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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老师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秦志希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
媒介能起到一只“文化眼睛”的作用——它通过对社会风险的报道，可以开视风险上的“瞎眼公民”，从而引发他们进行风险治理。
风险：
激进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高科技等）带来的危害
一、风险反思
面对自然，人必须敏于知察，并通过调节自身事件予以应对，这就造就了他“外察式”的风险反思。
人对自身道德、精神上的危机的“内省式”反思。
风险反思在当代媒介呈现的走势：
1、拓宽领域：
80年代，改革开放事业潜伏的问题（国计）——90年代，向民生领域拓展，注意告知百姓的生活风险；——近年帝王戏盛行，揭露封建权谋文化的危害性（政治、文化领域）
2、深化：
灾难方面。
90年代注重报道突发事件，看重娱乐性，缺乏深层次思考，反思性表浅；现实中的三种风险反思：
只看到风险现象的现实主义反思，表浅；从风险现象看到风险背景的质朴“结构主义”反思，简单；风险是制度性、决策性的所谓“制度结构主义”反思。
在现代社会，反思性正在成为生产力源泉。
当代中国媒介的风险反思正在引发公众、政府的相关互动，成为社会的一种助益。
吉登斯提出，现代人的组织未来、塑造世界要靠风险反思。
某种“过去”在当代的重复——卡西尔“社会进程中文化的‘稳定化’和‘进化’间固有张力的反应。
传统的生成总是在人们从过去走向未来时刻其自住性缺失所致。
吉登斯：
人对过去有一种“成瘾”现象，这种“成瘾”示意众人的自住性被冻结的状态。
人做不到将它传统化，又在于他能够加强其自身的自主型性。
二、权力博弈
权力博弈：
一方面相关权利在打压报道，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媒介依托政府权力或政府转借为自身的一种权力，予以制衡。
李普曼：
作为社会安全守望者，媒介要审视社会的“不测风云”与“浅滩暗礁”，并要“及时发出警报”。
报道社会风险是媒介职责它对于媒介具有职业上的正当性。
脸面（face）意识与前台（front）观念：
“共同在场”的人们，对自己的脸面有着一种“以防他人审视与拆台的自我呵护（self-warmth）的情感。
人在社会舞台表演，总把伤脸面的事隐藏于“后台”，以保证前台的自己受到赞誉。
权力制衡的原因：
1.媒介管理者给予制衡。
出于一种“社会稳定观”，长远看，风险愈少为公众所知，愈多的风险会被制造出来。
2.风险发生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封锁信息、防堵报道等行为，显示出他们制约媒介风险报道的某种权力：
权力在表现层面的特征质疑是对他者的制约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相关权利向下分散和转移，社会组织出现“非集中化状态”。
中央政府不得不依托媒介等方面传递的信息实行社会监控，即吉登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反思性监控。
3.媒介的能动性可以使其出现权力自产或自赋权力的现象。
福柯：
权利受动着产生一种抵抗权力，他也具有某种权力生产能力，他说：
权力来自下面。
总之，风险报道上，当代中国媒介同其制衡的权力相博弈的那种权力，既来自他对党政相关权力的转借，又来自他的自产。
但是在传播实践中，某些权力以其对制衡他的权力的区服，使这种博弈“失语”。
工具化心理：
记者甘愿接受制衡权力制衡的心理。
跟言语需要服从的垂直性权利习惯（权力关系通常以及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他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模式中，尤其是根植于理性化的行为中。
）当代中国媒介要清除在制衡权力面前的工具性心理，有待于树立牢固的“自下而上”的互动式的权力关系观。
三、处世态度
消极处世：
过一天算一天的听任态度；玩世不恭的态度——宿命论或天命观
积极处世：
赋予命运特征。
质疑、改变、重新调整目标。
具体表现为：
1.审视过去：
解释既有危机及其相关旧体制上的因由，而不可以设定治理方案。
不给答案，只反映危机报道，会引起全社会对问题的重视、思考和求索。
2.着意创新：
人应对风险理论说的那种展现人应对风险的能动性的反思：
人“依据新的信息”而对其“社会活动”等“作出阶段性修正的敏感性。
”
海德格尔：
人由现实之“畏”而“操心”，由“操心”而走向未来。
“自我弱小”的认同：
“无力感”，个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其自主性被剥夺的一种感受。
现代文化的“堵塞”特征：
这种对于风险的反思收到过去某种报道理念的羁绊，它在进行权力博弈，但这种博弈受到“工具性心理”阻抗；他在风险情景呈现积极处世态度，但这种态度又受到某种观念上宿命倾向的影响。
这种能动性即是人自我监控、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反思。
《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罗以澄
一、守望社会：
真实传播社会信息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要求：
1.对于社会变动的重要事实不不遮蔽、不伪饰、不遗漏、不夸张、不炒作，尽责的为公众理解社会变动提供一面“镜子”
2.及时、准确、可挂的报道社会变动的事实信息，并尽可能呈现从表层信息的呈现进入到事实深层信息的反映
3.全面、公正、均衡的报道事实，尽可能呈现产生事实的现实子系统在社会总系统中的真实位置，给人们了解社会现实的正确“地图”。
二、警醒社会：
健全新闻舆论监督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须注意：
1.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权力，是为公众代行的一种监督权，必须以保障公众的根本利益为所归。
只有群体意义上的正义性而不具备个体的正义性。
2.舆论监督不能代替包办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不宜越界扩张自身权力。
3.舆论监督的重点是监督公权的掌控者和公共决策，聚焦于制度建设。
4.舆论监督是过程监督与结果监督的有机结合，以过程监督为主，保障社会的肌体健康。
