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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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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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育思想史这一角度来说,抗战期间的延安教育断不是一个整体,有着明显的前后歧异。

8年的抗战时间，以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这个标志性事件为界,前后迥异。

此后，对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功过评价就开始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反复。

这种情况既是历史维度的：

肯定抗战初期国防教育（1937~1939）,否定中期“旧式正规化”（1940~1942）的基础,再肯定1942年延安整风到1944年之间的教育。

也是现实维度的：

它通过多种形式在思想层面上一直影响到今天,包括关于理论与实践、国际化与本土化等教育基本理论的反复争论，思想仍在窠臼之中。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史料多、意义重大，但研究者付诸的关注和发表的成果却很不相称。

仅仅在我们现在可以查阅到的《解放曰报》的报刊社论等文献史料，以及时任教育工作者晚年的回忆录或访谈中，对1944年文教大会的意义一再进行强调叙述和意义强调。

无论教育研究界还是历史学界的抗战史研究者,对这次意义极其重大的文教大会投注的视线都极为有限。

任钟印教授在8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有提及过这次大会《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的_节内容也有专门记述。

但是，对于这次文教大会意义的解读仍然十分匮乏,本文从史料出发,试图重现这次大会的整个历史脉络,并具体分析其意义和影响。

　　一、边区文教大会过程重现和原因分析

　　1.指示与筹备

　　毛泽东的指示。

早在文教大会召开的半年前，即1944年4月，毛泽东在其住地専园召集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以及5个分区地委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要重视文教宣传工作。

“1943年一年把经济工作搞好了，但是文化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o”“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政治经济……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

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

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

如果不发展文化,经济要受到阻碍。

”“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今年冬天要开展讨论文化教育问题。

”H并指出，文化教育主要包括四个问题：

报纸、学校、艺术、卫生。

　　西北局的政策指示。

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后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在2个月内召集了2次会议贯彻毛的指示。

先是在4月15日，作为西北局负责人的高岗约集5个分区地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文教建设问题，会议后在4月18日以边区政府名义发出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

信中先是简要回顾了边区教育的发展历程，继而对边区在整风运动以来的教育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就在经济搞好后的新阶段如何推进文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性建议。

　　筹备会的召开。

指示信发出2个月后，即6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与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举行联席会议，推选了25人为文教大会筹备委员?

负责整个文教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

紧接着,在较短的时间内筹委会召开了2次全体会议。

并且在第二次筹委会上做出组成5个文教小组②的决定,文教小组的任务是于7月下旬前分赴陕甘宁下属的5个分区进行文教工作典型案例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研究延安整风以来文教战线出现的新生事物。

筹备会希望通过这次系统调查，为大会提供各种类型的经验材料。

　　2.大会议程与主题

　　在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后，1944年10月11日到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在延安正式举行。

出席代表共450人,包括了工人、农民、士兵、文教工作者等各行业领域中的先进模范人物。

而在文教工作者中,又包括著名学者、诗人、作家、画家等不同单位、不同类种的艺术家，还有包括蒙古族、回族和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以及旧知识界人士、热心文化建设的绅商，甚至还有数位帮助边区建设的国际友人参加了会议。

4很明显，这是一次代表广泛、包容性高的大型文教会议,为边区教育史上的一次纪录。

　　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从另一方面的破例也可见一二。

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召开的教育会议，按行政惯例，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为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方面的行政领导人。

若是定方针和方向的重要会议,需要突出规格和级别，可以邀请地区政府或党的领导人作报告、致开幕词，以示对教育的重视。

这次文教大会远超往届，不仅前期筹备有西北局领导参加，会上西北局的领导做指示定基调，引领会议方向,并且,毛泽东、朱德等中央级别的领导人都做了相关的讲话。

会议的规格远远超过了常例。

　　大会时间长达37天,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是反思、批判和检讨；在此基础上，大会进行表扬和总结，是为第二阶段。

两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过程分述如下：

　　批判与检讨。

在会上，辖于边区文教宣传口的教育、卫生、文艺、报纸各组代表,首先对各自的工作中“不符合大会精神”的历史部分进行了回顾和检讨。

教育方面的代表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教育发展的曲折时这样叙述：

“抗战以后，边区活动转入相对和平的环境,边区文化运动……由于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祟,走向和实际脱节,和群众需要相违背的86道路。

”66在工作回顾批判中，出现了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与实际相分离’“主观主义”等大帽子进行过分概括的现象。

