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医资料9中医临床思想方法之初步探讨.docx
《1959年中医资料9中医临床思想方法之初步探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59年中医资料9中医临床思想方法之初步探讨.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1959年中医资料9中医临床思想方法之初步探讨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重视中医中药之下，整理“单方、秘方、验方”的热潮，也随着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而掀起。
前人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资料，几乎没有功名利禄的水分，医风纯朴，其真实性、实用性、可靠性均很高。
中医临床思想方法之初步探讨
成都中医学院中医研究班学员 张震
山于党的培养，我首批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研究班。
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受到深刻的教育，真正认识到中医学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是高度的智慧结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创立了一套符合实际的临床方法，蕴藏着无数精华，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根据个人在学习过程中所得到的启示，感到对中医临床的思想方法作一些必要的研讨是有好处的。
因为:
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理解中医为什么在多方面能取得卓越的疗效，以克服对中医理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为学好祖国医学创设有利条件。
基于上述看法，这篇粗浅的个人体会试图由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选择地对有关的部份中医理论作出初步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个人看法。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学识浅薄，涉猎的文献又不够广泛，文中谬误，一定不少，希望同志们不吝指正。
一、由于对人体与外界环境作了总的观察，中医对病人的一般看法是全面的。
（1）不但看到自然界的致病因素，而且重视“精神内伤”的致病作用；祖国医学对病人的观察和理解是多方面的。
首先表现在病因学观点上，古代医家从人与外界环境所具有的密切关系，说明了自然界各种因素对人体的影响。
如指出各种不良的、异常的气候因素（六淫）、肉眼不能看到的“虚邪”“戾气”等，都是能够引致疾病的一些基本原因。
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则是确立了“精神内伤”在病因学上的重要地位。
内经的作者们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与疾病的关系进行了观察，因而相当重视“忧患缘其内”，“始乐后苦”、“暴苦暴乐”等情绪因素的致病作用。
如明确地指出了处于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人们，每每因其社会地位的突然变更，物质财富的骤然破产，而出现“虽不中邪、病从内生”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了解释。
认为凡是一切“离愁菀结”以及怒、忧、思、悲等情绪反应的过度强烈，或持续不已，都可使人体内的气血运行受到干扰，影响到脏腑的生理功能（如怒可以伤肝，思虑过度可以伤脾，可以使气结等），结果是“五脏空虚，血气离守”而致病。
根据这些观察，我国医学在人类的病因学上，首先肯定了情绪因素的作用，创立了精神内伤的重要学说。
这种学说，经过千百年的实践考验，陆续获得发展，终于构成传统的医学思想。
历代的医学文献中，不断地反映出这种观点，如陈无择的三因学说，把七情内伤列为内因，认为是发自脏腑形于肢体；李东垣的学说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徐春甫直接联系了当时的社会条件，指出人们“竞驰驱于名利之途，劳思伤脾而致病者居其大半”；李士材对病人的观察更为深入，他清楚地指出，病人当中，有的因为“境缘不偶，营求不遂，深情牵挂，良药难医”。
这些记载，都清楚地说明，古代医家对病人的观察，已经深入到患者的精神领域，看到了病人的内在生活，因而大体上看到人并非单纯是生理的，或是病理的人，而首先是“社会的人”这一根本事实。
显然，这种远在很早以前即已提出，且一直指导着我国医学临床实践的这种优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足够我们引以自豪。
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的医生，才能够自觉地摆脱只见疾病不见人的形而上学观点，达到全面地诊断病人。
（2）对患者的生活情况作了多方面的了解:
