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牧童带你倘佯于十里杏花品味那诗的酒酒的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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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牧童带你倘佯于十里杏花品味那诗的酒酒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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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我或许是一个横笛的牧童,骑着那头千年的黄牛,每天在炊烟袅袅的村落中穿越,看落花流水、云卷云舒,听鸟声一片、十里杏花,看惯了李白杜牧、八仙老道,听遍了杏花春雨、塞北秋风。

汾河古道芳草绿,文人骚客纷沓来。

日日欠身忙指路,山前四季杏花开;

今生与杏花村的缘分,应该是前世的一个约定。

我要背着“洛阳铲”,去钩沉那些远古的如烟记忆;我要手握小鼠须,勤奋地耕耘在砚田;我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搜寻二十四史间,把前世听到的、看了的、指过的丝丝缕缕、枝枝蔓蔓,在泛黄的纸笺上奋笔疾书,废寝忘食,天昏地暗,不舍昼夜,诗酒古今花下事,地老天荒六千年;

来生,我想到杏花村后的子夏山麓筑庐而居,种几亩永远盛开的杏花,打一眼深不见底的甜井,酿几缸永远舀不干的老酒,今天邀杏花仙子过庄,明天等八仙过海把盏,荒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仙开。

趁铁拐李醉酒之际,解下他的酒葫芦,到村里老媪家讨得几盘酸菜,约伯牙和钟子期弹一曲《高山流水》,与校碑归来的青莲居士再醉将一场,然后带着几个总角稚子,去湖里摸几条鱼,树上打几颗枣,月夜里数几颗星星,空地上放几回风筝,人皆笑我痴,我叹君执迷。

呵呵呵,我也是醉了。

酒是物质与精神的媒介,杏花村是诗意与现实的穿越。

没有现实,诗意只能徘徊于心间;没有诗意,现实不过一地鸡毛。

且让我这前世的牧童,带您徜徉于十里杏花,品味那诗的酒,酒的诗;诗的史,史的诗.....

“杏花村人从哪里来?

杏花村人从哪里来?

是哪个杏花村民酿出了第一缕酒香?

不得而知。

于是后来的杏花村人,为自己创造了一首开篇诗作:

杏花仙子下凡。

这是一个与天仙配相仿的神话故事。

天上的杏花仙子偷偷下凡,在一个令人揪心的爱情故事中,把上天的酿酒技术传授给了杏花村。

时至今日,这个永恒的问题似乎可以从神话中走出来,有一个大致的答案了。

大约6000年前,地处山西中部的杏花村没有名字,长满了野生的杏树却无人居住,浩浩荡荡的汾河在她面前奔流不息。

在前后相距不长的时间里,杏花村来了两拨主人。

第一拨是来自陕西半坡,据说就是远古的炎帝部落;第二拨来自河南三门峡地区的庙底沟,据说就是远古的黄帝部落。

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合起来就是如雷贯耳的“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也就是最早的炎黄文明。

仰韶文化的前、中期是半坡类型,中、后期是庙底沟类型。

前期是炎帝部落占领导地位,后期是黄帝部落占主导地位。

仰韶文化中期,则是炎、黄部落的大融合时期。

在杏花村遗址看到的景象是,半坡类型的器物很少,时间很短;庙底沟类型的器物很多,时间很长。

也就是说,来自半坡文化的炎帝部落最早来到杏花村,但没有延续下来;来自庙底沟的黄帝部落稍晚来到杏花村,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杏花村人的祖先,是庙底沟人。

双唇小口尖底瓶

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是小口尖底瓶,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是杯型口,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是双唇口。

小口尖底瓶既是汲水器,也是酒器,还是祭器。

在古埃及的壁画上,人们用同样类型的器物酿造葡萄酒。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苏秉琦先生、著名酿酒史专家包启安先生,都坚定地认为:

小口尖底瓶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杏花村遗址发现的小口尖底瓶,是双唇口,属于庙底沟类型。

6000年前的庙底沟人一定是杏花村最早的酒民之一。

但杏花村最早的那一缕酒香,源自半坡人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我们在杏花村没能找到杯型口小口尖底瓶,但已经掌握了最初酿酒技术并嗜好饮酒的半坡人,到了杏花村竟然放弃了酒?

