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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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历史
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
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
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
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
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饱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
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
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到达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
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
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
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在的“邵氏”已近80年，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
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
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
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
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
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
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
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
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
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
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
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
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
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
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
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
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到达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
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
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
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
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
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表达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确实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
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
“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
”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到达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
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到达了15家以上。
”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
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时机和信心。
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
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
“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武术与中国电影发展的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
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
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
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
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
就连现在的美国巨片《蝙蝠侠Ⅰ》、《蝙蝠侠Ⅱ》、《蝙蝠侠Ⅲ》都会感到汗颜。
《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
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
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
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
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
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
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
《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
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
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
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
即相比较而言，在表达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
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到达了空前的程度。
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发展时期
早期中国电影〔1931年以前〕
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
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
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
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
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
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
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
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
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
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
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左翼电影运动〔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
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参谋，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
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
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
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
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
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由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
先后在武汉、重庆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
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
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了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抗战题材的影片。
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
这一时期，1938年有新华、艺华、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
随着新华摄制的影片《木兰参军》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
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0几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时装片有60部。
万籁鸣、万古蟾（见万氏兄弟）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
后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华北电影股份。
1939年于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新华等几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简称中联〕。
1943年5月12日将以上电影机构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简称华影〕。
中联和华影在4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为迷惑中国观众，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
在抗日根据地，1938年，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延安电影团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担任摄影，用仅有的两部摄影机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42年又完成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
还建立一个放映队，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前线一带放映电影。
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于1942年购得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1945～1949〕
电影《小城之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进入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改组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简称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另一部分参加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使之拍出进步影片。
这样，在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
这一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电影公司，拍摄了约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在解放区，1946年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
1947年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
1946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电影队。
1946年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满映”。
1946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翻译片《普通一兵》。
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1955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北平、上海解放后，在北平、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国民党制片机构，分别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
1949年4月，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担负领导中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新中国电影事业〔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这样，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
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先后成立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
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都建立了电影机械厂，以及八一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
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
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
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
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良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
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故事片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时珍》、《神笔》〔美术片〕、《淡水养鱼》〔科教片〕等69部优秀影片。
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1958年又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虚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扰了电影的创作。
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促使中国电影事业在1959年形成一个繁荣时期，拍摄了《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等题材风格多样、在思想与艺术上到达了较高统一的影片。
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
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重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
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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