除以上所述外，我国医学还逐一观察患者的“饮食居处”“饥饱劳逸”以及“膏梁藜藿”等，并估计了这些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另外，对于“房室过度”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把它列为不内外因之一。
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少数医家，把“房劳”因素作了不应有的夸大，但是毕竟瑕不掩瑜，仍然说明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观点是全面的。
因为:
两性关系实际上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医学角度上看，性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包括着大脑皮层参与下的多种反射活动。
过度放纵的性生活，无疑地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从而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多种疾病。
西方医学，对这一事实本身所造成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是漠视的。
与此相反，为资产阶级道德沦丧进行辩解的各种弗洛依德氏的反动学说却拥有广阔的市场。
（3）认为人体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体内各部份间具有着多重的联系:
我国医学对于机体病理生理机制的看法，也是基本合理的。
其中突出之点是:
没有把人体单纯地视为五脏，六腑、皮、肉、筋、骨等的机械总和；对于病理过程也从未认作是某一孤立器官发生局部改变的结果。
与此相反，都一直认定脏腑与脏腑之间，脏与腑之间，以及五官、肢体等各部份间，都具有简单或复杂、单一或多重，程度不同的联系。
而五脏之间，其作用又各有不同，所处的地位也有主次之分，如心脏居于领导地位，是“君主之官”，“悲哀忧恐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脾与肾亦居重要地位，各为先天与后天之本。
五行生克制化的学说，便是用来表达并解释这些多重联系的理论工具，它既被用来概括脏器之间在生理状态下的相互依赖而又制约的关系，也用来说明病理状态下人体各部份间互相影响的一般规律，并作为掌握病机，进一步追查机体功能失调的主要手段。
除此之外，由于长期对人体生理病理机制进行探索的结果，我国医学家发现了人体内（具体到个别的脏腑里）也都包涵着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相类似的一条根本规律，即同时具有阴阳两个互相对立而又统一，互助依赖而又制约的方面，并以此作为解释一切病理生理变化的主要理论根据，认为阴阳两方面假若一旦失去平衡或统一性，便是一切病变得以生成或发展的内在原因。
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是一种自发的辩证观点。
总之，阴阳学说指出了机体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五行学说表达了脏腑等各部份间的内在联系。
两者紧密结合，便构成了中医学理论的核心，有力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并使我国医学具备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
正确地掌握运用这些原则，往往使临床治疗获得惊人效果。
如病程
久的慢性肾炎，具有高度水肿，小便短少，腹水量多，食欲特差的患者现代医学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可是中医采用温运脾肾的办法却往往收到显著疗效。
追溯其所凭依的指导原则，主要即是阴阳五行，如张景岳的一段论述，便是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他说:
“凡水肿等证，乃脾、肺、肾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
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
今肺气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水不归经则逆而上犯，故传入于脾而肌肉浮肿，传入肺则气息喘息。
虽分而言之，三脏各有所主，然合而言之则总由阴阳之害，而其病本皆归于肾。
”此外又如某些顽固难治的慢性呼吸系疾病，也常常因为采用了“培土生金”的办法而收到惊人效果等，各种生动的事实，都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阴阳五行学说已经完美无缺，不再须要整理提高了。
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必然要求人们在理论上给予新的概括。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各种自然科学不断成长的客观规律。
阴阳五行学说，标志着我国医学所特有的学术体系，其重要意义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坚信，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进行整理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把这一古老的学说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就其本身的情况而言，目前它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乃是说明机体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全部规律。
