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符号学视角的西湖十景变迁研究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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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符号学视角的西湖十景变迁研究汇总

基于符号学视角的西湖“十景”变迁研究

摘要：

文章基于符号学和建构理论，结合方志、游记等景观文本，对“西湖十景”题名景观的变迁过程进行历时性梳理，发现其形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十景”景观的符号化过程，同时也是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和对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是西湖形象演化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映射。

本文认为，理论上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是可以被无限衍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思想和旅游者新需求的产生会激发形成新的符号意义，最终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意义循环，但始终保留着景观文脉和地方记忆，这也是“西湖十景”得以保持可持续旅游吸引力的最本质原因。

关键词：

西湖十景符号学景观变迁

地方（place）是记忆的仓库，而景观则是地方历史记忆的符码[1]。

英国地理学家D·格温塔尔论述了景观与记忆的关系，认为历史必然存在于现在的景观中，而历史景观提供了文化连续性，可视的物质文化景观可以再现或重塑地方记忆，从而实现地方精神与文化的传承。

“八景”、“十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范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涵，承载着丰厚的时代记忆，它们通常有文学化的景观题名，以数字的集合来称谓某一时期、某一范围的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集称题名景观”[2]，其中兴起于南宋的“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流传最为广泛、保存最为完好、也最具影响力。

2011年6月，杭州西湖被作为“关联性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西湖十景”题名景观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文化传播价值在西湖成功申遗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那么，作为西湖标志性景观的“十景”，其变迁会不会影响西湖的形象表达，景观变迁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呢？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集称题名景观及“西湖十景”

关于集称题名景观的研究，目前主要从历史学、文化学视角研究其起源和发展脉络、文化内涵[3-6]、产生原因[7]及演进特点[8]；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讨其时空演变规律[9,10]以及通过大量组景序列研究中国古代游憩偏好和游憩行为[11]、中国传统景观感知体验方式[12]。

也有学者从旅游学角度探讨其文化特征和旅游文化价值[13]、通过地方“八景”演变探析区域旅游发展历程[14]以及其演变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意涵[15]。

其他方面的研究如胡箫白[16]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诗词图绘中的“金陵胜景”研究，考察不同历史情境下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和角度的影响以及此脉络下城市文化记忆的形塑过程；廖丹[17]提出“八景”是“中国式城市意象”的理念，认为八景普遍代表了城市的历史发展和地理格局，“八景”凝缩着人们对城市的完整印象；雷芳[18]则尝试性从人文氛围、文化景观、视觉形象等方面理论性构建“潇湘八景”文化形象，突出“八景”文化的独特性和可识别性。

关于集称题名景观的代表——“西湖十景”的研究，有学者从历史文化和审美感悟角度介绍西湖十景，研究十景的演变和园林构成，如梅重等人编写的《西湖天下景》、沈福旭的《西湖十景十谈》等；张先亮[19]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西湖十景”的命名艺术，徐莉[20]则采用话语研究方法聚焦“西湖十景”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构建，得出在西湖十景的历史变迁中，话语不断建构新的旅游景点的结论。

关于西湖形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进行探讨，也有从历代诗词文学出发探究其历史流变[21]，尚没有从符号建构视角展开对区域性集称景观变迁的研究，也无人以小见大的从“西湖十景”景观变迁探讨西湖形象变迁的研究。

（二）旅游景观的符号学建构

皮尔斯认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22]，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产物[23]，因而可以说，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观赏、凝视的，都是一个个的景观符号。

DeanMacCannell首次提出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认为旅游景观是由景物、标志（关于景观的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一个符号系统，其中标志是符号“能指”，“所指”是景物本身[24]；文化符号学理论则认为，景观符号“能指”是景物本身，“所指”是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和社会意涵，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

鉴于“西湖十景”题名景观的特殊性，本文以皮尔斯符号学为理论基础，认为符号始终处于符号（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角关系之中[22]，符号（sign）即“能指”，对象（object）为“所指”，而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则为“解释项”，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

