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7中国官员一天睡小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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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中国官员一天睡小时
“中国官员一天睡小时”
直击中国代表团:
“这是最艰难的一次谈判”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
2009年12月17日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袁瑛冯洁
墙外路人漫不经心,墙内政要胆战心惊,贝拉中心内外两重天地。
CFP/图
两周内,中国最大规模的气候谈判代表团在哥本哈根各个场次开展谈判。
这是一场对智慧、谈判技巧与身体极限双重考验的谈判。
南方周末记者走进中国代表团,为您还原这些官员、专家在哥本哈根的日子
□本报记者袁瑛□本报特约撰稿冯洁发自哥本哈根
车轮大战
12月15日,贝拉中心C1厅,一场有关“适应基金报告”的联络小组会议刚刚结束,中国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走了出来,双眼布满了红血丝,显然,昨晚又没睡够。
他径直走到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与谈判处处长李高面前,有些犯难地说,“就这么一拨人,两边都得去,哪边漏了都不行,可怎么办?
”令杨宏伟犯难的是谈判进入冲刺阶段,新增加的谈判组设置,让并不庞大的中国代表团有些“分身乏术”。
“你先去参加案文起草,留一个人盯着大会屏幕,了解会议地点和时间。
”李高低头想了想,迅速做了分工,“到了部长级会议,如果有人提新的问题,还是要把我们的立场重申一遍”。
“口气不需要那么强硬,也不需要针锋相对,不用批评别人。
”已经参加了多年气候变化谈判的官员深谙谈判之道。
对于此次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大会,中国政府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阵容———逾百人的代表团,包括来自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科技部、环境部、气象局等相关部委的官员以及相关研究机构的50多人的法制团队。
即便这样,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也常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时候。
哥本哈根会议的日历已翻到了第二周,谈判也已经推进到了关键阶段。
目前,工作组在各个议题下的讨论同时展开,再加上起草文案、磋商等工作,中国代表团的人手刚刚能够保证。
屋漏偏逢连阴雨。
在谈判僵持之下,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给发展中国家出了道难题,她建议:
一些工作组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部长级会议上磋商。
这意味着,同一拨人要在工作组、部长的层面进行讨论。
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的谈判代表们不得不飞奔在贝拉中心的各个会议间。
“这种方式令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跟进议题。
”中国代表坦言。
可以想象,百人的中国代表团尚且如此,那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将面临如何窘迫的局面。
相比美国和发达国家动辄上百人的团队,谈判伊始,力量的天平就已然开始倾斜。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数有限,目前的权宜之计是只关注有限议题。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
如果不能跟进不同会议的谈判进程,虽然最后还有机会到大会上提出申诉,但需要重新评估这样的政治后果,小的发展中国家改变决议的机会非常小。
“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避免跑到大会上去做最后申诉,那需要很大勇气。
”一位中国谈判团代表说。
这显然超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主攻与策应
12月5日,气候谈判的“中国队”开始布展。
在此之前,11月底开始,由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率领、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分批启程前往丹麦。
早在出发之前,中国代表团各个部门之间就作好了了明确的分工。
其中发改委在整个代表团中,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并牵头负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会议、长期合作行动（LCA）和附属履行机构（SBI）的工作；外交部牵头《京都议定书》缔约方（KP／CMP）讨论谈判,气象局、财政、科技、环保、林业等部门也参与其中。
另外,包括何建坤、潘家华、林而达、罗勇等国内十几个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也在召开主会之外的会议,主要宣传和策应政府的立场。
此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积极、建设性地发出中国声音。
解振华和苏伟在各个场合的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批评发达国家。
这也让中国的新闻中心成为各方媒体焦点。
