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公务员考试医生眼中的医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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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务员考试医生眼中的医改
2012吉林省公务员考试：
医生眼中的“医改”
来源：
华图网站运营中心
【导读】吉林省公务员考试：
医生眼中的“医改”
百姓眼中“看病贵”，医生认为贵在哪儿
讲述者：
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林
医改正在积跬步。
其中，“看病贵”是当前百姓印象中的医疗沉疴之一。
有媒体统计，2011年中国住院人均花费6632元，相当于农民一年的收入。
但在抱怨背后，你是否了解“看病贵”究竟贵在哪里?
在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林眼中，“看病贵”主要不是贵在挂号和诊疗上，而是贵在手术耗材和进口药品上。
“普通病人的看病流程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挂号-诊疗-手术-买药等步骤。
在这个过程中，挂号费不应该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他告诉记者，“挂号费再高，也不会高到让患者承担不起的程度。
”
既然如此，为何有医院的专家号卖出“天价”?
杨建林主任认为，有需求才有“黄牛”市场，而一部分患者没必要非得找专家看病。
另外，一些医院试图以调高专家号，来避免医疗资源被浪费，在他看来也不是治本之策，反而抬升了“看病贵”。
杨建林主任告诉记者，医护人力成本也不高，手术耗材的成本却高，好一点的进口耗材价格更高。
“我国的医疗设备和耗材使用不统一，各地医院采用的耗材都不一样。
医保不能报销医疗设备和耗材费用，患者若自费负担，很容易导致一部分人无法承受。
”
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血管科医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次心血管手术过程中，植入一个支架的费用是3万多一点，住院费一天是700元左右，检查化验费3000多元，药品约2000多元，医生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不到2000元。
基本上，整个医疗费用4万多元，其中，检查化验费、药品费占在5%以上，耗材费用占80%以上，医疗人力成本仅占不到整个医疗费用的4%。
“但这也分情况，不同的病，成本比例不一。
做不做手术，成本构成也不一样。
”这位心血管医生说。
在杨建林主任看来，药品也是造成“看病贵”的一方面，尤其在不需要做手术的诊疗中，它占了一个大头。
“一些常用药、普通药——比如吡哌酸等是很经济实惠的，但在很多医院已经买不到了。
”杨建林主任感觉，从2000年开始，药品开始越来越重包装、轻质量，过度包装背后是价格的翻番。
他认为，医院在对药商进行招标的时候，不能光看哪家药商的实力雄厚，规模宏大，利润丰厚，而应该让临床的医生参与招标。
“因为他们知道患者需要用什么药，着重找那些既经济又实惠的药品。
”他说，“这能大大降低高价格药品的购入，百姓用药的费用也就降低了。
”
在杨建林看来，看病贵不贵，还在于医患间的认识与沟通。
“在我所接触的病人当中，抱怨‘看病贵’的人其实并不多。
”他说，“因为在我们诊疗之前或是诊疗过程中，会对治疗的流程作一个基本介绍。
看什么病，花什么钱，建议病人哪些检查必须做，哪些检查没有必要做……这些如果事先都能与病人讲清楚，给他们更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绝大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
药品“零差价”是破解“看病贵”的良方吗
讲述者：
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林
某中药换包装后身价翻一番，一些常用药从出厂到医院售价猛涨20倍……频现的药品提成丑闻，在令老百姓慨叹“看病贵”的同时，也将现行公立医院实施的以药养医制度，推向改革的前台。
而新一轮医改的一大亮点，就是在公立医院中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
即不再让被医院加价的这15%，助推老百姓的看病负担。
目前，该制度已在山东、陕西、安徽等全国多个县（市、区）的基层医院试点，效果不错。
据媒体公开报道，在一些基层医院，百姓拿药价普遍比大医院便宜了30%。
杨建林主任所在的北京同仁医院，也是试点医院之一。
