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谋国的读书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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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谋国的读书人
那些谋国的读书人
作者郝帅斌
目录
何以诛晁错
卫道士孔融和不驯服的艺术
郭嘉知人论“势”
向秀失图和郭象偷书
“韬光养晦”琅琊刀
被背叛的王猛遗言
诱杀崔伯渊
格君者陆贽
金丸的游戏
火并吕夷简
《岳阳楼记》背后公款贪墨事件调查
唐仲友嫖妓和朱熹所谓“风流云散”
诗人严嵩的仕进之路
她可能嫁给一个假和尚
张廷玉的退休风波
李鸿章的儒心
陈布雷的迷途
晁错没有朋党，亲族一并论罪。
他的成功就是景帝的成功，他的失败是他一个人的失败。
举国诛一人，而一人之死，却因“为国远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摘要
何以诛晁错
多年以来，汉景帝刘启已经习惯了和老师晁错堂上堂下亲密无间的二人世界，帝国的诸多法令政策不经过最高决策层集体讨论，就由师生二人以说悄悄话的方式敲定，这一状况即使是在气死了三朝遗老申屠嘉之后仍未改变。
但现在，刘启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要么诛杀忠心耿耿的老师晁错，要么任由势如洪水猛兽的七国盟军宰割。
对他来说，似乎已找不出第三条路。
变祖宗之法
公元前200年，晁错降生在颍川古城的一个庶民家庭。
这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北征匈奴被围白登，从此匈奴的威胁成为帝国无法根治的顽症；五年后，刘邦再次率军击破反叛的异姓王黥布主力，但这一次老皇帝带箭伤返回长安，自此有“白马之盟”，同姓王遍地开花。
老皇帝定下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理基调，坐等民生凋敝的帝国恢复元气。
“白马之盟”后不久，一代枭雄刘邦撒手人寰，把他的江山连着平生未能解决的三大难题——匈奴威胁、民生凋敝和诸侯尾大不掉——一并交给后人。
他并不知道，此时远在颍川饱览群书的晁错将与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发生多重交集，并成为他封土建国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和破坏者。
少年晁错不惜风餐露宿，徒步独行数百里拜访当时著名的法家张恢生学习申商刑名之学，为后来上位帝国第一改革家奠定根基。
他因善写文章被推举从政，上任初期公派济南向秦朝遗老伏生学习《尚书》，从此儒法兼修，王霸杂糅，形成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为宗，重视军事而又反战，强调农本却给商人空间，主张法治而又顺人情的新法家。
经过这次出色的培训，颍川庶民晁错青云直上。
不仅升任博士，还负责培养熏陶帝国的储君。
此时入世尚浅的皇太子刘启对这位胸襟韬略、妙手鸿文的老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尊为“智囊”。
老师不断地写文章，就国家最紧迫的问题发表远见卓识。
他反对高祖以来对匈奴屡屡退让的和亲政策，主张反击匈奴，并提出一套系统的强兵策略；他力主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强调加强皇权，任用贤者，“绝秦之迹，除去乱法”。
他的一切主张几乎都要跟“祖宗之法”过不去。
随着《言兵事书》《守边劝农书》《复言募民徙塞下书》以及更加赫赫有名的《论贵粟疏》等一批政论作品相继问世，晁错成为继贾谊之后帝国最引人瞩目的政论家。
尤其是在文帝十五年的那次全国高端人才选拔中，一百多位“贤良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科目，代指已通过该科目的儒生才俊）君前奏对，晁错凭借其独到的见地和雄奇的辩才拔得头筹。
他呈上的《贤良对策》审时度势而又胆大妄为。