在回归检讨之后，又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试着讨论了当前和今后的任务。

毛泽东在10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强调，统一战线的两原则（批判与团结）在文化工作中也需要,是文化工作中贯彻统一战线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是在大会中间做的报告,但是，报告中提到的批判成为大会先批判后表扬的根据。

于是，批判是前提，团结是批判后的补充,批判必须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进行。

批判之中，最为普遍也最为严厉的是脱离实际、主观主义。

尤其是对于前者的批判，导致了后来70年在讨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时以理论脱离实际为前提。

　　表扬和奖励。

这次文教大会对整风运动以来的部分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奖励，奖励包括模范家庭、模范村子以及模范文教工作者。

大会授予17个单位集体特等奖,14名个人特等奖,41名个人甲等奖,65名乙等奖,25名个人褒奖,11名学习模范奖，8个集体普通奖。

如，颇有名气的米脂县高家沟村等学校得到特等奖，吴旗县赵家沟小学教员刘宝堂等被授予个人特等奖。

这些奖项中，部队有4个单位被授予集体特等奖,5名个人特等奖,10名个人甲等奖。

这些被表扬的单位和个人迅速被其他敌后根据地树立为榜样,成为其他根据地进行教育改革的样板。

通过表扬，进一步在教育上对立了新形式和旧形式。

文教工作方面则突出表扬了米脂高家沟式、延安杨家湾式、米脂杨家沟式和新式巡回学校4种民办公助、充分发挥群众需要和自愿原则的办学形式，表彰了陶端予等模范文教工作者。

　　在经过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典型报告等阶段后，罗迈做了《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报告,大会共通过7项决议。

文教大会胜利闭幕。

　　3.边区文教大会的召开原因与背景分析

　　召开这次大会的原因与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边区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克服了物质极度匮乏的困境。

生活物质困难问题一度深深困扰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口号提出后，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一时间开荒生产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并最终帮助陕甘宁边区顺利渡过饥荒。

毛泽东在1944年4月的《学习和时局》中表述：

‘1941年到1942年，是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内的最艰难时期……”通过发动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在1943年实现了基本自给,走出了困境。

克服经济困境后，文教方面的问题顺势提出，摆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第二，需要对前期教育工作进行纠偏。

1938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出现了矛盾和偏差。

一方面，大力促进小学教育、社会教育的普及，尽量增设中等学校；一方面，试图把教育工作纳入“正轨”，实现正规化，以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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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并举，产生了数量和质量的矛盾，于是，在1942年又以合并学校的办法谋求教育工作的改进，但合并又导致了学校数量的大量减少。

教育政策的矛盾和导致的教育问题引起了群众不满，于是，边区文教大会在一面批判一面肯定的基础上，把群众化办学路线树立为解决前期工作偏差的新方向。

　　第三,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结果。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整顿学风开始，到党风、文风，进入1943年后又向着其他领域推进。

边区文教大会属于整风运动在教育领域的行动。

文化宣传教育，在革命时代的革命党的政策中，本来就是相互配合连成系统的，文教干部的调配上相互交叉，围绕着革命过程的阶段性中心任务进行。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今天“文教口”管理模式的开端。

从记载这次文教大会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延安整风中重点批判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也是边区文教大会的批判重点；延安整风所倡导的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在文教大会中也得到了强调，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得到政策体现,要求推行贯彻。

　　二、边区文教大会的意义

　　1.边区文教运动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式教育的肇端,群众办学明确成为教育发展新方向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延安地区教育在国防教育的方针号召下得到了较大发展。

1939年后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热潮，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运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传政策和行政推行,有运动式教育的影子,但更多地体现于宣传文体，即后来文教大会所批评的“关门提高”；另一方面,初期延安教育的主要弊端是追随国统区片面强调“正规化”的倾向，表现在高等教育强调大而全的系科设置，中小学则追求数量的齐全,边区文教大会着重批判了这类现象。

在宣传陶端予式办学方向的过程中，群众办学、走群众路线成为正确方向。

在强势行政力量的主导下，这一新方向对乡村的组织和改造力度都大大地超过以往，运动式教育运作方式出现端倪“大家办报大家看”，黑板报、壁报等可以大规模推广的社会教育方式迅速地为这次文教大会所接受，成为推动文教运动群众化的有力工具,是实现运动式教育的有效手段。

边区的学校，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都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办法。

周而复在1945年年初总结时,也评价“从这次文教大会来看边区的文教运动，那内容是极为广阔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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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此次文教大会的周先生意指其与之前办学的不同，改变极大。

