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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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深知法治的意义与价值，倍加珍惜自己的法治建设成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和向往，中国人民也正在探索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为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要求，基本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1、中国古代法律传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
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主要表现是：
中央集权、法自君出权高于法、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行政与司法不分、天理国法人情的宗法体制。
2、中国近代法治的抗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均未成功。
（1）清末时期
五大臣考察美、英、法、俄等13国，但是清廷认为只有德、日才符合中国国情。
在传统政治基础上嫁接西方宪政思想的有限改良，确立君主立宪。
载泽说：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
”
1908年8月27日《钦定宪法大纲》分正文“君上大权”与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两个部分，将封建皇帝已经具有的独裁权力加以规范化、法律化。
《钦定宪法大纲》标志中国宪政起步，但未能兑现“议院”、“言论”、“自由”、“财产”等规定。
辛亥革命后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政府应付时局的宪法性文件，相对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议会及政府总理的职权，但它仍强调“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清末宪政改革失败原因：
A、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B、“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中国对宪政半心半意，宪政并不重要，富强才是根本；C、民主、自由、法治等外来价值缺乏本土正当性。
（2）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时期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宣告废除封建帝制，确立了总统制共和政体。
1912年3月8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进一步扩大参议院的权力，规定严格的修改程序。
1914年3月20日《中华民国约法》及“袁记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取消国会制设立有名无实的立法院及纯属总统咨询机构的参政院。
1922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曹锟贿选宪法）共十三章141条，由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到政权组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法律、会计、宪法的修正解释等内容。
（3）民国政府时期
北伐成功后，国民党独大，排斥其他政党成为可能。
1928年7月3日《训政纲领》共6条。
其主要内容有：
在训政时期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行使”，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付托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下，由国民政府行使；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与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执行。
1931年6月1日《训政时期约法》8章：
总则、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训政纲领、国计民生、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
其内容特点是确认国民党掌握统治权，强调对人民权利的法律限制和人民必须承担的多种义务。
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共十四章175条，包括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宪法之施行及修改等内容。
《六法全书》包括：
宪法及其关系法规，民法及其关系法规，民事诉讼法及其关系法规，刑法及单行刑事法规，刑事诉讼法及其关系法规，行政法规“六法”汇编。
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全面废除了南京国民政府确立的六法体系。
3、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发展
（1）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2）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时期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动乱，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修正）：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修正）：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4、依法制国原则的确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
5、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
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
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
1、法律部门
七个法律部门是：
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1）宪法
（2）民商法
（3）行政法
（4）经济法
（5）社会法
（6）刑法
（7）诉讼及非诉程序法
2、法律层次
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是：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
（2）法规
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3）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领域适用法律、法规时作出的法律解释。
（4）规章
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制定规章。
（5）规范性文件
3、法律规模
到200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涵盖了全部七个法律部门。
与法律相配套，国务院制定了近600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7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大量规章。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协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1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1、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
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
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2、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
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3、人权保障得到重视
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
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5、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
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
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
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四、中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的实施问题