他指出，帝国虽有明君治世，依然“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因此皇帝还要“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
晁错的勃勃雄心触及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史家载其损益法令三十余条，而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削藩”。
但独此条，明君不纳。
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
晁错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
然而大有可为的晁错，最终却走上一条断魂之路。
历史遗留问题
“削藩”是一个让才调无伦的贾谊痛哭流涕的老大难问题。
晁错继承贾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精髓，但不满贾谊的怀柔，主张厉行改革，并要问罪诸侯。
晁错以其纵横家的气势和言辞、改革家的魄力和意志剥去了“推恩”表面上的堂皇，让诸侯气炸肺，也让同堂之臣惶恐难安。
此时，除了景帝刘启，煌煌朝野，晁错已成独夫。
纵观时局，诸侯势力到文帝末年已于中央分庭抗礼，反叛事件此起彼伏，而政令往往不出王幾。
这一点高祖刘邦恐怕未能料到。
历来历史遗留问题最棘手，但总归得有一代人挺身而起，做个了断。
历史选择了晁错，晁错也选择了历史。
晁错揭穿问题本质，他的言辞斩钉截铁：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此言在景帝耳边不断响起，但景帝轻忽了父亲当年的态度。
当年晁错上书说文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
”文帝批复，“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
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上是表达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大道理，那就是政论家可以畅所欲言，而抉择者必须慎而又慎。
文帝似乎对时局有着独特的把握，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传给继承人，同时褒奖和提拔晁错以为王佐，希望他们从长计议。
但刘启和晁错已急不可耐。
景帝二年的那次御前会议有着风暴来临前的异常平静。
朝臣与皇帝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皇帝和晁错的悄悄话在这时已貌合神离。
皇帝想听到更多的声音。
但大臣们显然在消极怠工。
就在不久前，晁错为了上班方便，凿穿宗庙围墙的任性行为激起老丞相申屠嘉的愤怒，但很快，申屠嘉毕其功于一役的弹劾折子被晁错和刘启的二人组合轻松打败。
申屠嘉气得吐血而死。
而今商议削藩策，满朝文武“独窦婴争之”。
但这位德高望重的魏其侯被能言善辩的御史大夫晁错当堂驳得哑口无言，颜面扫地。
晁错发现自己已没有对手。
他理直气壮地罗列诸侯罪状，先削小国，再削大国。
此时的晁错体内充盈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老父亲从遥远的颍川赶来，严厉地劝他，“疏不间亲，你主持政务，不息事宁人，却侵削诸侯，到处招怨，到底想干什么?
”晁错恭敬地回答：
“这是人臣的本分。
不如此，则天子不尊，社稷不安。
”老父亲一声长叹：
“安了刘氏，却危了晁氏。
”回家便服毒自尽。
晁错尊天子、安社稷的万世远谋不久就受到来自整个帝国的围攻。
站在晁错背后是景帝刘启，站在景帝背后的则是历史大势，然而当景帝沦陷，便只剩下晁错一人独挡七国雄兵。
他反复咀嚼着“诛晁错、清君侧”这六个浩然大字以及故乡传来的丧父噩耗，感到前所未有的颓丧。
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晁错的目的强烈而明晰，他要一口气削掉吴王统辖三郡中的两个，会稽和豫章。
会稽产盐、豫章产铜，削去此二郡对晁错来说意味着釜底抽薪、一劳永逸，而对于吴王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一切。
晁错给吴国列出的罪名，一是四十年来“煮海为盐，即山铸钱，国用富饶，百姓无赋，乐为之用”，实质是收买人心，二是聚集天下亡命之徒，意图不轨。
