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党史知识党课讲稿(20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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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党课讲稿）

前 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指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并且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应该说这次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因此说，咱们讲遵义会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它是一个关节点，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道路的一个关节点。

八十几年后的今天，回顾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同时寻找其间的规律和启示，应该说有着重要价值。

今天主要是就其中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做一个回顾，同时结合当前，谈点遵义会议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怎么能够从中汲取养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一、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动因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背景或者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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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广大官兵期盼尽快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为错误路线提供了群众基础。

我们讲，任何的重大转折，必然是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重大选择，必须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党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人民的选择，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的需要当然党的选择。

红军也是这样，要解决红军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可以说一败再败，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找到解决被动局面的路径和战略决策，全军官兵是有期待的，这个期待就是力量，所以这就影响着决策层、最高领导层是不是有必要对已经做出的、已经出现的问题做出总结，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道路。

所以我们讲，红军官兵的期待这就是重要力量，我们来看一下，遵义会议的时候，可以说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在党内已经有4年时间，这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特别是1934年1月之后，也就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这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实际上“左”倾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又从"左"倾冒险主义转向逃跑主义，再加上舍不得，长征过程开始的时候是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

就像咱们看当年红军的一些影视剧，实际上就反应了当时的实际，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印刷机那么笨重也是抬着行军，坛坛罐罐拖着红军在走，进军相当缓慢。

所以国民党蒋介石就有时间调兵遣将，对红军围追堵截。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红军的迟

缓给对手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几乎走向绝境了，几万红军官兵牺牲在这里。

我们后来看湘江之战的影视剧，看了现在都心痛，那些炊事员挑着做好的饭到战场上去，没有剩几个人，整团的被打掉。

所以我们看一下，到这个时候官兵就发生了疑问怀疑，实际

上这个怀疑也不仅是湘江之战，也不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实际上在苏区的时候，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很多人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

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提供的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甚至直接与李德等人发生激烈争论。

长征开始以后，随着红军作战一次次失利，湘江之战又像催化剂，又是一次借鉴，这次惨败血的教训使广大官兵对王明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层，这个情绪几乎达到了顶点，而这种强烈的期望要求应该说就是改变当时军事路线的根本动力。

所以我们说群众基础很重要，是从实践中、作战中在官兵中生成的切身体验和血的教训。

第二点，就是毛泽东深入扎实的工作，改变了红军领导层的力量对比，为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

从实践中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体验，错误大家能看到，但无疑见得能改变错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表达意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情况不一定就事实本身做出决策，很多因素在里面。

就像今天我们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无以见得全是事实本身，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利益关系或者自己的人际关系。

所以要改变一种选择也是

大的政治改变，政治决策彻底需要决策层不仅要认识问题，还要改变你的生态。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说遵义会议重大转折很重要的在哪里呢？

他的推动者，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应该说在改变当时像李德、博古他们，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确实很多人有误导。

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必须改变力量，政治优势必须变成组织

优势，必须在决策层形成多数，所以为了这次会议改变我们红军领导层或者是决策者错误的路线，必须得到大多数的支持。

所以我们从历史史料里面看到，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就找王稼祥、张闻天还有一些红军干部指挥官领导干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以独到的分析能力和影响力，向大家总结解释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是错误的，指挥上的错误。

因为分析到位，因为他深入细致扎实的工作，所以许多红军指挥员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包括后来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两个重要的决策者也逐渐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

他们开始也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正确主张，有了这个深入扎实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政治局开会也好，决策层讨论问题也好，力量就发生对比、偏移，因为我们党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党内还是要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毛泽东扎实的工作，这就为会议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

第三点，当时军事态势也为召开会议创造了安全条件。

遵义会议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一支党一支军队命运的问题，这样重大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也就是说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能统一起大家意见来的，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重新深入的全面的

检讨统一思想，辨析、讨论，要说服人，这样才能领导人。

看一下当时打下遵义之前，红军一直在长征中应战，一直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遵义以后，就把敌人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就是这个时间从军事态势上讲，安全形势上讲，敌人不会马上威胁到你，红军可以有短期的休整，这个休整就提供了决策层、领导层坐下来讨论重大问题，检讨过去做出新的选择。

