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渝论天津话的源流1.docx
《曾晓渝论天津话的源流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曾晓渝论天津话的源流1.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曾晓渝论天津话的源流1
论天津话的源流
曾晓渝
提要本文论述了天津话的“源”以明代“南京”（辖安徽江苏区域）的中原官话为主，天津话的“流”则在周边北京、冀鲁官话的浸透过程中延续。
关键词天津话卫戍移民语言特点明代南京中原官话
天津话，即以天津旧城区为中心的老天津话，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著述不少。
人们之所以关注研究天津话，是因为天津紧邻北京，可天津话语感上却与北京话大相径庭，在周边官话方言里显得十分“另类”，比如“今阴平读低降调”等，而且，“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Chen，1986）也吸引着学者们想方设法予以破解。
为什么天津话显得“另类”呢？
这应该从根儿上探究。
关于天津话的源流，已有学者发表过论文，但是各家观点反差很大。
究竟天津话源自何方，目前学界仍有不少疑问，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来寻求答案，而这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拟就此予以讨论。
一有关天津话来源的两种代表性不同观点
在天津话研究的众多著述中，专门论及天津话来源的文章较少，其中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主要有以下两种。
1.1观点之一：
天津话源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淮北方言
李世瑜、韩根东早在1991年发表论文《略论天津方言岛》，作者划出了老天津话的范围，考察了天津的建置历史及人口来源的各种说法，叙述了到安徽固镇、宿州田野调查的感受，得出两点具体看法（李世瑜、韩根东1991：
73-76）：
（1）根据传说，作者推论“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不断移民到这里，江淮人逐渐占了压倒优势，才确立了天津方言岛。
”
（2）语感上觉得天津话与宿州话是一种方言。
因此“我们确定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淮北平原。
”
1.2观点之二：
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后受北京、东北、胶辽官话影响
王临惠、蒋宗霞、唐爱华最近发表论文《关于天津方言语音演变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兼论天津方言的源流关系》（2009：
45-50），认为“天津方言来自淮北平原的宿州、固镇一带的方言的说法证据不足”，作者通过安徽宿州、固镇方言的田野调查并与天津话语音进行比较，同时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得出结论：
“天津方言的底层是冀鲁官话，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的影响。
”文章的具体理由如下（王临惠等2009：
46-50）：
（1）天津话声调格局与宿州话的没有血缘关系；
（2）天津话知系声母读音老派同东北话官话和固镇方言，新派属东北官话的长春型；
（3）天津话宕江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与冀鲁官话、北京官话的同步发展，其底层不可能是淮北平原的方言；
（4）明初洪武年间安徽淮北一带人口稀少，根本就没有向外移民的条件；永乐初天津三卫戍卒的来源并无文献记载。
两种代表性观点的比较分析
就基本研究方法而言，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都是经过历史文献的考察、天津话与安徽宿州话语音比较而得出来的，但是结论却相对立，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种观点“天津话源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淮北方言”（李世瑜、韩根东1991）发表时间较早，影响比较大。
但是，用以支撑文章观点的明初人口来源等理由仅是依据传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再者作者仅凭语感认为天津话与宿州话是同一方言，缺乏细致的语言分析，且未提及天津话与宿州话的入声归派规律明显不同等差异，而这是源流问题讨论不能回避的。
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观点存有疑虑。