谈判桌上的微妙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代表团的工作。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可能不仅仅意味着智慧和谈判技巧的考验,还接受着身体极限的挑战。
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分为两个工作组、两个附属机构以及两个全会。
其中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计划是重点,两个工作组的谈判是核心。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由于《京都议定书》进展缓慢,更多的内容被放在了长期合作协议（LCA）下进行谈判,来自发改委的谈判官员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代表团的成员,特别是发改委的官员平均每天只睡3个小时。
”中国代表透露说。
会标之争
谈判桌上的谈判艰巨而冗长,谈判桌下,对手之间角力也无处不在。
中国代表团一经抵达哥本哈根,就发现了大会会标存在缺陷———大会的会标只有COP（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而没有CMP5（《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大会）。
不论有意或无意,中国代表团认为大会传递出有严重的误导的信息。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目标,《公约》针对所有国家。
中国随即向大会秘书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此举也得到了G77集团的响应。
短短一天内,会标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大会的会标早在会议前一年就设计完成,彻底更换已无可能。
会场内的标志此后全部加上了CMP5的字样。
至少从目前的谈判进展来看,这一“无心”之举,或多或少地说明了发达国家对于《京都议定书》的忽视。
气候变化是一场异常复杂的谈判,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往往渗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在一场G77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菲律宾代表引起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浓厚兴趣。
这位名叫伯纳蒂塔斯·穆勒（BernarditasMuller）的女士此次是作为苏丹政府的谈判代表团成员出现在会场。
而穆勒出现在气候变化大会的故事则颇具些戏剧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在LCA下的总协调员,穆勒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谈判者,对发达国家持强硬立场,然而此次大会上,她却根本没有被菲律宾政府列入代表团名单。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是美国向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办法,苏丹代表团把穆勒女士列入了自己的名单,而她的助手,同样也具备丰富的谈判经验,则出现在了玻利维亚代表团的名单里。
“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应对的办法。
”中国代表笑着说。
确保发展中国家中最优秀的谈判者能够参与谈判,这是中国代表团的技巧性选择。
解振华的午餐
12月13日,周日,大会休会。
借着这个间歇,中国代表团一部分代表从已经住了十多天的酒店RADISSON搬往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
3天后,温家宝总理和随行人员将到达这里。
对一部分中国代表来说,这意味着住得离会场更近了,睡觉的时间也可能多了几十分钟。
每天清晨,在发往会场的巴士上,中国代表们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补觉。
目前中国代表团分散在哥本哈根三个酒店。
中国代表团例行的会议包括每天清晨在酒店召开的内部会议,主要内容是交流前一天谈判进展,并讨论可能出现的问题,和G77开协调会。
此后就是持续到晚上的各种工作组会议和全会。
漫长的会议,无休止的争论,代表团的成员就这样一直忙到了次日凌晨两三点。
曾参加中国以往气候谈判的官员说,他们曾在谈判最紧张时刻,每个人一天就靠干粮和一个苹果度日。
贝拉中心里出售的三明治、面包和咖啡,除了有普通与会者、记者惠顾外,也是中国代表的午餐和晚餐。
你可以经常看到从会议现场出来匆匆买杯咖啡又赶回现场的苏伟。
“吃不上饭已是司空见惯。
”一位中国代表摇摇头说。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能够享受的最高待遇,也就是一盒哥本哈根中餐馆提供的普通盒饭。
本周三,中国代表团经过一夜谈判后,在早上七点半回到酒店,二个小时后,他们将再次回到会场,参加所有谈判。
“这是最艰难的一次谈判。
”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说。
风可以调,雨可以顺
史上最大规模影响天气工程揭秘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
2009年12月17日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何海宁
梁伟驰/制图
中国的人工影响天气业务规模已是世界上最大。
200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省区近2000个县都开展过人工增雨、防雹作业,人工增雨面积超过国土三分之一。
■“一些省份连云水资源的数据都没有,他们不去准备,就是要钱,租赁飞机,搞几个预报员就开始作业,再收集雨量。
”
■“人工降雨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经验,你怎么能作为‘任务’呢?