因此，我们可以把阴阳五行理解为中医思想方法中重要的，或是最根本的一环。
假若仅只笼统地说，它就是中医的思想方法（注一），而不明确指出其在临床思维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那么就有可能使初学者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中医全部思想方法不过只此，结果会把我国丰富多采的临床思想方法简单化，忽略了对这些宝藏的广泛探求。
（4）已初步估计到病人都是具有一定特性的个体:
在临床工作中，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所患的疾病，虽然病名是相同的，但是彼此间功能障碍的发展或表现，往往并不完全一样。
如同时是患荨麻疹的病人，有的采用驱风除湿的方法即可得效，有的则非加以清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个别患者，用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最后却又因为服了一剂四物汤便霍然痊愈。
类似这样的例子，除了体现出中医辨证的重要性外，假若仍然仅只依靠说明机体一般规律的阴阳五行学说，就不一定都能对每个病人的有关情况作出充分而圆满的解释了。
假若笼统的说是由于经验（固然也确是与经验分不开）但仍不够明确。
因此我国古代的医学家们，早就提出过有关个体特异性的最初学说，内经首先注意到长期生活在某些地区的人，由于地理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可以在体质上构成一定的特征。
这种学说在后来不断得到发展:
如孙思邈提出“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脆薄，腠里开疎……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等。
李中梓则认为个体间的差异性，也可由脏腑功能方面表现出来，认为“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宜凉，阴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脏器之不同也。
”因此他主张在观察病人时，应考虑到不同的患者其禀赋、年龄、身形、性情等都各有差异，认为医生不仅应当“知常”而且要“知变”，即既要掌握人体的一般规律，也要知道个体的特殊性。
徐大椿也非常恰当地说:
“夫六淫七情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体气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异……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
（5）小结:
以上所列举的，对病人的一般看法，已充分反映出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一些基本理论。
这些理论都是较全面而合理的，其中含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和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如明确地指出了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等一般法则，同时并提出了有关个体特异性的最初学说。
二、蒐集诊断资料时，具有各种简易可行的方法，并且特别强调这些方法的不可分割性。
临床工作的对象是情况极为复杂的病人，医生只有依靠自己全部感觉器官的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诊断资料。
因此祖国医学在很早以前，即确立了望、闻、问、切等最基本的检察方法，而且特别强调这些方法必须紧密结合，反对孤立应用。
（1）指出望诊的重要性是明智的:
在四诊中，首先被提到的是望诊。
是否精通望诊技术，常常是用作衡量医生水平的主要标准之一。
凡是“望而知之”的医生，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高明的。
祖国医学强调望诊的重要性，认为“望为四诊之最上乘工夫”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大量的经验积累，再加上长期摸索的结果。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眼睛是人体上灵敏度最高的一种外分析器，对外界事物具有很强的感受性。
这是由于在人类的各种知觉中，视觉的刺激最低阈很小，其差异阈也最精细，因此由正确的望诊所获得的资料，在准确性方面也就较闻诊或触诊为高。
所以苏联学者M.B.чepHOpyukHīì教授也曾经感叹地说:
“遗憾的是，由丰富和大量的客观检查法所武装起来的现代医生们，常常很少重视望诊这一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检查方法。
