全国平均水平为3.75％，而西部地区仅为0.92％，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4.56％。
其中，除广西、重庆、陕西和四川外，其他西部省区的外资利用度都在0.63％以下，距全国平均水平的距离更大。
2．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差距。
这种差距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规模数量差异。
资料显示，我国利用外资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长期以来90％以上的FDI集中在沿海地区。
2000年，仅广东一个省实际利用FDI就占了全国总量的27.71％，江苏这一数字为15.78％，福建为8.43％，上海为7.76％，四省（市）之和占全国FDI总额的59.68％。
从人均实际FDI来看，各地区差距也十分显著。
上海最高，人均实际FDI为2041.8元，天津为1833.1元，北京为1444.2元，而青海、西藏、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人均额不足13元，远远低于301.1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产业分布不均衡。
在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即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开发型的加工项目，而投入农业、基础设施、高新产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较少。
从全国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3：
70：
27，而西部地区的外资有90％投在第二产业，农业项目比重仅为0.07％，第三产业投入比重也很少。
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东、中、西地区FDI所占的比重（％）及其变化（1979－2001年）
年度
1979-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东部
92．0
91．2
87．4
87．8
87．7
88．0
86．2
87．2
87．8
87．8
87．8
中部
4．8
6．8
8．9
7．9
9．2
9．5
10．4
9．7
9．4
9．2
9．1
西部
3．2
2．0
3．7
4．3
3．1
2．5
3．4
3．1
2．8
3．0
3．1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注释：
其中的比率为各地区的FDI除以全部省市FDI之和。
新增外商投资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分布更加不均衡：
2002年，89.06%的新增外商投资企业、84.62%的新增外商认缴资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东部、中部地区吸引的新增外商投资大幅度增长，西部地区吸引的外商投资反而有所减少。
东部地区新登记企业27666户，比2001年增长28.07%，外方认缴资本440.73亿美元，增长46.97%。
而西部地区新登记企业976户，比2001年下降6.60%，外方认缴资本额为20.85亿美元，下降2.09%。
新增外商大型企业也主要分布于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
表1表明，截至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FDI占全部FDI总和的86.89%；中部地区占8.93%；其余10个西部省区只占3.09%。
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和福建等四个沿海省市的FDI总和占全国的比重高达57.72%。
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上的悬殊差别，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差别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2）就第二个特征而言，我们来看FDI从东南部沿海向北转移变化的过程：
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FDI同时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到北转移的趋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港澳台企业为主的FDI在投资区位上的选择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
广东福建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潮。
1984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其中，广东就占73.42％。
90年代以来，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不断抢占中国市场。
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他们更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
此时上海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潮。
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大发展阶段，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60家进入上海，而且纷纷将研发中心与地区总部一起迁入上海，以更快捷地实施本土化战略。
而2002年，新增外方认缴资本最多的省份依次是：
江苏，121.82亿美元；广东，82.13亿美元；上海，51.87亿美元；山东，39.20亿美元；辽宁，26.77亿美元。
江苏省吸引的外商认缴资本额已连续两年领先全国，与紧随其后的广东省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2001年的约17亿美元扩大为2002年的近40亿美元。
另外，新增大型企业最多的省份中：
江苏954户，占30.23%；广东，390户，占12.36%；浙江，321户，占10.17；山东，273户，占8.65%，上海，194户，占6.15%。
种种现象说明，FDI在地区分布上，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北部中部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的增量明显快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
大量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初，FDI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例如，1984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收FDI占全国的96.73%，其中，广东地区就占到73.42%。
但是从1983年到1999年，我国引进的FDI，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由73.3％下降到43.5％，减少了29.85％；而中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所占的比重则由3.8％迅速提高到24.5％，增加了20.7％。
南部沿海地区减少的外商投资份额，约有69.5％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吸收的FDI的区域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四，区位选择理论及实证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J·H·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后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不是通过出口或许可证转让而是选择向特定国家直接投资进行国际生产，是由于东道国具有区位优势。
邓宁认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主要有四种：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和潜力）、成本因素、贸易政策、以及投资环境。
邓宁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区位选择因素，还要重视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
邓宁1998年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发展新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跨国公司趋向于进入那些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和地区，趋向于进入那些拥有较多智力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个趋势是跨国公司往往寻找那些能强化或补充其核心能力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它们只能从某个侧面或用某个因素去描述跨国公司的行为。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做区位选择时，要综合考虑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各个因素。
近几年，随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及引资区位趋势的变化，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根据西方的区位选择理论对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魏后凯对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选择的研究表明，他们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投资主要受生产成本、市场规模大小、集聚经济状况、企业税负水平以及经济文化联系等几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两个因素，并且投资具有向高工资地区集中的趋向。
魏后凯在对秦皇岛135个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所作的结论是：
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为城市文化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
羊健以我国行政省区为单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市场潜力及劳动力素质、邮电通讯和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优惠政策和各种信息成本等是决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朱津津采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我国FDI的区域分布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FDI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各地的经济水平（GDP）、基础设施和地理位置。
五，中国FDI区域分布特征产生的具体原因和背景
为什么80年代和90年代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区位特征，为什么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广东福建到上海江苏一带明显的区位转移,为什么FDI在东西部的分布越来越不平衡了呢？
下面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往往是那些最早享受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地区，从而也是那些率先吸引外资，并且外资利用最多的地区。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以及优惠政策的普及和扩散，政策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客观因素或市场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
例如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贸易和交通运输条件在内的“硬环境”，以及包括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人的观念、市场秩序及规范程度等在内的“软环境”等都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外商投资一定程度上又可看作是各地区包括“软”、“硬”环境在内的市场因素或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商投资本身就是一个“因变量”或“中间变量”，是受其他因素（变量）影响的一个结果。
本文选择广东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地区、深圳特区和福建）作为80年代外资流入的典型地区，选择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作为90年代及21世纪初跨国公司及其他FDI进入的典型区域进行分析。
不仅是跨国公司，即使是台资，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由福建、广东北上上海、苏南的趋势。
根据西方直接投资理论以及我国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有：
成本因素、市场规模、集聚效应、政策因素、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及文化影响等。
但是，通过对80年代及90年代外资对东部地区的广东、上海和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因素的考察，我们发现，各因素在两地区的具体体现和重要程度是明显不同的。
现在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来谈这种吸引FDI的差异和变化。
1.成本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正值香港处于经济转型之际，正是由于我国相对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会受到侵蚀。
一是由于工资成本的逐渐上升，二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往往技术含量低、竞争性不强。
因此近年来，效率工资（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这一指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就是由于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的提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
决定效率工资的是人才的素质。
这一点上海有着独特的优势。
就全国来说，上海的科技整体水平和科技人才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上海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6534人，居全国第二位。
同时，数量庞大的工厂企业和大型公司，为上海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优秀的管理人才。
这些不但为外商投资办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1987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而在90年代中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总部迁往上海、北京。
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基础、市场环境、人才利用以及交通运输通讯条件等方面均不如东部地区优越,导致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因而对外商投资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又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抉择。
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
其中一种情形是投资于边境地区，更广义地应包含所有沿海沿边地区，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对其直接投资有助于减少信息费用。
另一种情形是投资于一国的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地区由于长期积累的区位优势往往更易于收集和发送各种信息。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选择沿海省区及90年代以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大都市或主要城市所在地，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主要投资地，说明在这些地区投资都有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
2.市场因素
外资企业在选择制造业子公司区位时，一般把市场规模的大小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因为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
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GDP来进行衡量，也可以用该地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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