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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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
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如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
这一就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如今，某杂志抢先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又代表着什么呢？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去详细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像一棵树。
萌芽到茁壮成长为参天古树，有几段重要历史进程值得我们去关注。
如今五花八门、门派繁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棵树上的枝枝叶叶。
树的根部，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国际势力的雏形，也就是史称的“第一国际”。
而马克思本人就是属于第一国际的。
远在1847年，即距今166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宣言主张各国工人运动有国际的联络和组织的必要，因而促成了1864年的第一国际的成立。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
马克思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1]。
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革命成功后即和平时期的专政就是独裁了，是专制了。
向来以追求自由为使命的马克思，又怎么可能让专制断送了自由呢？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政体尽管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但无疑是一个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多党（派）政体，而这些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有根本的区别[2]。
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直到13年后，也就是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他各国工人政党派代表在巴黎开会，复活了第一国际，恩格斯为主席，在历史上，这个组织被称为“第二国际”。
与“第一国际”是各国公会的国际组织所不同的是，“第二国际”是各国工人政党的国际组织，以至也有人称“第二国际”是“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
所以，可以这么说，“第二国际”是由“第一国际”这树根继续生长而来。
在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时期，他保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宪政理念，但他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的不可避免，也严厉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3]。
恩格斯说，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
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
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4]。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并非必然，是有形势限制的。
这个形势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用暴力引发革命”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最终被推向革命”。
“第二国际”发展到第三代领导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时候，恰遇到世界帝国主义时代，内部发生了激烈斗争。
“第二国际”内部分裂成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拥护政府的改良派与坚持国际主义代表下层工人群众意识的革命派。
但，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仍未正式宣布解散，只是停止存在。
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恢复了“第二国际”，而此时，“第三国际”已经成立。
就也在1914年8月4日，列宁宣布：
“第二国际死了，第三国际万岁！
”由此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二国际”的时候，出现了分歧。
简单说来，在夺取政权后如何执政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并也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名存实亡。
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
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的临时性专政措施，而是“先进少数”（无产阶级）强迫“落后多数”（农民）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5]。
由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于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本名为“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是由“第二国际”的革命派发展而来，组织的成立也代表着革命派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由于“第三国际”处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年代，所以也一直由俄国的领导人主导着发展。
“第三国际”经历了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
在前一时期，“第三国际”是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自视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统领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
后一时期的“第三国际”放弃了世界革命旗帜，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国际纲领，并逐渐沦为苏联国家的一个附属品。
直到1943年5月15日，组织正式解散。
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内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斗争，并以斯大林主义的胜出为结局。
但托洛茨基派并没有消失于世界，经过多年的准备于1938年在瑞士成立了“第四国际”，其本名为“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第四国际”并没有正式和非正式解散，辗转生存到现在，是现在唯一的国际。
第四国际虽然组织上仍然存在，但内部也四分五裂，尤其领导层出现官僚化之后，其中的“战斗派”就组建了新的托派组织。
该组织后又在1995年左右陷于分裂，分裂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和“工人国际委员会”。
