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个人特征制度特征与企业业绩关系研究开题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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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个人特征制度特征与企业业绩关系研究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论文题目：
CFO个人特征、制度特征与企业业绩关系研究
所在学院商学院
学科、专业财务管理
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职称
说明
一、开题报告包括文献综述和选题报告两部分
（一）文献综述（2500－3500字）
1、本课题来源（国家级项目，部、委级项目，省、市、区级项目，学校级项目和自选项目等）及项目名称。
2、本课题所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和近期学术发展前沿等情况的分析。
3、前人在本课题所研究领域内取得的主要成果。
（二）选题报告（2500－3500字）
1、本课题的目的、意义及学术和应用价值，选题的主要依据和可行性。
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3、本课题预期达到的结果。
4、本课题拟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5、本课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工作方法，所需的实验条件和经费预算。
6、本课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二、论文工作计划包括文献选读、科研调查、开题报告、研究方法、实验阶段、理论分析、文字总结等各项工作阶段的进度计划。
三、本报告要求填写清晰、表述准确。
四、开题报告中文字的字体均用宋体五号字，参考文献的书写按照《北京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执行。
五、开题报告会在学院范围内以答辩的方式公开进行，各硕士点要成立由3－5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的评议小组，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考核，考核成绩分为优、良、中、差4级，考核成绩由评议小组集体产生，组长需当场向研究生公布考核成绩和专家意见。
考核成绩为“优、良、中”的研究生可开展后续论文撰写工作。
六、考核成绩为“差”的研究生，须在导师和学院同意的基础上提交“重新开题申请”，在开题结束后的1个月内由学院重新组织开题报告会，考核通过后方可开展后续论文撰写工作，仍未通过者不得申请硕士学位。
七、开题报告会结束后，本报告由学院留存，考核成绩报研究生部备案。
文献综述
（1）CFO个人特征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有关CFO个人特征与经济后果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两个分支，一个方向是CFO个人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
另一方面则是CFO个人特征与企业业绩相关关系的研究。
本文从如下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文献综述。
在CFO个人特征与盈余质量相关关系的研究中。
尹彩霞（2010）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中男性CFO更容易进行财务舞弊。
年龄越大的CFO越容易舞弊；在知识背景方面CFO的教育背景与CFO职称变量与财务舞弊的可能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知识背景越殷实的CFO其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但常莹（2012）的研究却表明，CFO年龄越大越有利于提高盈余质量。
但对于CFO性别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则与尹彩霞（2010）一致，男性CFO与盈余质量负相关，CFO的学历和任职期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与之结论相同。
刘伟霞（2010）关于CFO个人特征与盈余质量的研究结论与常莹（2012）基本一致。
CFO个人特征与企业业绩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富。
周泳宏、张晓峰（2010）从CFO知识背景的视角，通过工作经历与教育背景两个维度来对CFO的知识背景进行程度描述，以CFO更替为研究切入点，比较前后两届CFO因知识背景不同而对企业业绩产生的不同的影响。
研究结论认为随着CFO职能的战略性转变，不断提升CFO们的综合性知识背景，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
王进朝（2010）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与新任CFO教育背景、职称正相关，且对样本做描述性统计检验时指出对于我国新任的CFO来看，倾向于高学历和高职称的占16%。
王萌（2012）对CFO的多项特征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发现，CFO的年龄、任职时间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CFO的受教育水平及专业的职称和专业认证情况与企业业绩也呈正相关关系。
同样取得相同研究结论的学者有何福田（2008），何福田、何福英（2009），李晨晨、徐峰林等（2011）等。
国外对于CFO个人特征对于企业业绩影响的研究中，BaruaandLewis（2010）对2004、2005年的2622个观测值进行检验后发现，CFO为女性的公司的应计质量普遍好于CFO为男性的公司。
此外，更广义的性别差异研究还有PowellandAnsic（1997），他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在无论是熟悉的或是摸棱两可的事物中更容易规避风险，尤其是在财务决策方面。
BarberandOdean（2001）、Hansemark（2003）、FehrandDudaetal.（2006）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AierandJosaph（2005）对CFO专业特长与教育背景刻画CFO财务专长，其研究结论表明对于那些有着较多经验与高学历背景的CFO而言，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小。
（2）我国CFO制度问题相关研究回顾