不大可能。

“日本人怎么什么都懂?

日本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讲谈社有一套被尊为“镇社之宝”的书——《中国的历史》,这套书共10册,由日本最顶级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合作撰写而成。

在第一册《从神话到历史》中,我们竟然发现了杏花村遗址出土的两件陶器。

这两件陶器的名字都叫做:

鬲(lì)。

鬲,就是远古时期的锅,样子与鼎有点像,但三足部分为中空。

我们今天用锅煮的粥,与几千年前用鬲煮的粥,差别不大。

早期的鬲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其中的一个系统时间很短,没有延续下来;另外的一个系统则是杏花村人发明的。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张忠培先生甚至把杏花村人发明的过程都还原了出来。

这个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被北大教授严文明称为“中华文明的中核”。

中国的史前史,大体可以按照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文化二期、龙山文化、夏、商来排列。

其中夏文化和先商文化是平行的,都直接与龙山文化相衔接。

杏花村系统的鬲发明于大约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了先商时期、商朝末期,甚至与周早期的鬲相衔接,前后1000多年。

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小口尖底瓶。

它是商代的基本器物,也是商代墓葬的主要陶器,专家们普遍把“商鬲”分布的范围,当做是商朝的疆域。

考古学家还有一个惊人的论断:

商纣王的始祖契开创的先商文化,是与晋中的鬲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杏花村遗址是一个从仰韶文化时期到商末周初延续3000年的古文化遗址。

在遗址的最后一个时期,遗址中出现了四种鬲:

一种是出现在商族墓地的“商式鬲”,代表了当时杏花村的商族统治者,当然这种鬲本身就是杏花村鬲系统的一个变种;

其他三种的构成也非常有趣,一种为杏花村鬲系统的正统鬲,一种为杏花村鬲与商式鬲相结合的中间类型,一种却类似于先周时代的鬲。

这是中国商代考古中一个奇特的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

为了顺应统治者,杏花村人既生产商式鬲,并创造出了与统治者“商式鬲”结合的中间类型,同时在商朝濒临崩溃之际又与周朝取得了一定的联系和妥协。

但是,无论怎么妥协,杏花村人都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文化,延续了杏花村正统的鬲文化系统。

杏花村的鬲文化现象说明,杏花村人的性格大约在3000年前就定型了。

主要有两点:

一为创新,二为“软难斗”。

创新方面,除了发明杏花村鬲并在这个系统中不断革新,还发明了“甗(yǎn)”,笔者将另文再谈。

“软难斗”,是如今山西省吕梁市对汾阳人的一句评价,有调侃之意。

其实“软难斗”,就是老子“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孔子“和而不同”的方言版。

“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

和,是一种妥协;不同,是一种坚守。

以妥协的方式坚守,为了坚守而妥协。

这一点非常重要。

和而不同,才是杏花村酒文化6000年旺盛生命力的核心原因。

严格地讲,鬲不是酒器,蒸煮仅仅是酿酒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杏花村遗址中小口尖底瓶之后的小口平底壶、杯、豆等等大量的陶器证明,6000年前的那一缕酒香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谢谢皇帝

周代统治者汲取商纣王酒色亡国的教训,颁布《酒诰》,以酒礼约束人们的饮酒行为;汉代统治者实行专卖制度,农户按国家的订单生产,并由国家统购统销。

这些情形以及《诗经》中到处是酒香的现实,说明周汉两代的华夏文明核心区,把粮食酿成酒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工艺,问题的核心从“会不会”逐渐转移到了“好不好”。

