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国有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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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需要国有经济
本文所说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两个部分。
自郎咸平2004年8月掀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起，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众所公认的是，在这场围绕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进行的大论战中，反对权贵私有化、反对向少数国有企业经营者白送或廉价“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这场大辩论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但是这场辩论没有回答另一个根本性问题：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到底对不对，中国应不应当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有大量的国有经济。
有一些立场比较中间的人虽然也批判“权贵私有化”，但是对郎咸平本人也不表赞成，其原因是郎咸平主张在中国保留国有企业。
2004年年中，郎咸平在严厉指责骗钱的“民营企业”德隆集团时就曾经明确地说，中国将来的格局还是：
大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私营。
我在这场大辩论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仅彻底驳倒了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的各种谬论，而且以详尽的论证否定了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必要性。
我的论证已经说明，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超出一个人积累的限度的任何地方，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都可以不低于私营企业。
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也可以经营好规模较大的公有制企业，有足够的可能性使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但是我的这些文章并没有详尽地说明在中国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必要性。
而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都说明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有经济。
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正是：
为什么说中国需要国有企业，中国为什么有必要保存和经营大量国有企业。
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有企业。
中国需要这样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没有这样的国有企业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
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国有经济，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为，由于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使中国的私营部门无法有效地学习和开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私营大企业发展无力，因而技术进步和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国有经济。
文化与伦理因素对现代经济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制造了一种神话，似乎落后国家没有实现现代的工业化是由于它们没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很快地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
当代对东方国家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已经粉碎了这一神话。
中国在宋代以后不仅有发达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且这种私有制是非常资本主义化的：
有钱人不仅开始兴办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而且有“本钱”（资本）的人甚至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官员的地位。
可就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在产生了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领先于欧洲国家变为落后于欧洲国家。
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表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最主要支柱其实是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来自不同家族的许多人在同一个企业中工作的现代大企业。
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通常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合作，并且往往要求投入大量的资金，一个人私有的资本通常不足以提供这样多的资金，单个家族一般也不能为开发和使用一项现代技术提供足够的技术人才。
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中就出现了许多大企业，这些大企业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支柱。
大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表明了在大企业生存的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来源于现代技术赋予经济生活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在重工业和化工工业中，炼铁高炉、化工反应塔、船舶、输油管等设备由于其自然的几何特征而在制造和使用上存在着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像邮政、电信、电力供应和互联网等具有“网络经济”的部门在很大范围内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的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也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
在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许多技术含量最高的现代经济部门都是以巨型企业为主来运行，这些部门从19世纪末的重工业、化工工业、铁路运输一直到20世纪的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电信运营。
没有这样一些部门，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经济。
当然，在19世纪以后的那种国际分工格局中，某些小国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生产能力都集中在那些不需要大企业的部门中，因而不需要拥有本国的巨型大企业。
这些小国可以由别国经营的大企业买到需要巨型企业的那些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对一个人口超过几千万的大国来说，自己不拥有那些需要巨型企业的经济部门，如铁路、电信等部门，经济就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本国的生产潜力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而对中国这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超大型国家来说，不全面发展那些需要大型企业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从钢铁、造船、汽车制造、飞机制造一直到铁路和电信——就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也不可能有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人均收入。
而要经营这样庞大的现代企业，就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投入数额巨大的资本金。
象研究、开发和采用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一样，单个家族通常既不能为大型的企业提供足够的管理人才，也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
这样，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障碍——需要集聚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来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经营大型的企业。
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其实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之所以能够首先克服这两大障碍、建成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不是因为它们是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反地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纯粹，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有许多因素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实现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型。
在欧洲，真正接近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是意大利。
这种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整个经济生活都以家族为中心而运行。
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下，意大利曾经在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欧洲当时最繁盛的商业和手工业， 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这种手工工场被马克思称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在这样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意大利不仅没有首先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上落后于欧洲最先进的几个国家——英国、德国甚至法国。
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起过表率作用的那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都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使它们能够突破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