CFO制度起源于西方且近年来已经越发发展成熟。
但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CFO制度的建设进程相当缓慢。
在这方面有关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西方CFO制度的对比研究。
首先在CFO的性质和作用方面便存在着诸多不同。
邹华（2004）、吴江龙（2011）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西方CFO的性质更倾向于是CEO的合作伙伴，CFO拥有着相对较大的实权。
而在我国，可以与西方CFO相提并论的企业财务最高管理人员的权限远没有西方企业中CFO的权限更大。
何福田（2008）从CFO在公司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入手，研究了我过CFO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作用发挥的短板。
他认为首先我国CFO的委派主体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从制度层面上对CFO职责的履行没有基本的保障。
其次，我国CFO的战略支持作用非常弱，CFO在董事会中“没有未”、“排末位”的尴尬处境不利于CFO发挥自身专长行使战略支持作用。
其次在CFO的职能作用方面，中西方企业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盛明泉和宋成（2012）对我国CFO制度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比发现。
我国CFO的职能转变步伐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CFO的主要职能已经转变为战略支持，而我国虽然进入决策层CFO的比例提高，但拥有真正意义上决策参与权的还是少之又少。
同样，杨晓华（2007）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3）我国CFO制度特征与经济后果研究回顾
鉴于我国CFO制度与西方企业制度完善度上的较大差异，我国CFO制度特征对于我国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也呈现出体制因素下特有的特点。
杜胜利和周琪（2009）研究了CFO进入董事会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进入董事会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
他们认为原因主要是一半以上的CFO样本是没有行政职务的董事或没有会计背景的副总兼任，有其名而无其实，无法对业绩起到一定的正向影响。
刘伟霞（2010）则从CFO在公司内部兼职的数目及CFO是否进入高管执行层、担任董事等制度特征层面研究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CFO在公司内兼职越多越容易使自身利益倾向于与公司一致从而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但如果CFO进入董事会和高管执行层可能会利用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通过不对称信息进行会计信息操纵，从而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
尹彩霞（2010）的研究发现CFO的股权激励与财务舞弊呈现负相关关系。
同时她的研究也表明，从CFO的任职来源角度来看，内部提升的CFO更容易授意于CEO而进行财务信息操纵，从而与财务舞弊行为正相关。
吴江龙（2011）对CFO的制度特征进行研究时，着重选择CFO是否是董事及CFO在高管团队中的排位作为衡量变量进行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和对企业业绩影响的相关关系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上市公司CFO是董事更有利于发挥战略支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业绩。
CFO的排名越靠前越有利于发挥战略支持作用，从而提升企业业绩。
李振华、冯琼诗和林大庞（2012）研究了CFO股权激励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CFO权益薪酬占总薪酬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的资产净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均在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后显著提高，表明CFO股权激励具有正向公司治理效应。
林大庞和苏冬蔚（2012）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比较CFO与CEO在股权激励制度下，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
研究结果表明，尚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CFO的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城负相关关系，而实施股权激励后负相关关系变弱，这表明非正式实施的股权激励，CFO持股会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
（1）因CFO个人特征表现在诸多方面，大部分学者进行了分散研究，而将CFO个人特征的多个方面进行整合，提出一个较为综合的衡量方式的研究非常少见。
（2）我国的CFO制度有着深刻的体制影响烙印，无法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直接借用和照搬。
CFO制度的不完善性已经被多数学者认识到，但对于制度完善的建议则各家所言不一。
（3）在对CFO制度特征与经济后果的研究中，企业业绩相关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
且多数学者将制度特征与CFO个人特征进行平行分析，实际上，制度特征作为外部变量，其可能会通过CFO个人的内部因素发挥作用从而影响经济后果，因此本文试图将制度特征与制度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交互项引入研究模型中进行实证探讨。
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从内外因两个维度，专门针对CFO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意图从对CFO个人特征及制度特征两个角度研究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为CFO制度良性发展提供建议。
