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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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当时的形势是：
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战争的影响并有紧张的社会改革相伴随，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进行得比较顺利，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
以上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的工业化，并根据国内国际形势，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计划同落后、分散的个体农业，同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在我国相当大部分是来自农业，并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对粮、布和副食品的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
而我国个体农业的状况是：
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农民生活艰难，购买力很低；个体农业商品率低，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
这样落后的农业难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把个体农业改造成为集体农业以增加农业生产。
从体制上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当时，客观上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靠行政手段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就必须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成国家完全能够控制的、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组织。
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三大改造”同步进行，从而决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
当时形势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党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逐步加以解决。
在农村，土改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这使******人不能不去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任其自由发展，它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就必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时伏时起，阶级矛盾愈加尖锐。
资产阶级实施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消极作用，“五反”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突仍然日趋紧张。
”
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
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所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这时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已经发展成熟。
第一，我党这时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这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但是，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使这个没收同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过：
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对民族资本开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民经济恢复过程时期，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和消极作用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这些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也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对它们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已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的道路。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也已经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集体农庄）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为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以上表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那么，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第二，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有了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怎样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面，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找到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这样，党从总结经验中确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大和提高，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
在农业方面，我党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党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
第三，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国营经济，有了空前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依靠力量和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代表和保障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商业的批发营业额已占批发营业额总额的60%。
国营工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享有各种权力和福利，劳动热情高涨。
总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当时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经济成份的优越性，是一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生力量，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强大的因素。
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后，人民民主专政得到空前巩固，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高涨。
这一切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第四，从被改造的阶级对象来看，民族资产阶级上升性、革命性的一面和个体农民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一面，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广大群众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都为向社会主义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解放前，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吞食和美货倾销的冲击，濒临破产边缘。
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当时对于许多私营工商业来说，没有国家的扶植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接受******领导的一面，在经济上有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
同时由于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使私营工商业丧失了独立经营的能力。
这样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固然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也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约有60－70%的农民生产生活仍有困难，他们为了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否认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错误的。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
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使后期的改造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失误和不足。
这些失误并不是总路线带来的，而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失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几亿人口参与的大规模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存在着许多困难，因而工作中不可能十全十美，毫无差错的。
同时，由于我们党这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孩童时期，理论方面不成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存在着绝对化的信念。
又因为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受苏联经验影响很大，这种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任何党派都难以跨越的，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是不现实的。
应该看到，在几亿人口的大国，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方面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是在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是很难做到而确实做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
总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的光辉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页。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说，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这不是完满的科学的答复。
西欧资本主义初兴时，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合乎人类理性。
他们的善良愿望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西欧各国发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之而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使生产的结果造福于人类，并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但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优劣。
我们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
直到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14年终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历史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
在近代中国，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中国的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
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
近代机器工业（和轮船航运），最早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于中国，但那是外国资本，开始时为数还很少（后来在19世纪末年大大发展起来）。
60年代中国出现封建官僚控制下的主要供军事需要的工业。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60、70年代间开始出现私人资本的各种新式企业。
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已经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婴儿。
但这婴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艰难地成长着，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
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或主要基础之一），并且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关系。
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所以称为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为什么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表它的政治力量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呢？
在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这种新生力量在斗争中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
但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就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成了半殖民地。
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全世界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瓜分完毕。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沙皇俄国等欧洲诸国，加上北美洲的美国和在东方后起的日本。
它们把世界上几乎一切经济落后的地区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
从16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拓”的历史，是一部血和火的历史。
殖民者所到之处对落后的部落、民族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存条件，消灭殆尽；对于消灭不了的民族，就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
资本主义侵略者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他们向那里输入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保存和维护那里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在许多殖民地里，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对照特别鲜明。
