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docx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docx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孙正聿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题号】B1

【复印期号】2010年08期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10年5期第3～12页

【英文标题】HistoricalMaterialismandtheFundamentalProblemofPhilosophy:

　OntheWorldviewofMarxism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关键词】EE4UU8396557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经常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著名论断：

其一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其二是恩格斯所说的“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

对于这两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论断，人们不能不予以追问的是：

“不再是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

这个世界观是“扬弃”还是“抛弃”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一、探析恩格斯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了上述著名论断，即：

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同上）。

由此所引发的最为严峻的理论问题是：

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还是否是哲学？

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是何种哲学？

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又是何种哲学？

对此，恩格斯的回答是：

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与哲学相区别的世界观则是“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的哲学；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的哲学涵义在于，“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同上）然而，对于恩格斯自己所作的回答，人们必然又会提出下述问题：

被“扬弃”了的“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

在这种“扬弃”中，被“克服”了的“形式”究竟是什么？

被“保存”下来的“现实的内容”又究竟是什么？

在恩格斯的回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来区分“哲学”与“世界观”，即：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　（同上，第364页）正是基于这个总体判断，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哲学名著中，恩格斯又提出了一个内容相同、表述相近的更为明确的论断：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由此提出的意义更为重大的理论问题是：

按照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是否应当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

是否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归结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

然而，如果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答复的话，则无论是诉诸科学史还是诉诸哲学史，都是说不通的。

从科学史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日益显著地成为以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广义的思维科学的根本内容。

因此，借用恩格斯本人的说法，“哲学”已经不仅被“驱逐”出了自然界和历史，而且被“驱逐”出了思维领域，试图充当思维科学的“哲学”已经被现代的思维科学所取代。

从哲学史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其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的以概念的辩证否定为内容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它本身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扬弃”，即把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扬弃”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

因此，以思想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逻辑和辩证法”同样是被“扬弃”了的“哲学”，而不是“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面对科学史和哲学史，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在何种意义上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思考恩格斯对哲学所研究的“思维规律”的理解，和关于哲学本身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概括。

关于哲学所研究的思维规律，恩格斯的最为重要的论断是：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

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4页）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并不是关于思维的实证科学，而是反思“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恩格斯本人在作出上述论断时所提示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一致”（同上）的学说。

必须深入思考的是，在提出关于“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论断之后，恩格斯围绕这个论断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论述，其一是：

“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

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

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其二是：

“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类似之处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并且证明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其三是：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

（同上，第364－365页）

在这段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的论述中，恩格斯表达了三个重要思想：

其一，“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是“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这个“前提”的批判性反思构成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并因而构成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原则区别；其二，旧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心主义“只是”分别地探讨了这个“无条件的前提”的“内容方面”或“形式方面”，但均未合理地解决哲学与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原则区别问题，并因而无法合理地回答“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其三，“现代自然科学”承诺了“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并因而“完全抛弃”了对这个“无条件的前提”的形而上学反思。

由这三个重要思想所引发的基本结论，应当是把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一致”问题。

事实正是这样。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以简洁明确的论断方式提出：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同上，第223页）由此可以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在“世界观”中被保存的“现实的内容”；而在“世界观”中被克服了的“形式”，则是企图提供总联系的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

这就是“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对“哲学”的“扬弃”。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关于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人们往往只是引证这个论断本身，而没有关切这个论断所指认的问题，即“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因此，不是从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去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没有从恩格斯所强调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及其关系去理解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

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把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解释为“思维科学”，而不是把这个“学说”理解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关于“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学说。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看，这两种理解方式具有重大的原则区别：

前者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与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相并列的思维科学，后者则是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对“哲学”的“扬弃”，它既“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又“保存”了作为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对“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和反思。

因此，正是并且只是在后者的意义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已经不再是哲学”的哲学——世界观。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根本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

这是恩格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因而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至关重要的思想。

然而，在通常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中，恰恰是“忽视”甚至是“忽略”了这个最为重要的思想，其结果就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哲学”混为一谈，把现代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混为一谈，从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实涵义。

恩格斯在作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具有根本性的论断之后，紧接着就论述了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化，并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224页）。

以此为基础，恩格斯集中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化与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关系问题。

这对于理解“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的现代唯物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只是形成了“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个“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同上，第227页）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

（同上，第227－228页）恩格斯由此提出，“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同上，第228页）