第二种观点“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后受北京、东北、胶辽官话影响”（王临惠等2009）的论证从语音特点的比较入手，强调天津话与冀鲁、北京、东北、胶辽官话的相同点，列出了一些微观现象。
但是，作者未对天津话与宿州、固镇话声调的接近作出解释，亦未解释为什么天津话在周边方言里显得“另类”的问题，文中的文献考察分析及所得观点尚可商榷。
总之，提出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的文章均有不少值得肯定借鉴的学术价值，为天津话来源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近代天津移民的来源究竟如何考察，天津方言特点中哪些是源哪些是流，两篇文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分歧和较多的补充空间，这也是导致各自得出不同结论的因素。
二天津话形成的历史考察
天津话的形成当始于明初永乐年间（1404—1406）天津三卫的设置。
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天津三卫设置之前，当地的建置及人口情况如何？
第二，天津三卫的戍卒数量及来源情况怎样？
2.1天津城的发端
2.1.1从“直沽寨”到“海津镇”
在天津建城之前，该地经历了“直沽寨”（金代后期1214年设立）和“海津镇”（元代后期1316年改名）这两个有正式名称的历史时期。
“直沽寨”和“海津镇”均属于军事建置，主要为保障大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叉河口往来于都城（金代称中都，元代称大都，今北京）的漕运安全。
金代“直沽寨”究竟有多少驻军？
“寨”的本意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栅栏或营垒，到了宋代成为基层军事建置的名称。
据《近代天津城市史》（罗澍伟1993：
41—42）叙述：
金朝设置直沽寨，在这里派驻了都统和副都统，建立军事管理系统。
《金史》（标点本第2273页）“完颜佐传”云：
“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巡检。
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巡检。
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
”
关于都统统率军队的数目，据元光间（1222—1223年）招抚义军时的编制，“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金史》“兵志”标点本第1002页）。
因此，副都统可领兵2400人，都统可领兵4800人。
据此估计，当时直沽寨的驻军约有7200人。
金代由女真族统治，驻扎于直沽寨的都统完颜佐和副都统完颜咬住不知是否女真族，而士兵中当有不少人并非汉族。
金代结束，军队撤离解散，他们的语言与天津话当无关系。
元代“海津镇”大概又有多少驻军呢？
据《元史》记载，当时的驻军分两部分，一部分为“镇遏军”，镇守于三叉河口的直沽中心；另一部分为粮食屯储镇守于直沽沿海口。
具体如下：
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闰三月，枢密院官奏：
“中书省言，江浙春运粮八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石，取日开洋，前来直沽，请预差军人镇遏。
”诏依年例，调军一千名，命右卫副都指挥使伯颜往镇遏之。
三年四月，海运至直沽，枢密院官奏：
“今岁军数不敷，乞调军士五百人巡镇。
”从之。
七年四月，调海运镇遏军一千人，如旧制。
（《元史·志第四十七·兵二》中华书局1976：
2537—2538）
（至大二年）（1309年）夏四月，……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
（《元史·本纪第二十三·武宗二》中华书局1976：
51）
由上述两段记载可知，元代每年漕船来时派到三叉河口的“镇遏军”一般1000人，而常驻沿海口的汉军5000人，康里军（西域少数民族军队）2000人，总共约8000人。
这些军人中有四分之一的是非汉族的，而且大多驻在沿海一带，远离直沽中心。
元朝结束，这些军队随即撤走解散，他们的语言亦与天津话基本不发生关系。
2.1.2“天津卫”的设置
董坤靖主编的《天津通览》（1988：
38）中有一段简明的叙述：
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明政府设“天津卫”，同年十二月设“天津左卫”，永乐四年（1406年）又设“天津右卫”。
“卫”是明代的一种军事建置，天津三卫共有驻军16800人，目的在于拱卫京师和保障漕运的安全。
……永乐三年（1405年）天津修建城墙，……今市区内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即为当年旧城基的遗址。
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出两点：
（1）明初天津卫的驻军多达16800人，两倍于元代“海津镇”的驻军；
（2）天津城始建于1405年，其城墙遗址处正是老天津话的核心区，所以可认为天津话的形成始于此时。
