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伍子胥看职业经理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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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伍子胥看职业经理人

从伍子胥看职业经理人

伍子胥是我老家唯一一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比同作为楚国人的屈原取得的历史成就也高出许多。

但是，他的历史形象似乎并没有屈原那么高风亮节，连死法也有不同：

屈原被放归乡野，眼见前途成空，乃负石沉江而亡。

因其高志，其亡日被定为中华民族的端午节。

屈原之前，介子推背着母亲归隐山野，被用人方焚死后，其亡日被定为寒食清明节。

此二位，是古来仅有的因高尚志节被列入民俗节日予以传诵的普通人物。

　　伍子胥帮阖闾成名，而被其子夫差合伯嚭谗言最终赐剑自裁，尔后更被吴王分尸。

原因不过是因为做了一行一言两件重大“错事”：

一是“行错”，引狼入室，举荐了同为楚国老乡的伯嚭，谁料“老乡对老乡，背后来一枪”；二是“言错”，明知老板好色喜馋，偏执意谏言，临死仍呼：

“天乎，天乎！

昔先王不欲立汝，赖吾力争，汝得嗣位。

吾为汝破楚败越，威加诸侯。

今汝不用吾言，反赐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稷矣！

”至死也未尝不领受了类同“鞭尸”之恶：

恼羞成怒的夫差往视其尸，数之曰：

“胥，汝一死之后，尚何知哉？

”乃自断其头，置于盘门城楼之上。

取其尸，盛以鸱夷之器，使人载去，投于江中，谓曰：

“日月炙汝骨，鱼鳖食汝肉，汝？

骨变形灰，复何所见？

”

　　很多知道伍子胥的人都记得他掘湖寻王墓并鞭尸三百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一位有仇必报和矢志不移的褊狭之人。

但是，楚地人并不这样认为，今时今日仍有谚语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其实这都是小看了伍子胥。

许多人都忘记了伍子胥作为一位卓越人物的远大抱负，以及为实现理想的忍辱负重和兼容并蓄，更加不懂得他善于荐举人才和举人不疑的博大胸怀。

　　每思及此，抚历史长卷而抑郁，不免心中戚戚，凡人间之事，多有不测。

那万般壮志，顿时亦似觉行尸走肉。

　　不过，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人与事的成败呢？

翻阅历史，比较绝大多数人物与事件，我们必须得承认：

大概只有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这两者才是决定因素。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否出现楚平王、伍子胥、阖闾、夫差等人，历史依旧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行。

所以，尽管阖闾养专诸以杀王僚，其实也不能改变吴国攻伐楚国的战略路径。

虽楚平王娶媳放逐世子、诛杀伍奢父子，激发了伍子胥报仇雪恨的长期努力，其实这些未尝不只是深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作为社会大矛盾的典型范例，是无法超越“天道”的。

　　一说“天道”

　　所谓“天道”，即为事物在社会中发展的根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什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正所谓“弱肉强食”、“此消彼长”。

仇恨与恩情、无道和义理，都是以种种充分融合的形式统一于那个精彩纷呈的险恶时代。

　　诚如清人蔡元放短短数句话：

“列国之事，是古今第一个奇局，亦是天地间第一变局。

世界之乱，已乱到极处，却越乱越有精神。

”可以说，当时之乱，大抵只有二战可以与之比恶了。

其中，从数百个国家，到七国争雄，再到秦兼并天下，共计549年间。

很多人说到这，不免发出惊叹，以为是赢政之巨大功勋。

但是，殊不知这漫长的战争黑夜，其实都是处在周朝大一统的政治版图之中。

尽管周朝早已名存实亡，但按国人道德价值观，也是无人敢说周朝不是名义上的政治统帅的。

可见，赢政不过是获得了实际上的控制权而已。

　　不过，我们还必须懂得：

赢政之秦朝封建皇权的建立，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政权性质，并非开辟了新的社会，仍旧是不可能超越“天道”。

