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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里的锅具菜肴喝

中文里的锅具、菜肴、喝

——从横、纵方向看语言的发展过程

抽象上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一种尝试:

试图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证明东亚地区的语言发展进程与汉语中关于吃喝的“锅具”、“菜肴”及动词“喝”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为了确认具体的发展方向,有人认真地研究过锅具的形状和功能的进化与动词“喝”的语义内容在地区上的扩大和缩小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考古学和语言学领域中有相关的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锅具进化的顺序,和动词“喝”在语义学中的变化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现代汉语里的方言词汇与这些锅具名称相吻合,并且很多词汇是从古代的“菜肴”和动词“喝”中转变而来的,这又一次证明了上面内容里所提到的这种发展进程。

虽然依据历史文献里的相关记载,这些词汇的演变主要是按照由大陆的东南方向向西北方向逐渐发展的顺序,但是这样的发展顺序是否能够准确对应上这些词汇在汉语方言中依次出现的顺序,对此仍有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面对这些质疑,有的人拿出了一些语言学上的相关证据。

尽管大部分的词语是出现在汉语的最初阶段,但是我们确立的这种顺序,还是反映出了历史记载中相关事项的出现顺序。

也就是说,在汉语语言的历史时间轴上,纵向的发展通常被称为线性的发展。

这种线性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前一历史时期完成的语言学现象同期分布的,是保持在水平面或者稍为倾斜的层面上。

在本文中我们就要讨论词汇条目在横向和纵向发展上的巧妙关联的原因。

通过研究汉语中有关吃喝的词汇,我们得出的这种发展方向是可以被地理学家提出的东亚大陆上河流分布的名称所证明的。

1.引言

尽管有一部分的人口先后进行的迁移,有来自北亚的游牧民族对中央平原的不断入侵,但时东亚大陆的佷大部分依旧保持了语言学发展的清晰轨迹。

这主要归功于农耕社会的稳定性。

不论是从地理学上的宽度还是语言学发展上的时间深度来说,这些现存的遗迹在当今的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很明显,这些遗迹的范围显然是大于印欧地区的。

印欧地区的人民由于不停的迁徙而造成的不稳定性,导致了语言地理学家很难在更大的范围内绘制出相应的语言学地图。

从这一点来看远远不如被某些较小群体所占据的地区,例如法国,斯拉夫等等。

东亚大陆上的人民所提供的书面文献的丰富性,甚至于远远超过了某些仅次于印欧语言的种族,虽然这些被提供的文献中,一些非语音学的资料经常与语言学的资料相混淆。

但是,多亏了东亚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以及东亚丰富的历史文献,在语言学的研究中,东亚地区所提供的语言学信息——纵向信息以及同期信息,一旦与横向信息和历史信息相互联系,可以发挥相当于其他地区二倍甚至于三倍的效能。

以前曾经有些地方报道过关于东亚地区的语言学发展相关的调查和研究。

这其中包括了句法、音韵、和某种程度上词汇角度的研究。

自从人们发现了东亚语言句法结构中的历史发展,在原则上是与相同时期由南至北的句法结构的过渡相一致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历史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北方语言的特色逐步向南方传播,换句话说就是,南方语言的某些特征在渐渐淡化的过程。

在本文中,我们正要详细说明这种由北至南传播的方向,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找出有关词汇转变的相关证据,然后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来再次证明相关的争论。

尽管我们也曾粗略地向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进行过咨询,但是在本文中关于考古领域的讨论,基本上是属于纯猜测性质的。

所以我们虚心地请教了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听取了他们的参考建议。

2.锅具

依据东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东亚地区出现最早的锅具应该叫做鬲,从史前龙山文化到殷朝,直至周朝出现了许许多多鬲的无盖样品。

鬲之后又出现了鼎,最早的鼎的样品也出现在龙山时期,但稍微晚一些,接近了汉代。

据说在鼎之前,鬲之后最早出现的锅具叫做甗。

但是甗的外形是介于鬲和鼎之间的,为了更加清晰,在这里我们忽略甗,不把它算入研究的范围内。

事实上,甗看起来更像是鬲和鼎的混合体。

甗的上半部分像鼎,而下半部分像鬲。

这也是一些现代考古学家的意见。

但是汉语语言学家有一些略为不同的见解。

许慎的说文解字,即研究中国古文的主要语言学信息来源,把甗定义为一种无底的锅具。

事实上,甗也确实能被中间的箅子分为上下的两部分。

有可能只是上半部分被称作甗——这是一种用来盛放食物的容器,而下半部分则主要是用来盛水的——并以此来获得水蒸气。

但是更多时候这上下两部分被合起来统一叫做甗。

这就像是当今社会的烤肉盘,尽管这个词指的仅仅是烤肉架本身。

当然以上只是作为外行的一种推测而已。

当我们说起鬲、甗和鼎的时候,我们引用的是现代汉语中可以与古代汉语相对应的同义语。

这些词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摒弃使用了,而且在中国北方的各个地区的现代方言(包括普通话)中早就消失很久了。

