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南开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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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南开大学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王先明
晚清学术文化是历史上“极绚烂”的时期，是一个“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梁启超语）的时期。
面对西学之冲击，中学的发展开始挣脱了传统的汉宋之争和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汲取西学的同时开始了废弃旧学创建新学的时代更新。
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如涵养转深沉，’盖于旧学所入愈深，乃益以促其自觉之心，增其自壮之气，而完其独立发明之业”。
①旧学是新学的基点和前提，没有旧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源于旧学的经世之学对于以“实用之学”为特征的西学的认同和最初的接纳，就不会有近代新学的起步；没有源于中学的今文公羊学与西方进化论的结合，就不会有康、梁比较完整的新学理论形态的出现；没有旧式书院和科举八股自身更新变革的现实要求，没有洋务以后新学堂体系与旧学体系的双轨并行及其渗透，就不会有近代新学制度上的重大成果。
陈其泰在论述梁启超和夏曾佑的学术文化转向过程时说：
“在晚清新学创造的实践中，梁启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
他们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事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存为已任，同时，他们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义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
”②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寻求对接点，并借以完成新的学术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当然不只是梁、夏的特征，凡属近代的新学家们，无论是比较激进的康有为，还是相对守成的张之洞，尽管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不同，使他们对于西学和中学的具体内容的取舍有所不同，但他们创建新学时兼取中西会通古今的路径却基本一致。
因而，近代新学实际是新时代中西学术文化交汇过程中的新生命体。
诚如梁
①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②陈其泰：
《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启超所预言：
二十世纪是中西文化“结婚”的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吾家
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①
一“即中即西”之学
“故者方灭，新者即起，谓之迁变。
”《国学讲习会序》的这番新旧更易的论述，从历史变迁的大势上简赅地说明了近代新学的时代意义。
从学术文化的历史演进角度而言，“新学”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正如旧学所标志的是一个旧时代及其内容的完结一样。
但近代新学却不是中国旧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而是中国旧学回应西学的冲击，在自身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势下，不断引入西学，整合中西的结果。
在弃旧图新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并以实用为特征的西学，成了中国士人更新学术、重建体系的主要资源。
“中国新学是在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与‘新学’这两个概念有若干同一性。
……转而学习西方，引入许多新的技术艺能、思维范畴、学说体系和社会理想，以至中国近代新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西学的熏染，不少新学家亦言必称西学。
这样，人们往往把新学看成全然是‘外铄’的意识形态，看成是西学的东方翻版，当作没有民族文化根基的‘海外奇谈’。
”②把西学直接等同于新学，不仅史有其陈说，而且今也不乏其论。
葛荣晋在《中国实学史研究》中仍持此说：
当1840年中国跨进近代门槛之后，中国便由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学（西学）逐步代替实学，而成为学坛的主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趋势和方向。
③
在这里，作者径直把新学等同于西学。
因而，只有厘清新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及其区别，才能真正把握近代新学的历史特征和民族定位。
首先，西学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对稳定的，通常所指是西方各国的学术文化。
尽管由于时代和学识背景所致，人们对于西学内容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①《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龚书铎：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②冯天瑜：
《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龚书铎：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第42页。
③葛荣晋：
《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如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张之洞也曾将西学分为“洋务五学”等。
但它所揭示的学术文化内容却主要是以地理、民族特征为主要依据的，所以
它是与“中学”相对应而互为参照的，如李鸿章所说“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①的“洋学”与“华学”，一般士人所说的“泰西之学”与“中华之学”的对应等。
新学却主要不是从地理、民族特征上，而是从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上揭示其学术文化内容的。
近代新学所表达的意义及其特定的内容，昭示了学术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时代的变迁。
梁启超在《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中，以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说时了时代特征对于新学的意义。
如下表：
②
国势君主学术民德
清外族同化雍正、乾隆士以考据、词章自庸懦、卑怯
主权、专以阴险威群下遁、不复知学，其狡诈
制力甚强黠者以腐败矫伪之
朱学文其奸
现文明之外四十年来主权旧学澌灭，新学未混浊达于极
族侵入、者以压制敷衍成，青黄不接，谬点，诸恶俱
今主权无存为事，近而益想重迭备
甚
梁启超文中所说的“现今”是1903年，正是“新学”风行之时。