5.全方位监督，对社会的整体瞭望和警醒职责的落实，自上而下为主，配合多种横向舆论监督，以摆脱舆论审判和集中于少数高端媒体舆论监督的怪圈。
6.避免情绪化和煽情化的误区，以理性的、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式进行。
三、呵护社会：
提升传播的理性、人文性
坚持新闻传播的理性，首先要摒弃极端的庸俗主义；其次，矫正片面报道
坚持新闻传播的人文性：
1.强烈的人文关怀，平等对待公众，形成与公众平等对话的关系，精心维护对底层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尊重和“大爱”
2.高度的人文智慧，进一步把“受众为本”的报道理念升华到“受众为本”和“公众为本”有机结合的层次上，一是要负责任的建构“媒介现实”，绝对不能为讨好有钱和有闲阶级，忘记弱势群体的挣扎；也不能在报道中极端扩张“仇富”的与氛围，忘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
二是要有效的展现公众的生存智慧与和谐智慧。
三是要有所作为的传播和谐文化。
《论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程明
一、广告文化——广告传播参与社会文化过程的基因
广告传播活动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广告文化决定了广告传播必然具有社会化功能。
广告传播是一种大众型的商业文化现象。
商业广告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传播行为，不仅受一定的思想支配，还必然体现出一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直接作用于人的消费行为，又总与某种生活观念相联系。
广告传播在传递商业信息中，必然包含了并体现出一定的文化信息与内涵。
使受众一方面接受它所推崇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受众认同了广告传播所推崇或主张的具有确定文化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
二、广告传播社会化功能的具体表现
1.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
2.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3.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并不断向受众传递有关新的生活方式的信息（社会模仿）
三、广告传播社会化功能的负面效应
1.物质至上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
2.不健康的价值观念
3.误导行为规范，培养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4.造成不良的社会心理
5.推崇洋货，崇洋媚外倾向
6.在语言文字方面存在不规范
四、总结
1．广告传播具有很多功能:
经济功能是基本功能，文化功能以经济功能为基础，社会化功能是广告在传递信息后，对受众的思想行为产生的连锁影响，是一种“隐性功能”，是广告传播长远社会效益的体现。
2．用积极健康的广告来促进人的社会化，抵制那些低级趣味、庸俗的广告对人的社会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3．遏制广告传播的负面效应：
加强政府的广告行政管理，增强广告行业自律能力，发挥广告社会监督作用，重视广告传播宣传管理工作等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单波
表面上，客观性原则在西方新闻界保持着“新闻专业理念”的地位，但把这个理念落实到新闻写作理念呈现时，却成了一种迷思——有人认为新闻报道“不客观”，“不可客观”，“不必客观”。
原因：
19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界政党报纸向廉价报纸转变，美国报业提出以提高地位和报酬为目的的新闻专业理念，其中报道客观报道原则（要盈利必须大量发行，要大量发行，报纸言论又必须超越党派，在保持中立的状态下影的广泛读者，由此客观报道应运而生。
马克思认为，英国泰晤士报所运用的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是各种经济、政治利益互相牵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考虑报纸发行量和自身利益的结果。
认为有些以公正面目出现在报刊上的报道，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而非当事人真正的出于公正。
但马克思认为，客观公正是所有报刊应当共同遵守的准则，是自由报道新闻的前提，是保障人说话权利的一种姿态。
他承认报纸的经济利益和党派利益会对客观报道施加影响，但也承认存在这种与职责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真正的出以公心，来全面表达或反映客观事实的各个方面。
马克思是站在物质与精神互动的层面上思考作为精神生产的一种方式——客观报道。
客观报道方式与自由主义经济的物质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人们又在物质生产之外构造着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精神交往的独立形式，客观报道作为新闻传播者中独立的精神交往是一种特殊传播形式，是社会上的精神需要和人自身的精神需要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一、人文基础：
1.新闻客观性原则根植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会性道德意识，或者说，它是体现人的社会本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有对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批评都只是对表面现象的批评，而不能触及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会性道德意识，即客观性的内在根基。
2.新闻客观性原则还植根于人的理性精神或求真意识。
3.客观性原则植根于人的道德意识和理性精神并不矛盾。
前者在与超越原有认识的有限范围，后者在于超越自我性格、习惯、欲望等的限制。
