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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之争初探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之争”初探

  自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恩提出功能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方法以来,围绕该方法论替代的争论就层出不穷。

本文试图在回顾科恩与埃尔斯特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争论的基础上,对该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功能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

  G·A·科恩是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

在这本书中,科恩将分析主义的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对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进行了厘清、批判和创造性的重建,其中很重要的一联盟点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

  之所以用功能解释的方法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科恩认为功能解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1〕279。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从经验来看,被解释现象,也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

因此,科恩认为,被解释现象的构成原因的能力与它们在解释顺序中的第二的地位发生了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恩格斯提出把生产力的作用归结到“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的地位上;早期卢卡奇用“总体决定论”代替“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否定了经济因素的决定地位;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思想,用等价的相互关系取代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科恩对这些阐释都进行了批评。

他指出:

“于是他们求助难以理解的‘结构因果关系’的思想,援引恩格斯的未加解释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和这样一种不花气力的意见,即基础的首要性在于它限制上层建筑这一事实,尽管反过来不也是真的;或者他们通过把解释的首要性的主要命题说成仅仅是启发式的而实际上放弃它们。

”〔1〕280

  不同于其他阐释方式,功能解释被科恩认定为马克思本人认可并使用的唯一解释方式。

功能解释,就是被解释项的特征由其对解释它的项的作用来决定〔1〕278。

用命题表示就是:

“如果若一个E类型事件在t1时发生时则会造成一个F类型事件在t2时发生是真的,那么一个E类型事件在t3时发生”。

功能解释以一个事实解释即一个条件命题的真实性来推导某个事件或者某事物性质的发生情况,处于解释性的是一种“倾向性”,是被解释项的功能。

科恩认为,只有通过功能解释,才能完美的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重大影响统一起来。

  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的争论

  科恩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在埃尔斯特看来,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种连贯的、逻辑一致的理解马克思的方式。

但是正如众多马克思主义作家所遭遇到的那样,科恩的解读方式几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功能解释的可行性问题

  围绕功能解释是否可行进行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参加争论的主要人物包括科恩、埃尔斯特、罗默等人。

这一争论可以被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1.功能解释作为一种自然科学解释方法是否可行;2.功能解释作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方法是否可行。

  首先,功能解释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解释方法是否可行,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

科恩论证到,功能解释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中应用很广的一种解释方法。

功能解释有对有错,但是正确的功能解释是存在并且能够得到证明的。

“合理的功能解释适用于生物物种的发展。

偶尔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论没有取代这一领域的功能解释。

相反,它还特别表明了为什么功能解释在那里是适当的。

”〔1〕276埃尔斯特也认为,在生物学领域,由于有自然选择的一般机制作为支撑,因此功能解释是有效的。

  然而,功能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是否可行引起巨大争论。

科恩竭力为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辩护,他举出“达尔文式”的详尽阐述、“拉马克式”的详尽阐述等等,来证明在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类似生物学中那样的自然选择机制。

而埃尔斯特则否认社会科学中的功能解释缺乏类似自然选择的一般机制。

因此功能解释作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方法需要馈环。

在埃尔斯特看来,“有益的结果就是充分的解释”以及“用社会会现象的实际后果来解释“都是缺乏”有目的的行为者”的解释形式,进而是“粗糙的功能主义”或者“朴素的功能主义”。

都是错误的。

科恩坚持唯物史观中的功能解释是不需要馈环的。

他在《辩护》一书中用大段的章节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做了辩护。

在科恩看来,功能解释并不是普通的因果解释的镜像,功能解释的本质是用“倾向性”来解释被解释项的。

而“倾向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类“馈环”的存在。

科恩同时反对埃尔斯特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对功能解释的批评:

“我们常常确信p解释q,但却不清楚p如何解释q......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许从不记录像生物学中的那种无可争辩的适应的情况。

但他们其他的解释性的假设也是基于证据,只不过这些证据没有自然科学家所能要求的证据那么给人以深刻印象。

”〔1〕287

  功能解释:

马克思的本意还是科恩的强加

  对于功能解释是不是马克思的本意,科恩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说:

“虽然马克思对他假设的主要解释的结构是模糊不清的,但也有一些暗示......对于马克思的主要的解释性主张具有功能解释这一观点,不存在令人信服的替代选择。

”〔1〕280科恩认为,功能解释是马克思的主要解释,这样说的理由是:

“如果解释性关系的方向就像他规定的那样,那对这种关系性质的最好的说明就是它是一种功能解释......马克思要求解释的东西,对他说的解释它的东西具有重大的影响。

把它们的解释构建为功能解释有利于被解释现象的构成原因的能力与它们在解释顺序中的第二之间的和谐共存。

分析主义马克思学派的另两位重要学者,埃尔斯特和罗默同样赞同功能解释大量存在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中。

埃尔斯特认为,“假定了没有主词的谓词。

...就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范式表现在他的历史哲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之中”〔2〕46。

罗默不仅认同功能解释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的观点,还列举出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著作中提出的三种功能解释的具体形式:

“如果X的发生将有助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则X就发生了”;“如果X发生了,那么X必定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如果X的发生对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要的,那么X就将会发生”。