在他看来，药品“零差价”可以解决一部分“看病贵”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医药费用高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末端的这15%，而在于药企和中间环节。
”
据他介绍，药企的逐利特性和臃肿的中间环节，正在“逆向淘汰”一些经济实惠的药品，药品“零差价”与它相比是小头。
“同一种药，牌子越来越多、包装越来越精，效果不一定好，几元一瓶的药已经很难找到了。
”
据披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种药品从研发、生产到上市，都要经历生产商、采购商和经销商等环节。
在定价部门、招标部门、医院药事委员会面前，一家药企要在“同伴竞争”中脱颖而出，经常要以高额投入来“打通”这些环节。
有的投入，甚至能占到药品出厂价的十几倍。
而最终这些中间花销，肯定要由患者埋单。
在日益膨胀的投入面前，几元的“薄利药”自然难抵成本，“金贵药”甚嚣尘上。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医生收入总体偏低，目前，其待遇很大程度上要靠这15%加价来补。
你取消了医院加价，国家就要给予资金支持。
”杨建林主任认为，否则，其他变相的加价还会涌现。
“据我所知，为了弥补收入不足，一些医院已经出现了挂号费上涨的问题。
这说明单方面强调药品‘零差价’是不行的，没有财政扶持，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他说。
“按病种付费”破了大处方，能保证“疗效好”吗
讲述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李春林
去年8月1日起，“按病种付费”已悄然取代“按项目付费”，在北京6家医院开始了试点。
这个旨在控制“大处方”、“过度医疗”的医保支付方式，被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比喻为给病人“吃套餐”。
“套餐”怎么吃?
通俗地讲，就是把108个常见病种“打包”，根据病人的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分成若干组，每组确定一个报销“上限”。
同组的病人从入院到治好出院，治疗费用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否则由医院“埋单”。
“以前按项目收费，医生容易多做检查，从而助推了‘看病贵’。
现在试点按单病种限价收费，在我们医院，对抑制‘大处方’是有效的。
”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友谊医院，正是试点医院之一。
他告诉记者，“但我国现在的医疗合理性比较差，这种情况下，若单一地搞单病种收费，有点超前。
”
比如，既然定“上限”了，是否会牺牲患者的治疗效果?
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医院，为了“扬长避短”，采用的是DRG诊疗规范化路径管理，即把治疗一种病的标准化诊疗规范全部列出来，按标准化流程走，不能更改或省略，以保证每位病人“该做的检查、治疗项目，一个都不少”。
但此举在他看来，又过于机械。
“像做汉堡包一样，两片面包中间，是先夹肉还是先夹生菜?
顺序不能变。
一旦变了，要在电脑上一一填写变了什么，为什么变，很繁琐，加重了医生的负担。
”他的一位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同行也表示，“更重要的是，看病不是这么机械化的，流程上写着第3天换药，但病人吸收很快，第2天就需要换药;流程上写着用1个注射器，结果用了两个注射器;再加上很多并发症是难以预测的，这样试图用一个框子来‘框住’花费，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病人和千变万化的突发情况吗?
”
此外，李春林认为，限价也不利于先进医疗技术的使用。
“合理的医疗流程和机制，要用技术来承担，但设置上限后，费用不足以使用先进技术，这时医生就会采取保守治疗方案，对患者不利。
”
他举例说，比如，肿瘤病人来了，医生首先要作科学判断，“搞清楚了再治”，但这需要一个检查过程。
“如果按病种付费，医保只拨给医院1万元，在化验的过程中就花完了，那就只能直接手术。
在没搞明白病情的前提下手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
李春林认为，如果从解决“看病贵”的角度评价，按病种付费的确是一个办法，但“基本医疗只解决基本问题”。
“就像在餐馆里吃饭，如果说目的就是吃饱，那么，服务、营养、环境等条件是保证不了的。
”
权衡以上利弊，他认为目前按病种付费还不足以完全代替按项目付费。
“如果要实施这一方案并根治‘看病贵’，第一步就是全面、高水平地落实医保。
”
病人“逃单”由医院科室分担不是长久之计
讲述者：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李毅（化名）
“医生，快救救他!