旅游景观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其生成、演化、变迁不仅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更是被注入了情感色彩的产物，它渗透了时间的深情和人文的依恋，充盈着地方的历史记忆，与社会思想、文化息息相关。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印证了这一点，如陈岗、黄震方[25]借助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景观的形成和演变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旅游景观的形成和演变是基于各方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翟艳春[26]则提出旅游景观是在自然与社会双重意义的再生产中不断建构的产物，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想象和社会内涵；马凌[27]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旅游吸引物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价值的建构和意义转移的过程，且这一过程随着社会主流价值与理想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

林清清、保继刚[28]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结合社会文化变迁，从历时性视角研究茶王树从物理属性到具有符号属性的旅游吸引物的转变过程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环境文化变迁，很好的印证了马凌的上述观点。

有学者开始关注旅游者在旅游吸引物和旅游体验建构中的主体性，认为旅游者在旅游体验过程中，对预先形成的景观符号记忆加以检验、深化和再创造[29]，主观建构着自身旅游体验[30]，并不断赋予旅游吸引物新的符号内涵；还有学者对旅游形象建构进行研究，如马凌、王瑜娜[31]运用“文本与语境”范式对凤凰古城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进行历时性分析，揭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和意义的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何景明[32]提出建构旅游景观形象在植根于地方文化的同时，还应从“他者”的角度赋予地方更宽广的涵义，塑造出让旅游者回归本我、能够“诗意的栖居”的旅游形象；马秋芳[33]也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了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变迁特征。

但综观上述研究，还没有学者利用符号学理论分析集称题名景观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其变迁背后映射出的地方形象、历史记忆的变迁。

因此，本文围绕“集称景观”、“形象”、“变迁”、“符号建构”等关键词展开，对“西湖十景”景观符号的形成和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结合方志、游记、诗文书画等景观文本，探讨“十景”符号变迁映射出的西湖形象演化路径、社会文化变迁；最后对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对“十景”景观的修复和重建来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再现和重塑进行探讨，并分析“西湖十景”传承数百年并保持持久旅游吸引力的原因，既具有为其他区域集称景观资源开发所借鉴的现实意义，又开辟了集称题名景观和符号学建构研究的新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西湖十景”兴与衰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亦声名鹊起于南宋。

自1129年南宋王朝迁都临安，这里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文化日益繁荣，此时的西湖“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豫鱼庄、清波聚景……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

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

”[34]随宋室南迁而来的画院画家惊艳于西湖山水之美，因景作画，因画命景，形成了中国留存至今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集称性题名景观——“西湖十景”。

据《梦梁录》卷一二《西湖》记载：

“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文人画家汇聚于此，吟诗唱词、挥毫作画，使“西湖十景”广为人知，后世文人纷纷到访，在“十景”驻足，或流连美景，或缅怀先贤，不免作诗附庸风雅一番，为“十景”增添了深厚的文人意涵。

南宋时其景、其人、其文达到了完美融合，仿若“诗意的天堂”。

而历史年轮缓缓碾过，“西湖十景”历经坎坷，南宋末年多因战乱而废弃；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十景”多以名存而景衰的状态现于人前，诚如张岱所言：

“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

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

[35]”后清康熙帝南巡至杭，亲为“十景”赋诗题碑，乾隆帝亦多次作诗吟咏“十景”，因而在康乾年间，“十景”得以恢复、重建，一定程度上恢复旧时风貌，然至清末民初，“十景”基本荒废；民国时因近代旅游兴起，当时政府对西湖进行了全方位整治，“十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整，并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后因战争等的破坏，“十景”百废待兴，建国后对西湖风景区全面整治时，着重对“西湖十景”进行了修缮、重建和扩建。

“西湖十景”的形成和确定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西湖疏浚历史和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历史的见证。