这两条罪状直指要害，但晁错拿不出确凿的谋反证据，就显得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六十二岁的吴王刘濞只好再次披挂上阵。
他是刘氏皇族中少有的能征善战之人。
他的刀锋直指晁错，更指向晁错背后的新帝刘启。
而后者就是他的杀子仇人。
那还是文帝时期，吴王太子刘贤入朝，陪皇太子刘启下棋，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起了争执，冲动的刘启就用棋盘砸死了自己的堂兄刘贤。
丧子的旧恨加上削藩的新仇，而今一并清算。
面对汹涌而来的“诛晁错”的声浪，刘启为自己的一再冲动感到后悔。
眼看吴王号令七国盟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而匈奴铁骑又有南下打劫之意，刘启表现出恐惧和优柔。
这给了朝中对立派以间隙。
晁错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打起了中央派驻吴国官员袁盎的主意，急着把袁昂变成这次叛乱的责任人。
袁盎反戈一击，通过窦婴的关系觐见景帝。
这是晁错第一次体味别人和皇帝说“悄悄话”而自己只能一边凉快的滋味。
皇帝问袁昂，方今何以退敌？
袁昂神秘地说：
“方今唯有斩晁错，复七国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
”皇帝沉默良久：
“果真如此，吾不会爱惜一人而得罪全天下。
”
景帝三年正月的一天，御史大夫晁错被通知去开最高政治局会议。
奉命来接他的马车没有像往常一样驰向皇宫，而是奔向了长安东市。
晁错被腰斩的时候，还穿着华丽的朝衣。
为了使这次诛杀变得有理有据，定罪之前，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了晁错。
晁错没有朋党，亲族一并论罪。
他的成功就是景帝的成功，他的失败是他一个人的失败。
举国诛一人，而一人之死，却因“为国远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景帝后来也为诛杀晁错而感到羞愧和悔恨，正应了那句话，“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
谋国与谋身
在古代专制政治的语境下，士人谋国需先谋身，而谋身是为了更好的谋国。
不善谋国而谋身，则其人无功；不善谋身而谋国，则其身见害。
明人李贽论晁错：
“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
身为谋国者，晁错在军事、经济和制度法令等方面的建树，推动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汉武帝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其在为人处事上的种种问题，不仅使他的努力大打折扣，也使他成为那场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的牺牲品。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没有处理好和上司的关系。
晁错与上司景帝固然私交甚好，但既是谋国，除极少数需绝对保密的情况外，就该光明正大地发表意见和建议。
可晁错采取的办法常常是让景帝屏退朝臣，私密交流，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公开议政的原则和团结同僚的精神，让自己和皇帝都陷入孤立。
二是没有处理好和同僚的关系。
善于过秦的晁错，始终没有发现自己身上保留着先秦申商刑名之人皆有的强势和苛刻。
《汉书》对晁错有四个字的精准刻画：
“峭直刻深”，“峭”是严厉，“直”是刚直，“刻”是苛刻；“深”可以解为心狠。
申屠嘉之死、窦婴遭驳斥、袁盎被诽谤，都表明法家晁错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峭直刻深”，这直接导致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
三是生活中未能严以律己。
对别人苛刻，对自己却放纵。
为了自己方便，就随意在宗庙的墙上开道门；身为法家，且居要职，竟如此肆意妄为。