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当中宪法的权威和作用似乎并不理想，也许有人会觉得，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管大事的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其实在生活得方方面面宪法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宪法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来说宪法又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
2、司法制度问题
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
其特点主要是司法审查、法官独立审判－－法官只对法律负责，而不受任何外来的以及法院内部其他法官的干预。
中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人民法院要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目前，中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存在强烈依附性和不完整性两个特点：
（1）审判权对行政权有较强的依附性。
主要表现是：
A、法院的人事权由行政机关把持，法官的奖惩、升降、调入调出由行政机关决定；B、法院的财政预算完全由行政机关控制，法院没有自主权；C、法院内部，审判权围绕行政管理权而运转。
（2）解决纠纷中审判权不完整。
主要表现是：
A、在行政争议中，只有部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和部分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
B、对于违宪案件（仅指法律、法规，对于其它违宪案件不在此范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委员会审查，人民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
C、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的权力，由于其它国家机关非正常的干预，使得人民法院不能完整地行使。
D、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对行政事务管理权的依法问题、法官没有独立的审判权。
中国的普通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立，分别与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盟）、县（市、区、旗）相对应。
中国人民法院在设置方面，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普通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在中国当前政治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导致了司法权地方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司法统一和法律的权威。
第二，行政审判庭的设置，没有真正起到依法行政的最有力最后的保障作用。
第三，法院内部的审判权与行政事务管理权不分，行政管理权干扰甚至取代审判权。
3、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传统，根本没有地方分权的本土资源，只有集权不完善下的事实上的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主张中央集权，革命党人则大都支持地方自治和联邦制下的统一。
袁世凯死后，最支持地方自治的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从军阀割据走向联省自治。
1922年夏，南方国民党开始国民革命，反对联省自治与和平统一，主张暴力革命和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再次成为国民党的政治选择。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一党独大，国民党完全有条件排挤、打击共产党等其他党派并实行更严厉的专制。
1920年代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建立“联邦共和国”。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
“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的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华联邦”。
革命通过暴力扫除旧的既得利益，但革命成功造就新的既得利益。
如果宪政对新的既得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同样成为宪政障碍，革命成功之后恢复集权统治。
例如国民党执政后长期“训政”，迟迟不“还政于民”。
案例一、跑部进钱
对于跑部进钱的场景，成思危副委员长说了一句话颇为经典——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
（《中国新闻网》2006年6月29日）
一项统计显示，1999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2000年投入800亿元，2001年多于1000亿元，2002年的投入超过4025亿，而2005年则达到了7733亿元。
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各种管理漏洞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跑部钱进，更是转移支付制度衍生出的副产品。
之所以每年都有各省市县跑部代表，争相向国家有关部委要钱，其根源在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财权划分不尽合理。
简单地讲，中央政府是财力雄厚却需办事少，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则是财力薄弱而事多。
况且大量资金掌握在中央部门手中，又是分散掌握，所以，“跑部钱进”现象是很自然的。
案例二、驻京办应否取消
河南许昌、漯河两市驻京办联合购买的777瓶价值66万元的茅台酒被发现系假酒，引来媒体对驻京办大搞“招待腐败”的批评。
虽然两市驻京办辩称是为家乡企业代购茅台，但外界的质疑仍未停息。
舆论对驻京办的诟病由来已久，主要针对的是“招待腐败”与“跑部钱进”两大弊端。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公务接待、公款宴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浪费和腐败的问题，而在驻京办的工作中，公务接待是更为重要的环节，公款宴请是一种更常用的方式，相较而言，如果说一些驻京办不存在“招待腐败”的问题，实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近年来，一些地方驻京办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人数不断攀升，如原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福友（正厅级）因贪污、挪用公款、受贿被判无期徒刑；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李一洪因行贿罪被查办；原辽宁沈阳市驻京办事处主任崔力（正厅级）大肆索贿钱财、贪污公款被惩处；原江苏省驻京办事处主任吴廷祥（正厅级）因受贿、挪用公款、玩忽职守获刑19年。
4、依法行政问题
（1）政府职能设置不合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是经济发展，在今后我们应当由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提供型政府转变。
（2）依法执政的意识不强
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什么是依法行政，为什么要依法行政，怎样才能依法行政，还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作法。
把依法行政作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喊在嘴上，写在纸上，钉在墙上，却没有落实到行动。
要树立尊重保障人权的意识、尊重保障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意识、树立带头执法守法的意识、树立接受监督制约的意识。
（3）依法执政的监督力不够
第一、人大监督力不够。
人大对行政机关行政的监督是人大职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这个职权目前运用的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重形式轻实效，对不接受监督的，口头接受实际不改的，以及监督中查出的问题，缺少处罚措施和处理结果。
第二、政府自我监督强度不够。
政府对行政机关行政的监督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但面对比较尖锐的问题，如不依法履行职责执法出现盲区，不彻底处理违法行为搞以罚代管，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等，政府行政监督的强度不够。
第三、司法监督体制不畅。
缺乏司法审查制度，宪法规定不能获得有效的实施，宪法理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
第四、新闻媒体监督深度不够。
新闻媒体的行政监督是最直观、最迅速的，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效应。
但是，许多行政机关害怕新闻媒体监督，对新闻媒体敬而远之，导致新闻媒体监督的渠道不畅通。
第五、群众监督广度不够。
市民群众对行政机关行政的监督，体现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不少行政机关封锁休息，拒绝群众监督，甚至打压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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