最早对于酒质的评判标准为“薄与厚”。

战国时期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

到汉末,对于酒质的评判标准转变为“清与浊”。

浊酒,就是与酿酒原料混合在一起的酒;清酒,就是使用特殊的酿酒工艺及过滤技术,生产出的透明清亮的酒。

三国时人徐邈说,清酒是圣人,浊酒是贤人。

这个评判标准一直延续到唐代。

有的人认为,清酒就是过滤过的浊酒。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东汉郑玄说,清酒酿造是一种类似于中山国的酿酒工艺,冬酿接夏而成。

酿造时间很长。

中山即现在的河北灵寿一带,在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以东。

这一地区在史前时代就与杏花村有联系,战国时期又同属于赵国的领土,相互交流比较多。

在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一书中,介绍了当时华北地区的18种酿酒方法,其中只有两种相当于固态发酵法,其实可以并为一种。

因为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原料不同,一种为硬黄米,一种为软黄米。

杏花村所处的吕梁市,历来是盛产黄米的地区。

所以,在南北朝时期,杏花村的酿酒工艺可能是这种固态发酵法与中山国酿造工艺的结合体,是当时难度最大、最复杂的酿酒工艺。

用这种工艺生产出来的酒,叫“汾清酒”。

由于受到北齐武成帝高湛的极力推荐,被写入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

杏花村酒也因此第一次成为“全国酒类第一品牌”。

“醉了中国心

在杜牧之前,杏花村酿造的是酒;在杜牧之后,杏花村酿造的是诗。

杜牧的曾祖父杜希望,是盛唐名将,晚年任汾州刺史,并终老任上,葬于今汾阳市境内。

杜牧也曾写过《并州道中》等游历山西的诗歌。

所以,《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就是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已经没有好质疑的了。

《清明》诗是包括汾酒集团在内的所有杏花村酒类企业共有的文化遗产,杏花村镇范围内所有酒产品都会把这首诗印在酒的包装上,这是让杏花村人足以自豪的广告。

但是,这首诗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酒诗太多了。

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杜甫的《酒中八仙歌》;白居易的“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数不胜数。

但是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却是这首有点像顺口溜的、质量并不上乘的《清明》诗。

因为这首诗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创造了一个诗酒的人文田园。

在这里,现实生活并不重要,诗意的杏花村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的栖息地,一个寄情抒怀的田园。

春雨、牧童、短笛、黄牛、汾河、古道、芳草、杏花、村落、炊烟、酒家、游子、行囊、怀古、祭祖、销魂等等中国诗歌的核心元素,在这短短的28个字中全部囊括了。

文人们吟诗作赋,无论是否有酒喝,都可以借杏花村抒发一番酒意,写一曲慷慨悲歌。

甚至这诗的酒,可能要比真正的杏花村酒还要醇厚,更有味道。

杏花村,不仅醉了中国人,更醉了中国心。

“干和,中国酒的羊蝎子

干和这个名称,唐代才出现。

意思就是酿酒过程中加水量很少,有一点“干拌”的含义。

目前流传下来的黄酒工艺,大都是半液态发酵。

如前所述,即便在南北朝时期,类似于固态发酵的酿造工艺也是凤毛麟角。

杏花村酒从北齐成为国家第一名酒,其复杂的酿造工艺就被更加坚定地传承下来,又成为了唐代的国家名酒——“干和”。

而且,唐、宋、金、辽、元、明六朝,干和一直是国家名酒。

这本身就是中国酒史上的一个奇迹。

说干和酒是中国酒的脊梁,六朝国家名酒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它还是中国白酒的真正源头。

