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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
《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
张锦池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0世纪是《红楼梦》研究成为当代显学时期。
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清末民初至1954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椎轮草创期。
这一阶段,以蔡元培为代表
的索隐派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红学蜚声于世,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以王国维为发端
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则一直处于次要地位。
民国五年（1916）至民国八年（1919）短短数年之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等三部索隐之作的相继问世,迅
即将索隐派红学推向了高潮。
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
（1934）则是其遭到考证派红学致命打击后在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余波。
王沈二氏认为《红楼
梦》是部“艳情小说”,旨在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艳情故事,贾宝玉影清世祖即情僧,林黛玉影董
鄂妃即董小宛。
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部“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
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特于本事以上加以言情等数层障幂,遂使作品有横看成岭侧成峰
之状况。
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部“政治历史小说”,旨在演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
史,以抒河山破碎之感,祖国沉沦之痛。
寿鹏飞则认为《红楼梦》是部“历史小说”,书中所演者
为雍正夺嫡。
景梅九以“三义谛”说拟集上述诸说之大成而予兼收并蓄,但他认为作者因痛知
君祸之奇酷,颇有去君思想,故于书中字里行间时露平民色彩,此却不失为一种创见。
索隐派
红学是由清末周春等人的“影射”说发展而来,索隐者心里既装了个“政治小说”或“艳情小说”
以及书中某人当影某人,再去以“六经注我”式注之而又求之过深,这就使他们的广征博引,以
史证文,变成穿凿附会,其率然者信口雌黄,其审慎者精心杜撰,虽然有些独到的见解,还是被
胡适讥为附会的红学。
更由于索隐派红学将《红楼梦》定为清初的作品,所以,只承认曹雪芹是
《红楼梦》的“增删”者,而认为作者当另有其人,便成为它的另一显著特点。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在1916年《小说月报》刊载后第五年,胡适发表了长篇论文《红楼
梦考证》。
蔡胡二氏的这场论战是红学史上一场相伐相彰的论战,引起了国际学人的关注,标
志着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开端。
如果说,蔡元培的索隐是使学术目的服从于他的民主革命的
思想需要,那么,胡适的考证则旨在将红学纳入他的整理国故的思想轨道,并借以教会莘莘学
子整理国故的方法,所以他将红学的考证对象和范围界定为作者、时代、版本、脂砚斋等,欲提
供的考证方法则是与清儒治经方法颇为相似。
他于1921年和1922年撰写的《红楼梦考证》和
《跋〈红楼梦考证〉》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作,主要考证的是作者和时代,而于
文本则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描写贾府坐吃山空和树倒猢狲散的平淡无
奇的自然主义杰构。
他于1928年和1933年所撰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和《跋乾隆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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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2003年第6期
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也是他的名篇,主要考证的则是版本以及脂砚斋为谁。
胡适以这
四篇考证的写作为考证派红学的崛起和发展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而亦足以看出他
所创立的考证派红学本质上是一种外驰而非内敛的红学,因为关于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并
不属于他所说的红学,只是涉及而已。
与胡适有异,俞平伯在他的《红楼梦辨》（1923）中,则时
而以历史的方法做考证,时而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而心力皆放在《红楼梦》的文本特别是后四
十回续书问题上。
这就使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由胡适的外驰红学而趋向内敛红学,这就使他
的研究方法由胡适的历史考证趋向以小说批评相扶的文学考证。
从而也就无异于对胡适的红
学主张作了认真的修正,以致他在作于1925年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公然宣称:
“《红楼梦》在
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
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
怜而可笑”。
只是,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时,既囿于胡适的“自传”说,又为西方的小说观念
所囿,以致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情场忏悔录,旨在宣扬色空观念,置于世界文学中位置是
不很高的,而这一失误虽在他后期著作中亦未能尽免。
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31）,根
据曹寅、曹禺页、曹兆页的奏折,比较详尽地理出了曹氏的一般状况,并认为曹雪芹的祖籍是河北
丰润。
方豪的《红楼梦新考》（1944）,则系统地考证了《红楼梦》中的外国地名与物品,并一一溯
其来历,指出其中的外国物品大多是贡品,从而见出贾府在统治阶层中的特殊地位,是篇独出
机杼的作品。
然而,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之作,却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
作者凭借
其搜罗宏富的资料,运用考证学的方法,不只考证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还对《红楼梦》的不
同版本、脂砚斋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以及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作了考辨,构成了
由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组成的自己的红学体系。
但是,当作者旨在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
实自传说之不误而以贾氏的世系附会曹氏的家谱时,则又呈现出与索隐派红学合流的趋向,考
证派红学亦由此而蜕变为曹学。
要之,由清末裕瑞等人的“自传”说发展而来的考证派红学,它
在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由于它自胡适始便将研究《红楼梦》本
身的思想和艺术置于红学的范围之外,所以是一种外驰的红学,以致窒碍了它对《红楼梦》文本
的思想和成就的认知,从而也就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
小说批评派红学是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为发端的,这是一篇从哲学与美学的
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之文艺价值的开山之作,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
楼梦考证》早17年。
王氏认为《红楼梦》是部以描写人生为事的小说;其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
之苦痛及解脱之道;其美学价值则属于悲剧中的悲剧,即既不是由于恶毒之极人物在支配全
