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剧概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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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戏剧叫元杂剧。
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还因其最富于时代特色，最具有艺术独创性，而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主流。
元杂剧最初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流行于北方。
元灭南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
元代的剧坛，群星璀灿、名作如云。
元杂剧得以呈一代之盛，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契机。
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
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
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
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低下的地位：
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
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
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
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
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
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已任。
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
梨园领袖关汉卿
不满于黑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关汉卿长期“混迹”在勾栏妓院。
在戏剧天地纵横驰骋，发挥着自己的心智和才能。
他自称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并形容自己是有如“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和热烈乐观的战斗精神。
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旦本”戏占12个。
他那贴切现实、充满血肉之感的笔触，诉说着社会民众的困苦与无奈；又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污辱的女性身上。
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窦娥冤》。
《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关汉卿结合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认，精心构制了这个大悲剧。
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
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
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
昏聩的桃杌太守严刑逼供，将窦娥屈打成招，并被处死。
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
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
当窦娥幻想破灭，她愤怒地呼喊出：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窦娥的责天问地，也是关汉卿的呼喊，代表着不屈从于现实命运的浩然正气。
元杂剧多充溢着一种郁闷、愤懑的情绪，这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作家目睹种种黑暗现象后的自然流露。
但关汉卿在《窦娥冤》中表达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否定与诅咒般的诘难，具有无可辨驳的深刻性。
《西厢记》实现有情人的爱之梦
王实甫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可考。
但他为我们留下一部不朽的杰作《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出自唐代元稹（779－831）的小说《莺莺传》。
小说叙述书生张生游学蒲州，与寄居普救寺的崔相国之女莺莺相恋，后入京赴试，将她遗弃。
王实甫改写了这个始乱终弃的悲剧，让张生与莺莺相互爱慕，为争取爱情自由，在婢女红娘的热情帮助下，共同向崔老夫人进行斗争，最后相偕出走。
剧中对青年男女幽会、私奔行为的大胆描绘，以及剧终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祝福，都明确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尽管它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
在封建正统观念看来，一见钟情的本身，也是十足的叛逆。
颇具说服力的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常用模式。
它体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精神气质，对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有着重要意义。
戏剧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使《西厢记》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被视是古代剧诗的一个范本。
在诗情画意的氛围中，矛盾起伏跌宕。
张生的热烈执著、莺莺的含蓄蕴藉，红娘的锋利俏皮，都写得活灵活现。
尤其是作者怀着民主思想刻划的红娘，以自已的聪明机智、泼辣爽朗，不但为莺莺张生穿针引线，传书递简，而且在私情败露的紧要关头，不畏家法挺身而出，维护着他们的爱情。
所以红娘这个晶莹亮丽的形象，在后世成了热心撮合男女恋爱婚姻者的共名。
它们在刻写亡国之痛
白朴（1226──1306以后）《梧桐雨》和马致远（约1250-1321以后）《汉宫秋》是两部著名的悲剧。
它们分别以唐代安史之乱、汉代与匈奴的民族矛盾为背景，描写了唐明皇、杨贵妃和汉元帝、王昭君不幸的爱情故事。
作品用凄婉的绝唱烘托了在民族纷争中的社会景象。
即使帝妃之情，也无不灌注着沉痛的政治感受和浓郁的故宫禾黍之悲。
无论是作家，还是观众，从不把它们当作严格的史剧看待，因为它们是借助历史故事的铺陈，刻写自己的亡国之痛。
以深沉的目光和怅然的心情回顾前朝，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希望──这是元代作家为中国史剧创作定下的基本格调。
纪群祥（生卒年不详）因一部《赵氏孤儿》而传名古今中外。
此剧取材于历史记载并加以虚构发展而成。
春秋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诬陷赵盾，致使赵家300余口被诛杀。
为保护赵氏根苗和晋国同龄的幼婴，草医程婴献出了亲生骨肉，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抛却身家性命，守门将军拔剑自刎……他们心存正义向死亡挺进，换得出赵氏孤儿的安全。
20年后，程婴把事情真相告诉了赵氏孤儿，孤儿把复仇的利剑刺向了血债累累的屠岸贾。
纪君祥描绘的一幅幅令人怵目惊心的场景，张扬着民族的百死不辞的复仇精神。