固态制曲、固态发酵、固态蒸馏,是中国白酒与世界其他蒸馏酒的根本区别所在,是中国白酒最显著的工艺特征。

而干和酒正是这种工艺的直接源头。

说简单一点,干和酒本来就是固态制曲、固态发酵的,只要与蒸馏技术一结合,白酒就诞生了。

事实上,白酒确实是这么诞生的。

杏花村汾酒为国酒之源、清香之祖,名副其实。

在目前中国白酒的13种香型中,只有山西杏花村代表的清香型白酒、桂林三花酒代表的米香型白酒,历史最悠久,是原创型工艺,其他都是次生型。

这两种原创型工艺分别属于固态发酵、半液态发酵两个黄酒系统。

这种情形很有点像龙山文化时期杏花村鬲的诞生与发展。

半液态的米香型白酒工艺一直停滞不前,早就被边缘化,成为中国白酒的非主流;而固态的清香型白酒工艺则衍生、泛化出了凤香型、浓香型、酱香型等中国白酒的基本香型。

干和,乃中国白酒之母,也是连接中国酿造酒与中国白酒的脊梁。

羊蝎子,脊梁也。

“康熙的诗群

1707年,那是一个除夕,一位老人在北京的官邸里,正在举行一场告别宴会。

这个人叫宋荦(音:

洛),时任康熙朝吏部尚书,其地位堪比当今的政治局常委。

他同时还是康熙朝的大收藏家、诗坛盟主。

他父亲是顺治朝的翰林院大学士,所以宋荦14岁就成为顺治皇帝的御前带刀侍卫,后担任江西、江苏巡抚14年,有“清廉为天下第一巡抚”之誉。

之后调任吏部尚书。

康熙46年(1707年)宋荦74岁,要告老还乡了。

在即将退休的时候,他策划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诗酒退休仪式”。

于是,在这一年的除夕,他组织了20位当朝诗界名流,饮酒赋诗,依依惜别。

笔者将其命名为“中国白酒第一宴——康熙汾酒诗会”。

这20位参加诗会的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在文坛地位不亚于宋荦、吏部尚书的继任者、康熙皇帝的老师、山西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二是宋荦的门生、子弟;三是当时在朝的其他著名诗人;四是民间诗社的代表。

可以说,这些到会的诗人,能够代表当时诗坛的最高水平。

诗会也是宴会。

宴会用酒共有三种,都是山西名酒。

其中汾酒和羊羔酒来自山西杏花村,另一种潞酒来自山西长治。

诗会上,诗人们饮酒唱和,创作了许多诗篇。

其中大部分诗歌对山西酒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在诗歌中明确提到山西汾酒、羊羔酒的诗作多达九首。

比如宋荦的“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吴士玉的“汾酒滦河鱼,割鲜斗芳甘”;林佶的“汾香沧辣频开瓮,滦鲤莱鸡更飭厨”。

这次宴会的所有诗作,在乾隆年间被全部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

汾酒成为《四库全书》中唯一记载的中国名白酒。

这件事情,如果仅仅把它当做是汾酒文化的一个记载,也未尝不可,但未免有点狭隘了。

因为中国白酒尽管起源于宋元、盛于明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清代以前中国白酒登上大雅之堂的完整记载。

成书于明清之际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中,也很少提到中国白酒。

可以说,“康熙汾酒诗会”是中国白酒第一次以全国名酒的身份登上大雅之堂,也是中国白酒第一个独立品牌的光荣绽放。

而且此事被载入《四库全书》,就更加难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熙汾酒诗会”是中国白酒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白酒品牌真正进入中国的上流社会,第一次战胜了黄酒在上流社会的主体地位,开始了300多来的白酒辉煌。

“不给杏花村写诗的大诗人

袁枚是清代中叶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诗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执诗坛牛耳近50年。

他提倡“性灵说”,其《随园诗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给随园撰写的对联可见其真性情:

“不作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他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