”“请先挂号付费。
”仅想象这一幕，就会刺痛不少人的心。
而在绝大多数公立医院实行“先付费，后看病”政策的今天，它很容易在一些医院上演，并成为公众指责“医德沦丧”的一个佐证。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李毅告诉记者，医院实行挂号-付费-诊疗-取药流程，其立足点，并非公众想象的那般“唯利是图”。
“走这一系列手续，首先是双方缔结医患合同的需要。
合同成立了，意味着医生有责任对患者进行诊治，患者也有权利要求医生诊治。
”他说，按流程走，医生和患者都会受到保护。
“对病人而言，医生对病人的一切重要医疗行为：
缝合、救治、手术，都要经过家属签字，不能‘乱实施’;对医生来说，如果没签字就诊治，治好了家属千恩万谢，一旦出了事，家属会因你擅自做主而‘秋后算账’。
”
但李毅强调，这套流程并不那么机械，“面对重症病人，抢救是不能拖延的，这时医院是允许‘先诊疗、后付费’的。
”
他向记者“交了个底”：
“出于职业本能，医生对重症病人肯定会冲上去，医疗费用先替病人垫付，这时流程并不与它冲突。
在我们医院，常有这类情况。
”
他的一位同行举例告诉记者，在他们医院，前段时间有一个20多岁的农村小伙子，打工受重伤后送来救治，情况非常严重，但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医保。
“在我们看来，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才20几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谁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世。
我们当时就对他进行了吸氧等基础护理，经抢救最后治愈了。
但他实在付不起医疗费用，最后他的费用就由科室分担了。
大概几万元的治疗费用，他自己只花了2000多。
”
这样的事情不仅这一件，各家医院经常会有先欠着、事后补交的情况。
但李毅医生也坦承，光靠科室经费负担“学雷锋”，不是长久之计。
“绝大多数病人都没问题，但确实有极少数危重病人会‘逃单’、‘拒单’。
这笔钱没人掏，怎么办?
”他告诉记者，这时，多数只能由医院的各个科室或个人负担。
“但是，现行医疗制度是医院自负盈亏，国家的投入十分有限，所以，这样的情况不能太多，多了真的负担不起。
”
他的同行也向记者坦承：
“一年让我学一次雷锋，行。
但如果医生值个夜班就垫1000块钱，每月几千元的基本工资，确实困难。
从科室奖金、经费里扣，科室主任的脸色准不好看，医生出了力不落好，谁受得了?
”
“你一辈子赶上一个穷人，垫了应该。
但天天遇见这种情况，力不从心。
”李毅说。
他建议，“国家要让老百姓都看得起病，还需要加大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一方面争取人人都上医保，农民也要上医保;另一方面，改善医院自负盈亏的制度，国家供养医护工作者，从而保持医疗工作的公益性。
”
“所谓‘先付费，后看病’不是加剧医患关系的因素，只要国家肯投入，可以对具体特困病人申请国家资助、基金救济，相信医患关系会有所缓和。
”李毅说，“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这个本职不会改变。
”
“三甲”医院该用来治疗，基层医院该用来养病
讲述者：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李毅（化名）
“病人一有病，排队挂号、候诊、取药都排大长队，动辄就用一天工夫。
等待的结果是，只见了医生5分钟，感觉自己没受到重视，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北京积水潭骨科医生李毅，这样概括他眼中的“看病难”。
在他看来，“看病难”的直接原因是大多数患者生了病，习惯于盲目找大医院。
“但事实上，有些病症不一定要看专家号，有的在县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完全可以解决。
”
医改专家早已提出，“看病难”现象说到底，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
大医院有好医生、好设备，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患者“宁愿协和蹲一天，不愿回县医院”。
相应地，大医院的医疗资源被浪费，小医院的医疗资源却没用上。
但在李毅看来，原则上，“三甲”医院应该只负责治疗，不负责养病，养病更多应该是县级医院、社区医院的事。
“一所医院的医疗器械数量和专家人数是有限的，大家都等着专家看病，实质上是患者与患者间在争抢医疗资源，在抢医生。
小病占去了专家的一大部分时间，他能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的时间，就被大大压缩了。
”
李毅医生告诉记者，医生们常说“不怕误诊，就怕漏诊”，这也是当前一些基层医院医生身上的“薄弱环节”。
“误诊后果很严重，对于疾病的敏感性，基层医生是不够的，而且在诊断无把握的情况下，盲目治疗也是问题所在。
”
但在基层医院养病，对患者却是个不错的选择。
“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相比，床位费便宜，一些药品价格也低。
”他说。
卫生部公布的《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基层医院的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是81.5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是2315.1元，住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是228.1元;二级医院的这三项费用分别是147.6元、4564.2元、489.0元;三级医院则是231.8元、10935.9元、912.0元。
此外，基层医院也可以发挥中医药方面的优势，副作用小、降成本效果好。
在基本社区医疗服务中，采用中药、针灸、火罐、刮痧等手段来处理康复问题，往往“物美价廉”。
我国医改“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争取到2015年，实现“大病不出县”。
怎么做到这一点?