它承载着千年历史，千年记忆，更加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感情，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演化成如今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部分景观被历史湮没，又被建构出的新的景观所代替，景观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叠加与融合，也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时代记忆的映射，传达出不同特色的西湖形象，“十景”也因此得以传承数百年，虽沧海桑田，仍声誉斐然。

三．“西湖十景”变迁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视角看，旅游景观除了具有自身特殊的物理属性外，还有符号属性，后者源于社会所赋予景观的价值和理想（即符号化过程）[27]；而旅游景观也是在经历“神圣化”塑造、符号化建构后才具有吸引力。

麦肯奈尔认为景观的神圣化过程大致包括命名、取景和提升、神圣化、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5个阶段，“西湖十景”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完成了其神圣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

每个景观符号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能指”实体和符号“所指”意涵，在文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关照下聚合在一起，彼此呼应联动，形成综合性的西湖景观形象。

历经兴衰的“十景”，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文本表征和文化内涵，下面将沿着时间的脉络，通过解析景观文本探访“十景”景观的变迁形迹。

（一）古代“十景”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更于文人墨客、宦寓游居者创作的诗文词画中声名鹊起，不仅因其别致的美景，更因发生在此处的故事、遗留在此处的记忆，以及凝聚在景中的文人情怀和审美关照。

在符号学观点下，“西湖十景”名自景始，景以名传，其景观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文人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义的生产制造就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22]，因而“十景”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其被符号化建构的过程。

西湖之上，值得称道的景观太多，但只有少数景观符号用以建构“十景”。

利用符号的双轴关系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问题。

双轴理论最早是由索绪尔提出，认为组合轴和系谱轴是符号在表意过程中的两个展开向度。

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黏合，从而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聚合轴可简单理解为“选择轴”，其功能是比较与选择。

“西湖十景”一系列景观符号，就是在文人审美关照下选取部分意象符号组合聚合的结果。

从横向组合轴来看，“西湖十景”每个景观符号均采用富有诗意的四字景名，每个题名大体是前两字指明特定景点，后两字指明特色景象[19]。

文人画家选取的实体景观意象，或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或是当代南宋风格的典型。

“苏堤”、“三潭”是苏东坡任杭城太守时为保杭城用水疏浚西湖所建，是西湖山水与杭州城市发展、人民生活友好互动的见证，更是苏东坡勤政为民、关心百姓福祉的士大夫品格的体现；“雷峰塔”、“南屏净慈寺”则是吴越建成的有名佛塔，是佛家文化的代表，更是西湖“东方佛国”的体现；“曲院”、“花港”则展现了南宋时士大夫的文人风气；“平湖”、“双峰”的选取，则强调西湖之美，美在山水相依的景观格局，几乎包容了西湖形象的全部要素。

每个景点背后都有其传说、典故，是西湖百年来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

而“春晓”、“风荷”、“秋月”、“残雪”、“夕照”、“晚钟”等则描绘了西湖的春夏秋冬四季，昼夜晨昏四时，晴雨风雪四相，这些意象组合起来，展现了西湖不同时态下的万千种风姿，“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竟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正应东坡那首千古绝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34]。

这些意象符号的选择，使“十景”较为全面的展现了西湖四时之景的别样风貌，成为西湖的标志性景观。

从纵向聚合轴角度看，每个题名都是在文人审美关照下“诗化”的结果。

“春晓”、“秋月”、“夕照”、“残雪”是常见的诗词意象，湖是艺术化处理后波澜平静的“平”湖、钟是日暮敲响的“晚钟”、桥是似断非断的“断桥”；景名中实体景观与诗词意象的组合，如秋夜月色下的“平湖”、春季清晨的“苏堤”、夕阳下映入湖波的雷峰塔，微风吹拂下摇摇曳曳的荷花……都是经由诗人艺术化加工建构出的心中理想化的风景。

景名所描绘的景象并非时时可见，但诗人画者通过捕捉这转瞬即逝的鸟语钟响、浮光掠影，将四季和四时最具美感的那一时那一刻定格，向后来者传达出蕴含丰富文人美学和文化追求的理想化西湖意象。