事情并未停止，即使是国际托派，也有众多的分支，比如统一书记派、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托派等等。
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开枝散叶，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根基，却是依旧由马克思及其主导的“第一国际”。
马克思是这个系统的鼻祖。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加入“第三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也就是中共的“太上皇”。
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中共逐渐脱离“第三国际”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共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历史体系的一个分支。
颇有意味的是，1926年，“第三国际”吸收了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
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血腥历程
历史总是在更迭发展。
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经历了非常波折甚至暴力、血腥的过程。
马克思的思想，并且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均希望通过罢工这种非暴力形式实现民主宪政以至共产主义。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均赞成暴力革命做出临时专政措施，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坚持民主议会，反对继续专政这种形式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国际在这方面内部有较大的分歧，但恩格斯领导下主导方向仍反对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分裂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三国际的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主导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俄国（苏联）共产党，孟什维克的命运是被清洗出党。
也就是说，列宁实质上推翻了以马克思主义组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并改头换面、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统一思维的苏联共产党。
这本身就意味着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也是最早的叛徒，但并不是最后的一个。
大家都标榜是以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政党，却互相都容不下。
本是同根生，却大打出手，武力决定谁的存在，身为大哥的列宁把弟弟孟什维克给镇压了[6]。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斯大林时期，是第三国际的后半段历程。
斯大林从1936年开始对列宁的政策全盘否定、对布尔什维克发难。
而斯大林并不是之前的孟什维克，不然都可以冠于报复之名。
此后执政期间，斯大林就把列宁绝大部分党羽和“列宁近卫军”等消灭殆尽，并进行多次党内外的清洗活动，形成了独裁的斯大林主义。
由此可以看到，斯大林又是列宁的背叛者[7]。
斯大林清除异己的运动牵扯了几百万人，而对人民实行专政中，两千万到六千万人死于非命，强制集体化经济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死于灾荒和饥饿。
王康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文中写道，“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
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19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19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
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
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
”此外，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
还有，“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
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
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6600万。
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
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
再到1956，赫鲁晓夫在苏共十二大批判斯大林，又成了斯大林的背叛者。
各种政治事件一浪盖一浪，层层叠叠间，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慢慢成了参天大树。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所剩无几，但并不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毋庸置疑，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不被毛泽东认可的，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十年浩劫从侧面可以看到这种做法的错误之处，所以在后来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否定了计划经济那一套。
如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有世界共产主义流派的思想，还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详细阐述，这些代表是中国领导人的著作、朝鲜领导人的著作、古巴和越南领导人的著作。
那究竟谁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
谁有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难道能通过专制中得到解决吗？
或许能在民主宪政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马克思留下的疑问
马克思晚年他自己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所希望的界限，理论的发展已经超出马克思本人的范畴，直接点就是马克思本人并不希望看到后来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方式。
追溯这段历史，反思《求是》杂志言论及实际的矛盾，心中的疑问浮出水面，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究竟谁是真正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
学习的途径决定了马克思中国化有多少部分忠于原著。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大概有三种途径。
一是，留日学生学习和翻译日文版的马克思原著与从日本共产党那里得到马克思主义。
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完成的。
通过这一途径学到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意义上比较简单、缺乏系统化的。