诸如专利制度之类的国家干预，使新技术的发明者有了销售的垄断权，极大地鼓励了私人的技术创新，对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大企业形成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熟的股份制企业，以许多人对企业的按份共有代替了单个家族对企业的私有，使单个企业集聚的资金大大超过了个别家族的私有资本。
马克思甚至说，这样的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不过，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领先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不仅是因为它们有专利、股份制等制度和国家政策性的因素，更主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行为又是由这些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造成的。
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曾在其处于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是一个标志，表明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一种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这种相互的真诚和信任超出了单个家族的范围之外。
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它可能起源于早期日耳曼农村公社的团队传统，在封建领主制下得到保存甚至发展，而由这些国家所接受了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从思想上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年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之间的联系。
这位福山就是1989年前后抛出“历史终结论”的那个大名鼎鼎的福山。
当时他曾经宣称：
“历史终结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唯一的未来”。
而相比他当时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才表现出对历史的真正洞察力。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把本文前边所说的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
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
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作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甚至认为意大利中部地区“本质上是中国儒教式的”。
在他看来，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一种中间类型，它处于高信任度的德日类型与低信任度的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类型之间，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
福山的这一整套学说在学术上只能算作一种假说，但是它确实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福山的说法，英国社会内部的相互信任度也不够高，但是起码比意大利那样低信任度的国家要高一些。
而在产业革命时代，还没有发展出需要很多人参与研发的技术发明方式，技术条件也不容许产生很大的巨型企业。
英国社会内部那比法国和意大利高一点的信任度，就足够容许英国人进行许多技术发明，完成产业革命。
但是这样一点超出家族成员之外的相互信任，确实对产业革命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知道蒸汽机发明史的人都应当承认，瓦特和资助他的那个工厂主之间、和镗床的发明者威尔金森技师之间如果没有一定的相互真诚、信任和合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良并大批生产蒸汽机，也不可能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崛起于19世纪下半期，当时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靠的是先进的重化工业、现代的巨型工厂，技术发明也需要很多资金和很多人的参与。
在这样的时代中，美国在建立巨型企业和进行技术发明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国，取得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经济上世界第一的地位。
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更由于美国社会内部有比英国高得多的信任度，美国人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能够相互真诚、信任并在自发形成的组织中合作。
在福山的心目中，德国和日本的社会内部有着最高的信任度。
福山是一个美国籍的日本人，他称颂日本文化、贬低与日本对抗的国家，这些都显然夹杂着某种民族感情在内。
他甚至认为日本的文化比美国文化更适合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并且忧虑美国国内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会导致美国最终衰落。
但是我们应当承认，福山的观点基本上都有事实依据。
德国和日本的人口都比美国少一半还多，资源也很缺乏。
它们都是靠着国内居民高度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在19世纪下半期高速发展了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德国还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到20世纪下半期，德国和日本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3大经济强国之一。
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而那些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
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
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
典型的例子是法国。
在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当时是手工业）都居欧美国家的第二位，那时英国已经在欧美国家中经济实力第一。
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慢于美国和德国，而且也慢于英国，以致到了20世纪初，法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美国和德国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就是对一直比法国先进、20世纪初占据经济实力第三位的英国，法国的差距也拉大了。
令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
整个拉丁美洲与美国的自然条件相同，由欧洲宗主国独立的时间也相差不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各国基本上实行与英美相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又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溶入一个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最终使国有企业占了整个GDP的20％，并且一度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福山在《信任》一书中相当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了法国的政府干预和国有化政策。
他指出，法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期制定了系统的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等形式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来发展法国的高科技产业。
这种做法虽然成功地发展出了蒸蒸日上的航空航天工业，可是在电子产业等方面却完全失败。
因此“法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成绩是一团糟”，这“往往被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拿来指责产业政策本身”。
“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
与法国有类似文化的意大利在自由放任的年代一直没能完成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出现了“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时的意大利不仅政府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而且有大批巨型的国有企业。
把今日重新进入工业强国之列的意大利和法国，与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与有着类似文化的拉丁美洲的状况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其社会中的信任度低的那些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就是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
想让这种国家象德日英美那样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变为先进的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中国的文化环境：
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按照福山的分类，中国不仅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而且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
在这样的低信任度国家中，人们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
福山的说法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我们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经验也可以印证他的许多论点。
而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象法国那样避开这些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说，只要引入现代的股份制企业，就是那些巨型企业也可以由私人所共有的股份公司来经营。
可以由私人在任何需要大企业的部门内建立和经营私营的大企业，开发和采用先进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大企业甚至巨型企业的现代经济可以完全由私营企业构成，完全不必建立和经营国有企业。
其实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考虑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大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有在人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度的环境下才能够有效运行。