在此之后,群众办学成为新方向，运动式办学成为教育运行的习惯路径。

　　2.思想史意义:

知行合一观念的彻底改变

　　知行问题在传统中国可看作学习和成长问题，其实隐含着一个教育命题，这个命题在近现代以‘‘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面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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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知行方面强调的是统即“知行合一”。

揆诸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

墨家在倡导“兼爱’“非攻”等观念的同时强调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战国时期的诸侯之争;法家坚持以建立社会新秩序为己任;儒家方面，孔孟先秦儒学重视教化，四处讲学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得到重用，即使被批评玄谈的魏晋玄学和强调修身的宋明理学，以及被认为是‘‘空言心性”的心学，也是以‘‘知行合一”为标准、为前提进行批判，而以纠正时弊为旨归。

“合一”是‘‘正统”，是讨论和批判知行分离的前提。

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西方知识系统的冲击,知行问题则变为“知先行后”或者‘‘行先知后”的讨论,即变成时间关系上的先后秩序问题。

胡适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封杀，陶行知为“陶知行”改名而来，这两个例子就是明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有知行先后问题的争论,也是在肯定知行统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争论。

　　在延安整风时期，尤其在此次直接相关的文教大会中，由于批判先行‘‘合一”，楔入到了知行问题中，使得必须先承认理论脱离实际，即知行脱节为前提，再讨论知行的统一作为补充。

在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精神这一形式下，完成了此次重大分离。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会议过程中先批判再表扬,_破_立,并且在被批评者进行检讨的过程中肯定批判的正确性,之后在大会总结中统一通过,以通过政策文件的方式把这种做法合法化。

这一行动方式在之后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使用，获得了方式上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也就彻底颠覆了知行合一观念。

　　不仅如此,边区文教大会所确立的这一方式,即批判之后辅之以表扬的方式，把符合当时形势政策的某些做法树立为典型,而当作‘‘知行合的例子。

新的知行合一理解方式的确立，为以后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从此之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分离是前提、主流,统一才是补充。

思想史的知行合一问题彻底改变。

　　3.边区文教大会是建国后文教领域争论的根源

　　边区文教大会重点批判的‘‘正规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学理上的支持，因而对其评价有变化，多次出现反复。

边区文教大会的学术争论持续到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被打断，直到1948年才重新确立了政策。

时任教育厅长江隆基确立了“新型正规化”的方针,并且对1944年之前的教育的评价做了些许改变。

这种文教政策的争论与事实不符合高度相关,也成为建国后教育政策出现反复摆荡的渊源。

　　1944年之前的教育,即1939年~1943年的教育被批评为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其实走正规化道路,把教育当作核心事业来办,实现大学办系科、中学增加文化课是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

在抗战这样的战争时期，内忧外患种种困难导致教育资源不足，出现形式化现象在所难免。

但这种倾向在文教大会上被直接定位为教育上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实质是对教育正常化的干扰,打断教育自身发展的进程，这就不难理解建国后教育领域中的诸多运动式发展问题了。

因而，不仅关于此一时期的历史评价不断反复，其精神层面更是在建国后的运动式教育发展中不断重演，所争执的教育理论问题在教育改造、教育大革命、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重复,甚至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本质问题等理论问题的论争中也可看到其影子。

所以说,建国后的教育思想争论的根源在延安时期，而1944年的边区文教大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三、结语

　　1944年的边区文教大会，就其性质而言，其实是延安当时的政治斗争在教育领域里的延伸。

很明显,教育方面的整合必须与政治的整肃相统一。

当政治在组织人事上取得了主导权，经济上又通过大生产运动完成了自给自足之后，文教方面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整风运动在思想上开其端绪，边区文教大会总结并巩固其成果。

所以，在延安整风进行了两年之后召开文教大会，不是早，而是稍为见迟。

整合延安的文教资源,并作为样板模式,又借助整风运88动在其他根据地的展开，成为其他地区文教方面“改革”的依据和模板,这就从全党范围内巩固了延安整风的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区文教大会是非常成功的。

　　必须要指出的是另一点，即本文开端提到的教育基本理论争论的根源问题。

这些年教育基本理论界的争论焦点和关注热点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教育与生活问题、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这次文教大会对“知行关系”的分裂中找到意义的根源。

但这根源也仅仅是思维层次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现实的发展和运作中。

　　　　邓阎钢

　　（吉林省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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