由表中对照可知，“新学”是一个学术文化新时代到来的标志，同时也是宣告旧学时代终结的界碑。
它是一个具有时代内容的新的学术文化体系。
但是，时代的发展虽然已经将旧学逐出了现实生活的领域，新学却仍然未能取代旧学，完全占领新的生活领域。
一个学术文化的“青黄不接”之际，旧学体系的澌灭与新学体系的成型并不同步发生。
所以这里所说的新学，是中学发展历史阶段上的一个更新物，它经历了萌生、成长、成型的历史过程。
在戊戌年间，就有人以“新学甫萌芽，势尚孤，不获大伸其志”③来描述“新学”的状态。
此后，在20世纪初年仍有类似的
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
②参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③《戊戌变法》（四），第79页。
说法用以表述新旧学交错更迭的情状：
“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
青黄不接之叹。
”①新学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新的学术文化形态，此时尚在形成过程中，人们还不能确切地把握它的特征，但却在与旧学的对比中认识到它是一个正在萌芽生长中的事物。
“新学甫萌芽”所表达的是正在成长中的一种学术文化，而此时的西学传播则已十分普遍，正是“如火如荼”（梁启超语）处于强锋之势，当然不能以“萌芽”喻之了。
所以，近代新学是经过旧学的蜕化将成而未成的“新生物”，而不是西学本身的引入，因为就其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言，并不存在“旧学澌灭”基础上的“西学”“未成”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看，西学的大量引入是中学“旧学澌灭”的前提，而不是“旧学澌灭”才导致“西学”的“甫萌芽”；而“新学”萌生的前提却是“旧学”的“澌灭”。
当然，广泛译介外来学说和思想是创建近代新学的前提条件，也是20世纪初年进步思想家们的主要功绩。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
”然而，引入西学的目的在于更新中国的旧学，而不是遗弃中学，“非彼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
”②因而，新学是创建中的产物，其特点贵在“创”，即“以能创新学为优”，③西学是译介的产物，其特点则贵在引入。
其次，近代新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脉系经联，是中学本身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西学则专指西方各国的学术文化，与中学没有前后相继的历史关联。
西学的输入为近代新学创建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也引领着中学的发展发生了方向上的变革，但西学的引入本身却不能构成“新学”。
洋务运动中各种旨在译介西学的机构，引入了大量的西学书籍，“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学生留美之举，”然而，“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
”④只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为新思想即新学的创建者们提供了“枕中鸿秘”而已。
新学，是指具有反叛旧学精神的一种系统的思想、观念和体系，它源于对旧
学的深刻批判、反省和超越。
因此，从学术文化的渊源上说，近代新学是从晚清
①孙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三编〉自序》，《国学萃编》第５期。
②参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③《汪康年年谱》，《戊戌变法》（四），第204页。
④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
中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和公羊今文学直接抽演发展而来，所以无论是新学创建者的梁启超还是新学反对派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学派们，都认为近代“新学”
与倡导公羊今文学以经世的龚自珍、魏源关系甚大。
“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
吾见并世诸贤，能为现今思想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远溯龚、魏。
”①叶德辉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中谈到“新学”与中学演变的相互联系时说：
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
……盖尝论之，日中则昃，……有康雍之纯朴，而后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毕、阮诸人之实事求是，而后有魏、龚诸人之嗜奇争胜，有东塾之平实而后有新学之猖狂。
……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何论文字之粗迹乎？
从中可知，新学是中学不同发展阶段上交相起落兴衰的不同学术文化特征的特定产物，与中学上有渊源下有流变，当然不是“西学”所能替代。
其三，从学术文化的内在结构上看，新学与西学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西学仅仅包含了西方学术文化一个成分，而新学则包括西学和中学两个基本成分，是二者结合融通的新体系。
“新学”是立足于“实学”“致用”的学术文化，因而，它的创建必然是“延聘名师，广购古今致用之书，分门研习，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学西学，但期有裨实用”。
③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主要致力于以“新学”唤醒国民的宣传活动，倡导“新民说”，认为“新民”是一切变革的根本，“然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地新政府，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频，吾未见能济也。
”④但是，借以“新民”的新的学术文化和思想体系，虽然包含了西学的内容，但其民族特质却仍然属于“中学”，所以梁启超特别强调说：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
新民之义有二：
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
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
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
……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其能守旧者。
⑤
①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②《翼教丛编》六。
③张汝梅、赵维熙：
《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上，学校。
④梁启超：
《新民说》，《梁启超选集》第207页。
⑤同上,第211页。
基于此，梁启超对于新学的民族定位十分明确，认为它是“必非如心醉欧风者─流，蔑弃吾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
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①近代新学实际就是西学与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