这样的人，即使再有韬略雄才，也无法凝聚人心和共识，当他面对空前的变法阻力，结局可想而知。
四是谋事不实，且未能勇于担责。
晁错固能审时度势，在景帝犹豫不决的时候促成削藩大计施行，表现出一个谋国者的魄力和洞见，但正如苏轼《晁错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削藩的具体战术上他激进冒失，临危又不能提出稳妥有效的应对策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风骨担当，致使他唯一的支持者景帝也失去对他的期望。
以上四点皆表明，要想成为一个“能放能收”，“犯大难而成大功”的谋国者，必须在“谋身”上多下功夫。
但这并不是说要掌握明哲保身、和光同尘、可进可退的官场“不败法则”，也不是修炼“打着责任、忠心的旗号，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免忧自保，消极无为”的为官之道，而是涵养熏陶品性，历事锤炼心智，能做事、敢担责，讲原则不乏灵活性，勇于战斗又不失周全。
（原文发表在《秘书工作杂志》）
孔融凭借他那惊世骇俗的言论、不合时宜的俏皮话，那无可挽救的倒霉、迂腐、愤愤不平、抵死反抗以及彻头彻尾的失败，造就了一种“不驯服的艺术”，一种有着黑色幽默审美特征的、针对一切以压迫生命为宗旨的强大政治进行殊死搏斗的艺术。
——摘要
卫道士孔融和不驯服的艺术
历史上有很多故事，随着岁月变迁而越来越长；有的却删繁就简，越来越短,短得微不足道。
比如大名士孔融的故事，在他的时代也许能说上三天三夜，但后来我们印象里，就只剩下这几个字：
融四岁，能让梨。
而今可能连这也被简化，变作读图时代一幅抽象画：
一个萌小孩与一颗硕大的梨子并峙而立。
这不无荒诞的形象，作为存在的唯一证据，在向它的偶然路过者，昭示某种隐秘的含义，以及一段被反复讲述却日渐稀薄的历史。
他闯入或被抛入——权力的漩涡
他贸然闯入，像一头淘气的小象，搅乱了彬彬有礼的名士世界，让历史现场变得杯盘狼藉。
这日，清议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河南尹李膺，正在会客厅中与高贵的宾客们品评时政、褒贬人物。
他的闯入，从此揭开了汉末士林的抗争、流血、士气澎湃的历史景象。
他就是那个四岁就懂得让梨的萌小孩。
同时他也是触犯礼法的冒失鬼，狂诈浮艳的读书人，不达治务却讥笑当朝的官员孔北海，斯文陨坠的年代里圣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文举。
此刻，他是年仅十岁的无名小卒，被门子挡在门外。
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与你们李家有世交的孔融。
李膺名动天下，从不随便和谁来往。
会客厅中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
李膺对这个狂妄而狡黠的小孩感到好奇，叫人把孔融放进来。
孔融信誓旦旦地解释了他的身份。
你祖上是李耳先生，我祖上孔仲尼先生，二先生同德比义，互为师友，因此我与你就是累世通家。
孔融语出惊人，让李膺不得不承认，他喜欢这个放肆不羁的小子。
但据《后汉书》的说，孔融这次拜访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一下李膺是否浪得虚名。
客厅里有位太中大夫陈炜对这个小孩很不服气。
他嘲讽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孔融完美地回击他：
“听你所言，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哦。
”名士们哄堂大笑，陈炜则一言不发。
陈炜因为刁难过孔融后来而被历史铭记。
名士们会对一个小孩的狂放无礼感到有趣，但当这个小孩长大后依然如此，他们就再也笑不出了。
长大后的孔融对人说，父亲对于孩子有什么亲情？
不过是一时性欲发作；母亲对于孩子有什么亲情，不过是寄寓在一个容器中，生出来就没关系了。
名士们听到这话要远远躲开。
孔融去见李膺，最后博得了“高明必为伟器”的评价。
这评价举足轻重，在清议之风最烈的年代，知识分子要出人头地，干进求禄，必须得到重要人物的点评，从而获得被推荐入仕的机会。
清议领袖李膺的这句推荐语足以让孔融一举成名，更积攒了日后驰骋官场和学界的第一桶金。
然而孔融却似乎无意做官。
他的名声伴着他的年龄在增长。
官府多次征辟，都被他拒绝。
这时一个叫张俭的人闯入他的世界，使他第一次直面权力的面孔。