正因为此，秦国终无法得以延续，天下迅即进入又一轮的战争状态。

　　可见，“弱肉强食”与“此消彼长”确实构成了人类社会本质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天道”。

其他的事物，以及人类自己，不过只是体现这一规律的载体而已：

一人历史，一人规律；万人历史，社会规律。

所以，我才说：

“历史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有时间与形式。

”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缘于人处于现实竞争中必须张扬本性之“恶”，其次缘于人对未来和子孙的生活充满期望的“善”。

这一恶一善，即形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弱肉强食”与“此消彼长”。

　　这和自由市场经济规律是相同的，不过是略有形式上的差异。

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合乎市场游戏规则，国家之间的竞争必须合乎社会发展规律。

正是这一形式上的差异，方才相应地出现了现代企业的竞争策略和当时国家间的王霸之道。

有了这个大环境，其他都顺势而生了。

　　二说“天命”

　　一个在形式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应遵循的规则与强权的时代，你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好的机缘巧合，断然难以出人头地的；如果没有非凡的际遇和举事方的胸怀，断然不会有英雄聚会，能共创大业，且共享富贵的。

多少人朝穷夕贵而由贱而倨，又有多少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更演出了多少“农夫与蛇”的故事……其实，这种感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代人也未必脱得了这些劣根性。

　　为什么用“形式上”这个词呢？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超越本质上的限制：

你是人，你就只有百年之期；你是组织，你不进步就应有被替代的后果；你是国家，你就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幸福。

否则，你就是在悖逆“天道”，迟早要付出代价。

　　不过，既然“天道”是大环境，为什么历史人物和故事主人公总是被社会记住了呢？

这里就有个“天命”使然：

顺天道，循天命，自然就会产生影响力。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呢？

这好比一个渺小的声音被社会放大器放大了亿万倍，又或是你一根小小的导火索点燃了民众愤怒的巨型炸弹。

说到底，此非你个人能有所为的，你的仇恨或你的抱负能否生根发芽，那是土壤的原因，不是你一粒种子的力量。

所以说，希特勒的崛起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其个人煽动能力的充分表现，而是激发了整个民族的仇恨情绪，这一排出异己和报仇宿愿的民族情结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

　　可见，“天道”说的是大环境，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天命”讲的是情势，具有相对的或然性。

　　所不同的是，为什么是你点燃了社会发展的火炬？

为什么是你实施了国家前进的战略？

为什么是你领导改革了这家企业？

　　其实我们透过很多事物的表面即能找出本质的原因。

为什么伍子胥是伍奢之子？

为什么伍奢是楚国权臣？

为什么费无极能够得宠于楚平王？

为什么楚平王如此荒淫无道？

等等，如此一番大环境寻味之后；再来考察伍奢及其两个儿子的性格和品行，即可知有实力的伍子胥秉承“天命”的必然性了。

　　孔子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反过来即是“在其位，谋其政”。

否则，容易遭致人神共愤，好日子就难得长久，就容易招祸。

　　如果你和“天道”有了身份上的联系（如加入了某个圈子），一旦有了事件的激化（顺应时局的变化或策划某些活动），又合乎你的性格、品行和实力，也就是所谓的“顺天应命”了。

这一点，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正所谓“人不能同命斗”，没有“天命”的前述三个核心条件，你的努力就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我有位研究生同学总是说：

“我有老乡在深圳当副行长很多年了，但至今还是总讲：

穷人的儿子不要学管理。

”尽管古代也总有人不服输地说“将相本无种”，但到底是脱不出“天命”的，除非你赶上了好的“天道”，超越将相做了老板；否则，没“种”的将相，如果不功成身退，必将领受悲惨结局。

　　三说“天运”