②
至少在20世纪初年，“新学”被认定为一种“兼取中西”的新的中学形态，已经是比较普遍的认识了。
“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③体现了康有为的“新学”观，而当时侧身于“新学”活动中的徐仁铸对于时务学堂的新学内容认为是，“所讲则春秋改制，兼及西学，以新学教育湖南青年”④同时期的经学家皮锡瑞曾在时务学堂主讲学术源流，他同样认为“兼讲西学者为新学”⑤因而，近代新学的定位只能是在中学基础上的“兼讲西学”，而非单纯的西学。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认为既主张“中学为体”又提倡“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属于“新学家”：
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作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
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种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⑥
“新学作为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毫无疑问，它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力量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是，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经世之学出发，大量吸收西学的结果。
”⑦亲身经历了新旧学术文化的兴衰变迁，并直接从事新学创建活动的梁启超，二十多年后（1927年）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学的关系时，仍然认为脱离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系，新学就无法“昌明”。
“然古书训词深厚，含意丰宏，能理解古书者，则借此基础以阐发新思想，或尚有着手处。
……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旧学失
①梁启超：
《新民说》，《梁启超选集》第212页。
②参见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
③朱有献：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１辑，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④《戊戌变法》（四），第48页。
⑤《皮锡瑞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95页。
⑥梁启超：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选集》第793页。
⑦乐正等《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高潮的兴起》，转引自丁伟志、陈崧：
《中西体用之间》，第217页。
坠，而新学亦并无此昌明。
”①所以，梁主张在新学体制下的学校里，用以教育青年的“新学”理应注重两点：
“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②“新学”即所谓“适应新潮的国学”，清楚无误地表明了“新学”的民族定位。
客观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表明，近代新学本质上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同时也是根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创造；是在汲取西学的同时，对于中国旧学改造的历史成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学自身运行的方向和轨迹，由传统走向了近代，并使之通过接纳新知扬弃旧学而获得了新生。
二历史轨迹与基本内容
“即中即西”的近代新学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因为人们学识和知识背景的不同、因为人们认知程度的不断变化，人们所建构的新学体系及其内容也有所不同。
在洋务时期，“新学”建构已经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但这时的“新学”基本是以西学中的“格致之学”与中学中的“实学”相结合来设定的。
《格致书院课艺》收录的《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试卷，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新学”水平：
中国不能与各大国抗衡者，何哉？
格致之学不行也。
欲求富强，必先格致……欲广行格致，非广设艺学不为功，欲劝学艺学，非酌与进取之方不为动。
中国十八省一千三百余县治，各县至少当有一艺学馆。
③
设想中的新式“艺学馆”的知识系统由中西二部分构成，即“当分实学艺学两途，敦请中外名师，分途督教，实学以经史为本（中学----作者注），更备经济奏议各书数十种，以植其体。
艺学以算学为本，更备上海制造局所译西书图籍及各西士所译各书，以达其用。
”④此时的新学架构十分粗疏，大体是以中国经世之学的“实学”与西学中的格致工艺类“实学”相结合而成。
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陈虬的《经世博议》中，他说：
“今所学皆非所用，宜一切罢去，改设五科：
曰艺学科：
曰射、曰算，射取中的，算试九章。
曰西学科，分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方言学六门，试以图说翻译。
曰国学科，颁大清会典、六部则例，皇三通、试以疏判。
曰史学科，取御批《通鉴集览》，当另刊皇朝新史，
①②《学校读经问题》，《梁启超选集》，第884,882页。
③④《格致书院课艺》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太仓宝山县学附生瞿即来卷。
颁行学官，试以策论。
曰古学科，经则五经、周礼、语、孟八经，子则管、孙、墨、商、吕氏五家，试以墨义。
”所谓“士皆全材，治平之道，基此矣。
”①
以“新学”先锋而标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梁启超，政治立场上同属一派，且又有师生相承之关系，但他们新学体系的内容也不尽一致。
梁启超主持的时务学堂以宣扬康有为的公羊学说和孔子改制学说为主，以宣传西学中的民权、议院之学为辅，但其新学体系的构架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其学旨分为十目，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然后在其详细的功课章程中，确定了它的新学知识结构：
本学堂所设之学，分为两种：
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
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
……溥通学之条目有四：
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
……专门之学有三：
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
……凡出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既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仍一律并习。
②
因此，从时务学堂的体系和长兴学记的体系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康、梁新学内容上的区别，如下表：
