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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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浅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大学精神转变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①　　在同一场会议上，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对自己的老校长兼伯乐刘道玉建言：

“要追求理想的大学，首先要给大学教授建立底线，进而影响社会并给社会一个底线。

”易中天回忆，他刚进武汉大学时，胡国瑞先生、吴林伯先生、刘禹昌先生和他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准写论文”。

在社科领域刚入门的人没有资格写论文，“你才读了几本书，那些线装书你读完了吗?

会读了吗?

”　　而“现在的大学就是养鸡场，天天数你生了几个蛋，没完没了让你填表，然后问你为什么没生一个创新型的蛋。

这怎么生得出?

”　　一番探讨如醍醐灌顶，我不仅拍案叫绝，更可谓深有感触。

虽然步入大学之门不满一年，但所见所闻所学所获都与自己曾经的期待相去甚远。

这一场研讨会上各位有识之士的言论与见解，使我萌生个人对今昔“大学精神”的问询。

　　大学，是文化传承、革新的圣地，大学的理念反映了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大学的教育目的以及大学的教育规律，造就了大学的精神和化品味。

大学理念以独特的姿态彰显人文精神，并在历史的齿轮中求一个圆满预设。

　　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以“中庸精神”为基本的处世之道。

②中国古代在夏商周时期就设立了学校，并且有小学和大学之分，“瞽宗”是商代的大学，它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养老和祭祀的场所，教孝、习射、习礼、习乐是其主要的教育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致使私学兴起，“养士”制度的发展让学术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学宫”成为新的教育中心，儒、墨、道、法、名、农、道德、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到了汉代，董仲舒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兴太学以养士；重视选举，任贤使能”的三大文教政策，太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它试图以儒家经典教化人，着眼于人伦，以达到个人修养和社会政治实现的目的，同时也在教育制度、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盛于宋代的书院也是名儒治学讲学之地，弘道、卫道、死守善道，崇尚学术以求自得。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并借鉴而来的。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国面临进一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救国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试图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改革，闭塞千年的中国文化面对外来自、独立、平等、人权、博爱、个性、独立、法制等强劲文化被动开放，并做出相应的回应。

③中西各派就中国文化价　　值取向问题纷纷论争，五四运动狂飙中激进热情地“必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应“死心塌地的学人家”的全盘西化派，认为“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力主改造国民性，倡导大众文化，高扬社会主义文化观点唯物史观派，抑或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因素、捍卫民族文化生存权，探求传统文化现代生存和转换契机及光明前景的现代新儒家学派，甚至将三民主义推人儒家道统，试图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基础上“恢复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的国民党官方哲学，都在为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探索一条新的精神之路。

　　晚清政府做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决策，相继孕育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中国高等教育从此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

蔡元培将德国的社会政治功能观和大学理念观引进中国，认为中国的大学肩负着和德国大学同样的振兴民族的使命，“国家在物质上失去的，要用精神力量补偿”④，中国学子应“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⑤，将读书报国作为求学的终极目标。

张伯苓在主持南开大学期间也坚持“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教育理念，“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⑥在学术方面，蔡元培将德国“学术自，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经典大学理念引进中国，相应地提出了“循思想自原则，取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大学教育理念。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了“通才教育”的大学理念，“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社会所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⑦这一理念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方面的单一性，使学生能取长补短，各为其所，为日后发展其才能奠定基础。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倡导求是精神，认为大学生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深思远虑的思维和不盲从的习惯。

在大学发扬“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奋”的朴实风气和“君子之学，惟求其是”的精神。

　　当年的大学精神引领着时代的前进，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亡高度联系统一。

曾经的教育家们在一片混沌中探索着中国的未来，试图让教育这把利剑斩断中国前进道路上的荆棘。

孟子曾说过：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梅贻琦先生也曾提到：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中提到：

“按传统的说法，苏格拉底拉着柏拉图他们聊天的时候，就算已经算是建立学园了。

”梳理一番中国的各所名校在它们成立之初为自身确立的大学精神，确实令人心向往之并热血沸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

先是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改造为公立大学。

1952年，摒弃欧美大学模式，采用苏联模式，编译苏联教材，全国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

中国的大学遭到灾难性的打击。

而后，1958年起，部分大学开始取消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学衔，统称教员。

1966年，中央认为毕业生考核制度是旧社会的产物，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

总体上，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遭到了灭绝。

大学被视为纯粹的工具，沦为行政的随属，教学常常不能正常进行，科研更是受到极大冲击。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恢复发展的机遇。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学逐步恢复正常教学。

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迅速得到相当的发展。

在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的过程中，大学也在突破过去三十年形成的苏式体制，重新回归到1949年以前的欧美大学模式。

而大学间的合并重组，作为抵消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的举措，成为这一　　回归的必然。

但政府的过分干预，使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合并大潮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大学间的相互效仿，加剧大学的雷同。

造成大学整体质量的低下。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在普及的道路上已经开始，大学扩招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在教育的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却远远不够。

　　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5月，四位大学校长建议遴选五十所大学重点资助，邓小平给与首肯，但是后来确定的数目只有十分之一。

。

1995年开始了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的“211工程”。

1999年前后，又开始了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的“985工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九所大学首批入选为国家首批建设的重点大学。

此后又增加了20余所学校作为“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青岛海洋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

中国的状况尚未成熟，而不同的执政者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时期总是涌现出不同的发展项目和思路，这也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没有能够产生一所常青的名校的重要原因。

　　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说：

“不要担心中国，在未来一百年时间中国不会给世界提供新的思想。

”此话听来虽然刺耳，但细细思索却一语中的。

封闭的集权不可能容忍自的学术研究。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丧失了职能和机制，更丧失了大学的精神。

中国大学在探索大学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伴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知识经济在造福于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