“西湖十景”符号化建构的结果，是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意义的新的符号系统，每个景观符号的景名成为符号“能指”，“所指”即具体的景点景观，文人所赋予景观的审美旨趣、人文思想和历史记忆是“解释项”，即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它们共同构成皮尔斯理论中的完整符号。

封建时代的“西湖十景”历经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被不断注入各时期的社会价值和理想，最终形成内蕴深厚的文化意涵，景观文本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呈现。

诸如方志、文人诗词、游记等景观文本，记录并储存了与西湖相关的历史记忆，也表征出多样化的西湖形象。

南宋以前，西湖即在唐代宰相李泌、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官居杭州的苏东坡的治理下，“湖葑尽拓，树木成荫”，尽展其清妍秀丽之姿；南宋时朝廷南迁至杭，西湖随之备受瞩目，并得到朝廷的精心维护，湖周围新建诸多台榭亭阁、花木园圃，增添了湖山的秀丽。

“西湖十景”的出现，就是通过选取四时、晴雨、夕阳、初晓等意象符号，不断对细节、特征进行描绘，愈发精微细致的构造出西湖唯美的意境，后代诗人孙锐的“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尹廷高的“孤峰犹带夕阳红”、陈璨的“红衣绿扇映清波”，无不凸显着西湖“诗情画意”的景观形象。

“西湖十景”不只是诗人心中理想山水的代表，更是他们情感的依托。

张炬笔下的苏堤是“草色旧迎雕撵，蒙茸暗香陌”；柳浪闻莺是“翠迷倦舞，红驻残妆，流莺怕与春别”，对雷峰塔则发出“算惟有，塔起金轮，千载如昨”的感慨；陈允平眼中的平湖秋月是“对西风凭谁问取，人间那得有今夕。

应笑寒宫殿窄。

露冷烟淡，还看数点残星，两行新雁，倚楼横笛”，这些意象意境都表现出浓厚的消颓、伤感之气，极具兴衰之感[36]。

深处动荡时局的南宋文人因被迫南迁而兴发出无奈漂泊之感，面对西湖这永恒不变的山水，不免兴起感叹人生短促的时间意识，文人将内心情感倾注笔端题咏“十景”，将这段往事刻入文本，同时赋予西湖悲凉的形象特征[21]。

文人们感伤时乱之际，西湖市井却异常繁华，每逢节日，杭人无论贫富，倾城而出。

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

“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辐辏湖上”、游者“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足见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市旅游的兴盛。

西湖的秀丽山水配以轻歌曼舞、管弦绮船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但此时的西湖，淡去了自然的秀丽清雅而过于纸醉金迷，成为文士眼中的“销金锅儿”，西湖亦多了一份靡丽绮艳的形象特征。

元明清时期，“西湖十景”经历南宋国破家亡和朝代更替，多已废弃，昔日繁华胜景不再，唯景名得以流传，少数文人在面对眼前物象时藉由对景名的想象追忆往昔胜景，或感叹旧景难复。

如明代诗人王瀛追忆曲院风荷胜景：

“古来曲院枕莲塘，风过犹疑酝酿香。

熏得凌波仙子醉，锦裳零落怯新凉。

”；而清初诗人眼中的“柳浪闻莺”是“燕子飞来，桃花不语，阅过几沧桑”的萧瑟凄凉景象，西湖逐渐成为文人心中寻而不得的“梦”。

但另一方面，明清两代是中国旅游大繁荣时期，士大夫和平民大众均可参与并热衷旅游活动，西湖不再只是文人眼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山水，还是普通大众展开节庆、宗教旅游的场所，现实市井意识逐渐增强，西湖形象也日益的通俗化，沾染上市井气味。

张岱《西湖梦寻》中写道“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具丽，然倚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西湖曾经如西子般的高雅清丽的形象不复存在，反而成为满带风尘、历经沧桑的风流名妓。