选题报告（选题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或技术路线；研究方案等）
（1）选题目的和意义
现代企业理论表明，企业是各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总和（邓春华，2003）。
而公司治理则讨论，在委托代理链条上的企业中，出资者应如何保证收回其投资并得到相关回报（LLSV，2000）。
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龚宇娇和冯巧根，2012）。
CFO是公司财务系统的关键负责人，因而CFO理应在公司财务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理论角度来看，CFO（ChiefFinancialOfficer）制度产生于西方，其最初的建立目的是通过所有者向企业委派CFO，监督经营者的运作，以期有效避免内部人控制，保护所有者的利益（何福田，2008）。
从该角度出发，他是解决所有者有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的一种方式。
西方对于CFO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较为透彻，而在我国，因存在一定的体制差距，到目前为止我国的CFO制度建设依旧并不完善，在学术领域的研究开始时间也不长（吴江龙和朱学义，2011），仍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代理理论的视角看来，西方CFO制度的建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经营者的过度代理行为，对经营者形成一定的监督与牵制作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企业业绩。
进而CFO的制度建设问题研究也有利于扩充公司治理理论。
李维安（2001）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制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
促进科学决策。
也即无论CFO制度建设的出发点是监督还是制衡，其最终落脚点都应集中到促进科学决策，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上来。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高阶梯队理论的不断发展，不管是高官团队还是对企业业绩最具影响力的CEO，他们的个人特质都被纳入到影响企业业绩的变量范畴当中来，对CFO的个人特质研究有利于扩充该理论。
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获得财务收益，而CFO无疑又是企业财务信息的最高集控者，其自身的业务属性决定了其在企业经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无论从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还是从高阶梯队理论角度看来，进行CFO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都会对上述理论实现一定的扩充。
目前有关CFO制度的研究，西方较为热门的多集中在CEO与CFO影响能力的对比上。
如Benmelech，KandelandVeronesi（2010），Philippon（2009），McNicholsandStubben（2008）等，他们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研究了CEO与CFO对于公司股价风险的对比影响作用。
ChavaandPurnanandam（2010）、Jiangetal.（2010）、IndjejikianandMatejka（2009）等，则研究了CEO与CFO的股权激励对其各自盈余管理倾向度的对比。
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CFO的个人特征、更替、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方面，如刘伟霞和臧秀清（2010），王霞、薛跃和于学强（2011），杨俊和张信东（2012）。
但在CFO职能发挥影响公司治理效率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CFO与CEO的配比研究方面还十分薄弱。
实际上，在我国的体制背景下，CFO制度自身的完善程度存在严重缺陷，从产生时间及发展程度上来看都无法与CEO制度的完善度同日而语。
因此在我国进行CFO与CEO对于企业业绩或盈余管理的对比效应的研究并不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但是对于CFO个人特征及CFO制度建设相关问题，CFO影响企业业绩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则是一个较为新颖且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问题，它对于完善我国现阶段CFO制度建设更具有理论价值。
从实务角度而言，萨班斯法案（2002）的颁布源于人们对CFO在财务舞弊中应发挥的监督作用的期待，制度建设的初衷与CFO在实务中作用发挥之间的差距，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其完善措施的热情。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实务界已经意识到对CFO制度潜力挖掘的重要性，且正在酝酿着CFO制度的变革（首都经贸大学CFO制度课题研究组，2012），西方企业发展过程中CFO制度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会逐渐体现在我国企业当中。
因而在我国，完善CFO制度建设的研究同样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从制度层面而言，有关我国CFO制度与西方企业存在的差距，众多学者已经给出了相对较为全面的对比分析（如邹华（2004）、王雅敏（2008）、盛明泉和宋成（2012）等）。
我国目前尚处的转轨制经济体制下，从政企分开到股权分置改革，我国企业一直走在更加更完善的市场化之路上。
然而我国企业在不断市场化地进程中，相关制度建设一直稍显落后。
李嘉诚曾说过：
兵马未动，制度先行。
宏观到国家法制体系改革，微观到企业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制度的建设完善无疑既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顺利进行的保证。