2.2明代“天津三卫”驻地及人口状况
根据明代京师（北直隶）地图（谭其骧1996）上的“天津三卫”地址，笔者划出天津旧城墙及天津话（指老天津话）的范围：
也许有人会问：
在明初天津三卫进驻之前，已经有了静海县和武清县，当地居民的语言有没有可能是天津话的底层呢？
对此，我们作以下几点考察分析：
第一，静海、武清县的人口情况。
据史料记载，静海县“元至元七年（1270），有3446户，7343口。
明永乐二年（1404）前后，福建、广东、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的移民来县定居，人口数量大增。
弘治四年（1491），有2364户，21038口。
”（《静海县志》1995：
123）；武清县“辽代境内人口为50000人，清乾隆四十六年为461058人”（《武清县志》1991：
127）。
静海县在明代永乐至弘治的两百年间，人口在一直保持在2万多，而武清县的明代人数查无记载，但从时期较近的“辽代有50000人”推测，明初人数不会有太大差别。
第二，明代实行军户制，“凡户三等：
曰民，曰军，曰匠。
”（《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中华书局1974：
1878），所有戍卒均带家属，由此推算，天津三卫戍卒16800人，以一家四口计算，大约有70000人。
这样庞大的移民数量大大超过了当时静海、武清的人口数。
第三，从地图上看，天津卫驻防中心在武清与静海交界处，是两县的边缘地带，远离县城居民聚居区。
而呈倒三角形的天津话范围是在旧城周围及其以南的原静海县辖区内，这片地区历史上多是沼泽荒地，人烟稀少，随军家属们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地，以补给部队生活需求。
可以想象，这些军户移民与当地居民是相对隔离的，即使有语言接触，他们作为政治、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大群体，足以保留其移民语言的独立性。
现代天津话、武清话、静海话之间仍有明显差别，此可为旁证。
2.3天津三卫戍卒的来源地
天津三卫自明初进驻天津后便扎根于此，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左卫、右卫与天津卫合并为一卫，到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参见罗澍伟1993：
74），从此，天津三卫人员的军籍转为民籍。
那么，当初天津三卫戍卒来源于何地呢？
明代文献里尚未查到详细记载。
不过，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新校天津卫志》（卷二）“户口·官籍”专章中详细记载了天津三卫军官的籍贯，下面抄录部分原文：
……當年遠調來津立城定賦，其來歷不容泯也，故於戶口例復志籍貫：
賀興隆長沙人倪保兒全椒人費勝嘉興人秦郎三河人紀浩和州人
姚興徐州人陸顯宗昆山人顧旺江都人呼得孝感人趙金徐州人
婁不顏山後人張能鳳陽人周通前壽州人佟原臨邑人蘭馨贛榆人
……
在这“户口”章节里，总共记有297位天津三卫军官的籍贯。
根据所记籍贯地址，对照明清时期的地名，得出如下统计表：
康熙三年所记天津三卫军官籍贯地
军官
人数
占297位军官总人数比例
清代地名
今属地
常興滁州當塗定遠鳳陽含山合肥和州懷遠霍丘涇縣六安蒙城潛山全椒壽州舒城泗州宿松宿州太和桐城無為州蕪湖蕭縣新安潁上
安徽省
78人
26.2%
盱眙長洲高郵海州江都江陰句容崑山溧水臨淮六合沛縣邳州秦州山陽上元蘇州泰州無錫武進新城興化徐州揚州儀真贛榆
江苏省
58人
19.5%
曹县濱州博興昌樂登州費縣黃縣即墨膠州臨邑蓬萊平度棲霞齊東曲阜壽光文登兗州益都招遠諸城鄒縣
山东省
35人
11.8%
安吉歸安海鹽黃巗嘉興金華龍泉錢塘仁和通州祥符鄞縣諸暨
浙江省
20人
6.7%
博野豐潤館陶交河晉州樂亭灤州遷安三河山後永清遵化
河北省
20人
6.7%
固始歸德河內滑縣郟縣開封龍陽南陽濮州清豐上蔡太康興平陽武
河南省
19人
6.3%
大冶黃岡江陵江夏武昌孝感應城應山
湖北省
13人
4.3%
長沙衡山澧州臨湘瀏陽武陵湘山永州岳陽
湖南省
10人
3%
昌平大興宛平固安
北京市
8人
2.6%
福寧朝邑太峪渭南
陕西省
4人
1.3%
永平武定迤北
云南省
3人
1%
長樂沙縣丰州
福建省
3人
1%
大同河津
山西省
2人
0.6%
貴州
贵州省
2人
0.6%
宝坻
天津市
1人
0.3%
臨江
重庆市
1人
0.3%
華亭
甘肃省
1人
0.3%
興寧
广东省
1人
0.3%
西原
广西区
1人
0.3%
金谿
江西省
1人
0.3%
南海薪水濬州
？
存疑
3人
1%
无记载
13人
4.3%
总计
297人
以上的统计虽然只限于军官们的籍贯，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天津人口的基本来源情况，据此作以下几点分析：
（1）安徽籍的最多，有26.2%，其次是江苏籍的19.5%，总共是45.7%的比例，占将近一半的人数。
从所列的籍贯地名看，这些县州府在元代基本上全都归属于同一个行政区“河南江北行省”，在明代则基本上全都归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南京（南直隶）”《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1996）。