李毅医生认为，这必须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
“只有专业水平能满足病人的需要时，才会有更多患者到社区医院、县级医院就诊。
其次，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
待遇是引进人才的重要保障，人才是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前提。
”
而基层医院要吸引人才，必须加大投入，提高“赤脚医生”的待遇。
李毅举例说：
“我所在的医院，属于北京市很不错的医院，我的收入也就是4000元左右，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
说到基层医院的医生，收入在一两千元左右，解决家庭生活也许都成问题。
“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要求医护人员提高从业素养、护卫职业精神的。
”他说。
医生“多点执业”，很多条件不成熟
讲述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
大医院路途遥远、挂号难，患者却越来越多;有的小医院“近在咫尺”，患者却很少。
为什么?
“说白了，患者就是冲着好医生、好的医疗条件去的。
对医院而言，好的医疗人才是无价之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告诉记者。
而现阶段，让一名好医生“固定”在某家医院，在朱同玉副院长来看，不仅苦了患者，也让医生在负荷增加的同时，收入却不能和工作量成正比。
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被很多医改专家看做是缓解上述矛盾的一个可行方案。
“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趋势，我赞成。
但坦率地讲，现阶段实现‘多点执业’的很多条件都不成熟，很多配套制度没有完善起来，风险很大，可行性并不强。
”他坦承。
所谓“多点执业”，是让大医生、好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到县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里定期坐诊。
按照设想，此举既能让老百姓节省路费，在家门口看上病，也能提高好医生的收入，缓解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现状。
但在医生群体眼里，“多点执业”现实吗?
朱院长告诉记者，至少在他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医生尝试“多点执业”。
“个别去其他医院做手术的情况，也仅仅限于朋友邀请，正式开始‘多点执业’的相关条件还在探索中。
”他说。
在他看来，相关条件至少包括：
执业医生的工资怎么算?
是否要在这个医院注册?
社保怎么办?
人事编制到底属于哪里?