单从目前我国甚至没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统一的CFO称谓（杜胜利和周琪（2009））便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CFO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另外我国国有企业第一财务负责人的任命，不同省属企业也存在较大制度差异，如《浙江省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委派制试行办法》实行的是总会计师与财务总监并行的“双轨制”。
而《上海市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规定》则要求委派财务总监的单位不再设置总会计师职位。
在财务总监的应发挥的职能作用方面，不同的省份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何福田，2008）。
制度规定的差异引起了学者对CFO制度特征对经济后果影响的研究热情，从而利用研究成果探索较佳的制度模式，进而推进我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理论和实践价值与意义：
第一：
拓展了对现有CFO制度研究的视角，引入“制度特征”概念，从CFO制度特征中选择是否进入董事会与CFO排名情况作为制度特征的替代研究变量，着重探讨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
第二：
丰富了对代理成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
将研究视角由对CEO和整个高管团队的聚焦进行了适当的扩充。
第三：
本研究补充了现有CFO个人特质对企业业绩影响研究的单一性，将CFO制度特征引入研究模型形成与CFO个人特质变量的交叉项，进而在内（个人特征）、外（制度特征）因两个角度对CFO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进行全面研究。
第四：
在实践方面，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转轨过程中制度建设和改进提供了实证支撑。
推动了目前需求日益迫切的CFO制度改革。
（二）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CFO个人特征、制度特征对与企业业绩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
首先，模仿CEO的研究范式，对CFO个人特征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做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前人对于CEO综合能力衡量的方式，构建CFO个人综合能力指数，比以往CFO个人能力研究中对CFO个人特质的分散研究更具有综合性。
其次，以“CFO能否进入董事会”和“CFO与CEO之间层级差”作为衡量CFO制度特征的替代变量，构建模型过程中，将CFO制度特征变量与CFO制度特征变量和CFO个人特征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引入模型，从哲学理论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理论视角研究制度特征通过个人特征对企业业绩形成的影响。
（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1）本研究主要分为如下部分：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第2章：
文献回顾
2.1CFO个人特征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回顾
2.2我国CFO制度问题相关研究回顾
2.3我国CFO制度特征与经济后果研究回顾
第3章：
研究设计
3.1理论回顾与假设推导
3.2变量选取
3.3模型构建
第4章：
实证检验
4.1样本选取
4.2样本描述
第5章：
结论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5.1结论分析
5.2稳健性检验
第6章：
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6.1政策建议
6.2研究不足
（四）研究方案
（1）理论回归与假设推导
从企业运营目的上来说，任何职务的设置都是为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
CFO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承担着提升企业业绩的制度目的，另一方面，CFO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其个人特征也必然会对影响其自身职能作用的发挥程度，进而影响到企业业绩。
自Jensen和Meckling（1976）对代理成本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后来者通过各自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着委托代理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据前人多项研究成果均认为，在西方，CFO制度建设的初衷是为抑制CEO过度代理行为，形成对CEO的权力牵制，进而保证投资者权益（邹华（2004）、尹彩霞（2010）、杨俊（2012））。
CFO发挥该作用可利用的最基本的途径便是其自身职能效应的良好发挥。
国内外有关CFO职能定位的研究颇为广泛（如WilsonJimandErvinMichael（1996）强调CFO应该不断完善自身的战略支持角色。
Ehrenhalt和Ryan（2007）总结了CFO的四个角色：
管家、经营者、战略家和促进者。
曹建静（2005）、生育新（2009）等建议当代CFO应充分发挥战略管理者角色。
李蕊爱（2009）则强调了CFO的监控作用）。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CFO的财务监督与战略支持两个职能作用的认知方面，学者们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也即，CFO对于制度建设初衷的履行程度，可以通过其是否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职能权力，形成对企业业绩的正向影响的视角来衡量。
因而我们从财务监督和战略支持两项职能来探讨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财务监督的角度来看，CFO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一方面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的基本观点，企业高管的个人特质（阅历、价值观和个性等）规定着他们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分析倾向，也决定着他们的行为选择，进而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运营绩效（吴江龙，2011）。