正是在关于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论述中，恩格斯向我们展现了以发现历史的运动规律为任务的“现代唯物主义”，与“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的内在关联，即：

只有“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才能合理地回答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

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同上，第240页）恩格斯由此得出的根本性结论是：

“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1页）“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

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同上，第241页）

由此，关于“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就回到了恩格斯在提出这个判断的同时所提出的另一个论断，即：

“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这个论断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以下论断是完全一致的，即：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认的“独立的哲学”，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而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探析恩格斯所论述的“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形成关于“现代唯物主义”的两点基本结论：

其一，现代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扬弃，一方面是“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另一方面则是“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自觉地把这个“关系问题”确认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其二，“现代唯物主义”是从“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回答作为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因此，现代唯物主义的真实涵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二、探析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就是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这是通过探析恩格斯关于“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的论断所形成的总体判断。

但是，这个判断与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论断是相互印证的，还是相互矛盾的？

这是必须深入讨论的又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本文开篇曾引述的著名论断，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然而，在对这个著名论断的阐释中，人们却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样的结论不仅推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对立，而且导致了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分歧。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为“文本”对象，认真地探析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

诉诸“文本”，我们可以看到：

其一，《提纲》的立意是明确的，问题是鲜明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同上，第55页）问题，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概括的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二，《提纲》的回答同样是明确的、鲜明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这又正是恩格斯所总结的马克思“超出费尔巴哈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从“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对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

在《提纲》的第一段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同上，第54页）在这里，马克思正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简洁而明确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

其一，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看成是直观的反映关系，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内容”方面去看待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其二，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的能动作用，而这又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唯心主义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看待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其三，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心主义之所以只能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其根源就在于离开“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这又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离开“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这段被人们广泛引证的主题式话语的论断中，并不是否定了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恰恰是从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或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由此可以看到：

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在《提纲》中被“保存”下来的“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则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诉诸《提纲》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以揭示和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以“哲学”方式所构成的世界观为“纲”，马克思逐段深入地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具体言之，在《提纲》的第二段，马克思明确地提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同上，第55页）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必须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也就是以实践的观点去看待作为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紧接其后的第三段中，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所探讨的“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问题，又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在其后的第四段中，马克思又针对费尔巴哈不能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提出“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由此，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五段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人的感性活动。

”（同上，第56页）正是基于这种洞见，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六段提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又在第七段提出，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同上）。

正是依据上述论断，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八段作出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论断：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同上）由此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反而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

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九、十段所作的回答是：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57页）这就是说，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在理论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新唯物主义在其现实基础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

正是基于上述论断，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十一段即最后一段，作出了人们经常引证的基本结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同上，第57页）

在这里如此详细地逐段引证和阐述马克思的《提纲》，对于深入地探析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特别是深入地探析这个“世界观”与恩格斯所指认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的内在一致性，是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其一，从理论内容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哲学”的扬弃，既是“克服了”“哲学家们”把哲学当作关于“总联系”的“科学的科学”的幻想，又是“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二，从根本理念上看，“现代唯物主义”与“哲学家们”的根本区别则在于，“哲学家们”不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以“直观”的方式或抽象的“能动”原则去回答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因而他们的“哲学”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并且只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则是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根本理念出发，“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其三，从现实基础上看，“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提出和回答“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根源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因而“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现代唯物主义，才能超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模式，而形成“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这种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所构成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这是认真思考和深入探析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论证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后，应当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这个“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具有极其深刻和丰厚的理论内涵。

1.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由三种不同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世界观：

一是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解释原则回答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二是以“抽象的”能动性的解释原则回答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三是以“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解释原则回答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参见孙正聿，2007年）对于后一种解释原则，恩格斯明确地表述为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出发点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45页）人自身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以自己的活动构成自身的存在、自身的历史。

历史是人的存在的现实，是人的现实的世界。

正是在“历史”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才形成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只有从“历史”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才能合理地提出和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关于“历史”，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历史不只是一个“过程”，即不只是“感性的人的活动”，而且是一种“结果”，即“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历史中行动的人”所创造的“文明”。

文明结晶着人的历史活动，体现着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并规范着人类社会的趋势与未来。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远不只是活动或过程的概念，更是文明的概念。

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以文明为其内涵而实现的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以文明为其内涵构成的世界观。

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每一时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环境来变更旧的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