普通话或现代方言中,统统将鬲、鼎和甗称之为锅。

在说文解字中,并未出现有关于锅的汉字。

但是在切韵中出现了,并且在中国古文的广韵中得到了修正和补充。

在任何语言中,表示炊具的词汇都是非常基础的词素,所以我们能够推测到,普通话中的这个锅字,是汉语发展历史中的新来客。

事实上,这一点也已经被一些确凿的语言学资料所证明。

尽管说文解字中并没有出现和古代汉语锅字相对应的古汉语词汇,但是说文解字这本书中确实包含着一个特殊的汉字:

也就是说,这之后古汉语词汇中出现了一个同源词来替代这个古汉语词汇。

在说文解字中,这个特殊的词汇后面跟了一条注释:

这是秦代出现的一种粘土制的锅具。

通过这条注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汉语中的锅字确实是从中国西北地区传入的一个新词汇。

有一种比锅出现的早,却比鬲、甗、鼎出现的晚的锅具叫做镬,我们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里可以知道,镬是一种没有鬲和鼎的典型特征——三条腿的大型炊具。

总之,关于鬲、鼎、镬和锅,东亚考古学和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年表。

它取决于这些普遍使用的炊具在中央平原和东亚大陆周边的出现顺序,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某个特定区域。

3.演变过程及相关锅具出现的年表

有趣的是,有关这些锅具和锅具的名字,通过这四、五个部分的形状和功能,我们对相关的年表的发展顺序可以进行一些独立的、可行性的推测,这种推测又是独立于考古学家的理论之外的。

点火做饭这种高效率的利用方式是在细长的容器内倒入液体,然后把容器放在火焰的最顶部。

我们每天都可以亲眼目睹到中国人民使用这种方法——这是中国人民古老的智慧发明。

通过研究对比鬲和鼎在形状上的一些差异变化,我们能够发现锅具发生了明显的改良。

和鬲相比,甗和鼎有了更加细长的腿,使得锅身可以直接接触到火焰温度的最高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三条腿插入火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加温。

但是有一点尚不明确,就是鬲没有像鼎那样的长腿,这或许是因为:

鬲是用石头来加热食物的,而并非点着的火焰。

据万家宝指出:

划分出来的当代东亚考古学家的流派,主要是依据鬲和鼎的特性对比。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

这些容器上是否有“耳”。

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这些容器的腿是否是空心的。

可以确定的是,鼎的腿一定是空心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

鼎的腿明显是比鬲细长的。

这些都是研究炊具进化过程的重要线索。

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来:

鼎比鬲要先进很多。

如果是鼎,至少一部分的鼎拥有空心的腿的话,那么它们就可以保证用最大的能效来加热容器中的液体。

总而言之,位于鼎侧面的耳,是可以把鼎位于火焰上的高度进行调整的。

不论怎样,我们是能够断定鼎是较晚时期才出现的产物。

由鬲到鼎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制作材料的——鬲多是用粘土制成的,而鼎则多用青铜制造。

所以鼎有着确切的纪年,即青铜出现的年代。

鼎的腿的长度增加,也可以反映出生活方式的变化。

即从直接的席地而坐转变为坐在椅子上。

但是长腿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加便捷地移动这些锅具。

因为中国人民开始使用来自西方民族的椅子,那是稍后的事情。

古代的中国人民在隋朝皇帝的命令下,把对胡床的称呼改为交床,这就说明了椅子进入中国的时间不算太长。

交床是可折叠起来的,这使得交床同时具备了椅子和床的功能,也显示了游牧民族经常移动的特点。

鼎和鬲的改进,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

张广智指出:

在殷朝早期或者是西周时期,鼎的两个把手(耳)是被搁置在鼎的两侧的。

但是随后,比如说在战国时期,鼎的耳却通常是被放在在鼎身的较下部位的,并且常常是弯曲的耳。

对我们来说,鼎的这种基本形状的改变,可以反映出,鼎的耳最开始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将鼎搁置在点燃的火焰之上的,但是之后,随着一种更加先进的炉子在人们的定居生活当中出现,鼎的耳就开始更多地转向把手的功能了,这就更像是现在的木炭火盆的把手那样。