”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曾亲眼看到不少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医师，往往能通过病人的外部表现，准确地获得某些足以评判患者全身情况，乃至具体病变的特有征候。
这同样是告诉我们，祖国医学拥有丰富的理论，而且有力地指导着实践。
其中显而易见的，如指出“眼胞肿，十指头微肿者必久欬”，说明我国医学早已发现了慢性呼吸系病所具有的杵状指。
又如察看病人的有神无神（尤其是眼神）而判断“正气”的盛衰。
由患者肤色的鲜明晦暗、润泽枯槁，推测预后的佳劣。
认为某些特殊姿态或运动障碍（如头倾视深，背曲肩随，腰部转摇不能等）都是病情严重的指征。
至于内容特别丰富的舌诊，以及儿科的指纹等，更是我国医学所特有的宝藏。
（2）中医问诊的内容，具有独到之处:
我国医学观察病人，以及采集病历时，具有一套较独特的内容，其中有的地方，真使我们愈来愈感到古代医家智慧的深远。
具体在问诊方面，认为“未诊先问，最为有准”，明确提出“问为审察病机的关键”。
在某些场合下（尤其是外感病等）特别重视询问出汗的情况、口中津液和二便。
其中关于出汗问题，我国医家不但重视，而且对排汗功能发生障碍时的各种具体表现曾经作过细致的观察。
远在三世纪初叶，我国临床医学的奠基人张仲景已注意到体表不同部位的排汗障碍问题（主要是属于体温调节性的）并作了生动的描述。
在伤寒论中，他把病理的排汗状态分别为:
自汗、盗汗、头汗、手足汗，以及无汗等各种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之间不同的临床意义，而且紧密地结合着治疗给予了一定的阐述。
例如表现出“但头汗出”的患者，认为是属于“瘀热在里”、“邪在半表里”、或为“寒湿相搏”的一种主要表现；同时已把消除排汗障碍正式纳入了治疗范畴，最终构成了中医治疗的八法之一。
类似这样精辟的临床观察和理论性的概括，写在距今1700多年之前，确是惊人的，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因为:
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大脑皮层与内脏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植物性神经而实现的，植物性神经系统曾被认为是脑髓各高级部份活动的中间环节。
因此在研究大脑皮层与内脏的相互关系时，注意观测神经系统植物性部份的功能状态，具有着相当重大的实际意义，而临床上具体反映出植物神经系功能状况的一组征象中，又以排汗和唾液分泌最为重要。
现代医学，也往往依靠观察患者的排汗情况（尤其是体表不同区域的出汗情况）来作出判断植物神经功能状态的主要指征，认为是主要的检查方法之一。
当然，我们绝不能（事实上也不应该）据此便轻率地把祖国医学和西洋医学等同起来，即使是仅就这一点而论，也没有划等号的必要。
但是，无数的事实确已充分证明我国往昔医家的不少看法，都是有远见的，他们的很多论述，往往具有先见之明。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根据类似这样的初步线索，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很可能在古老的论理中，找出最新的病理生理学规律。
（3）脉诊的实际意义是肯定的，古代医家对脉诊的看法也是客观的:
脉诊是我国医学特有的内容之一，其临床价值是不可忽视或低估的。
根据现代医学成果，我们已经知道:
在中枢神经系的控制与调节下，人体心脏的机能、心脏与血管系之间的紧密关系（即心与血管壁张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血液本身的成份等因素，决定着循环系工作的最终效果，而“脉象”则是医生最容易得到的代表这种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志之一。
由于长期摸索的结果，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我国医学相当重视诊脉，历代医家不断发展了诊脉的理论，构成了内容丰富的脉学。
详细的脉学不是本文的探讨对象，现只举出其中几点:
如认为脉搏必须具有一种和缓悠扬的情态，才是有“胃气”的表现，因而提出“有胃气则生，胃气少则病，无胃气则死”的观点。
又如在具体的诊服方法上，除了部位的选择非常理想（即:
脉管浅在，有足够的可触面积，其下的组织是坚硬的）；医生同时采用三个手指进行触诊，分别使用浮、中、沉等程度不同的压力，既有分别，也有综合。
这样的操作方法不但便于审查对比，也利于细致的消息寻求。
不言而谕，这是我国医学首创的一种诊查技术，医生只要依靠指端的直接感觉，便可获得一项重要的诊断资料。
只要摆脱了资产阶级传统偏见的人，谁都不会否认中医诊脉的科学性。
实际上，诊脉乃是医生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条件下都能做到的而且相当有价值的检查方法之一。
何况我国的脉学在八世纪时，便经阿拉伯输入欧洲，对西方医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人类医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诚然，在历史过程中（尤其是晋以后的一部份著述家）对于脉诊的看法也曾有过某些偏差，如把切脉绝对化，忽略了脉诊与望，闻，问等方法的不可分割性。
但是这并不是祖国医学传统思想的主流，绝大多数医家对于脉诊的看法都是客观的，而且自始至终与各种形而上学的诊脉观点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
素问在谈到脉诊时，往往与望诊并提，如认为“欲知其要则色脉是也”。
又说: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