从根本说，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互补。
这种互补i型能够使得两者共同构成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基础。
客观性不是指某种不偏不倚的状态或写作方式，而是指对主体间平等交往需要的满足，对记者自身的个性，习惯、欲望等的超越。
二、在主体合一中审视新闻的客观性
新闻的客观性是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产物。
新闻客观性被赋予了两种意义：
一是主观意识符合客观，报道内容和报道对象的相关性、一致性；二是平衡、全面的认识形式。
新闻真实既不可能存在与人们生活之外的世界里，也不可能仅与客体相关而与人的主体状态无关，他只能属于人自身创造的实现，不可能仅仅是回到事物已有的预先规定。
新闻客观性还指向新闻传播主体的理性的互动。
这种理性的互动既是一种摆脱主体对客观事实单面的符合、超越个体理性能力的限制与片面而达于“综合的理性”的实践活动。
在这种层面上，所谓的新闻客观性就包含着动态的呈现客观事实的理性过程，准确的呈现客观事实的理性态度以及多向多面的呈现客观事实的理性思维方法。
新闻传播的客观性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而是新闻传播主体的理性活动的内容；不再是被动的依照事实去检验事实的分析理性，而是贯穿着主体间的理性互动和实践内容的综合的理性，即除了准确、公正、多面的报道之外，还深入事实，通过理性的解说道出真相，客观性与解释性处在有机的、动态的统一之中。
三、新闻客观性原则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闻客观性的价值在于通过扫除偏见而扩大人的精神交往空间，通过公开的报道、公正的呈现使人拥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和探求真相的理性精神，维持主体间的社会性道德意识网。
客观报道的负价值：
当记者为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牵挂而以客观报道作为逃避责任、寻求平衡的手段时，当记者只是表面的、被动地呈现事实的多面而不去揭示事实的真相时，客观报道就依然没有真正面对大众的精神交往需要，没有面对人的理性精神，相反是用一种伪善欺骗了大众，玷污了人的精神交往需要。
新闻客观性的重建不仅是对人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人的精神交往需要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
《构建和谐社会和新闻报道的人文智慧》罗以澄
社会交往理性的构建运用，有赖于新闻实践理性。
新闻传媒的理性有两个基本向度：
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追求受众注意力的工具理性；协调社会交往、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守望和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理性。
在商业化竞争中，新闻传媒更愿意对能够吸引受众好奇心的报道感兴趣，这也是新闻传媒对社会守望功能的一部分。
但是新闻报道的极端情绪化和庸俗化，是对新闻传播实践理性的反动，是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迷失。
一些新闻传媒以“满足受众需求”、“增强新闻竞争力”为借口，以暴力、色情、恶搞、恶俗作为经营的亮点和秘诀，追求所谓的“趣味性、刺激性、可读性”，并以之作为传媒经济的增长点，是极端的去理性化行为，必须加以防范和整治。
无效报道、空头政治、恶意造假、失语和炒作等行为，是戕害新闻报道实践理性的毒药。
一些报道以“讲政治”为由一味与上面对口径，实际是颠倒了事实与“政治性”的关系，导致虚假新闻泛滥，形成“半边理、半张脸”的报道模式，践踏了社会理性。
也有一些新闻报道以远离社会，游走在社会边缘，去政治化为圭臬，刻意寻找民众和社会中一些负面因素恣意表现，对时代的转型实质、社会的总体趋势缺乏同情心的体察和整体的、理性的关照，建构“伪公众话语”，消解了公众真正的话语内核，在“痛快淋漓”中抽离了理性的本质，消解了对社会的基本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的理性运作要善于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上寻找结合点和平衡点。
负面报道形成了政府与公众之间交流和理解的屏障，消减了社会能见度。
在具体的报道中，不能仅凭感性冲动，此一时彼一时，随风倒，形成报道的极端浮躁和浅薄，或者一会集体失语，一会众声喧哗，追求一种不负责任的煽情效果。
这些报道最容易形成社会信息的“空洞效应”和“峰谷效应”，引发社会的恐慌和矛盾，形成情绪化的舆论氛围。
反对对弱势群体的精神矮化
协助建构理性的社会认知模板,健全精神交往网络和社会交往体系,在发挥社会守望功能基础上,尊重人、关怀人,为人的主体性张扬、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提供信息和知识条件作为新闻报道运作的核心：
首先要建构人们对真实信息环境的和谐认识框架；其次要大力传播人们和谐生存和交往智慧；再次要大力开发主流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媒介文化空间。
信息碎片和文化泡沫所导致的文化软骨病、文化虚无症、文化共同体的解构、社会离心力的扩张,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文化病因。
新闻传媒报道和谐社会的建构,也要注意客观、准确、适度,如果给人以太多的幸福承诺,而这种承诺又不能兑现,就会诱发幻想和迷信,更会形成心理落差,引发对社会的失望和对抗。
《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单波
公共危机是指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从事传播活动的一种障碍，它使人产生焦虑与不确定性，从而使文化间的交流失去平衡，表现为权力关系的博弈，影响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跨文化传播因此失去了和谐的前提条件。
跨文化传播对公共危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影响，分别是扩散危机、引入国际利率、调节分歧、团结内部及监控危机。
当本土危机出现时，假若危机处理者对跨文化传播不能做出适时的使用及回应，危机将会持续，会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