只在殖民者居住的少数城市和地区中有“繁荣”和“文明”的景象，而广大地区笼罩在贫穷和黑暗中，人民受着重重的剥削和压迫。
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都处于极不发达的状况。
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向它们屈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深深地渗入中国。
它们强占中国沿海若干港湾，并在好些城市建立所谓“租界”，而且曾为如何“瓜分”中国而绞尽脑汁。
它们没有能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在中国广大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强大力量。
这种力量在早期虽然只是以幼稚的、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但已经使侵略者感到，直接统治这成亿的生灵是它们难以胜任的。
第二，如果由一国独占中国或几国“瓜分”中国，势必引起列强之间的激烈冲突。
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宁愿保持中国的原状，各自按照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益均沾，共同主宰中国的命运。
中国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已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
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掠夺的半殖民地。
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尝试用武力来独吞中国，结果遭到彻底的失败。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大失败。
其所以失败，基本上也就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⑴⑷）
外国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航运公司、银行等等，并不是要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是民族资本主义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除日本以外，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
在这次战争时期和战后一二年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欣欣向荣，被称为“黄金时期”。
但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重新向中国扩张势力，这个“黄金时期”迅速结束了。
这种情形更证明，没有民族的独立，中国资本主义是无法自由发展的。
在中国丧失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当然也谈不到按照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等。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又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
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是帝国主义所选中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从军事、财政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
当这些代理人中的这一个或这一批倒下去时，帝国主义就以另一个或另一批取而代之。
封建势力虽然腐朽落后，但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同买办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难以摧毁的堡垒。
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进步起来，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中国。
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
这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谁能完成这些任务？
如果有一个能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
他们深切感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苦，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提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资本主义化的纲领，并企图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这个纲领。
但他们迅速地失败了。
1905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更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
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的目的还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同盟会领导取得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
这次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所以是一个胜利。
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丝毫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削弱，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帝国主义所中意的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的手里。
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
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过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它们中许多是政客官僚的集团，旋生旋灭。
一些标榜无政府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或社团，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没有什么生命力。
除同盟会扩大改组成的国民党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较有影响的是以曾参加戊戌维新的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
梁启超和其他一些进步党人倾向于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反而依靠封建军阀势力。
进步党屡经改变自己的名称，终于成为一个只是在官场中朝秦暮楚、追逐名利的小集团。
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成立后，混入许多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
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国民党内部分裂，孙中山以其中一部分人建立中华革命党。
他们的力量很小。
没有能在反袁世凯斗争中起主导作用。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取消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重建中国国民党。
这个党虽然号称有许多党员，但成分庞杂，组织涣散，党员各行其是，直到1924年前这个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提不出足以动员广大人民的政治主张。
只是由于它有辛亥革命的历史业绩，其核心孙中山和他的少数同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谋求中国的进步，并且经几度挫折失败后，在广东勉强建立了一个与北方军阀政府对峙的政权，所以国民党这时仍不失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有进步性的一个重要力量。
1923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生气。
1924年1月，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此以前，从辛亥革命后的13年里，还从未举行过这样的大会。
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
国共合作的局面暂时还保持着。
因为有了国共合作，才有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兴起，才有了北伐战争，国民党才在全国人民中有了信誉与威望。
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如果能够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中国将如何！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出的纲领，主要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打倒军阀，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
实现这些纲领当然并不是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纲领中还有“节制资本”一项，就是说，中国将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少数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
但这也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半途而废。
1927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
国民党是依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成果，又是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而取得全国政权的。
这里不讨论国民党当政22年的全部政绩，只来答复一个问题：
国民党政权有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试以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一个十年（1927?
D1936）内的棉纺织工业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所以说这十年，因为1937年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其所以说棉纺织业，因为那时重工业根本谈不到（1933年钢产量只有3．5万吨），而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历来最称发达。
1927年全国纱锭数量是367．5万，1936年增到510．3万。
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有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中国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数由157．5万增加到235．6万，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42．9％提高到46．2％；中国商人的工厂拥有的纱锭数从209．9万增加到274．6万，只增加31％，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7．1％降到53．8％。
布机的情况大致相同。
1927年总台数是29788，1936年总台数是58439。
其中外国资本的台数由16329增加到32936，增加一倍有余，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4．8％提高到58．1％；华商数由13459增加到25503，增加约90％，而在总数中所占份额由45．2％降到41．9％。
（以上数字见1948年出版的《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第335?
D336页）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
“我国棉纺织业自民二十一年（1932）后，由于捐税繁重及花贵纱贱诸影响，深感无法支持。
迄民二十四年（1935）下半年，59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达24厂，而减工者复有14厂。
固不能以纱锭布机数量之增加为衡量该业兴衰之标准也”（见同上《纪念刊》第255页）。
这就是说，实际情况比上述数字还要糟得多。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
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内战。
国民党政权不但不能实现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而且不能实行它自己提出过的“二五减租”，因而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改变。
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
国民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不仅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也背叛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主张。
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
经过抗日战争和战后的时期，更加深了这种失望。
三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
那时共产党人曾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当前的任务。
但不久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
由于积极参加1925年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6万人。
1927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又使它大为缩小。
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在什么问题上发生分歧呢？
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
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时它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
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社会主义。
所以毛泽东说：
“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问题上”（《论联合政府》）。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日益成为首要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
这就促成了包括同意抗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毕竟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
由于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120多万人的大党。
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间（并有其他民主党派参加）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
可以说，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拒绝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说：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共产党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并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考虑过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成立怎样的国家的问题。
一方面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他以为不应该重走西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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