相同的行政区域对于语言的相似度及趋同有很大的约束力。
与北方官话相比较，这些县州府主要分布在今安徽、江苏省的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相连区域，语言共性多，在方言地图上区域色彩非常接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这也可看做是该地区曾在元、明时期属同一行政区的一种历史印记。
（2）山东籍贯的有11.8%，河北籍贯的有6.6%，加起来共18.4%，比例不算太少，但是，这比例还不足以支持“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王临惠等2009）的观点；况且，就语音特点而言，天津话与冀鲁官话有明显差别。
（3）统计表中，天津人（宝坻）只有一个，仅占0.3%的比例，由此可证天津作为移民城市的性质特点。
2.4小结
天津城发端于金朝的“直沽寨”和元朝的“海津镇”，明代永乐初年设置“天津三卫”，并且修建城墙，自此天津城建立，天津话也由此开始形成。
金代、元代分别由女真族、蒙古族人统治，作为军事建置的“直沽寨”“海津镇”中的军人相当部分是非汉族的，金、元朝代结束，军队即撤离解散，所以，他们的语言与天津话当无关系。
明初“天津三卫”的戍卒多达16800人，由于明代实行“军户制”，所以实际进驻天津的大约有70000人，数量大大超过原住民。
他们在静海县远郊垦荒生活，与当地居民相对隔离，语言保持其相对独立性。
与金、元驻军不同的是，天津三卫不再离开。
清代天津三卫合并为一卫，后又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从此天津三卫由军籍转为民籍。
清初《新校天津卫志》中详细记载了“當年遠調來津立城定賦”的天津三卫军官的籍贯，其中将近一半的祖籍是今安徽、江苏，即来自明代同一个行政区“南京（南直隶）”。
三天津话语言特点的分析比较
作为北方官话的一个方言点，天津话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与北京及周边方言有许多共性，这无须赘述，本节主要针对天津话的一些个性特点作分析比较。
3.1语音特点的分析比较
3.1.1声调格局
声调格局，指由该语言（或方言）中全部单字调所构成的格局（石锋2008：
96）。
声调格局是一种共时静态的分析方法，把单字调的平均曲线画在同一调域空间中，即为声调格局直观表现。
这里将有关方言的单字调列表如下：
方言点
单字调
备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天津
21
45
213
53
天津及周边方言点；材料引自杨自翔（1988：
204；1999：
10），后同。
静海
43
55
113
31
霸县
445
53
214
41
宝坻
55
22
214
51
武清
55
35
214
51
北京
55
35
214
51
保定
45
22
214
51
河北、东北、胶东方言代表点；材料引自王临惠等（2009：
46），钱曾怡等（2001：
91），后同。
沈阳
33
35
213
53
蓬莱
313
55
214
42
宿州
212
45
24
42
安徽方言点；引自韩根东（1992：
19），
王临惠（2009：
46），后同。
固镇
212
55
324
53
以音系学的视角观察，显然，上表中各方言点上声、去声两调的音系特征基本一致，均为上声LH，去声HL；而阴平、阳平两调就有差别了，其中只有天津话和宿州、固镇话特征基本一致，即：
阴平LL，阳平HH，二者均表现为阴低阳高的声调格局。
可见，相关方言的单字调比较，声调格局最为近似的是天津话和宿州、固镇话。
由此看来，“宿州、固镇方言与天津方言的声调格局不一致，二者不存在血缘关系”（王临惠等2009）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3.1.2古入声调的归派
3.1.2.1相关方言的入声归派情况
现代天津话及周边方言点中已经没有入声调了，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安徽中原官话也没有入声调了，如今都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
但是，这些方言点古入声字声调归派的走向却存在较大差异，如下表：
古调
方言点例字
清入声
次浊入声
全浊入声
桌瞎
竹急德
雪尺
撤各
六物
局白
A
天津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静海
阴平
阳平
阴
上
去声
去声
阳平
霸县
阴平
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宝坻
阴平
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武清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北京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沈阳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保定