稍晚些时候鼎的腿的缩短,也证实了这样的推测。

——在定居生活中出现的这种新型火炉,也使得鼎原先的那三条长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和之前的那些锅具相比,镬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是没有腿的,并且体积远远大于鬲和鼎。

没有支撑的腿,这也反映出当时的厨房中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炉子。

也就是说,之前的那些有三条腿的锅具,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人们可能并没有过上定居的生活。

镬所使用的炉子可以算得上是最原始的火,也许就是把两根长棍插入两个耳中,组成一种简单的支撑。

但是之后锅所使用的火炉或者锅炉就更为先进一些了。

通过研究这些炊具的形状和功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的线索就是:

从鬲到鼎,再到镬,最后是锅。

4.关于锅具词语在同一时期内的分布

由于东亚这片大陆上的人不喜欢经常性的迁徙,因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里面最让人惊讶不已的就是,在现代汉语中,那些在历史中形成的有关锅具的词语中的佷大一部分仍然继续在被使用。

而且这样的使用,并不是佷偶然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而是由于地区的不同而形成了一种美妙的波浪式的变化——由西北方向到东南方向。

这里面的唯一例外就是,最早出现的鬲,它在当代的汉语中已经消失了,就像第一幅地图中所显示出的那样。

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误解,我们要再次重申,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波浪,指的是在同一时期所使用的语言而形成的波浪。

更加严谨地来说,由中国古代的汉语tieng、gwak、kwa中派生出来的鼎、镬和锅而形成的波浪。

上面提到的这幅地图既不是说三条腿、两只耳的这种古代锅具现在仍在地图1中的鼎区被继续使用,也并不表示只有在地图上标示出鼎的区域,才是出土鼎的唯一区域,这就更不表示汉语词语中的鼎、镬、锅是被严格地限定在各片区域中的。

不论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还是从事实上来看,虽然鬲、鼎和锅这些词语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定居点里找到,但是因为中国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悠久的定居历史,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这些词语与中央平原联系起来。

对于鬲、鼎、锅这样的汉字,在中国的方言中都有相对应的读音。

所以,当一个台湾人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他可能会感叹:

这就是teng啊,我头一回见啊!

虽然在他的母语中有关这个锅具的词语和古代汉语里的词语tieng是同源的词,但是这个词实际上是被发成tia音。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台湾teng的发音是来源于中国北方的一些方言的,并且这种发音上轻微的变化是可以在中国语言集合的任何一个地方被找到。

就像是鼎区域内的福州发音ting,镬区域内的粤语发音teng,以及锅区域内的西安发音ting。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三个汉字以及它们在方言中的发音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存在的。

对于我们的研究,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表现在:

现在现实社会中仍在被使用的锅具词语,在地图1中的鼎区域及周边区域内是tia,在镬区域是wok,在锅区域是kuo。

现在,关于鼎、镬和锅,如果我们将这个在某特定时期的、横向上的语言学信息和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的语言学信息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就能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

东亚大陆上的语言学发展方向是由西北至东南。

这种语言发展的方向,已经成为汉族用来实现一贯的扩张主张的基本常识。

可是它并没有被其它理论所证实或者确认过,除了在现有的东方历史中有所体现。

本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学术问题进行讨论,而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历史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有关锅具的词语所形成的从西北到东南方向的这三层波浪,绝非是现代汉语的词语个例。

在基本的词汇中,我们可以找到上百个例子,拥有这种同一时期分布变化的波浪。

所以,如果我们从与吃有关的语素中找到更多的词语,比如现代汉语中与菜肴有关的词语:

菜、餸、配,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在同一时期和锅具的分布相一致的分布图。

5.语言学发展的绝对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些由西北向东南呈现出的三重波浪式的词语,它们出现的绝对时间是什么?