应该作为‘科学实验’。
”
■“各地人影办不能只是一个行政单位,应该要有高级专业科技人员,现在人影事业需要改革了。
”
□本报记者何海宁发自北京
“世界最大规模”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4楼,郭学良的办公室内凌乱无序,即便桌边那面“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气象服务先进集体”奖牌提醒,还有一架躲在纸箱后边的苏式飞机模型暗示,陌生人还是难以想到,这里是中国掌管风雨的最高执行机构———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下称人影）中心的主任办公室。
它是一个“管理”天气的机构,古人以牛羊祭天,祈求风调雨顺的变天幻想,如今依靠飞机、大炮,已部分成为现实,如果科技继续发展,即便消除一场强大的台风、飓风,也可能不再是纸上谈兵,俨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北京奥运会之后,这群整天与雨雪、冰雹打交道的神秘人才渐为人知。
尽管在此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是,中国早已形成“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的庞大系统,几乎每个市县都有人影机构。
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市,这里的人影办只有两个编制,下辖39个作业点,每当作业时,经过培训的气象局人员组成临时小组,开着车载火箭炮前往作业点,指天轰鸣。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人影工作多为科研机构、私人企业承担不同,人影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行政职责,某些重要时刻,它的成败甚至攸关国家脸面和尊严,而如此庞大的人影行政系统则是世界罕见的。
“我们的业务规模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
”郭学良说。
可能我们身边每一次降雨,都有人工影响的痕迹。
200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省区近2000个县都开展过人工增雨、防雹作业,人工增雨面积超过国土三分之一。
“作为抗旱、防雹、森林救火、高位蓄水发电的手段,人工增雨已经常态化。
”韶关人影办主任邓文升也说。
但与外界“呼风唤雨”、“气象战争”的夸张表述不同,人影工作人员显得低调。
“我们只能局部微调天气。
”广东省人影办主任冯永基说。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1月8日晚,韶关市人影办主任邓文升通宵值班,盯着电脑屏幕。
眼前粤北大旱,广东省布置了11个市县协同作业的大规模增雨行动。
指挥中心实际上是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这与北京市人影办指挥平台满墙的屏幕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的条件比较简陋。
”邓文升说。
人工降雨的作业目标是“有条件的云”,最常见的是在零度以下,水滴仍未结冰的过冷云。
厚度越大,降雨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过冷云中形成足够多的冰核,冰核吸附水滴,就能形成降雨。
在中国,人影作业已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
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其中规定:
人影工作由县级以上政府领导和协调,由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实施和指导管理。
在11月8日之前,邓文升已向空管部门做了火箭作业申请,启动了人工增雨预案,召集作业人员进行了简短培训。
这些都是人影作业的常规流程。
今年韶关已进行了79次人工作业,与邓文升2006年刚到人影办的11次相比,数量已大大增加。
“作业规模最大的是内蒙古。
”中国人影中心副主任王广河介绍。
西北干旱地区最早开展相关工作,发展至今,内蒙古已租赁至少7架飞机用于日常作业。
而2003年之前,韶关用于作业的设备连新型火箭架都没有,主要靠的是武装部的民兵和高炮。
9日上午,韶关下辖翁源县气象局长曾运东打电话向空管部门再次确认作业申请之后,发射了4枚火箭。
火箭很快消失在约8000米的高空。
每枚火箭携带有10至15克碘化银。
如果顺利,火箭会播撒出这种结构似冰的晶体。
在-15至-20℃的温度下,1克碘化银能形成10的14至15次方数量的冰晶。
庞大数目的冰晶在空中吸附水滴,从而形成降雨。
仅仅这次作业,广东省共发射了424枚火箭。
“以前是应急作业,现在是从上到下统筹,根据政府需求、天气变化进行。
”曾运东说。
数据显示,1999至2006年间,全国各地组织人工降雨、防雹投入3.7万人次、约7000门高炮和5000个火箭发射架。
人影投入以地方财政为主,经费也累年持续增加,2001年至2007年累计花费近32亿元。
而对于公众而言,所熟知的人影作业更多发生在国家举办的重大活动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奥运史上首次进行人工消雨,也是我国人影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作业。