③
┌经学────┐┌──┐
│诸子学───┴┬─┤中学├─┐┌─┐
┌溥通学┤公理学────┼┐└┬─┘││新│
│├中外史志───┼┼─┤├┤│
时务学堂之体系┤└格算诸学──┐│└┬┴─┐│││
│└┼─┤西学├─┘│学│
│┌公法学────┼─┴┬─┘││
└专门学┤掌故学────┘│└─┘
└格算学───────┘
①《治平通议》，《戊戌变法》一，第220_221页。
②参见谢国桢：
《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
③据《时务学堂学约》和《长兴学记》编制。
┌孔学────────┐┌─┐
│佛学────────┼─┤中│┌─┐
│周秦诸子学─────┤│学├┤│
┌义理之学┤宋明学──────┬┘│││新│
│└泰西哲学─────┼┐└┬┘││
│┌中国经学史学───┤│┌─┘││
│考据之学┤万国史学─┐│││┌─┐│学│
││地理学──┤││││西│││
长兴学记之体系┤│数学───┼───┼┼┼┤├┤│
│└格致学──┤││││学│└─┘
│┌政治原理学┘│││││
│经世之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政治应用学┬───┼┤
│└群学───┘││
│││
│┌中国词章学────┘│
└文字之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
当然，康、梁的新学内容在戊戌政变后有所变化，但是，除了具体内容的调整外，其宗旨和结构体系却仍一以贯之。
1925年，康有为曾创办天游学院，“揭橥之宗旨，乃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之用。
其学制采书院制，致师弟之亲。
兼采学校制，分科教授。
”①在学院本科设置上仍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学四科，具体内容为：
②
义理：
孔学、周秦诸子、宋明理学；
考据：
中国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
经世：
政治原理、宪法、财政、教育；
文学：
散文、诗、词曲、书、画、日文、英文。
与长兴学记新学结构相比，可以说只有个别内容上的调整，其所坚持的“新学”──────────
①蒋梦麟：
《追忆天游学院》，夏晓虹编：
《学者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论1997年版第459页。
②刘海粟：
《忆康有为先生》，同上，第378页。
体系仍然是“合中西成新体者”，①新学体系结构和主体内容没有变化。
民国时期的梁启超，更多地奔波于动荡不已的政界，没有留下可以体现其完整学术文化体系的材料，但通过他不断的讲学活动仍能说明他最基本的学术文化特征也无太大变化。
据周传儒回忆说：
学术渊源同出于乾嘉之学，后改治新学的梁启超，为学侧重于“经世致用一面”，所持仍为融合中西，会通古今之大端：
“学识渊博，会通今古，贯串百家，既汪洋若千顷之波，莫测涯，……。
”“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
”②
康、梁“新学”内容的知识架构和学科分类几乎完全不同，康有为更多地以中学传统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和文字之学的分类来确立其体系，梁启超则以全新的分类即溥通之学和专门之学来统摄其学科。
不过，宏观架构的不同并不影响其新学体系内在结构上的相同性，即在具体的学科内容上，都体现了融通中西的精神，在二级学科上是不分中西的。
张之洞在书院改造和新学堂建立过程中，所坚持的“新学”体系是“其能容纳西学，仍尊故训，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
③但是，张之洞早期的新学是洋务五学与“经学史学”的结合，戊戌政变后的新学则是以中学之纲常伦理与西学之西史、西艺、西政的合而为一，虽同为新学，但其中对于中西之学的侧重点却明显不同。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时期的以学制改革为目标，以引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四书五经为教化之本的“新学”，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学制和张之洞新学体系的实践经验。
传统的儒学被纳入新学体制中，并与西学共同构成新学的基本内容，“新政每一项改革最终都是构建并解释儒学自身的部分学说。
”④晚清《大学堂章程》第一章题为《全学纲领》，前三节主要说明的就是“中学”的地位问题，并认为确立“中学之体”的这一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之外，尤重德
①刘海粟：
《忆康有为先生》，夏晓虹编：
《学者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②《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夏晓虹编：
《追忆梁超超》，第385_387页。
③谢国桢：
《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
④DouglasR.Reynolds,China,1898-1912:
TheXinzhengRevolutionandJapan,HarvardUniversity,1993年，p144.
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
”①所以，学堂体制下的“新学”教育中“对儒家价值的重视是无处不在的，其要点与日本不相伯仲。
”②
近代“新学”体系和内容上的不同，足以说明它与西学本质上的差别在于：
西学只是对于外来学术文化的引入过程，虽然对它的认识也有程度之不同，但它的基本内容和知识构成却并无太大差别；新学却是立足于中学兼取西学的学术文化创造过程，其基本内容和知识构成常常因人因时而有所不同。
所以时人记述20世纪的“新学”状况说：
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
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曰新学新学。
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实，于意之何。
于是联袂城市，徜徉以求其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
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
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
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
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
③
因此，新学其实是远比西学更难以界定的正在成长中的一个新的学术类型。
当然，如果超越“新学”体系创造中的个性特征，从中西学术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上着眼的话，近代“新学”内容的发展及其中西之学、新旧之学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随时势而变化的动态过程。
这一过程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以师夷长技”为发展方向，试图将中学的经世之学与西方的“技艺”相结合，形成“实用”之学。
在此阶段，中西之间以冲突为主，社会对于西学持普遍的冷漠态度。
洋务运动为第二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通过“西技”而深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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