袁枚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

袁枚还是个美食家。

他不光吃遍天下美食,还写了一部流芳百世的饮食著作,成为饮食理论家。

这部著作就是《随园食单》,成书于1792年,袁枚时年76岁。

大概是觉得吃了一辈子,不留下点东西不好意思,于是随便把自己吃了还没有忘记的好东西记载了一下。

没想到竟然比许多文学名著的影响还大。

至今,淮扬菜、本帮菜、杭菜、徽菜,万变不离其宗,都跳不出这本食单。

《随园食单》共14个部分。

最后一部分为“茶酒单”。

酒类共列出了11种名酒中的名酒。

其中有九种是黄酒,两种是白酒。

白酒中又以山西汾酒为最佳。

“既吃烧酒,以狠为佳。

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

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

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

汾酒之下,山东膏梁烧次之。

尽管袁枚明确指出山西汾酒是天下最好的白酒,但是把白酒比作“光棍”、“酷吏”,实在是难听了点。

我想,大约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袁枚在食单中说:

“余性不近酒。

”交代的很清楚,他是个不爱喝酒的人。

即便是在今天,一个不爱喝酒的人勉强喝点啤酒、黄酒还行,喝高度白酒受不了。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袁枚把白酒比作“光棍”、“酷吏”是可以理解的。

二,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酒大体可以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南绍北汾”。

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笔记》中曾说道:

“不得不推山西汾酒、潞酒,然秉性刚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勿尚也。

”这段记载说明南方人在乾隆时期接受白酒还有一定的难度。

比起只有十几度的黄酒来,要接受六、七十度的烈性白酒,是不容易的。

所以,袁枚的这个比喻,我想在当时的南方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无论如何,山西汾酒是乾隆年间最好的白酒。

即便不爱喝酒的袁枚,也推崇汾酒为第一烧酒。

袁枚没给杏花村写诗,这个评价却比诗还有价值。

“听说过中国四大神话古典名著吗?

《西游记》、《镜花缘》、《封神榜》、《聊斋志异》,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浪漫幻想迷离的四大中国古典长篇小说。

《镜花缘》作者为李汝珍,该小说于清代嘉庆23年出版。

小说第九十六回中写道,在淮南酉水关有一座酒肆,客官要饮天下美酒,酒保取出粉牌(酒水单)递与客官,只见上面列有55种当世名酒:

山西汾酒。

江南沛酒。

真定煮酒。

潮洲濒酒。

湖南衡酒。

饶州米酒。

徽州甲酒。

陕西灌酒。

湖州浔酒。

巴县咋酒。

贵州苗酒。

广西瑶酒。

甘肃酒乾。

浙江绍兴酒。

镇江百花酒。

扬州木瓜酒。

无锡惠泉酒。

苏州福贞酒。

杭州三白酒。

直隶东路酒。

卫辉明流酒。

和州苦露酒。

大名滴溜酒。

济宁金波酒。

云南包裹酒。

四川潞江酒。

湖南砂仁酒。

冀州衡水酒。

海宁香雪洒。

淮安延寿酒。

乍浦郁金酒。

海州辣黄酒。

栾城羊羔酒。

河南柿子酒。

泰州枯陈酒。

福建院香酒。

茂州锅巴酒。

山西潞安酒。

芜湖五毒酒。

成都薛涛酒。

山阳陈坛酒。

清河双辣酒。

高邮豨莶酒。

绍兴女儿酒。

琉球白酎洒。

楚雄府滴酒。

贵筑县夹酒。

南通州雪酒。

嘉兴十月白酒。

盐城草艳浆酒。

山东谷辘子酒。

广东瓮头春酒。

琉球蜜林酎洒。

长沙洞庭春色酒。

太平府延寿益酒。

尽管《镜花缘》是虚构的小说,但上面抄录的酒水单却应该作为可信的史料来看。

作者李汝珍是今北京大兴区人。

他19岁就跟随哥哥李汝璜到了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今属连云港)。

李汝璜的职务是板浦盐场课司大使。

据考证,李汝珍几乎一生都是在板浦度过的。

在板浦拜了师,成了家,写了书。

孙佳讯先生考证称,李汝珍在板浦久作寓公期间,自嘉庆二年(1797)始写《镜花缘》,初稿、二稿成于板浦,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板浦最后定稿,次年即1818年在苏州刊刻问世。

