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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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

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

摘  要：

传统观点将高等教育定义为公共物品，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正是这种定性，导致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高等教育财政困难。

针对这种状况，本文通过对俱乐部物品、人力资本产权和居民承受能力的分析论证了高等教育私人付费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由此证明私人或私人机构承担全部费用的可行性，从而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

俱乐部物品 人力资本产权 私人付费

一、        高等教育的俱乐部物品性质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任何产出的接收者都应为其所获得的物品和劳务支付费用。

但市场效率依赖于产出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竞争性（rivalry），如果产出不具备相关性质，生产者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不能寄希望于市场提供足够的产出，教育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于是，传统观点将高等教育视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并要求公共部门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却往往导致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

鉴于此，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并非纯公共物品（pure public goods），也不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

纯粹意义的公共物品（Samuelson , 1954）具有以下特征：

①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

一旦某种物品或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则没有使用这种物品或服务的人不能被排除在使用这种物品或服务的效用之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效用是强加的。

②非竞争性（Non-rivalry）。

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额外的消费者提供的边际成本为零，每个人最有效率的消费单位是无穷大。

但是，纯公共物品几乎不存在。

所谓的公共物品都有其服务范围。

地区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s）不能对外地人服务，全国公共物品（National public goods）不会为外国人服务，特别是国防。

国防和公共服务等一直被当作公共物品的产出也具有竞争性，因为没有人可以同等得到。

边陲小镇和首都获得的国防不会相同，同一城市不同社区得到的警察保护也可能有差别。

即使像有线电视这样每个付费者都能欣赏相同节目的服务，亦受线路宽度的影响。

事实上，“设计这类非常狭窄的定义是为了说明，也许存在社会想要，但不能由自发的私人市场提供的一类活动”，只不过现实中大量的公共支出“都是能够排除一些人享用的、即能整体也能部分消费的、技术上可以付费才能消费的公共支出的重要类型”（Steiner&nbs p;,1977），高等教育即属于这种类型。

首先，高等教育具有排他性，存在排除学生获得服务的手段。

高等教育消费的非整体性，使其消费在技术上易于分割。

如同公共图书馆的大门可以向未付费者关闭（尽管对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能否从教育服务收益中排除其未付费者，而非从教室中排除未付费者），到目前为止，即使不通过收费手段，也有足够的方案屏蔽某个个体于高等教育之外，譬如分数、家庭出身、民族、宗教、性别、国籍。

笔者不排除未来社会教育发展变化的可能，但从人类已有历史看，高等教育具有足够的排他性。

当然，这种排他性并非严格排他，消费者要获得某种利益是比较容易的。

根据台伯特模型（Tiebout model），居民可依照对不同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偏好，“用脚投票”选择他们的社区。

对高等教育而言，者可自由选择城市和学区，以获取具有一定可替代性的教育服务。

其次，高等教育具有竞争性。

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由于信息获取差别、利益差别、偏好不同，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异的偏好次序和实现方式，而个人的偏好并不能事先观察和预测，因此按“不可能定理”（Arrow,1951）试图在任何条件下，从个人偏好次序中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认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帕雷托改进不能实现。

反映到教育领域，就是面对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一个学生获得的多了，另一个获得的就少。

如左图所示，当更多的人加入高等教育行列时，因规模经济的效益，边际服务成本MRC逐步下降，同时，边际拥挤成本MCC因日益拥挤而上升。

把边际拥挤成本和边际服务成本结合起来就得到右图下凹的边际成本曲线。

其下凹的原因是：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偏好不同，知识背景、接受能力的差异。

根据实际推断原理，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即使在相当规模的组织内，同质的个体也不会出现。

）所导致的教育资源对不同学生的低可替代性。

以课堂为例，课时固定而学生接受能力不同，按某一特定标准对所有学生授课就会造成损失。

班级规模越大,损失越多,因此有必要保持较小的规模。

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的调研数据显示，学生对1-10人的班级评价最高，对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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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教育系统内，有唯一的最优学生数量，一旦超过这一数量，新增的参与者就会对已有的参与这造成负效用，若要求同等效用，边际成本就会上升。

在右图中，随着人数增多，拥挤日益严重，就进入边际成本上升的BC段。

高等教育是重要社会资源，高质量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系统拥挤时，其更加稀缺。

当整个系统达到拥挤点 （point of congestion） ，边际成本无限上升，如座位坐满的教室不可能再为其他学生提供座位，这就须要新设一个班级，因此在原有MC线上又有一条新的MC线。