鼎、镬和锅的例子是非常明确的。

这些波浪反映出了两千多年前在东亚这片大陆上的语言学发展过程。

也就是在汉民族刚开始形成的时期,或者说是汉语最初出现的时期。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例子,是能够反映出稍些晚时期的语言学发展过程的。

另外一个和吃有关的词语,即表现喝的词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三个主要的词素以及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同源词,从西北方向到东南方向分别是喝、噄或饮、啉。

虽然啉的区域被限定在更加靠近东南的地区。

汉语方言的词汇是这样解释的:

啉是来自马来地区的一个外来词语——虽然没有证据可以准确地证明。

但是这个词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闽语中却很流行,以至于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来自马来地区的一种独立语言。

中世纪之前,中国人民就开始接触东亚地区特别是来自东南亚岛屿的马来人民和马来语言。

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汉语的方言中找到啉的同源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啉这个词是在受到汉语影响之前的亚洲大陆东部地区的原始语言的一种残留。

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资料,我们知道古代汉语中用来表示喝水的字是饮。

读过唐诗的人可能会有印象,唐诗中chi同时有吃和喝两种意思,但是现代汉语中chi仅仅表示吃这一种意思。

汉语中用he来表示喝水,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根据王丽的说法,在历史文件中首次出现了he这个汉字应该是在15或者16世纪。

也就是说,喝这个字只拥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因此汉语中有关喝的词语在语言学的发展中应该是出现在四、五百年之前,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准确的。

上文中我们提到过:

汉语中用来表示锅具的字“guo”,它仅仅在中世纪时期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

用汉字锅来表示guo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这个词——汉字“锅”,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与古汉语相对应的现代汉语中的一个表达,并且这个字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

就像我们在第2部分中曾经提到的一样,在说文解字中,已经有明确的说明,证实guo已经有了对应的汉字可以表示。

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来自西北地区的方言词汇,有?

和?

等同源词,可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引起现代语言学家们的兴趣。

动词he也有着相类似的情况。

王丽认为,使用当代汉字“喝”来表达he的意思,可能是源自于文字上的通俗变化,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时间上是很晚的。

但实际并不是“喝”这一个字。

来自方言调查字表的证实,正确的古代汉字应该是欱,它的意思在广韵中有标注——用大杯啜饮。

虽然与现代汉语比较起来,在发音上有些许的不规则,例如古代汉语的辅音是无声化的,但是与之对应的古代汉语,的确出现在了说文解字当中。

用汉字“欱”表示,并且写上了释义:

啜饮。

即将液体大口地送入口中。

在研究语言学发展的绝对时间时,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语言学中有关于词语释义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事实。

噄这个汉字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同时有吃和喝两种含义的,但是之后渐渐地演变成了单纯的吃的意义。

但是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对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这是在中国这个同一语言圈中发生的一种变化链条。

在这个阶段中,吃的基本含义被保留下来,只是在语音构成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

至于东亚大陆的书面语言,这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假设了,它是一种事实——在过去的两三千年时间里,包括被外国殖民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始终有一条美丽的链条,即依靠这些汉字以及汉字的释义而形成的文化传承。

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一提到现实的语言时,就不得不面临着这些词汇含义的剧烈变化了。

即使在古代,在这片大陆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区域。

一个区域中,现代汉语表示吃的词语chi的同源语仅仅就表示一个含义——吃。

顺便提一下,在这个区域中肯定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动词,比如he、yin用来表达喝的含义。

而在另一个区域里,现代汉语中表示吃的同源语却可以同时表达两个含义——吃和喝。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中世纪的早期,在chi同时表示吃和喝两种含义的这个区域里,知识分子将书面语言的含义就固定为吃和喝。

可是之后,来自另一个区域——在chi只代表吃的区域里的知识分子也来到前一片区域,并且带来了chi的新含义,即只代表一种意义吃。

结果是,原本同时有两种含义(吃和喝)的chi变为了只有一种含义(仅仅是吃)的chi。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chi的含义是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同时拥有吃喝两种含义的语言区域和只拥有吃一种含义的语言区域是共存的。

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并不是所有包含最新元素的语言波动都可以反映语言学发展的最新动态。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语言变化现象,有可能是很久之前就发生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显示在了最新的波动当中。

6.东亚大陆上的河流名称

在这里我们还有一条相对独立的证据,可以支持以上建立的东亚大陆语言发展的方向。

这就是在这块大陆上河流名字的分布状况。

在现代标准的汉语词汇中“河”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江和河,直到现代中国的主要河流名字被关注(随后更多的是关注朝鲜半岛的河流名称)。

这两个词的地理分布很简单:

简单地说,长江以北的主要河流名称主要用河,例如:

黄河,淮河,等等,但非常一致的是,江则主要用于长江以南的河流,例如:

岷江,珠江,等等,正如地图4所表示的那样。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对河和江的含义描述是非常模糊的,定义为河仅仅为“河”,但把江解释为“大河”。