二是，去苏联学习。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到建国后与苏联决断前的较长时期。
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团体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能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斯大林严重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思想，应用在中国固然会出现严重问题。
第三个途径是彻底跟苏联闹翻后，中共自己去翻译马克思的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共编译局承担。
由学习途径的改变，我们大概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微妙变化。
而这一微妙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时局的激烈动荡。
时局动荡引起的惊涛拍浪，受难最深的是底层广大劳动人民。
注释：
[1]语出自秦晖《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
》一文。
[2]语出自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一文。
[3]语出自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的“恩格斯转变”》一文。
[4]语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
[5]语出自金雁、秦晖《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一文。
[6]根据国若天的文章《云遮雾罩中的十月革命真相》中可以得知：
列宁带领着布尔什维克操控的部队，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二月革命民主宪政的果实。
十月革命推翻的临时政府的大部分成员是孟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组建的宪政政府，布尔什维克遭到了非常尴尬的孤立，列宁借口推迟立宪会议遭到反对，结果在立宪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部分席位的孟什维克被布尔什维克严厉镇压。
此后，列宁组建了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的苏维埃政府。
[7]语出自王康的《永远的普罗米修斯----俄罗斯知识分子启示录》一文。
教育是为了提升整个民族的福祉
记者/杨子云
人物简介：
信力建，1956年1月出生于广州，1973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到广东从化务农，1975年应征当兵。
1978年参加高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1982年毕业分配到电力局属下某小工厂。
1989年，脱离公职，创办信孚学校。
现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第一次见信力建先生，大概是2005年冬天，在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组织一次活动中，由信力建主讲有关民办教育的话题，讲到大学扩招时，当时他说的两句话使我记忆深刻，他说，“现在很多人对扩招有意见，我觉得应该把扩招进行到底。
精英需要培养，普通人更需要有学习的机会。
”紧接着是个转折句，“扩招本身没有错，但方法错了，功利了。
应该用允许民营资本来做，不能是政府来做市场该做的事情，国家税收的钱要用来搞国民基础教育，这个关系现在颠倒了。
”
与同时代的诸多人经历相似，信力建曾经以知青身份下乡、参军，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
“为什么大家都想读大学？
因为跟‘ 官’挂钩。
入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大学本科生可以迁户口、有档案、国家包分配，毕业就是22级干部。
当时整个社会都比较兴奋，左邻右舍碰面就会讲高考。
我报考了中大中文系，中大中文系曾比北大中文系的师资与名声都强。
”
毕业分配，信力建的同班同学大都分到北京或广州，进了中央各部委、省市政府机关、文化单位等。
而信力建却被分配到省电力局下属的一个基层电力修配厂。
“去了企业。
那个厂长跟我说，我才是个科级干部，你现在就已经科级了。
我下面有三个股，但是都有股长了。
他实际是说，‘你还是走吧’。
”
信力健的语气不紧不慢，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也曾做过进部委的梦，但一毕业，梦想就破了。
后来我能够创业，能够发展，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一种“愤”，一种“愤青”的情结。
”
说自己有“愤青”情结的信力健对未来倒是充满乐观。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悲观的倾向，我个人对整个大趋势是很乐观的。
”
“资本有两个天性，第一他天生是自由的；第二他天生是追求民主的。
资本和资本之间、资本家和社会之间，不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
所谓商人，他是通过不断的协商，调节各方利益，追求互利共赢。
未来，商人的力量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
访谈：
每个人都是成功的才是教育目标
《中国改革》：
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89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
二十年过去，我们的教育似乎依然问题重重。
作为浸淫其中的业内人士，您怎么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三十年？
信力健：
现在我们谈教育要跨越性发展，要优先发展，这隐含着的信息说明:
我们的教育确实是有问题。
有哪些问题呢？
我个人分析了几点，第一点就是“学”和“习”的分离。
我们过去的教育，更大的层面是“师徒制”，手把手地教，“学”和“习”是同步的。
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而不“习”,大学毕业出来再“习”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找工作都难。
第二个就是核心价值观出现偏差。
改革开放前后30年，教育的核心价值观，第一是政治，第二是经济。
完全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内在需求。
我理解“以人为本”，是以一个人，活生生的人为本。
人的本事，一个轴里，有三个纬度，第一是生命、第二是生活、第三是生产，这些是内在的。
而现在推行的教育价值外化为“为了国家、为了现代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学习。
这就不是以人为本了。
第三个问题，建国后撤销了私立学校，在公立学校实行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僚化，官僚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事倍功半，耗费大。
第四个问题，1949年以后中国跟世界隔绝了。
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60、70年代以前，大概五到十年知识就更新翻一番，80年代以后就是三两年翻一番。
但我们还一直停留在德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知识层次上。
其中，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只是一种灌输，就是说只教孩子认识一条鱼、两条鱼，而不教他如何打鱼，也不教他思辨。
第五个问题，学科建设完全分离和割裂。
我们古代是文史不分家，经、史、子联动。
现在是分科之后却又丝毫不顾及整体，导致学经济学的不懂法学、学法学的不懂社会学。
第六个问题和第五个相关联。
现在的教育方法正好采用了东西方两种教育方法中错误的一部分。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死记硬背，但那时背的是什么？