戴元光、赵士林：
对危机的透明与及时的报道往往有助于危机得到更快的解决，而许多危机本身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必须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消除危机。
人们往往创造符号化的东西来克服公共危机，但是，当人们过分依赖这种符号化的东西时，又会陷入新的危机。
罗以澄：
媒体在发挥社会作用时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阻碍；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媒体本身，反而面临着显而易见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弱势。
话语方式的一致性构成了传播的障碍，而话语方式的不同也导致障碍的出现。
黄旦：
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传播的基本方式是：
发生问题——媒体曝光——公众恐慌——相关部门介入——查出、检验、定性——相关责任人受处罚，其最大特征是以媒体为先锋
《跨国跨文化传播笔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文化全球化：
在跨国传播中整合地方——国家——国际等各个不同层次，将文化资源的获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至于整个世界范围内。
文化全球化必然建立在去区域化的基础上。
文化全球化将民族国家融入世界，势必削弱国家作为秩序和联系的功能要素，影响、威胁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完整性，并因其单一的主要施动者而出现文化同质化、一体化趋势。
跨文化传播的实质是在改写和重构着民族国家间的文化边界，他在客观上实施一个重新组织世界的构想。
当今跨文化传播并不只是一个单向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运动，全球化虽然内含着同质化，但它又绝不仅仅是同质化，它同时又导致、强化着异质化。
全球化实际上包括全球化与地域性、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文化力量的对峙和互动。
如果捍卫文化认同与捍卫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混淆起来，就会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
这表明，捍卫民族文化边界，不可拒绝“世界的”，不可将民族国家看做是与世隔绝的“孤岛”，而应在民族国家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的有机连接。
文化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经济全球化逻辑决定的。
《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论及其解决路径》单波
“特殊性空间”的提出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图景：
在全球化趋势中，无论主客观条件，世界都将迈向一体化过程，本土不仅不会因为普遍性时间的流动而消失，反而会在“特殊性空间”中重新建构地方及区域。
由于这种“特殊性空间”的存在，使得世界上同时存在着许多相异的、多元的现代性。
全球本土化的问题
1.去啊你去本土化迷恋于建构了一个更大的权力，以平衡全球化的矛盾，而忽略了文化间性问题，即如何形成文化间的互惠理解，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
2.全球本土化重视平衡权力建构以化解文化冲突，但忽略了平等权力的建构，从而难以使作为控制力量的权力转向人的创造性权力。
全球本土化将全球文化发展描述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没有真正超越二元对立思考，缺少和谐理念的支撑，因而只能探讨技术上的文化平衡，不能说明基于交流和理解的文化互动。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石义斌单波
媒介所报道的事件已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介将一些语言符号连接在一起,以传递某种意义,从而使媒介担负意识形态的构联角色，更为可悲的是,传播媒介的“议题设定功能”依存于其“非党派性”和“中立”的招牌,这些招牌给人一种可信赖感,从而传播媒介所设定和提示的“议题”能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文化工业批判者构筑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即针对公共事物,在法律制度保护下,公民得以自主而理性地互动及辩论,而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使其从理性-批判论争的场所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领域,公共性原则也被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
结果是公众变成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则被合法化了。
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包括媒介表述论和媒介传送论两个基本要素：
媒介表述论：
认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传播内容产地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等决定了传播媒介的表现形式。
媒介传送论：
在大众传媒中大量传播的西方文化形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影响，有消解民族认同、扼杀第三世界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等作用。
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送,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