“现在都还没有完善的制度，来作说明。
”
“此外，单位领导怕耽误本职工作，发生医疗事故如何分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朱同玉副院长说，“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人事编制问题，它决定了社保的办理，医生的待遇等，并且能针对一旦出现的医疗事故，作出正确的责任分担。
”
此外，县级、社区医院的设备是否合适，也是朱院长担心的难题。
他说：
“很多大型手术是需要高级的医疗平台和设备的，这样的设备只有大医院有，社区医院、县级医院的设备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治疗结果，甚至导致医生‘下去了’也无法开展工作。
”
在朱同玉副院长看来，真正的“多点执业”范围应该更广，不仅是允许医生下到县级、社区医院中，还可以跨城市、跨大小医院。
“医生以后应该成为一个‘自由人’，像律师一样开展工作。
”
而要实现这些，必须在医生编制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
“在这些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多点执业’才得以真正开展。
”他总结道。
对于如何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医改专家一直在探讨。
在朱院长看来，虽然“多点执业”可以缓解这种现象，但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待“健康守门人”——家庭医生制度在国家层面建立。
想“预约就医”省时间，家庭医生制是基础
讲述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
由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看病难”，困扰着很多患者，短期内又难以扭转。
而在欧美国家，由于实行预约就诊制，患者除非急诊，否则预约之后才能来医院找医生。
在预约时段内，医生“如约守候”，为你提供专属服务。
此举一可保证患者的时间不被无谓的等待“耗掉”，二能让医生提前对你的病例“做功课”，保证治疗效果，被一些人视作我国医改可供借鉴的方向。
但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副院长看来，欧美国家能够实行预约就医制的前提，是完善的家庭医生制，“而当前，我国缺乏这个配套制度的支撑。
”
他举例告诉记者，在欧美国家，患者在非急诊病症下，一般会先打电话给家庭医生的诊所或医院，直接预约家庭医生。
过了这道“滤网”之后，需要预约专科医生的患者数，已大为下降。
“家庭医生是全科医生，常见病、多发病甚至妇产科和小儿科，都属于他们的服务范围。
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才会建议病人‘转诊’到专科医院，并出具转诊单。
”朱同玉副院长说，“病人取得转诊单之后，一般才能给专科医院打电话预约就诊。
”
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家庭医生这道“健康守门人”，朱同玉副院长认为，这样一来，如欧美医院般的预约制，只能带来“更长时间的等待”，老百姓承受不起。
“我去过英国的医院，他们一个B超就要预约出3个月的时间。
英国人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很多病症不用去专科医院，需要的话，也能承受长时间等待而不出问题。
但我们国家的健康保障服务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几个月的等待，显然是病人无法承受的。
”他说。
此外，预约就医制还须严格守时、守约。
朱同玉副院长认为，这在现阶段对医患双方未必是好事，也未必能做到。
“在欧美，如果病人想改变就诊时间，一般要提前24小时打电话变更或取消，否则仍需按标准支付医生费用。
”他说，“在国内好医生资源紧张的背景下，病人如果没如约前来，浪费的不仅是他的钱，更是医生给别人看病的机会。
”他记得就有医生质疑说：
“病人约了不来，我等还是不等?
我一天本来能看50个病人，结果只约了30个，那富余的时间不是白瞎了?
’”
朱同玉副院长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预约制要建立在家庭医生制之上。
“没有这道‘滤网’，就算实行了，也是僧多粥少，恐怕会伴生变相的‘黄牛号’，甚至不及现在的排队挂号公平。
”
据媒体公开报道，家庭医生制已在上海等地率先试点，效果不错。
朱同玉副院长提示，要确保这一“健康守门人”制度的持续发展，确保家庭医生的待遇是关键。
“提高家庭医生待遇，并不是要求政府一味多拨款，而是要建立市场机制。
据我了解，英国年均90%的处方药，是家庭医生开的，他们的收入非常高。
如果我们的医保制度作一些改革——比如某个社区一年的医疗保险费用是1000万元，这个钱要靠家庭医生的服务去争取，谁经常做家访、谁能经常为病人提供好的医疗服务，谁的收入自然就高。
通过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决定家庭医生的收入，就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
医患关系差，可能引导医生治病盯住“短平快”
讲述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生刘彦国
“医患关系紧张，最终受伤的是病人。
因为它可能引导一些医生有意无意地‘躲避’危重病人，倾向于很保守的治疗，并且看病盯住‘短平快’。
有时，可能会让治病成了‘但求无过’的表面工程、短期工程。
”刘彦国医生这样概括他眼中医患对立的“毒果”。
刘彦国医生告诉记者，医患关系不好，首先会引导一些医生“挑病人”。
“当手里同时有几十个病人的住院条时，那些危重的、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并发症多的、手术难度高的病人，就可能被‘婉言相拒’。
”
他表示，在一些专科医院，这种现象相对更明显，由于其本身的辅助科室不好，更倾向于接收简单的病人。
“所谓‘简单’，就是手术好做的、偏早期的、病变比较小的、年龄比较轻的、身体底子好的。
这样，病人能很快出院，家属高兴，医生也没有被骂、被打的危险。
医患双方‘皆大欢喜’，问题是被‘挑出去’的病人怎么办?