而且,此书是李汝珍在板浦周边采拾地方风物、乡土俚语及古迹史乘,“消磨二十多年层层心血”而写成的,是板浦地区直接产生的一部古典名著。

笔者认为以上的酒水单,是李汝珍在板浦或者板浦周边的地区抄录下来的。

板浦盐场在历史上了不得。

早在西汉时叫北蒲,就是东海郡的三个盐场之一,驻有盐官。

隋代已经得到很好的开发,唐宋以降,一直是著名的板浦盐场,并成为盐业中心。

清代是板浦盐场课司大使的驻地,也是盐商的聚居之地。

而在明清两代,盐商的主体则是晋商。

晋商经常从山西杏花村延请酒师,到江苏、安徽一带,仿山西汾酒制法酿酒。

山西汾酒是当时全国最好的烧酒。

所以,山西汾酒名列第一也就不以为奇了。

“用一生等你够不够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路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送你走/有几句知心的话/哥哥你记心头/走路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大路上的人儿稠/小路上有贼寇。

《走西口》,一首凄婉、缠绵、苍凉的山西民歌。

一种淳朴的思念和牵挂用最原始的歌谣从毛眼眼的妹子口唇里唱了出来,那份痴情,那份期盼,那从心底发出的真真切切的无奈与失落,扯得人的心生生的痛。

每当听见这首歌,我仿佛看见荒凉的古道旁,牵着毛驴的后生一步一回头的恋恋不舍;我仿佛听见站在高山上撩哥哥的妹妹,至死也要把哥哥随的心声;我仿佛感觉它穿过逶迤起伏的高原,穿过沟沟峁峁的黄土坡,让背井离乡的汉子们永远背负着沉重的思念。

一代又一代听着《走西口》的山西汉子们,艰苦卓绝,血泪斑斑,闯出了500年的晋商辉煌。

晋商有三宝:

关公、晋剧、汾酒。

他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拜关公,用关公的忠义精神凝聚力量,自我约束;都要邀请当地的客户到三晋会馆一边喝着汾酒,一边赏着晋剧,在激情和娱乐中高高兴兴把生意落定。

因此,有鸟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就有汾酒。

但是,许多人很多年都回不去山西,从山西长途运输汾酒也很不方便,他们就高薪聘请杏花村的酿酒师傅到当地去,用汾酒的工艺酿酒。

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会做山西酒,敢把天下走”的现象。

由于每个地方的水土不同,那就需要适应当地的水土;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那就根据当地的条件尽量与汾酒工艺靠近。

就这样,晋商把杏花村汾酒工艺传播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笔者曾撰打油诗八首,兹录如下:

国酒之源(八首)

(一)

晋商万里四海家,踏遍江南大漠沙。

漫漫风雪乡思乱,痛饮杏花醉天涯。

(注:

关公、晋剧、汾酒,是晋商“三宝”。

在晋商的传播下,汾酒的工艺传播到全国各个地方。

所以,国酒之源的使者是晋商。

(二)

杏花天骄独一枝,凤鸣岐山亦酒痴。

神井仙瓮无处觅,掘地为窖竟成诗。

(注:

汾酒传到陕西,由瓮中酿造变成了用窖池酿造)

(三)

盐通赤水寂寥客,有肴无酒难放歌。

杏花村里邀国手,从此茅台酒如河。

(注:

茅台酒的工艺,是从杏花村传到茅台镇的)

(四)

酒旗猎猎迎风扬,中原处处为酒狂。

何愁饮中无知己,举杯无不杏花香。

(注:

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白酒,最初都是汾香型)

(五)

瘦西湖畔矜佳酿,晋酒一酹醉大江。

半壁东南惊此味,原来国色即清香。

(注:

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沿岸的白酒,都有山西杏花村的影子)

(六)

茫茫草原戈壁滩,仗剑畅饮茶路酣。

大麦青稞皆诗种,粒粒心酝是酒丹。

(注:

青稞酒、新疆古城大曲酒、内蒙酒,最早都是杏花村清香型白酒工艺)

(七)

黑土红粱阡陌间,山酝地酿豪气闲。

苍凉雄迈关东客,清香一往醉云天。

(注:

60年前,东北地区的白酒,绝大部分为杏花村清香型工艺)

(八)

瓮中氤氲六千年,天南地北杏花喧。

庐山面目何处是?

