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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中精英阶层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中

精英阶层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

精英人物复兴社会变迁机遇挑站

【摘要】:

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精英阶层的带领和指导,在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中,精英阶层在社会的变迁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节:

精英人物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选择上的作用。

实现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思考,选择了一条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可行之道路,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拓展,为邓小平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铺垫了基石,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涌现了一大批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精英人物。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标志着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的过程。

1688年的英国革命拉开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即现代化的序幕。

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转轨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

  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一般可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类。

所谓“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源于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

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

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和国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于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历史的内部因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和文明示范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映类型与历史走向。

  自从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国一步步地被纳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到1895年再败于日本之后,中国便完全进入一个以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权为主导的时代。

面对处于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思想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蜕变期,从此中国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斗争便围绕着迎拒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

  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活动,到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再到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虽然方式不同,目的则都是为了在中国确立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从而把中国引向富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由于都是被动式的仿效,没有触动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社会框架,都没有取得成功。

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正当中国人感到茫然、困惑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苏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现代化的新式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生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积极扬弃。

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时,世界现代化大局为中国提供了两种现代化路径:

一是封建社会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一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会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

  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指示了另一个方向,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走俄国人之路”,毛泽东的选择是代表中华民族选择了历史留给中国的唯一可能开拓出一个空间的方向,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作好了起跑准备。

社会主义方向不可动摇,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即通过什么途径向这个方向前进,用什么形式去实现这个方向。

毛泽东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P534),这就深刻地把握了“俄国式的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辨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支配状况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现代化的独立自主发展权。

其次,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扫清了道路,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基础。

  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后,迅速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导向“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明确提出: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后,中国要向哪里去?

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

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未来的中国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作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已处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蓬勃兴起之时。

这种导向实质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现代化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节:

精英人物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战略目标上的关键作用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近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却一再碰壁的现代化主题,第一次作为政府决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被提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石,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毛泽东很早认识到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

”因此,毛泽东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奠基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涵义。

早在20-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要工业化的目标。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总结了100多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救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再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

1953年,毛泽东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把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主体。

基于当时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仅占10%,个体、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状况,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无疑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重要基础。

  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并举的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农业上不去,吃饭问题不解决,工业化等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

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既不能仿效西欧式的资本积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的血腥方式,也不能仿效苏联式的资本积累,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来损害农民利益的冷酷方式,应独立自主地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把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了十大关系的首位,他提出:

要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构想,由“实现工业化”逐步向“现代化”转变。

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指出: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505)同年9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主要体现了对物质文明的要求。

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把能否搞成现代化与在世界上的生存权联系在一起。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

“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讲到“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

这里,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全部思想。

他说: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

1964年12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这样,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被定格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

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

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认识的更加全面。

  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往往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的互动过程。

在现代化整体目标的理解和设计上,毛泽东的思路是从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的,涵盖了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发展、道德高尚等各个领域,突破了社会现代化就是经济现代化这一狭隘的观念,同当代世界现代化战略相吻合。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毛泽东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指出:

“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应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理想民主政治:

目标是想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为了避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政治上不够民主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总题目,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突出为当时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他特别强调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和促使群众路线和领导集体的贯彻实施,要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毛泽东的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带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

  在现代文化建设方面,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

毛泽东认为工业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内在联系,所以应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基本途径是“古今中外法”,基本方针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于“古今中外法”,毛泽东的科学解释是:

“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运用这个方法,无论是对待古今问题,还是处理中西关系,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决不能不加批判地兼收并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怀疑权威。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将“双百”方针推而广之,作为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

在毛泽东看来,“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整体目标的设计,充满新意,这些探索得出的深刻创建,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务实、活跃和开放,构成了一幅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

第三节精英阶层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挑战中确立发展战略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时间的估计,大致经过一个长、短、长的过程,长能长到100年以上,短则能短到二三年,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矛盾心理。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往往有一种急迫感,急于求成,但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使毛泽东害怕欲速不达,如果走得太快,反而导致现代化的延误。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过充分认识,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执行时,毛泽东便开始酝酿和思考,他从新中国的成立算起,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预计所需时间为“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11](P124)即50-75年。

如果仅就实现工业化而言,按当时的趋势顺利发展下去,这一估计还是比较适宜、谨慎的。

  然而,50年代中期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赶超战略的影响,加之国内反冒进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开始头脑发热,1955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超过美国的目标,他指出,大约15年左右,即3个5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大约50-70年左右,争取赶上并超过美国,这还是比较求实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对原来发展战略的设想作了较大更改,在11月28日的会议上,他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往后,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赶英超美的时间表不断提前。

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

”毛泽东的这种由“求强”到“求速”的“赶超战略”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不但没有带来中国的富强,反而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其后,毛泽东通过反思“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对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终于领悟到: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12](P32)

  现代化战略目标确定后,要求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以确保现代化建设稳步、有序地向前推进。

  建国前后,由于缺乏经验,毛泽东在设想工业化蓝图时,没有考虑工业化的步骤问题。

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毛泽东开始不断深入探究其规律性。

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13](P390)从中可以看出,他已朦胧意识到要分两步来实现宏伟目标。

1960年初,他明确地将我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并认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两步走”的设想,并作了相应的时间界定:

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第二步“在本世纪内”。

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和“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的设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初步成果。

结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精英人物,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拓展,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实施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中华民族向现代化的真正跃进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农业文明强大深固的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

而毛泽东的理论探索过程不能不与这种新的实践过程同步,也就是说完全是在干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局限,他设想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只能是初步的,且一度急于求成,对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显然是估计不足的。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为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提供有益经验,邓小平克服了其历史局限和失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成功接力,使中国现代化走向正确的方向,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充实和发展。

参考书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2]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

第2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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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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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

第3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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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4册[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

下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第8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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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第2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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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第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0册[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第6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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