他第一次了解到正直的人如何被邪恶的法律驱逐得无处藏身。
这年孔融十六岁。
他的父亲三年前已病逝，兄长孔褒外出办事，他自作主张地收留了因为弹劾宦官弄权而被朝廷通缉的罪人张俭。
孔融和哥哥孔褒由此被官府缉拿，兄弟二人争相承担罪责，连上年迈的孔母，上演了一门争死的传奇。
舆论对这一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直到皇帝的诏书下来，定了孔褒的罪，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但此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在不断蔓延，以李膺等人为首的士林由此与操纵皇权的宦官们的对抗不断升级，终于在当年（公元163年）酿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党锢之祸”。
十六岁的孔融，就这样搅入到权力的漩涡之中。
从此，作为清议势力和宦官集团，主持正义者与操持邪恶者，主张名教者与崇尚自然者各方角逐的一枚棋子，被各方力量肆意挪动着。
站在变幻无端、血迹斑斑的政治舞台上，孔融陷入一种无法释然的精神危机之中。
孔北海当官
据说在科举制发明之前，中国有一种说法，即士大夫非天子所命。
也即地方社会通过清议的方式向政府推荐贤能，代表其治理国家。
党锢运动的流血把地方社会选出来的代表几乎都抛弃了。
这意味着这个政府的正当性值得怀疑。
失去仕进之路的士人们因困惑而痛苦，由痛苦而狂狷。
作为清议力量的遗存，孔融成为困惑而狂狷的代表。
他终究选择出仕。
不做天子的官，不做老百姓的官，而向诸侯求施舍，向大权在握者屈身。
可是他获取一点权力后就接二连三举报贪腐，死咬不放，以至于上面感到惶恐，劝他别太认真，但他似乎一点都不明白。
大将军何进的门客建议雇剑客追杀孔融。
因为孔融让他们蒙羞。
事情是这样的：
何进痛杀宦官，一举为士大夫报了仇，为傀儡皇帝解了围，遂加官晋爵，举朝道贺，唯独孔融没有来。
孔融不来也就罢了，他因为自己受过司徒杨赐的恩，就愤然夺走杨赐手中的拜谒帖子，让杨赐没得去向何进道贺。
好在孔融有名望。
人一旦有了名望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人，背后还站着一大群信任他支持他的人。
有一位门客这样向何进分析形势：
杀死孔文举会导致四方之士引领而去，不如反过来以礼待之，让天下士人知道大将军恩泽浩大。
孔融于是又做了何进的官。
可没几天他就撒手不干，因为讨厌一个叫赵舍的官员。
不久，董卓来了，带着他那虎狼之师一路烧杀抢掠，从西北赶到京师，废立皇帝，大宴群臣。
董卓听过孔融的大名，他召见孔融，希望这位圣人后裔为自己能长久地掌握大权提点意见。
但孔融一直喋喋不休地在谈论匡正之言，又反对他废少帝而立献帝。
孔融简直没有一句话是董卓想听的。
后者只好把他打发到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北海郡，给他个郡守做，其实是想借叛军的刀解决他这个麻烦。
然而对孔文举来说，这一次可算是谋了一个实差，他因其治郡有方或得到孔北海的称号。
他把这段经历看作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干了一场。
他一方面致力于组建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日夜操练，且“驰檄飞翰，引谋州郡”，把声势搞得比袁绍和曹操更猛，似乎他马上就能让乱党灰飞烟灭。
但不久，他的老婆和儿女被袁谭掳去，据说当时他端坐城楼，漫卷诗书，谈笑自若，城下箭矢如雨，矛戈相接。
明朝人杨维桢特读史到此，颇有感触，写了首打油诗:
孔北海，儒亦迂。
妻孥已属青州牧，流矢几前犹读书。
另一方面，他设学校、彰儒学，还请来了一批博学鸿儒共谋大业。
但据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说法，孔融“好奇取异”，启用一批“剽轻小才”。
作为一位有仁心的治理者，孔融救济那些饱受战争、饥荒和瘟疫之苦的人们，为暴尸荒野的“游士”具棺殓葬。
但文论家刘勰这样评价：
“孔融守北海，文教华丽但没有什么实际的道理”。
确如刘勰所言，孔融的治下凡有一技之善的草民或者未曾谋面的孝子，他都要大力礼遇和推崇。
但为了租赋征缴的问题，他在一个早上就杀了五个督邮。