清香依旧国酒源!

(注:

杏花村汾酒为国酒之源的事实,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从杏花村到国宴有多远?

山西汾阳县南垣寨的王家,是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其商号遍及口外及京津。

王家与“日升昌”票号的东家李家是儿女亲家。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从1823年创办,到1914年倒闭,“日升昌”票号执中国票号之牛耳近百年,极盛时期每股红利达17000余两白银。

过去结亲讲究门当户对,可见王家的财富非同一般。

王家家业号称仅次于太谷曹家和祁县乔家。

有一则小故事在山西汾阳流传很广。

王家的后代、也就是李家的外甥过满月时,李家的贺礼竟然是一座汾阳城数一数二的元盛油坊。

王家住宅就是现存汾阳南垣寨的住宅群——“集贤堡”。

由堡门、门楼、东西堡楼、东西走向的堡墙组成。

寨门门楼高大挺拔,寨门门洞正上方有石刻“集贤堡”三个大字。

门洞两侧刻有“厦广千间人安玉宇,墙高数仞地巩金瓯”的对联,字迹苍劲沉雄。

1875年,王家三兄弟投资成立了汾酒作坊——“宝泉益”字号。

1915年,王家两兄弟撤出股份,“宝泉益”酒坊转由三弟王协卿接手。

王家兄弟对汾酒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聘请了一位改变了汾酒事业甚至改变了中国酒业的优秀职业经理人——杨得龄先生。

杨得龄先生是中国白酒史上第一位杰出的职业经理人,字子九,号四正堂,1859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下栅村。

童年失母,少年丧父,偕胞弟倚姑母抚养,家徒四壁,靠买饼为生。

14岁只身到汾酒作坊学徒谋生。

起五更,提“夜壶”,端盥盆,担水扫地;睡半夜,炉前苦读,席地而眠。

学徒三年,深得师傅悉心真传,年仅18岁就代师领班作业,21岁时擢升三掌柜之职,不久便升任为“宝泉益”的总管掌柜(总经理),一直到1937年告老还乡,杨得龄担任总管掌柜达半个世纪之久。

1928年农历三月初七日,杨得龄老先生70大寿,热闹非凡。

时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山西督军的阎锡山,竟然亲临寿堂嘉授金匾、勋章,并在山西杏花村、孝义下栅村进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

一个汾酒作坊的大掌柜,阎锡山竟然亲自祝寿。

是杨得龄太重要了,还是阎锡山太礼贤下士了?

两者都有,但不全是。

关键在于阎锡山竟然是山西汾酒现代化改革的总策划人。

在他的策划下,由他的副官张汝萍发起成立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杨得龄兼任总经理。

晋裕汾酒公司不仅完美地实现了阎锡山的改革意图,而且比阎锡山设想得还要完美得多。

阎锡山亲临寿堂,就是向当时山西省最优秀的企业家表达敬意。

王协卿、杨得龄、阎锡山、张汝萍,是完成汾酒民国霸业的四大人物。

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白酒业的新时代,使山西杏花村成为中国白酒企业的祖庭。

当然,核心人物是民国年间中国白酒业最卓越的企业家杨得龄先生。

杨得龄执掌汾酒事业的几十年,是中国近现代民族酒工业最雄壮的交响曲。

他树立了“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的企业发展理念;从1904年开始狠抓产品研发,形成了由“老白汾酒”、“竹叶青酒”、“白玉汾酒”、“玫瑰汾酒”等十几种产品组成的、中国白酒业第一个以白酒为主、配制酒为辅的完整的品牌体系;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枚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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