”徐大椿更明确地指出:
“云诊脉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生死无不能先知，则又非也……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是非，是以必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
”这些论述，都体现出祖国医学对脉诊的看法是正确的。
（4）闻诊、腹诊等检察方法、也不应随便轻视:
至于“听声、审因、诊气息”以判断正邪的盛衰、元气之存亡。
又如嗅“病气”或根据患者某些分泌物的气味，作为诊断的参考，以及“腹诊”等，除了体现出检查的全面性而外，其本身也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应随便忽视。
（5）小结:
总之，上述望、问、切等蒐集诊断资料的方法不但简而易行，而且所获得的资料都相当可靠。
即使今后用以辅助临床诊断的各种器械日趋精密与完善，也绝不排斥这些简单明了，而且效果相当可靠的徒手检查方法。
毫无疑义，这些方法，经过进一步的整理研究之后，必将使我国新医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采。
此外，中医四诊的最大特色，还表现在蒐集诊断资料的同时即已逐渐构成了初步的诊断概念。
我国医学从未把床临检查片面地看作机械般的作业过程，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四诊必须紧密结合运用的原则。
三、临床诊断的思维方法，自发地应用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时的一些辩证规律
为了进一步了解，并探讨中医临床是怎样去认识疾病的，必须首先明确中医所称的“证”究竟是什么。
了解“证”与“病”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医诊断的性质，以及中医临床诊断的思维方法等重要问题。
（1）证的实质:
不应当把中医的证单纯地理解为某某汤证，这样的看法太狭隘了。
把它视作全部临床证状的总和（注二）或是看作一种病理学单位（Pathologicalunit）（注三）都是不很恰当的，至少也是不够确切的。
假若硬要用某种机械的“例式（注四）”来表达其与诊断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只会更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这是因为:
实际上中医所谓的“证”，既非单纯指汤证而言，也不是指的各个临床证状的机械总和，或简单的堆砌。
此外，它也并不直接代表看产生病理变化的某些物质基础，所以不应单纯地理解为病理学单位。
其次也没有必要说它类似西洋医学的征候群（Syndrome），因为征候群这一术语本身具有较严重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每一种具体的疾病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各种疾病之间又必然存在着某些共有的表现。
古代医家，通过实践，不断从繁多的疾病中归纳出它们的某些共同意义，或由个别的典型病例中抽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类似情况下的普遍规律，根据临床的需要，把一组确定的病理生理学性质简括起来，即构了“证”。
再在内经“五虚”“五实”“病机”的归纳，和仲景学说等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表、里、寒、热、虚、实六种最根本的证型，提高一步分为阴阳两大类；用作测量一切疾病的主要尺度，于是便形成了“八纲”，是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相当突出的一环。
八纲不但概括了机体病变的性质和程度，而且还表达出人体自身修复能力的强弱，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我们有充分理由说，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科学概括，它能使医生在纷纭复杂的疾病面前，得以简驭繁，保持住清醒的头脑，对机体总的病理生理情况作出应有的判断。
要给“证”下一个简明而确切的定义，目前还是比较困难的。
由字面上看，它还可以包含其他涵义（如某某汤证，血证，脱证等），但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它与八纲是不可分割的，中医所称的“辨证论治”主要即是指分辨八纲。
所以可以说“证”是我国医学所特有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普遍概念。
与其说它是“病理学单位”是“证据”等等；不如说中医学的证是根据客观情况确定的一组病理生理学性质，医生掌握了它，又对患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便能自觉地将某些各别的证状或体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对机体总的病理生理状态作出一般的判断，这即是证的实质。
然而，仅仅把握疾病的一般情况，对医生来说还是不够的，因此祖国医学要求在认证的基础上还要进而“识病”，即对于具体的疾病，还要作具体的分析。