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意外的变故,乃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
产生了的大悲剧。
王氏是第一个以西方哲学思想评论《红楼梦》的人,由于他对叔本华的哲学
思想是照搬,而不是汲取其合理的内核,所以精辟的见地和牵强的立论参半,便成为他这篇论
著的主要特点。
承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绪而起者,有季新的《红楼梦新评》（1915）、佩之的
《红楼梦新评》（1920）、吴宓的《红楼梦新谈》等。
他们或认为《红楼梦》是揭露封建宗法之弊害
的小说;或认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或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要求之,认
为《红楼梦》的宗旨之正大、范围之宽广、结构之谨严、事实之繁多、情景之逼真、人物之生动,皆
不在西方小说杰构之下。
迨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发表,虽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
略》（1923—1924）中亦曾以“自传”说为是,但当他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研究时运用的
却是小说批评,是以灼见迭出,而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中对《红楼梦》的思想和
艺术成就的评价,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即属经典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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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
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红楼梦》艺术价值的,是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1942）。
该书的特点
是,以西方第一流批评家研究他们第一流作品的结果与《红楼梦》比较着谈,共谈了四个方面,
即人物描写、艺术结构、作品风格、情感表现,而结论则是曹雪芹的文学成就堪与莎士比亚相
匹。
承李氏《红楼梦研究》中的一组人物论之绪,则有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和太愚
即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1948）。
《贾宝玉的出家》以评析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为中心,结合
着评述了《红楼梦》的基本思想,代表了当时《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最高水平。
《红楼梦人物论》
就其单个人物来说,基本上是就人物论人物,但合为一集却汇成了一个人物画廊,从而也就阐
发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令人耳目一新的,则是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1948）,
该文的特异之处,是联系清中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思潮以考察《红楼梦》的思想性质,认为《红
楼梦》反映了当时的启蒙思潮,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形象,可以说是开了五十年代以后“市
民”说之先河。
一言以蔽之,由《红楼梦》问世后的评点式批评发展而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其
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都早,它以研究《红楼梦》文本为主,所以是一种内敛的
红学。
由此观之,一般称索隐派红学为旧红学,称考证派红学为新红学,恐怕未必恰当。
二者与
小说评论派红学各有自己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彼此相伐相彰,在作为当代显学之红学的椎
轮草创期都曾起过自己的作用,故理应视之为本世纪初《红楼梦》研究的三大学派,只是成就不
同、影响不同而已。
二、1954年至1978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更新转折期。
这一阶段,红学呈现出超学科
性,小学评论派红学成为红学的主流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考证派红学命途多舛而仍在发展,
索隐派红学在内地成为幽灵而却复活于海外。
这一阶段是以李希凡、蓝翎和俞平伯的论战为开端的。
五十年代初是考据派红学的鼎盛
时期。
其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是俞平伯由其《红楼梦辨》修订补充而成的《红楼梦研究》（1952）,
及其新作《红楼梦简论》（1954年3月）等。
俞氏在《红楼梦简论》中以亦考亦论的方法,批评了
一些考证者将《红楼梦》作为曹雪芹本传的年表,认为《红楼梦》的色空观念等是来自《金瓶梅》
的脱胎。
李蓝二氏则以其第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4年9月）,肯定了俞氏
对“自传”说的批评,而批评了俞氏的“脱胎”说和研究方法,认为不能以考证代替文艺批评的原
则,将其运用到《红楼梦》的艺术形象的分析上。
然而,俞氏所批评的是一些考证者对“自传”说
的过于拘滞,并不否认“自传”说本身有合理处所以他在将《红楼梦辨》修订补充成《红楼梦研
究》时,虽然删去《〈红楼梦〉底年表》,却并未抛弃其“自传”说。
李蓝二氏遂又以第二篇文章《评
〈红楼梦研究〉》（1954年10月）,肯定了俞氏在考证范围内所作的辨伪和存真的工作,而批评
了俞氏以其考证学观点,取小说中局部的字句,将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记
录”,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
这本是一场相伐相彰的论争,其所以会演变为触及整个意识形态
领域,甚至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大讨论,是由于毛泽东于同年10月16日专门为此事给中共
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
梦问题讨论集》（1955）共四集,收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全国各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129
篇;前两集主要是针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评性文字;后两集则侧重正面论述《红楼梦》的思想和
艺术成就。
这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有政治层面,也有学术层面,就其学术层面而言,无异对自
1921年胡、蔡论战以来的红学作了一次全面的反思,而且是超学科性的,结果是小说评论派红
学成为红学的主流,而“自传”说则由此消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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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2003年第6期
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小说评论派红学运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指导
下的历史—美学的批评。
它对于研究《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是适合的,所以
结下较丰的硕果。
吴组缃的《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1956）,通过分析主人公形象阐述了《红楼
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剖析了作者的创作思想,既有思想深度而又有理论高度,堪称是人
物论的典范之作,在写人物论的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影响甚大。
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
人物》（1956）是由5篇人物论而冠之以引论的论文集,旨在通过一组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说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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