因此CFO的财务监督行为的选择定然也会受其个人特征影响，从常理角度来说，个人能力越强应越有利于职能作用的发挥。
另一方面从代理理论角度而言，CFO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在企业经营存在着经营者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通过该项制度的建立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建立更完善的治理机制，从而降低代理成本保护所有者权益。
CFO财务专业知识的专长是保证该制度能够实现缓解财务信息不对称和制衡CEO等代理人的前提，因而CFO个人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其专业技能的发挥，进而越有利于对代理人财务舞弊行为的识别与监督。
对CEO代理行为的抑制一方面可以节约代理成本支出，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存在也有利于促进CEO及高管团队的努力工作，进而提升企业业绩。
从战略支持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根据高阶梯队理论，CFO个人能力越强越有利于职能作用的发挥，也即理应能够发挥更好的战略支持作用。
另一方面，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教育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
CFO的学历和职称的获得都是都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体现。
CFO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越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敢于适时进行重大战略决策，在结果上就会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吴江龙和朱学义，2011）。
同样，CFO的职称越高，往往体现为其在财务方面的专业技能更娴熟，工作经验更丰富，从而更有利于提供高质量的战略决策建议。
因而CFO受教育水平越高和职称级别越高，则越能充分体现CFO的人力资本沉淀，越深厚的资本优势越有利于自身职能作用的发挥，实现制衡和增进企业业绩的目的。
综上所述，本文从财务监督和战略支持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了CFO个人能力与企业业绩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文将借鉴Finkelstein（1992）对于CEO能力界定的基本方式，从组织能力、所有权能力、专家能力和声望能力四个维度构建CFO综合能力指数，而非检验逐个个人特征变量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CFO综合能力指数越高，企业业绩越好。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和外因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假设一的提出，立足于CFO个人特征这一内因角度。
从哲学视角看来，也必然存在着影响CFO个人能力发挥的外因作用。
影响CFO个人能力发挥的外因很多，但本文认为就目前我国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进展来看，制度特征这一外因对CFO个人能力的发挥作用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衡量制度特征的变量名目繁多，本文选择能够体现CFO权力大小的“是否是董事”及“与CEO之间权力距离”两个维度，组成“制度特征”变量，即影响CFO个人能力发挥的外因衡量变量。
董事会是企业最高决策机构，这已经理论与实务界的共识（吴江龙，2011）。
进入董事会则意味着拥有一定的决策或建议权，从抑制高管层过度代理行为的初衷出发，虽然进入董事会却只拥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的CFO不乏其人（尹彩霞，2010），但反观之未进入董事会则可能定无发言权，便更无所谓制衡作用的发挥和对决策制定的影响了。
杜胜利和赵柳婷（2005）及何福田（2008）都证实了CFO能否进入董事会其实是由CFO个人的地位决定的。
因而从侧面反应出能够进入董事会的CFO在企业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常年的声誉积累为其获得较高的个人地位，进而可能意味着这类CFO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从制衡的角度来看其可能拥有更强的对话权，从建言献策的角度来看，这类CFO的建议往往“更有分量”，因其较高的个人地位与较强的个人专业素养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联系，从而更有利于做出正确的专业决策。
因此从监督和建议两方面都说明进入董事会更有利于发挥CFO对于企业业绩的积极影响。
从权力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在组织行为学中，权力被定义为一个人用以影响另一个人的能力，而这种影响使被影响人做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Stephen·P·Robbins，1996）。
进入了董事会的CFO拥有了一定的决策建议权，则意味着他会比未进入董事会的CFO更有影响决策的能力。
而且在大部分企业的CFO并不是董事会成员的我国CFO制度现状面前（尹彩霞和白秀英（2010）、刘伟霞和臧秀清（2010）等），能够进入董事会获取影响决策的权力本身就会对CFO形成正向的激励作用，进而更有利于其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进而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
因而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
CFO能够进入董事会，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
根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2006年出版的《中国CFO能力框架》研究报告来看，目前我国CFO普遍处于地位和权力的尴尬境地，我国CFO在地位上远未成为CEO的合作伙伴，在战略参与中大部分仅限于财务战略的参与。
因而有学者将我国CFO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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