证既是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普遍概念，那么，“病”所指的对象则通常都是比较具体的，且与中医的脏腑、经脉等有关的基本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而且中医对各种疾病的命名，常常简要地赅括了病因、病理机制、主要证状，乃至发病的季节，例如:
春温、伏屠、虚损、劳瘵、消渴、慢惊风等都是较典型的代表，同样标志着我国医学的独特体系。
然而，更突出之处，还在于中医学并不以单纯的病名来代替临床诊断，因此表现在多数场合下，病名虽同，而疗法与处方可以完全不同；反之病名虽有很大差异，但方药却几乎可以完全一样，这除了说明临床治疗之高度灵活性而外，同时强有力地暗示出中医的诊断概念与西洋医学具有根本的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中医诊断的实质问题了。
（2）中医诊断的性质、及其现实意义:
中医的证与病之间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横的联属，那么后者便是纵的方面，使二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一种较全面的诊断形式，所以不妨把中医诊断大体上理解为证与病的结合。
但是这样还不够确切，临床上所采用的多种多样的术语，如慢性肾炎时常见到的“脾肾阳衰”、子宫功能性出血时可能遇到的“冲任受损”乙型脑炎时可以见到的“邪入包络、高血压病常碰到的“血虚肝旺”、以及痛经患者可能见到的“血凝气滞”等等。
诸如此类的诊断概念，都清楚地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医诊断按其性质和内容，就其总的倾向而论，它既非狭隘的疾病分类学的诊断，也非单纯证状学的诊断，更不是病理解剖学的诊断，而是一种基本上趋近于个体化的病理生理机能诊断。
其卓越之处乃在于它并不是一种机械性的结论，而是针对机体各部份，以及整体的主要功能状态和病理活动，给予了综合性的评定。
显然，中医之所以能顺利地治愈某些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问题，如原因不明性发热、功能性子宫出血、视神经萎缩、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疾病，也是与中医临床诊断的这种特性分不开的。
世界医学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也即是关于机能诊断的研究。
我们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所武装起来的西洋医学，就其检查病人的方法来说，借助于各种精密器械，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可是对于衡量人体某些器官，系统，以及整体病理生理情况的机能诊断，也还仅仅是处于萌芽状态（如对植物性神经的研究）。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祖国医学已经十分圆满而彻底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了，而是说即使仅就这一点来说（即就中医诊断的独特性与价值而论）也进一步说明了中西医合流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显示出党的指示是非常英明的。
何况丰富的祖国医学理论已经一再启示我们要重新去估计某些现成的观点，再次衡量它们的正确程度，按照苏联学者B.P.BorpaлиK氏的看法（注五），中医曾经提出了某些现代医学“未曾研究过的病原病理方面的知识”。
总之中医诊断的方式方法，无疑地必将成为我国新医学理想的全面性诊断的物质基础。
（3）建立诊断时的正确思维规律:
正确的诊断，取决于合理的思维方法。
临床工作的对象是发生了某种病理改变、而又具有着个体特征的人，医生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才有可能对复杂的病人作出准确的诊断。
由于长期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结果，祖国医学在这方面同样留给我们不少光辉的宝藏。
其中特别突出的成就是阐明了机体病理变化与其外在的症状表现之间存在着的一些重要规律，同时并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思想力法，拥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我国古代的医学家们，首先认识到任何疾病都是“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他们肯定了机体内在的病理变化，必然要以症状或体征的方式表现出来，医生只有通过这些外部的表现才能认识机体内部的疾病，这即是朱丹溪所说的“欲知其内者，当观乎外。
诊于外者斯以知内”的道理，也是认识疾病的最一般的规律。
因此他要求人们，必须切实掌握患者所表现的全部症状，细查各种体征，严格遵循“穷其要于前，……穷其所属为先”的原则。
诚然，临床诊断的思维乃是艰巨的，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
由于实际情况经常要求医生刻不容缓的作出判断，进行处治，所以祖国医学一再指出只有‘审谛覃思”“析理详明”“精微区别”才能临事不惑，强调“审问慎思而明辨之，庶免颜面贻误之弊”。
至于认识疾病的具体方法，我国杰出的医学家徐大椿（1693-1771）曾作过不少卓著成效的研究。
但认为不论任何疾病，都是“有常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