”
让治疗变得小心翼翼，是刘彦国医生眼中的第二个“毒果”。
因为“医生常常会把医疗的风险性搁在第一位，而将疗效搁在第二位，这不正常”。
他举例告诉记者，在给肺癌病人做化疗时，如果严格按体表面积算，某种药用到150毫克，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但150毫克显然提高了严重毒副作用的风险系数。
“这时，医生会怎么选?
如果医患双方很好沟通，对于毒副作用彼此有‘共担’意识，那么，肯定要首先保证疗效;但如果遇到比较‘矫情’、难以沟通的家属，很多医生会以‘不出事’为首要原则，把剂量适当降下来些。
”在刘彦国医生看来，医疗的首要目的应该是疗效，“为了所谓的‘安全’而减少剂量，对病人是好是坏?
难说。
”
保守不止体现在用药上，刘彦国认为，它甚至让医生对病人说话，都越来越像“外交辞令”。
“比如放在10年前，当你肺里有个小结节时，如果有90%的把握是良性的，医生会告诉你‘没事，记得3个月后再做个CT，观察一下就行’。
这对病人是极大的宽慰。
”但在医患关系紧张时，越来越多的医生不再用这种“担风险”的说法了，他们会考虑到哪怕1%的可能性，把一切小概率事件都说给你听，以免被“算后账”。
“当你检查了一大通，医生还只用‘可能是……也可能是……’的句式时，病人会怎么想?
其实，医生比病人更怕‘误诊’，为了不惹麻烦，只有用排除法‘买安心’。
”
然而，刘彦国医生眼中最大的医患对立“毒果”，恐怕是治病在一些医生那里，正在变成面子工程、短期工程。
“拿我们常做的肺癌手术举例吧。
医生在给一个肿瘤病人做手术时，如果肿瘤与周围结构‘粘’得比较紧，一个职业精神比较强的医生，会非常仔细地剥离肿瘤，一定要把它切除干净。
但代价是手术时间长、创伤面大，而且会增加术中大出血和术后迟发出血的风险。
这时，如果病人家属不好说话，对这些副作用和风险性全然不理解、不接受，有的医生宁愿安安全全地把肿瘤剔除下来，手术时间短，病人创伤面小，术后恢复还快，病人和家属都能高高兴兴地回家。
”但是，后者可能过3个月肿瘤就复发了，而前者，也许3年都不会复发。
“3个月还是3年，对病人性命攸关。
当治疗被迫成为面子工程、短期工程时，谁之过?
谁受害?
”刘彦国忧心忡忡地反问。
舆论环境苛刻加剧医生流失
讲述者：
天津某三甲医院住院医生钱江（化名）
“学医，你后悔么?
民生多艰，医患积愤，当善良一点又一点因冷漠和怀疑消退，当生命一次又一次受暴力和野蛮的威胁，你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
”这是一位医生目睹频发的“伤医”事件后，在自己的微博上抒发的慨叹。
频发的“伤医”案不仅令一些医生心寒，也导致不少医学生不愿从医。
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八成医生表示不愿让后代从医，未来的优秀医生可能正在“流失”。
在天津某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钱江看来，职业“悲观情绪”在他身边的同事和实习学生中，“比例非常高”。
“甚至有因为失望、担忧而不再从医的。
”
谈起当下的医患关系，钱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不是单方面的原因。
“我承认，确实有一部分医生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有问题，但多数医生主要是因为工作负荷量太大。
”
钱医生告诉记者：
“其实，全国大多数医生的工作强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每天的工作量巨大，从上午7点半上班开始，到干完活，一般很少有准点下班的时候，很多情况还需要加班。
如果碰上值夜班，24小时上班则是常事。
作为一名医生，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恐怕是所有从医者最无奈的。
在这样高负荷的工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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