对此，《续汉书》的作者司马彪认为，“孔北海自以为智能优赡，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也不能治。
”撰写《后汉纪》的张璠则直接否定他所做的一切：
“在郡八年，仅仅自己活命。
”
尽管一千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孔文举的风度、面子以及他的一败涂地，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声望在当时可以倾动四海。
有一次，他的北海兵就要打完了。
他不就近向曹操或袁绍借兵（坚信这两个人以后肯定是乱党），反而几经曲折向刘备求救，把刘皇叔搞得受宠若惊，大呼“孔北海竟然知道天下有个刘备！
”
他的身上的确凝结着一种道统的神圣性。
东奔西窜的刘皇叔——汉帝国“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或拨乱反正者，以其身上的正统光环呼应了这一主题。
这个故事也昭示我们，孔融并非一个离经叛道者那么简单，他可能更像是鲁迅说的，一个愤愤不平又无计可施的老实人，一位真的卫道士。
一位真的卫道士之死
孔融志气高昂、试图以一己之力在走马灯般的乱世维护汉室正统。
但范晔在《后汉书》里这样写他：
“才能少，想法多，最后什么也没做成。
”
然而他的确很努力。
他维护他心目中那个礼教——以“文”化俗，以“德”塑人，以“礼”确定人伦秩序，以“乐”形成精神人格，不求诸制度律法，仅立足于人的自我技术的发展便要成就一个文治蔚然、温顺相亲、各就其位的世界。
孔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三帝五王以来的君子之道，如今却被利用、亵渎，沦为权力的玩偶。
孔融悲叹他所在这个世界：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
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
百姓惨惨心悲。
”
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将汉献帝安置许昌。
孔融以及更多的士人趋之如鹜，不管这“安置”是场权力的游戏，还是重整纲统的契机，他们都说服自己，要充满希望。
汉献帝倚重孔融，每逢朝会就请他“引正定议”，也就是拿出汉家名教治天下那一套，重建秩序。
但明眼人都知道，无论是汉献帝还是孔融，都是徒劳无功。
有时孔融还要和汉献帝较量一番。
比如天子要给他的使节马日嘽加礼厚葬。
（这位钦差大人在出使地方的时候，遭到袁术的轻侮，羞愤而死。
）但孔融认为，钦差蒙羞是严重失职，加礼违反春秋大义。
他依恃自己的博学，不遗余力地引经据典，反对恢复肉刑，反对禁酒，反对诸侯权力的扩张，并要求扩大天子直辖区。
他是那个时代最出类拔萃的反对者。
公元208年，反对者孔融，俨然以卫道者的角色走上断头台。
他终于成为一个旧王朝也是一个旧时代的陪葬品。
看着死到临头的这位卫道士，人们似乎忘了他说过的那些扰乱人伦的话，忘了他的狂诈与浮艳，只记得他是孔文举，斯文扫地的年代里圣人孔子的二十世孙。
这使得他的死具备了某种殉道的意义——象征着儒家政治神圣性的最后沦丧。
如清人王夫之所说的那样：
“孔融死而士气灰。
”他的死比之“党锢运动”之血洗更让士林惊恐和沮丧。
站在闪烁着光芒的屠刀之下，面对睽睽众目，孔融引颈就戮在历史叙述中不再是手起刀落的简单过程，而成为一个被反复追忆和重构的痛苦仪式。
这是无所不能的权力在死亡面前陷入疲软与无助。
它在尘世的统治被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所解除，即死亡。
权力没能征服孔融。
他做到了“临白刃而正色”。
在大文豪苏轼看来，“慨然有烈丈夫之风”。
他的妻儿比他也毫不逊色。
卫兵来收捕他们的时候，女儿七岁，儿子九岁，正在对弈，两小儿保持着临危不惧的风度。
人问他们何以做到这一点。
女儿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儿子说，倘若死了能见父母，正是所愿。
人们伤感于这一家之死，同时也迷惑于他们引颈就戮的罪名——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唐突官掖、跌宕放言。
这些罪名的放在一个崇尚言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国度是经不起考究的。
但我们的学者似乎更愿意研究他的必死。