所谓人工消雨,只是让雨提前降落,以免影响保护区域鸟巢。
那次共发射了1104枚火箭,被认为“效果不错”。
此外,今年的60周年国庆大典、济南全运会也有气象人员的忙碌身影,明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也计划进行人影保障作业。
人影溯源
中国人影发端于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年代。
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为响应老一辈气象专家的鼓呼,毛泽东定调说:
“人工造雨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气象工作者多努力。
”86岁的易仕明原是中国气象局副总工程师。
他记得中国首次人工降雨作业是1958年吉林大旱,由一名副省长挂帅,苏联专家帮忙生产出干冰,完成了飞机播撒作业。
这时距离世界上第一次人工降雨试验已过去12年。
此后,国家派遣科研人员前往苏联学习,而人影作业也开始与政治任务挂钩。
196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大批气象人员被派往山西,为大寨农业保驾护航。
国家人影中心研究员张纪淮在大寨呆了两年,在大寨周边布置3道防雹防线。
有一次夜里有“天气系统”经过,一名当地老预报员凭经验认为不可能下雹,不料却下了。
这原属技术差错最后竟被当成政治问题对待,当事人被认为“政治觉悟有问题”。
那是“人定胜天”的革命激情年代,人影作用被夸大了。
“最早一些文章报告里,有些领导总说人工控制天气,后来改成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现在才比较切合实际,说人工影响天气。
”张纪淮回忆。
人影作业也随之遍地开花,1964年,除西藏之外,全国都进行了人工降雨防雹,次数达到了3606次,“急于抗旱而忽视了科学性,试验次数很多,取得科学数据少,存在着盲目性。
”第4次全国人工降水工作会议总结。
与激进的尝试形成对照的是,科技力量培育却滞后得多,直至1972年,全国人影专业人员才约100人,没有专业飞机。
相伴而来的是事故频发,70年代,人影作业事故造成了410人受伤,169人死亡。
中央气象局曾两度发出安全通报,但伤亡事故仍未能杜绝。
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人影发展陷入了低谷。
1980年,中央气象局在全国停止人影作业,许多地方的雷达站、人影办公室被撤消。
转机出现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我们在那里作业了一个多月,对灭火起了关键性作用,《人民日报》做了报道。
之后,各省的人影才有了发展空间。
”人影中心副主任王广河回忆。
“国家—省—地市—县”4级行政体系才最终确立。
1993年人影协调会议制度建立,13个部委成为会员单位。
2007年,国家人影中心成立。
“人影事业需要改革”
在北京奥运会人工消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仍有一些老科学家对效果提出质疑,要求提供准确的效果数据。
这是一个恒久的科学争论,从人影技术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息过,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几乎分成两派,一方力挺有效论,另一方发出质疑声。
但双方都无法提供确凿的依据。
“这是一个国际难题。
”郭学良说。
“很多人认为,怎么把人工影响的程度跟自然界自己降雨的部分分辨出来?
这是非常难的。
原因就是现在的预报不能达到100%准确。
假如能够预报准确了,我说北京今天降水10毫米,结果降了20毫米,当然人工降雨就是10毫米。
”郭学良解释,“但是,天气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人类还没有达到完全掌控天气的程度,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人工降雨不好检验。
”75岁的黄美元原是中国科学院云物理研究室主任,有一次他和国家气象局主要领导吃饭时就在争论,领导说“要搞好北京人工降雨这个任务”,他不同意:
“作为一个任务不合适。
因为人工降雨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经验,你怎么能作为‘任务’呢?
应该作为‘科学实验’。
”世界上包括中国,一代代科学家致力于探求人影效果的科学证据。
以色列曾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计试验,得出增雨（即比自然降雨多出的人工降雨量）率为13％-15％,这个数据得到国际上部分科学家的认可。
中国在1975-1986年间,在福建古田水库也进行了长期试验,结果平均增雨24％。
这在国内也被部分认为是权威的。
但这并不能消除争论。
黄美元认为除了效果值得商榷之外,中国人影事业目前亟待解决的还有两大问题。
其一是盲目性。
“首先是要科学地选云。
现在还没有按照科学的标准来选云。
还有作业方法上面也有盲目性。
”“有降水条件的云不是说乌黑或者是云厚就行,必须要有可以参考的科学定量。
比如说云层应大于两公里,或者说含水量大于0.2克/立方米,等等。
”黄美元解释,“作业的方法就是,究竟在什么高度上播撒,撒多少量?