所以遵义会议，应该说当时的军事态势、安全形势也对召开会议提供了一个安全条件。

所以我们回顾遵义会议，这几个原因都是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成果的基础。

三、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和主要内容

大家看看历史，翻翻过去的资料就比较清楚了，会议是1935

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不长，主要内容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里面看出倾向性来，博古实际上就是为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整个报告当中充斥着坚持他们的为自己他们做的出现错误进行辩护，那接下来就是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周恩来没有批评李德和博古，他们的问题，但是他承担错误也就意味着更重要的决策者，李德博古他们是错的。

所以他这个就直接颠覆了博古这个

主报告的基本观点。

再下来以后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毛泽东重点是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这就不一样，对照来了，首先周恩来他是以自己的承担来证明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是错误的，那毛泽东直接对照来了，明确的提出他们是错误的，是他们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的失利，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了红军不得不立刻转出去，以及长征到遵义之间过程中的一次次失败。

就要他们承担错误，这个承担错误既要改变路线，同时也要改变领导体制和权利构成。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这些完了以后，剩下来的也就是毛泽东已经做过工作的，包括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

这个发言几乎是一边倒了，他们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后来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

在这个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由决策层就是常委会审查通过。

起草者变了，原来肯定是要博古做，博古做就辩护，那你就改变不了你的路径问题，张闻天他们都是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而后来大多数人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改变那就意味着后来我们就可以能够选择正确路径。

所以你看过程有争论，但是倾向性很明显。

三、遵义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

遵义会议涉及的问题不是很宽泛，他跟古田会议恐怕也不太一样，遵义会议实际上问题比较集中，我们看取得的成果也判断出来，或者是分析了还是比较清楚的。

第一点，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我们说红军已经在长征路上，这已经不存在阵地战的问题，但为什么说这里是要求红军完成这个转变，他就是军事思想的问题，因为你长征结束以后，你肯定还要占领新的根据地，未来还有一个改变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关系问题。

当然整个长征是随着形势发展最后走到这个结果，最初红军也不是准备走2万5千里的，也是一次次占领根据地，一次次没有实现才最后选择的陕北。

所以这个改变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不是针对我们战略大转移确定的，是确定军事路线的问题，未来我们怎么打。

当然里面很多观点大家也看得到，比如说会议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红军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就是因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坚持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这就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作战方针和原则，结果导致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再比如说会议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过程中，

或者是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这个决议也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决议中讲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解释我们战略转变转移目的和未来的方向，结果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关，这个就是红军作战受到困扰，整个部队反而成了掩护队，作战能力大的下降，结果是越走越被动，一次次失败。

当然我们说正是深刻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过程中的失败，才有了进一步弄清失败背后更根本的错误路线，才能更新我们新的路线。

所以我们说他其中取得成果，你批判“左”倾决策主义军事路线，他就相当于确立新的，选择正确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取得的成果。

第二，会议重新调整了斗争策略和战略发展方向。

因为对错误地进行了总结，深刻检讨，那自然也就选择正确的，毛泽东的观点被接受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那新的轮廓出来了，新的路线新的目标战略决策出来了，比如提出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当地的几个军阀派系地方武装，然后在这个周围建立新的根据地，就尽快开拓新的生存点，让革命在新的地域开花结果，当然最后其实也没有在贵州那一片建立新的根据地，但你仍然看到新思路出来了，至于根据地占在哪里不是特别重要，他是根据需要而言，根据当地的资源而来，根据革命有利程度而来。

为什

么最后红军长征最后到了陕北，因为陕北有条件，有我们红军的力量，有共产党的力量在那里，有基础，群众基础，是最佳的生存路径，就是各种力量最后选择了陕北，但选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改变了过去错误的军事路线，王明的教条主义，这一点最重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成果。

第三，就是组织路线，明确了领导人和新的领导集体决策者，领导集体和权力运行模式在这次会上重新确定了起来。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讲政治优势必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