这一过程的重复也就意味着MC不断提高，当其达到极点时，系统崩溃，只有新建系统才能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因新增成本将平摊至学费中，导致学费升高，搭便车的可能性消失（free rider）。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者付费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务，而高校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排斥未付费者。

第二，高等教育服务存在拥挤现象，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第三，拥挤达到一定程度时，形成新的组织较有效率。

因此，笔者将高等教育定义为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 ），即排他性公共物品（excludable public goods）的一种。

在布坎南眼中，俱乐部是人们自愿形成的协会，其排除非会员不需要成本，会员间没有歧视，并由会员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

俱乐部中存在有效成员规模，同时最大化个人效用实现。

效用来自三个方面：

①物品或劳务的使用②分摊生产成本③享有会员资格，高等教育同样具有这些特点。

首先，高等教育服务一般由多人共同享用，私人单独接受这种服务可能带来低效率。

尽管因个人偏好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他人带来负效用，但在规模适度的高等教育俱乐部内，这种负效用是极其有限的，而正是受教育者人力资本异质性才促成了高等教育服务的多样性，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次，高等教育服务生产成本由参与者共同承担。

再次，高等教育服务的接受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正所谓“今日我以×大为荣，明日×大以我为荣”，诸如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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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教育是俱乐部物品，私人就应当为其支付费用，这是第一部分的结论，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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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

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服务，这种服务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产性服务。

一方面教育服务对劳动的再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

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

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强调对普通劳动力微乎其微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对提升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技能的作用。

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中包括教育费用，由谁支付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一旦与人体结合，就会形成潜在的人力资本，而潜在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奖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本，并带来巨大的收益。

然而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Rosen，1985），同时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Becker, 1993），因而人力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的产权通过分割来降低风险（其载体无法分割），这就要求受教育者依据“利益获得原则”（谁从教育中获得收益，谁就应支付教育的经费，支付的数额与获益得多少成正比）买断人力资本全部产权。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就是买断人力资本的行为。

其基本特征是:

政府制定计划。

学生免费入学，公费医疗，毕业生统一分配。

对不服从分配者取消分配资格作为惩罚，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

同时作为对未受教育者的补偿，人为缩小受教育者的工资收入，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别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即受教育者多为社会作贡献。

其理论依据是:

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收益属于整个社会，私人不因人力资本存量而享有收益索取权。

从过程上看，这一套制度并无不妥之处，但是由于先天原因，它和计划经济下诸多制度一样存在严重的弊端。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严重阻碍劳动力自主选择和和自由流动，抑制教育的配置能力。

“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固然强调了党和政府配置人力资本的强大能力，在人力资本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这种强制力，才完成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力资本贫乏，就更应当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较强的专属性，挪作他用不但是对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然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要求①计划者有充分信息②计划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取向或价值取向相同，即目标函数相同，因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存在、不可能定理使得上述条件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限制人力资本载体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导致低下的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割，就决定了人力资本运用程度取决于载体的主观能动性。

一般而言，只有载体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创造欲望在一定条件下激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当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需求层次得到满足时，“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一定能成为什么”（Maslow, 1954）。

要想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发挥潜力，就需要消除不满意，提供满意（Herzberg, 1959），满足其权力需求，归属需求，成就需求（McClelland，1953）[11]。

用人单位被动接受毕业生，学生不能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偏好选择适当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最终结果只能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过分强调螺丝钉的崇高境界，不但不能使社会人自我实现，更是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侵害。

如果不考虑民族情感，那么在既定范围内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以达成自我实现的情况下，为避免人力资本贬值，向外发展是唯一的选择，智力外流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以结构平等代替机会平等，抹煞三大差别，扭曲劳动价值论。

单纯追求收入分配数额平等，是表面的公平，只有机会平等，让每个成员都享有同等的可获得的机会、可参与的程度、可进入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公平。

抹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重复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差别，不仅使劳动者收入的层次没有按照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得以反映，也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扭曲。

这种制度严重影响了正确观念的树立，即高等教育只是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就业本身，以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怀念分配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享有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择业，并为形成这种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支付费用，不是负担，而是权利。

如果仍要求回到政府分配的老路上，不过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弃产权罢了（这应当看作是民主意识不足的结果，于制度本身无关）。

马克思早就说过，“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2]，“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因为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