他们似乎佷一致地忘记了一个事实,这就是,黄河(现代标准汉语保留了以上所提到的“河”这一语素)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

甚至中国词典编纂的最新成果,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里,也遵循了同样的做法,唯一的改进就是做了补充说明,它的意义可以指的是自然形成的和人为建造的河流,而江仅仅指的是天然河流(因此运河=“运船的河流”=“水道”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运江”)。

由于河和江的地理分布佷简单,显然,这两个语素代表了从北到南两种不同的语言发展方向,从北到南,或许与中国大陆上两种不同的基础语言或与南北方口语有关。

在绘制这张地图时已经把东亚大陆西北角和韩国的河流名字排除在外了,由于满洲(东北)的河流名字在历史上出现相对较晚。

例如,最广为人知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或松花江,仅仅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

韩国的宫殿名称在新罗时期的女王Gyeong-deug统治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订”。

到那个时候,江作为大河的使用(或相当于民间词源),而河用于表示其它的意思,这一定是已经确立好了。

例如,在满洲(东北)的东北角,江是专门用于三条最大的河流,阿穆尔河(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而这三条河的所有支流都无一例外的被称为河---这种使用实在是太统一了以至于不得不认为是一种巧合。

任何的中国文学标准都过于忠实地被韩国人所接受了(人们必须记住,关于这一点,韩国的官方语言直到前现代的时期末一直都是使用汉语的)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清溪川”的名字,‘清楚的’+‘河’+‘河’。

由于韩国的所有其他主要河流有“河”这一语素(gang来自汉语的“江”),例如,大同江,汉江,纳格洞江,等等,“清溪川”,“清楚的”+“河”,尽管在它的名字里已经包含了“河”这一古老的语素,即“溪”,但是还有一个相当多余的gang(来自江),以表达土地和河流的伟大,就像密西西比河(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动机)。

然而,就像上面所说地那样,尽管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民间语源的产物,但是到目前为止对此没有尝试过系统的研究。

事实仍然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在东亚大陆的东北角遇到一条大河,遇到的都是江而不是河。

在完成这样一个系统研究之前,我们不应该对片断化的语言学信息存在偏见。

铃木秀夫最近绘制了一幅东亚大陆河流名字的地图,并解释道,江在东亚大陆东北角的产生,事实上是直接与东南角对江的使用有关,两者在中间(围绕黄河的下游流域)被来自西北角的推力所分开了,如地图5所示。

直到江在东北角的使用才证实了是后来民间语源的产物,考虑到我们建立的以上的语言发展方向,铃木的地图应该可以作为在东亚大陆上语言发展的实例。

7.总结

在本论文里,我们可能想问我们自己的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方向是从西北到东南?

可想而知,这个发展方向可能与北方人不断入侵中原有关,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个新阶段。

这是显而易见的,贯穿历史中从未有一次大规模的入侵是由南向北侵略的---甚至西藏入侵唐朝都城都是来自西面的,而不是直接从南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大陆的整个历史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北方人的近百分之百的侵略和迁徙是与文明的中心有关。

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北半球其他地区的向南迁移的浪潮,就像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印欧人的迁徙,或印第安人,包括北美西南角的纳瓦霍人,他们的语言与那片大陆上北上千里的阿萨巴斯卡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以上仅仅是我们所寻找的目的的一部分。

观察到的北半球由北向南移民的现象,说明了东亚大陆的语言特征是向南发展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是向东南方向发展。

亚洲大陆的地理条件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在大陆的南部腹地虽然有西藏高原或云南高原这样的大障碍,在这点上像东南迁徙则会遇到较少的障碍,虽然闽地区是丘陵,脱离了亚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因此最新的闽南语的中国化---尽管福建最终被中国化,但是它的路径是通过沿海地区,而不是丘陵腹地)。

讨论的方向也可能取决于大陆低地的生态环境。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发现位于低地的殷朝废墟仅仅沿着小山脚分布,以及从中国北方的许多与龙(扬子鳄或鳄鱼)有关的神话传说来看,这些低地,除了山坡上的有限范围外,在这一时期可能是不适宜居住的沼泽。

这些沼泽地阻碍了向东发展的动力。

然而它却适应了殷朝人民和他们的文明。

剩下的唯一解释应该来自西北角的西周对低地的侵略,殷朝人民和这片低地进行了长期共存或长期抵抗,但是最终归顺于周王朝的统治下。

这就正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中国诞生的源头。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语言学家可以确定西周人民的侵略路线,正如历史学家在很久以前确认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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