直至清代，康熙巡游西湖时逐一品题“西湖十景”并题写碑刻，乾隆亦多次作诗咏赞“十景”，地方官员纷纷建亭立碑，设观景台，对“十景”进行恢复和重建后，西湖的审美功能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西湖十景”历经朝代更迭，在朝廷的疏治与民众侵占中兴衰更替，与“十景”相关的历代人物活动及感怀成为后人记忆的部分，也被载入景观文本中成为其深刻的文化意涵。

历代文人是“十景”的建构者、描绘者，也是传播者，他们在湖上吟风弄月，将自己的风格、想象和感情化入诗中，融入景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诗意的对话”，塑造出理想化的山水景观。

“十景”的变迁也是西湖形象变迁的映射，由清幽到妩媚、由脱俗到绮艳，由精英化到世俗化。

（二）民国“十景”

“西湖十景”自南宋由文人画家命名并赋予其符号意涵后，历经朝代更迭，至清康熙帝御书“西湖十景”匾额，地方官员建亭立碑确立“十景”的观赏地点，完成了景观命名和取景阶段；而历史的变迁赋予“十景”丰富的符号内涵，景观“神圣化”阶段也基本完成。

民国是一个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西方文化渗透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和旅行观念，旅游逐渐成为民众新兴的文化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更使得“西湖十景”在普罗大众间广泛传播，西湖形象得以深入每个人的生活和记忆，成功实现了“十景”的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

“西湖十景”在民国初年多已胜景难觅，名存而景衰，民国政府从发展旅游业角度考虑，本着“保留原有形式，以求率真”的原则对西湖景观进行修缮、重建，花港观鱼、平湖秋月、双峰插云、曲院风荷、断桥、苏堤等“十景”景观大致得到修复，多数景观的景名“能指”和实体景观符号“所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其符号内涵却在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过程中不断丰富，西湖也表现出新的时代形象特征。

广告传播媒介兴起后，旅游生产经营部门纷纷借助报刊媒体发布旅游类广告，如中国旅行社在《申报》开辟《旅行专刊》，专门介绍各种旅行知识和信息；景区和交通管理部门等编印发行旅游宣传册、风景名胜指南等，详细描绘西湖的精确游览路线。

“西湖十景”是所有宣传册中重点介绍的景点，必不可少的还有游程路线、饮食住宿娱乐和往来交通信息等，可见民国时期旅游已成为较纯粹的休闲娱乐活动。

另外不少文人在期刊上发表游记类文章，既文笔优美地记录所游所感，又颇具实用知识，详尽介绍游览路线、交通、住宿等各项事宜。

足见在作为经济行业的旅游业出现之后，旅游日益大众化和平民化，西湖不只是文士精英们的审美对象，更是普罗大众游赏放松的休闲场所。

与文字相比，图像传播更为具体可感，通过观察民国时期关于“十景”的图像资料，可以感知到西湖独特的形象魅力。

民国时期的西湖图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画家绘制的西湖或写实或写意的西湖风景画，如陈抱一的《苏堤春晓》、刘海粟的《花港观鱼》、陈树人的《三潭倚棹》等；画中的“十景”多是古朴而沧桑的，却也难掩美丽的湖光山色，湖面上总有游船的痕迹，足能够体现出当时盛行的旅游之风；另一类是带有明确商业宣传意图的绘画，最为典型的是“十景”作为背景出现在烟草、茶叶、贸易公司等的商品广告中，且几乎都是“美女+美景”的形式，这一方面是对自古以来西湖“美女”形象的传承，对民国美女经济的时代特色的表征，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西湖景色之美。

且这一时期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普通游客能够真实记录当时的“十景”景观及旅游活动情景，画面常常是一派欢欣景象，充满休闲、欢快的生活气息；专业摄影机构大量发行风景明信片，更使得西湖那一片美丽的湖光山色广为人知。