媒介所呈现的“媒介事件”，只不过是根据媒介的信息传播特征和媒介市场而预先策划并“彩排”的“中心化”片段或“片段化”中心，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去除“媒介中心论”的情结，站在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体验的角度，批判性考察媒介对人的经验与文化创造的统治。
《大众传播与文化丹尼斯麦奎尔的传播文化观评析》单波
麦奎尔的学术地位：
1.划分了大众传播理论的主要类型及主要理论层次，在一个多元化的框架内给各种大众传播理论以科学定位，把大众传播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学术去向结合起来。
2.理清了传播与社会，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麦奎尔：
文化最本质最首要的属性就是传播，没有传播，文化不可能生存、发展、装大乃至货的辉煌的成果。
文化就是那构成人类世界同一社会或社区中的共同生活实践、符号与意义。
麦奎尔的“大众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方向：
1.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媒介文本的生产者或阅读者的“人”
2.作为媒介文本和人工制品的“物”
3.作为媒介产品制造者或媒介使用者的活动的人类实践
文化与民族语言：
一方面，民族语言是传播的工具，另一方面，民族语言有设置了传播的文化规范。
与此同时，文化对传播的影响还存在另外两种含义：
1.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多种文化的交互作用反映到传播活动中去，传播活动使文化产生位移、发生交叉，但同时发展了的文化、交叉变异的文化又对传播施加影响，改变传播的内容和方式。
2.文化的发达与不发达造成传播的落差，形成传播区域间的不平衡，以致出现了文化发达地区对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传播垄断。
大众媒介商业化的弊端：
1.文化质量低劣
2.培养“更加虚弱与低级”的文化消费者
3.形成消费者之间疏离的关系
4.媒介趋于功利，精于算计
5.为消费主义宣传
6.文化及其受众的关系中存在商品主义
总的看来，麦奎尔并不否认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生存与商品经济环境中的现实，并不否认市场体制能撑起高质量的文化，但同时又认为，消除大众媒介的商业化追求是“拯救”大众文化的有效途径，是建立“雅俗共赏”文化的有效途径。
麦奎尔并不排拒文化全球化，只是认为文化全球化只有在各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传播中才能实现。
它依然是在多元化的方式上进行，依然是在人的自主性上实现，而不是听命于某一外在的文化形式。
《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单波
公共危机是指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传播活动的一种障碍，它使人产生焦虑与不确定性，从而使文化间的交流失去平衡，表现为权力关系的博弈影响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
当本土危机出现时，假若危机处理者对跨文化传播不能作出适时的使用及回应，危机将会持续，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伤害。
罗以澄“媒体在发挥社会公器作用时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阻碍；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媒体本身，反而面临着显见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弱势。
单波：
无论媒体主导的“他说”，还是传媒聚光灯下艾滋病患者的“我说”，两种叙事方式都有可能会在道德判断及新闻价值的内驱力下步入不同的话语倾斜地带，使原本良好的报道初衷在公众解读新闻时被扭曲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问题的思考》单波
一、不能从形式逻辑的定义规则中抽象出新闻的商品性的原因：
1.新闻与普通物质产品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新闻没有直接的物质实用性,而且在于新闻能进入认识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
2.新闻只能以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等特征区别于文学、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形式,构
成独特的意识品质;
3.从精神生产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精神产品的新闻,其本质特性不在于商品性—一种精神产品所普遍具有的性质,而这种性质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新闻并不能从商品性中获得内在的规定性。
二、从新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抽象出新闻的商品性
1.近代新闻业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向全世界开拓的产物。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通过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规则，那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新闻就毫无理由也不可能拒绝商品性。
其一,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新闻生产在内的精神生产,在相当程度上是商品生产,更进一步地说,市场经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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