　　除“天命”外，即便到了今天，也仍旧是没有人能斗得过“天运”的。

尽管“天运”联系于“天道”这个大环境，但再不佳的恶劣环境，也总有许多走“狗屎运”的人。

事物的发展，必需和“天命”联系起来；但有的时候，就某些人或事而言，“天命”不仅不制约他们的“天运”，反而是很好的机缘。

可能有些人认为，这些说起来或许具有偶然性。

但殊不知，其间也有着必然的规律：

你只能走在自己特有的轨迹上，无论你如何折腾，最终你都得走上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而且，这条路上在适合你的同时，也对你产生限制，仍旧都是你无法改变的……

　　伍子胥为什么只选择去了吴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这好比，管仲最后还是要“背主”归降了齐桓公，这是为什么呢？

　　伍子胥并不例外，除了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外，他处在吴楚战争连年不断的历史时期。

他之所以要远奔东方吴国，而不是北逃至秦晋呢？

这当然是有大环境原因的，吴楚战争一般都是由吴国发起的，吴国君王在夫差之前，都是具有战国称霸的远大抱负的；而楚国当时的富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价值观：

不思进取的守业和骄奢淫逸的生活。

　　伍子胥尽管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通过这条路既实现了个人抱负，也成就了高级职业经理人的业绩。

但是，他也注定受到这条路的制约和限制，直到悲惨死去，也没有预先看清自己真实的命运。

从私人的角度比较，他远没有管仲“命”好！

　　今天的人们可能都或多或少地认同一点：

吴越之地好利。

既是“好利”，必因“贪欲”而“忘义”。

此是不变的人之本性。

“好利”并非是简单的说法，“好利”必有“利生处”，自然也就有了“贪生处”。

“利生处”即是指生产“利”的地方，正道譬如兴农业或办工厂，反道譬如战争掠夺或鸡鸣狗盗等等；“贪生处”即是指生活方面存在“贪”的缺陷，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狡兔尽走狗烹”等等，当然也是包括“贪生”则“怕死”的。

　　如果说阖闾仅为一己之私利的话，那么，伍子胥荐举人才就有助纣为虐和报私仇之嫌。

荐举专诸刺杀当时国君，而让阖闾即位；荐举孙武侵略祖国，而报杀父之仇；荐举要离卧底杀庆忌，帮助阖闾排除异己……但是，前面讲过，吴楚之战是“天道”使然，战争并不因某个人或一些人而可以逆转，这说明当时事物的矛盾已经处于弦上，吴不败楚，楚也必败于其他国家。

既然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也就是说，伍子胥凡此多种举动并不能影响其帮助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此其为社会之“天运”。

　　不过，我们更要了解个人的“天运”如何。

　　说伍子胥，必要说另外三个人：

　　一是阖闾。

此君并非善类，但总有大量高志。

初时，伍子胥被荐举至王僚，他左右瞎说，弄得伍子胥到底不被重用，但他瞎说是为深谋远虑之私故：

他要倚重伍子胥。

他确实是有眼光的，伍子胥出谋划策，荐举人才，帮助他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计划。

但他到底不是善类，不仅时常心存疑虑，攻打楚国，不敢全信伍子胥这些外国人，但伍子胥果真是专事之才，及时举荐了吴国人孙武；楚国功败垂成之后，他居然带头组织和纵使部下宣淫楚宫女属，更不听孙武谏言，合着伍子胥毁灭楚国宗庙，任由伍子胥掘墓鞭尸；后更有因骄纵女儿拒食“残羹”自杀后，他竟借掘地道之名坑杀民众行殉葬之实……难道不就直接说明，日后楚国必有申包胥借兵复国，阖闾也遭其子如楚的殊途同归吗？