撒多少时间?
”他认为目前人影作业缺乏科学标准,而这被归咎于科学储备不足。
“一些省份连云水资源的数据都没有,他们不去准备,就是要钱,租赁飞机,搞几个预报员就开始作业,再收集雨量。
每次作业回来了,问这个下雨是你下的吗?
他不回答这个问题。
”黄美元感慨.“各地人影办不能只是一个行政单位,应该要有高级专业科技人员,但是有的省份是没有的。
”“现在人影事业需要改革了。
”他总结。
“我们需要更多的核电站”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丹尼尔·珀纳曼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
2009年12月17日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周嵘
■绿色世界观
●独家专访
“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所有希望发展低碳能源的国家都希望扩大核电产能”
□本报特约撰稿周嵘
核能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印度、美国和欧洲纷纷公布了庞大的核电厂建设计划。
但核能真的是世界未来绿色能源的希望么?
世界核能的复苏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挑战?
近期,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丹尼尔·珀纳曼表示了其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核能是未来低碳能源的核心。
南方周末:
美国政府现在对待核能发展的态度如何?
核能在美国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丹尼尔·珀纳曼:
核能将是全球未来低碳能源的核心部分。
美国现在有20％的电能来自于核能,70％的清洁电来自于核电。
作为我们对低碳发展承诺的一部分,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将来全球能够建成更多的核电站。
南方周末:
我们注意全世界都在扩张核能,比如中国、印度都提出了很大的核能发展计划,您如何看待核能在中国的发展?
丹尼尔·珀纳曼:
不错,豪不夸张地说,现在全球的核工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期。
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所有希望发展低碳能源的国家都希望扩大核电产能,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全球核能伙伴”计划,在全球建立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核燃料供应系统,让所有希望和平发展核能的国家都能有可靠、安全的原料供应。
南方周末:
请解释一下“从摇篮到坟墓”的燃料供应机制?
丹尼尔·珀纳曼:
“从摇篮到坟墓”的燃料供应,旨在为全球的核燃料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
核燃料的提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对铀矿进行开采、转化、提炼、浓缩,然后加工成燃料棒,运输到核电站被应用。
而对于从核电站反应堆里出来的核废料,现在在世界上普遍进行的有两种处理,一种是将其送到符合地质条件的地方进行永久储藏；另一种是将其进行循环再造。
循环再造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的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
通过“全球核能伙伴”体系内的燃料供应系统,没有能力进行核燃料循环再造的国家可以通过国际间的合作,获得稳定的燃料供应。
南方周末:
关于核废料的循环处理一直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美国在2007发起了“全球核能伙伴”计划,有哪些国家是美国政府不愿意它们加入的?
丹尼尔·珀纳曼:
我们欢迎所有希望和平发展核能的国家都加入“全球核能伙伴”计划。
当然我们对成员国的挑选会非常严格。
伊朗最近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我认为,只要它遵守核不扩散的承诺,它依然是受欢迎。
我个人在30年前就从事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工作,一直努力推动各国在核废料处理过程达成统一标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南方周末:
哥本哈根会议已经到来,您觉得最终在12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丹尼尔·珀纳曼:
我现在还无法预见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
美国的清洁能源法案虽然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但依然有待参议院的审议。
我们一直在努力地推进这项立法。
从外交层面上,我们一直坚持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并且与很多国家开展对话。
南方周末:
在气候变化中所承担的责任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而在美国众议院审议清洁能源法案的过程中,附加了许多不利于中国、印度等不接受排放上限国家的条款,使得这种分歧在恶化。
您如何看?
丹尼尔·珀纳曼: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一直与中国进行密切合作。
当然基于多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很多差异,但我们至少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现在已经是行动的时候了。
也基于此,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在清洁能源领域里合作的动力,所以我们只需要继续推动它。
（该栏目与腾迅深度对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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