剧中提出的“存赵孤”的口号，隐含着怀恋亡灭的前朝（赵宋）、不满元蒙统治的民族意识。
此剧早已流行海外，法国作家伏尔泰受它的启发而写了《中国孤儿》；德国诗人歌德也写过模拟其后半部情节的剧本《埃耳泊诺》。
四大传奇
南戏在元朝继续着经的发展和流行。
它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杂剧的优长，对自身作出新的规范与提高。
于是，这时的南戏出现了由粗变精的飞跃。
其代表作就是元末盛行的“荆、刘、拜、杀”四大传奇。
历史人物刘知远以破落户起家，从军卒升为将帅，最后当上皇帝。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事迹，自是民间文艺创作撷取的绝好题材。
《白兔记》以刘知远鱼龙变化的故事作为全剧骨架，流露出封建时代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
他们渴望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又苦于上天无路，不免艳慕或幻想能通过某种机遇而出人头地。
剧中赞扬李三娘不以贫贱论人，识刘知远于草莽之中，也是从这点出发。
但是《白兔记》所产生强烈审美效果的，不是这些思想，而是李三娘所受的非人苦难，“日间挑水三千担，夜间推磨到天明”，几近家奴。
这种苦难，控诉了那个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受虐的年月。
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却浓重地传递出由动乱酿成灾难的氛围。
《拜月亭记》是在一幅兵荒马乱的画面里，讲述一个颠沛流离的故事。
男女主人公踏上逃避战火的风雨旅途，在患难相扶之中，他们萌发了爱情。
离乱中的结合，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门当户对，自然有悖于封建伦理，但作品肯定了它。
充满干戈的人生遭际，是极其痛苦的，舞台上着意渲染的是关切他人的美好情操。
温和的关系与严峻背景的对比，人物亮丽的情感色彩和非常巧合的情节的融合，是它的重要艺术特点。
《杀狗记》写富家子弟孙华结交市井无赖，反视胞弟为仇敌，使之沦为乞丐。
孙妻屡劝不听，便杀狗伪装成死尸放在家门口。
孙华见后十分惊惧，找酒肉朋友帮忙，均被托辞拒绝。
只有弟弟不记前恨，将“尸首”背到城外掩埋，并向官府自首，说人是自己杀的，与兄弟无关。
孙华顿然悔悟，兄弟和好，共受官府旌表。
这是一出劝诫剧，通过一个生硬设计的事件，让那些违背封建行为规范的人改邪归正。
观众能接受《杀狗记》并非由于这个主旨，而是在表现孙华的遭遇时，展示了市井无赖的无信、无聊、无行，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可憎的世态图画。
南戏绝唱《琵琶记》
在南宋民间文艺和早期南戏中，蔡伯喈是个“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坏人。
高明改写了他，不再是个负心男子。
他本无心功名，因严父催逼，才不得已进京赴考；高中以后，屈于皇帝和牛丞相的炎威，被迫入赘相府，不能归家。
只因他辞试、辞婚、辞官的请求都被拒绝，终于酿成了父母饥饿而死，妻子赵五娘卖发葬公婆，沿途弹唱行乞，千里寻夫的悲剧。
作品的最后，以一夫二妇守孝三年一门旌表作结。
剧作家把功名利禄与家庭幸福对立起来，表明对皇帝的效忠义务原来是以剥夺人的赡养权利为前提的。
戏剧的结构极富特色，依据男女主人公的两地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
一面是蔡伯喈一步步陷入功名富贵的罗网；一面是赵五娘独自支撑门户，苦苦挣扎。
将统治者的飞扬跋扈、安富尊荣和农村灾年一派残破的生活情景同时写入戏中。
鲜明的对比折射出社会的深刻矛盾。
尤其是赵五娘这个人间苦难负荷者的形象，更具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
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
传奇—明代戏剧主潮
由于传奇这种戏剧样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又被人习惯地称作明清传奇。
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
一个剧本，大都只有３０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
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
明清传奇包括众多的地方声腔。
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昆山腔和弋阳腔。
昆山腔经过嘉靖时期的魏良辅（生卒年不详）的改革，创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讲究宇清、板正、腔纯。
将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建立了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
而一出《浣纱记》的演出，使昆山腔通过舞台的光大流布，成为全国性剧种。
产生在江西的弋阳腔则主要流行于民间，由江湖戏班演出，每流传到一地，即结合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衍变为地方化的声腔。
弋阳腔不用管弦伴奏，仅以锣鼓为节奏，一唱众和，采用徒歌、帮腔的形式，通俗性、民间性和注重演出效果是它的特色。
它与昆山腔典雅、清细的风格，形成中国戏曲内部的两种不同走向。
明代戏曲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角色分工更加细密。
比如昆山腔就有12个角色，主角不限于正生、正旦，净、丑也不止是调笑了。
明后期的舞台，开始流行以演折子戏为主的风尚。
所谓折子戏，是指从有头有尾的全本传奇剧目中摘选出来的出目。
它只是全剧中相对独立的一些片断，但是在这些片断里，场面精彩，唱做俱佳。
折子戏的脱颖而出，是戏剧表演艺术强劲发展的结果，又是时间与舞台淘洗的必然。
观众在熟悉剧情之后，便可尽情地欣赏折子戏的表演技艺了。
《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拜月亭记》中的“踏伞”、“拜月”，《玉簪记》中的“琴挑”、“追舟”等众多的折子戏，已成为观众爱看、耐看的精品。
嘉靖时期的三部传奇
嘉靖时期传奇创作最优秀的作品，是突破封建说教条框，直接将现实斗争和历史上重大政治题材搬演于舞台的三部大戏：
《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
李开先（1502—1568）进士出身，官居太常寺少卿，后被罢官。
他藏书极多，对与正统文学大相异趣的戏曲小说有特殊爱好，家中蓄有戏班。
《宝剑记》是他的代表作。
此剧取材于小说《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一段故事，但有改动。
剧中林冲和高俅的矛盾是由于林冲一再上本参奏高俅等权臣的结党营私，祸国殃民，招致高球的报复陷害，才被逼上梁山，而不像小说起因于高俅的儿子要霸占林冲的美貌妻子；这一情节仍被保留，但移到了林冲发配之后。
这样，就给林冲的反叛朝廷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作为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不过是一个中下级军官，政治上没有多大的抱负及作为。
《宝剑记》提高了他的身份，反复渲染他忧国伤时的思想情怀，这是李开先以此来抒发胸中不平之气。
戏剧搬演的是北宋故事，但折射出来的却是明代现实。
作者不详的《鸣凤记》写的是一场发生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剧成之时，这场政治斗争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
严嵩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把持朝政20多年，是明代有名的奸臣。
《鸣凤记》就写一批志士仁人，明知处于“寡不敌众、忠不胜邪之时”，一个个拼死捐生，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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