中国股市最近连续多年的低迷不振表明，在一个人们相互不真诚、不信任、不自觉进行合作的社会中，大的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企业和机构不仅无法有效运行，甚至可能无法生存。
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些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这3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接近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被与韩国一起称作“亚洲四小龙”。
但是它们的变富并不能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效率，反而从几个不同角度证明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原理。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个的城市，按理说其经验和教训对规模较大的国家都不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
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香港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得到许多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而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
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在几十年中都是中国内地与西方民间经济往来的主要渠道，成了中国大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贸易和资金往来的中转站。
香港经济在那几十年中的崛起，在极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在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
近年来的香港报刊将香港从这种中介地位中得到的好处形象地比喻为“吃过水面”。
直到现在，香港仍然依靠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中介地位来维持其经济繁荣。
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存在，表明香港在经济上的生存靠的是两类中介活动：
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以及在内地投资设厂生产再将产品向美国出口。
明白了香港经济成长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知道，香港的经济腾飞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确实，在东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堪称经典：
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几乎全都是中小型的家族企业。
但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说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增长，还不如说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香港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上，制造业曾经有过大发展，但很快就变得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实业界（制造业和商业）几乎完全由小型的家族企业构成，企业生产的也几乎都是轻工产品。
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
究其原因，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起了关键的作用。
十年前的1995年我曾经与香港的一位教授（可能名叫关信基）有过一次谈话，他曾经在香港政府的反贪局工作过。
他说，经过反贪局多年努力，香港政府机构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基本肃清；香港政府反贪局今后的努力方向是肃清商界的腐败行为。
我问他要肃清哪些腐败行为，他说是诸如经理人员拿客户回扣之类的行为。
我对他的这番话很感吃惊，因为根据我们理论经济学家的想象，既然香港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企业的老板自己当然会去严厉地清查和惩处经理人员的腐败行为，用得着政府部门在这里插一手吗？
关教授说：
政府机构不管不行，因为商界的这些腐败行为对香港的经商环境损害太大。
我进一步问：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经理也有腐败行为，但从未听说严重到如此地步。
香港的这些经理人员为什么这样差劲，非要吃回扣损害老板利益呢？
关教授说：
他们嫌老板给的薪水少，就收客户回扣来作补偿嘛。
这一番话点出了香港私营企业的根本弱点：
私营老板对员工甚至经理人员都太小气，又没有足够的管理手段去防止雇员的腐败行为，而经理人员对雇主也缺乏忠诚，于是雇员和经理中就盛行拿回扣、搞腐败。
这简直是一种典型的“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它正是香港社会内部信任度低，人们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的典型表现。
懂得企业经营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大企业一定是买进的原料贵、卖出的产品贱，因而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家们使自己的资金回报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
于是我们在香港就几乎看不到很大的商业和制造业企业，香港的大富豪几乎都依赖经营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业需要的经营团队相对比较容易管理。
在这样缺乏互信的社会环境下，研究、开发甚至学习和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技术当然变得极为困难。
香港的大富豪靠经营房地产致富，而不是象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那样靠高科技致富。
按照正统经济理论的分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纯粹是工商业发达和经济发展的后果。
香港的大富豪靠房地产为生，就是坐享千千万万劳动者和工商小企业的经营者们繁荣香港经济的社会成果，而没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这就产生了香港经济的另一大特点：
它不但在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而且香港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
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地人们掌握的技术的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
但是有研究显示，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其技术含量却只达到了人均收入才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
这是香港经济今日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香港本来靠着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各种贸易中作中介的地位而使其人均“产值”达到了两万美元，但是中国大陆的全面对外开放消除了香港在中国对外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使香港越来越难以靠作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中介而维持其高人均“产值”，而香港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无法维持其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
如果香港能在20年前就由政府主持大力发展与香港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技术，香港今天在经济上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与靠政府支持成功地发展了高科技产业的台湾相比，我们可以说：
香港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过分依赖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恰恰在于它缺少国有经济和国营企业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
台湾当然也面临着与香港一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社会内部也同样是信任度低。
由于缺乏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真诚、信任和自愿合作，台湾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相对于偏向大企业和重工业的韩国来说，台湾的私营企业偏向轻工业和家族式的小企业。
但是台湾政府却在几十年中对台湾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使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进到了经济发达的边缘。
台湾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行政市场体制”。
象法国政府一样，台湾政府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各种政策手段促使其完成。
由于私营企业难以形成很大规模，不能开发和率先引进新技术，台湾政府兴办了许多大型的国营企业，并且规划了系统的产业升级政策，由政府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以国有的研究单位作技术研发，并以国营或国家参股企业将新技术产业化。
台湾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台湾形成了郎咸平预言中国大陆将会出现的那种产业格局：
大企业是国营的，而中小企业是私营的。
台湾钢铁行业、造船业的大企业都是国营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营企业仍然占台湾工业产值的30％。
台湾的国有经济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典型地表现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上。
台湾以国有的研究所突破了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各种技术难关，从制造原材料（“晶圆”硅片）直到制造芯片都形成了成熟的技术，然后再以国有资金为核心兴办企业将这些技术产业化。
象“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往往都是由财政部投入国有的启动资金，再在社会上募股而建成的。
靠着这样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和国有经济的拉动，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在产业发展水平上赶上了日本而直逼半导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必须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拉动才能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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