！

　　二是伯嚭。

此君也是有才能之人，但胸怀狭窄，自私贪婪。

正所谓：

有能力的人，德行高，则造福更多人；有能力的人，德行差，则致祸于社会。

且听书说：

伯嚭出奔在外，闻伍员已显用于吴，乃奔吴，先谒伍员。

员与之相对而泣，遂引见阖闾。

大夫被离私问于伍员曰：

“子何见而信嚭乎？

”员曰：

“吾之怨正与嚭同，谚云：

‘同疾相怜，同忧相救。

’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因复俱流。

子何怪焉？

”被离曰：

“子见其外，未见其内也。

吾观嚭之为人，鹰视虎步，其性贪佞，专功而擅杀，不可亲近。

若重用之，必为子累。

”伍员不以为然，遂与伯嚭俱事吴王。

后人论被离既识伍员之贤，又识伯嚭之佞，真神相也。

员不信其言，岂非天哉？

　　三是夫差。

此君是个性情中人，除了无远大抱负，又偏偏是个耳朵根软的自负者。

其专宠西施，即是专任伯嚭；其放任勾践，即是放逐伍子胥。

偏偏时局未必清晰好辨，方有英雄末路。

比如说，伍子胥谏言不攻晋国，而吴偏胜；建言杀勾践，而吴王偏不听。

夫差愈是信任馋臣，竟和楚王一个德行，专宠又好色。

足见，夫差失国的缘由，未必是其父阖闾可以脱得干系的，其间隐含了所谓的一脉传承。

　　伍子胥身边的其他人呢？

其实也是良材辈出。

但囿于大局势中的一个打工仔，有时候想做点什么，除了不停提醒老板外，即便心知肚明，也未必能有所为。

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被离的警示之语不引起重视，日后酿成成为伍子胥自取灭亡的祸星。

当然，也可能是伍子胥对吴王用伯嚭也是无能为力的，吴王未必不是要找个人来牵制伍子胥。

　　但孙武曾对伍子胥讲过一句话，伍子胥却只是听取了表面的意思，没有见好就收，说不定可以安享晚年。

到底是没有善终，不能不深为憾之。

书说：

　　阖闾怒越之不同于伐楚，复谋伐越。

孙武谏曰：

“今年岁星在越，伐之不利！

”阖闾不听，遂伐越，败越兵于槜李，大掠而还。

孙武私谓伍员曰：

“四十年之后，越强而吴尽矣！

”伍员默记其言，此阖闾五年事也。

　　我们没有必要做事后诸葛，但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更要了解自身局限的首要问题就是个人经历：

人的过去，和人的出生一样，都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走好现在的和未来的每一步，同时对所有言行要敢于自作自受。

　　同样的，人有私权永远是不幸的。

可能很多人未必认同这个观点。

但古往今来，众多事件都证明了此语的深邃和永恒，是为“天道”诫言。

以“王道”行天下者，如吴王、楚王等等诸王，都兴亦“王道”、“败亦王道”；以才能或阴谋权倾朝野者，如伍子胥、费无极者等等诸官，都起于功名、终于功名。

　　这些，都无法脱离“天道”的轨迹。

　　但是，“天道”沧桑，“天步艰难”。

如终生追求规范管理的孔夫子，处于当时时局的大环境，亦不过“茫茫然如丧家之狗”……如伍子胥者，虽司马迁同情而批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但到底没有好下场。

其他如楚公子胜这样的人，虽有大耻，而无坚韧隐忍的品行和好的筹策，终难以有大作为，反误了卿卿性命，至今岂止万千！

　　即便如此，那些过往的帝王将相呢？

大多都是无法脱离“天道”规律的：

今天你家强、他家弱，明天你家弱、他家强；今天你是楚国亡国君，明天你是吴国丧邦人。

他们强弱成败的理由和表现，大致都是相同的。

　　功名的意义真的就有多大的价值？

就普通人的生活而言，不若老庄豁达，而达观书言于今生；斗过是非者，你不争做老板，就不如学习孙子归隐、范蠡泛舟，只有隐姓埋名和苟且度日，其余都是取祸之道……

　　“天道”方才说：

唯有危机才有变革，唯有变革才有良材，唯有成为老板才有良材的光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