  三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相似性并不是偶然,这是由他们对分析主义方法的共同信仰导致的。

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不认同功能解释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方法。

段忠桥教授认为,”科亨是以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错误理解为前提而提出他的功能解释的,因而,功能解释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科亨外加给马克思的.”〔3〕俞吾金也认为,科恩忽略了“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它自己也成了实体性的存在。

”而且,“当柯亨确定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不可逆的解释方向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组概念的活生生的、辩证的关系就被固定化、僵化了”〔4〕。

  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

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错误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的争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埃尔斯特对科恩的指责,根本目的还是推销他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不从根本上质疑功能解释唯物史观的错误。

俞吾金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即,对科恩所推崇的分析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窒息的批判。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错误判断。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内在哲学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剔除了辩证法的因素,没有看到马克思写作的艺术和研究的艺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正如段忠桥所说的那样,是“内在的相互依存的”〔3〕。

不存在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

而科恩忽视了这一点,他对唯物史观的功能解释是建立在对概念的分析主义的厘清基础之上的。

他紧紧抓住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经典文本,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分析精密地分割出个别的和独立的概念,这就与马克思经常批评的试图排除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走到了一起。

科恩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共同错误是没有认识到,进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研究体系的每一个要素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外在于这些概念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共存于一个单个结构中的因素。

拉法格指出:

马克思“没有单独地考察一个事物,在其自身之中并为了其自身,离开了其周围的事物:

他是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考察高度复杂的世界”〔5〕78。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6〕106通过这句名言,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内在关系哲学的支持。

没有存在物是可以脱离自身之外的自然界的,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割裂出来。

不论在存在中还是在思维中都是这样。

强制割取的结果必然造成概念的僵化。

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奥尔曼对马克思的这段话评论到:

“太阳对植物的影响,我们多数人都倾向于对它作因果解释,而马克思却认为它是太阳本身的一种‘表现’,是太阳表明自己是什么的一种手段,并且,按照这种方式,是太阳的一部分。

”〔7〕38

  对概念的分析主义式厘清已经被证明是违背马克思原意的。

与此类似,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决定“一词的理解也同样应该被否定。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影响这两组命题产生了不和谐。

这一点就说明了他们对“决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僵硬的机械决定论的水平上。

由于不能把马克思的概念当做关系来理解,看不到系统中矛盾的存在,结果本来处在矛盾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运动就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因果关系,一种推动与被推动、撞击与被撞击的关系。

通过对马克思德语原文与英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很少在determine的意义上使用“决定”一词,而宁愿使用更加灵活的表达方式来描绘这些领域的关系。

奥尔曼就指出:

“把任何方面分离出来作为决定因素只能是强调所思考问题中的一个具体联系的方法。

马克思说的是,对那个要素而言,在这种背景中,这是一种最值得关注的影响,是将对我们理解相关特征最有帮助的关系”〔7〕26。

  科恩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矛盾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作用。

所谓矛盾,即同一关系的不同因素之间,即相互依存的因素之间的性质相反的发展。

奥尔曼指出,“如果说每个学科中的非辩证思想家都陷入了对’外部推动者’,对来自被研究的问题之外,那么,辩证思想家则是将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都归于变化发生于其中的系统的内部矛盾”〔7〕18。

在科恩的功能解释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来说是外部推动者,而生产力由谁来推动,他就只好诉诸于“发展命题”,用“人性的两个永久性的事实”来进行艰难论证。

事实上,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如果承认它们在系统中不断进行矛盾运动、相互作用的事实的话,科恩所提出的两个命题的表面上看起来的矛盾就会不复存在。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忠于马克思文本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厘清概念、构建功能解释的努力,也是出于严谨阐发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动机。

马克思本人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的采用,是为了写作的需要,是一种叙述策略,才必须把辩证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无法单独分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抽象“出来。

而概念与现实相比一定是灰色的。

不能辩证地去读马克思,就容易被马克思”蝙蝠式的语言“所迷惑。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用马克思抽象过的概念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范畴,通过分析主义对概念的理清,使马克思语言的生动性大大降低,成为僵死的、充满了学究气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因此发现了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视域之外的“问题”,不能不说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失败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工具穷尽了文本的意义,殊不知在对文本的精敲细打中,文本的活的灵魂也就逐渐丧失了。

  唯物史观的对象从纵向来说是人类的整个历史演进,从横向上来说则是整个社会,因此,唯物史观必然离不开对整体的宏观的历史、历史规律的把握和描述,而当唯物史观的对象是宏观的历史与社会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法才是掌握世界的方法论钥匙。

辩证法已经预设了内在关系哲学。

只有辩证法才能深入到现实中去,把握现实。

正如奥尔曼所说的,“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

这里并没有增加任何尚不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划定界限,并确立借以思考世界的要素的问题”〔7〕19。

科恩抛弃了作为方法的辩证法,拒绝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营养,不再去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中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所留下的概念们,希望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摆弄,用分析哲学的、功能解释的方法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

这相对于以辩证法为重要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一次大的倒退。

尽管功能解释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应用有一定的新意,但是总的来说是退步的、偏离马克思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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