是四书五经，是经典。
怎么表述这个问题呢？
它牵扯到我后面要讲的问题，如果你像古人那样3岁启蒙，再用7年时间把四书五经全部背熟了之后，你这个人生，就有了传统的价值理论里最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足够你用一辈子。
所以为什么民国时期群星灿烂，有那么多的文化精英。
他从3岁开始就打下了国学的基础，发挥一个人记忆方面的天分，把经典都记下来了。
而我们现在是6岁、7岁开始学，学什么呢？
学王二小放羊。
就是说，而是从6岁到20岁，你去背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背什么王二小放羊、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全是垃圾。
美国的杜威强调生活教育，但生活教育不是要你把中国最传统、最经典的文化，切得鸡零狗碎七零八碎，今天背一首唐诗、明天背一首宋词。
文化，是一种魂魄合一的东西，是一个整体。
《中国改革》：
您讲到了教育所存有的六点病症，我想知道从体制上、从整个宏观层面上看，还有哪些问题？
信力健：
在这个层面上看，现在有好几个关系是颠倒了。
第一是财政供给的颠倒。
就是中央财政应该主要做九年义务教育，不应该搞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更不应该主要用于办大学。
现在恰恰倒过来了，以乡财政的钱做九年义务教育，用国家财政的钱做高等教育。
违背了国际惯例。
第二个颠倒是：
政府做了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
比如一些职业培训、中专、技校，包括MBA课程，现在都是国立大学在做。
这就乱套了。
国立大学最应该做的，比如师范教育，全世界师范教育都是国家支持的；比如航天或者军事科技这些特殊学科，航天或者军事科技，要由政府做，其他你就可以放开了。
第三个颠倒是，一般的政府是“雪中送炭”，而我们的政府却是“锦上添花”。
比如说，政府将大量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城市中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而农村教育，城市流动人口教育、残疾人教育、贫困生教育，这些“雪中送炭”的事情，政府却“略”掉了。
我们整个教育是一个不断产出失败者的教育。
每个学习阶段总有人被淘汰，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失败感。
在班里面一般要问你排第几，你得了99分，要问你小子为什么不得100分，你排第二名为什么你不排第一名，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失败的。
你上了一个二类本科，你干嘛不能上重点本科，上重点本科的你为什么不能上清华、北大？
教育的目的本来应该是让人树立信心，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不同层次的失败者。
我到澳大利亚，看他们的教育，他们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兴趣，各种兴趣，到了初中老师就在琢磨孩子，不是琢磨他的分数和他的缺点，而是琢磨他有什么特长，然后建议他去发展哪一块。
他们的每一个老师都是伯乐，而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是刽子手。
教育部说是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什么叫人民满意的教育？
就是天下好标准的学校千万间，让天下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读书。
而教育部现在的价值取向是，要办所大学，没有两个亿，没有几百亩地，没有多少个教授，就不能够办大学。
教育部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尽快地让所有的中国人能够提升他的教育水平、道德水平、思维水平，提升个人福祉，从而提升整个民族的福祉。
《中国改革》：
梅贻琦有句话“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
信力建：
大楼，从教育部的概念来讲，这个大楼绝对必须买下来，租来也不行。
至于大师，实际上，即使在美国那样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出大师也只是少数研究性大学的任务。
一般大学，担负的是培养普通劳动者的任务。
《中国改革》：
现在我们整个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政策，包括正在进行的高校评估，有点莫名奇妙的。
信力健：
对，没错。
现在的情况是，你有钱、你是考试尖子、是精英，OK，你能够有资格学习、接受高等教育。
错了！
恰恰是最穷的人、最落后的人、甚至是最残疾的人更需要学习机会、更需要受教育的机会。
中国改革：
现在的教育是从起点开始制造不平等的一种教育，从重点幼儿园到重点小学、到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大学也分为部级大学、地方级大学，不断制造等级差别。
这是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
信力建：
对，现在是全国人民被带到一条黑道上了。
用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都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分层分类的成功，刘翔跑步跑成功，姚明打球打成功，条条大路都是通的，行行业业都能成，这样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没有意识形态，只有利益之争”
《中国改革》：
教育问题也牵扯到一个平等国民待遇的问题。
教育的改革跟我们其他方面改革都是很相关的，我们的教育在改革三十年来一个最大的改革就是恢复了高考，除了恢复高考这个新闻点之外，这么多年的教育改革没有什么很大成效，像最近搞高校评估你怎么看？
信力健：
政府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它的职责应该是信息披露。
中国改革：
评估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主体应该是公众、受教育者，学校的学生。
学校的声誉怎么样，应该是市场来评价，而不是政府行政部门给出。
信力健：
你说得很正确，高校教育评估要由独立的第三方做评价。
现在教育部的身份很尴尬，大学是他办的，文凭是他发的，然后他又来评估，这是一种强盗逻辑,也是劳民伤财之举。
政府应该做披露信息，居中裁判。
当然也有一个行业自律的问题。
学生就可以根据学校提供的服务来付钱，这就是市场的活力之源，也是学校教育质量提高的根本。
《中国改革》：
政府对教育这一块管制太多，比如关于民办教育，你提出过比以前更缩紧了。
你觉得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怎么做？
信力健：
就是刚才讲的，政府应该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比如开放办学，国内的企业能办学、私人能办学、社团也能办学，包括外国的大学也能来办学，政府就做宏观调控、管理服务。
《中国改革》：
站到政府的立场分析一下，不愿意放开教育的严格控制，是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考虑？
和对教育内容的“正确把握”？
信力健：
我觉得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考虑，只是利益之争。
99%以上是利益之争。
以前我们是政治挂帅，现在以经济挂帅，这是什么意识形态呢？
原来说我们党是工人先锋队，现在资本家也能够入党了，这又是什么意识形态呢？
因此我说，现在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只有利益之争。
《中国改革》：
政府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服务？
信力建：
客观讲，它的出发点是希望促进民办教育，但是现在没人执行。
因为教育部同时拟了一个实施条例，限制和扭曲了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国改革：
拿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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