说他不懂权变，说他书生谋国，说他狂悖无礼，咎由自取；于是乎证明他根本名实不符，还逞强侮慢，终于命丧权奸之手，实在咎由自取。
学者们似乎忽视了这样的命题，就是你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面对权力的蛮横和无处不在，一个渺小的人应该如何选择，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存在？
不驯服的艺术
“世人总是被名声迷惑，却不去以名核实，不知道孔融有多么的狂妄和狡诈。
”魏武帝曹孟德曾这样说。
在孔融“狎侮太祖”的多条罪证中，有一条最著名：
当年太祖曹操打败袁绍后把甄氏赏给曹丕，孔融写信给曹操说：
“我想起当年周武王把妲己赏给了周公的事。
”曹操于是很惊讶，择日当面询问典出何处，孔融说：
“如今想来，想当然耳。
”
还有一次“狎侮”不可饶恕。
太祖北征乌桓，孔融跑去为三军壮行，他说：
“大将军远征海外，别忘了当年肃慎人没有给周武王进贡楛箭，丁零人还偷了苏武的牛羊，这次应该一并惩罚了。
”这话的意思是讽刺曹操为了小事大动干戈，穷兵黩武。
在孔融的价值观念中，不管是征伐远人还是夺人之妻，都会破坏他心中的“礼”。
世人无法理解孔融，孔融也无法理解他所在的世界。
他的身上既存在着卫道者的忠诚和守旧，又存在着离经叛道者的怀疑和打破。
他怀疑他笃信的东西，找不到光明的出口。
他以狂者的形象闯入平庸的世界，身上杂糅着难以把握的不规则性和不可理解的非理性，给他的时代造成了冲击，也冲击了他自身。
他不明白也不会明白为何大道凌迟。
他所笃信的名教治国（以名核实和以“礼”界定等级秩序）不但没能带来秩序，反而导致了名不副实、正邪颠倒的权力世界。
儒生们把“服从”隐藏在忠孝的名义之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进而取士官、树楷模、奖美德，树立名教样板以求上行下效，天下大治的理念，最终却造成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创造力枯竭和个体被群体吞没的社会。
他只好继续迷惑而狂狷而孤独。
他常常独自啜饮，怀念死掉的老朋友蔡邕，甚至不惜制造一种狂迷的百日梦，让貌似蔡邕的人与他对饮，以慰藉他永失知音之痛。
他之所以盛赞祢衡是“颜回复生”，祢衡高呼他是“仲尼不死”，仿佛天下读书人仅此二人，实际上也是怀念一种纯朴简单的孔颜之乐。
他频频写信给曹操，说祢衡是齐丽之观、非常之宝、宝马良驹。
但祢衡擂鼓骂操，被曹转手给蛮横的黄祖，不久就被黄祖杀掉了。
清人谢章铤这样写道：
“孔融四海，难觅新知。
”
最后的日子里，他过着“门庭若闹市、樽中酒不空”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才疏意广终无就，已兆清虚西晋风。
”纵酒狂欢的背后预兆即将吹来普遍空虚而痛苦的魏晋之风。
“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他的《绝命诗》同样是晋人式的生存焦虑。
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自此，人从群体中现身，嵇康、阮籍、刘伶、陶潜……一个个龙性难驯的个体，开始把目光从原来紧盯着的政治和群体移开，他们谈心性、论生死、崇自然，尝试个体审美化人生，探索权力之外的可能世界。
历史由此迈入“人的觉醒”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融凭借他那惊世骇俗的言论、不合时宜的俏皮话，无可挽救的倒霉、迂腐、愤愤不平、抵死反抗以及彻头彻尾的失败，造就了一种“不驯服的艺术”，一种有着黑色幽默审美特征的、针对一切以压迫生命为宗旨的强力政治进行殊死搏斗的艺术。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具有“危险性、破坏性”的孔融形象终究被沉默的大多数忘记。
人们只记得有一个温顺而谦卑的小孩，反复讲述且多加繁衍他让梨的故事。
故事中四岁的孔融被这样诘难：
作为弟弟，你说拿小的是“法当取小”，但同时，你也作为哥哥拿了小的，这不是陷弟弟们于不义吗？
孔融这样回道：
“对于弟弟，我还是拿小的，这叫作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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