民国时大众旅游蓬勃发展，西湖景象一派繁华，道路被拓宽以接纳更多的游人，湖边宾馆、饭店、剧院等娱乐设施遍布，西湖逐渐转变为集游览、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的风景区，而不再只是激发士人精英阶层吟诗作画的审美对象，致使文人眼中出现了另一类西湖形象——“丑西湖”。

如徐志摩笔下曾塑造出“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等富于神秘美感的月下雷锋形象，但当他重游西湖后，却略显夸张的描绘西湖的“丑”，写出西湖的“俗化”，如“平湖秋月开了酒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这些意象，展现了日益世俗化、大众化的西湖形象，这与西方近代文化传播有关，更与近代旅游大众化导致旅游需求增加有关[37]。

“西湖十景”自形成以来，就是历代文人吟咏的对象，其秀美的山水激发诗人们的灵感，诗人的吟唱更使“十景”声名远扬。

在近代大众旅游兴起之前，文士精英们是参与“十景”景观建设和西湖文化形象建构的主体，历代文人进行的是一种精英式的旅游方式，追求适情悦意、人景交融；至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旅游日益成为大众的生活内容，西湖呈现出世俗化的形象特征。

当时的旅行社、民间旅游团体借助于新兴起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旅游广告、旅游宣传手册、游记等手段，对西湖进行无孔不入的、重复的、模式化的传播，成功完成符号化过程的“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阶段，西湖见证了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湖形象也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民国时代的文化记忆。

（三）现代“十景”

民国时期短暂的繁荣后，“十景”历经战乱又失于修缮，建国初期均荒败不堪，名存实亡。

后杭州市政府多次展开西湖整治和景观修复工作，经过几十年建设，“十景”再次以完整而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景观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通过主体记忆所形成的主观映像[1]，是建构主体在新时代特征下选择性建构的产物；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价值理想和意义的转移。

“西湖十景”历经时代变迁，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景观符号再建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解码，即对景观文本进行解读，体验其内在的文化意涵，透视其传递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记忆以便传承；第二个层面是编码，即建构主体依据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对符号重新建构，赋予其时代特色以便创新。

因而在“西湖十景”的景观修复过程中，部分景观符号被清除，被重新书写的符号所替代；部分景观符号被从文本记忆深处挖掘出来，被重新塑造现于人前；部分则是全新的富于时代特色的建构物。

这些景观符号的增添与变化，显示着景观与地方文化的演变，唤起或重塑着各时代的文化记忆。

“十景”景观的实际建构，是在保留景名能指，尊重地方文脉的前提下，通过对景观文本如方志史料、文学作品、媒体宣传的解码，挖掘出景观背后的文化意涵和潜藏的历史记忆，构建新的符号所指（修复、新建景观）并赋予其新的符号内涵意义（解释项）。

通过修缮、复建、仿建使一些遗迹景观得以重现，以唤醒游客记忆；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新的景观以满足游客新需求。

如今的“西湖十景”不是单纯的呼应景名的观景场所，而是包含了不同主题的综合性景区。

各景区内既有重新修缮的不同时代的建筑古迹，还有新建的现代新生事物；即便是同一景点，修缮过程中也融入了设计师独特的想法和现代理念。

“十景”景观成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符号意涵载体，兼具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时代精神的张力。

现今呈现于游览者眼前的具体景观符号如下表所示：

表1现代“西湖十景”景观符号表征及内涵意义

景名能指

文本记忆

景观所指

解释项（内涵意义）

记忆传承

时代创新

苏堤春晓

苏公堤，苏子瞻守郡，浚湖而筑之；夹植花柳，红翠烂盈，灿如锦带矣（《西湖游览志》）

①苏堤、治湖事略石碑；

②玉兰、芙蓉、碧桃等名贵花木；桃柳夹种

③铺就常绿草地

①凸显苏东坡布政民间的政绩，强调西湖与杭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联，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②重现“一株杨柳一株桃，夹镜双湖绿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