阴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B
蓬莱
上声
上、去声
阳平
C
宿州
阴平
阳平
固镇
阴平
阳平
上表中各方言点分成A、B、C三类，可知：
1）古全浊入声归阳平是A、B、C三类共同特点；2）A类清入声和次浊入声的归派基本上大同小异，其中天津、北京、武清、沈阳一致性很强；3）最特殊的是C类，宿州、固镇的入声归派与天津话走的不是一条路。
那么，在入声归派的规律上天津话与宿州、固镇话并不一致，这是否说明二者之间没有渊源关系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继续下面的讨论。
3.1.2.2近代官话入声调的源和流
周德清《中原音韵》（1324年）所记录的元代通行于大都北京及中原地区的北方通语里入声韵已经消失，但还有入声调，不过，因语音相近，当时在一些地方已发生了“入派三声”的先兆，《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据此进行了字音归类。
既然元代北方通语里还有入声调，那么，后来明清官话的“入派四声”就不是“源”而只是“流”。
具体说，现代汉语北方方言大区里各次方言片的古入声归派，除了全浊入声归阳平是一致的，入声归派呈现不同规律，例如：
西南官话的清入次浊入也全都归阳平；郑州、济南、西安话的清入声及部分次浊入归阴平（袁家骅等1989：
29）；山东胶东官话的清入声归上声（钱曾怡等2001：
83-84），安徽中原官话的清入次浊入全归阴平（赵日新2008：
365），等等，虽然清入次浊入的归派流向不同，但作为官话，它们的源头都是《中原音韵》所记录的、有入声调的元代北方通语，这是无疑的。
与其他官话区入声归派的规律性相比，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清入声非规律派入四声的现象是比较特殊的。
王洪君《北京清入声归调的层次与阶曲线判定法》（2006：
227-233）通过方法论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详细讨论，认为北京话清入声归派四声的现象是由明清时期进京移民各层次语言接触所致，并得出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清入声归上是北京本地自源性层次及幽燕、冀鲁移民语言所致；到了明代，外源性高层（文化）移民的语言接触导致部分清入归去声；再到清代，外源性高层（文化）移民的语言接触导致部分清入归阳平，外源性低层（日常）的语言接触导致部分清入归阴平。
3.1.2.3对相关方言入声归派差异的认识
根据前面元代北方通语及相关方言入声归派情况的分析，得出几点认识：
（1）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清入声原本规律性派入上声，与《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基本一致，但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语言接触环境，这种归派规律后来在明清时期被打破了；
（2）天津话形成于明代初期，当时音系里尚存入声调，后来受北京话强大势力的影响，清入归派四声，次浊入归去；
（3）今宿州、固镇的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天津话与之不同，这可以认为是由于明清以来各自所处地域及语言环境不同而发生的流变，入声归派的差异尚不足以否定六百年前天津话与宿州话的渊源关系。
3.1.3有关声韵母的读音
3.1.3.1古知庄章声母的读音
天津话的老派说者，古知庄章声母二、三等的读音大致有平翘舌之分，而新派说者这种区分已经模糊，或者多读作平舌音，或者趋同于普通话多读作卷舌音（杨自翔1988：
207）。
因本文讨论天津话的历史来源，故这里只比较分析老派读音。
古知庄章声母有关方言的读音比较：
方言点
二等
三等
备注
知组
庄组
知组
章组
天津（老派）
ts-tsh-s-
tʂ-tʂh-ʂ-
章组的通摄舒声和止摄例外，读平舌，故整体是读平舌声母居多。
静海
ts-tsh-s-
tʂ-tʂh-ʂ-
北京
tʂ-tʂh-ʂ-
武清、宝坻、霸县、宁河同。
宿州
tʂ-tʂh-ʂ-
王临惠2009：
47
ts-tsh-s-
tʂ-tʂh-ʂ-
韩根东1993：
20
固镇
ts-tsh-s-
均都读为平舌声母。
上表显示，天津话老派的古知庄章声母字的读音，与北京话不同，而与静海话相似，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明代天津卫“军户”主要耕作生活于静海县境内，另一方面清代的行政区划北京、武清、宝坻、霸县、宁河属顺天府辖区，天津、静海则属天津府辖区，如此，天津话受静海话的侵染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里宿州话的古知庄章声母均读卷舌，不远的固镇却全读作平舌声母（王临惠2009：
47）；可另有调查材料表述“天津话与宿州话都有齿音字，宿州话的齿音字大致相当于乙类天津话，即齿音较多的天津话。
”（韩根东1993：
20）从这种调查材料的不同记录描述中可以分析出三点：
a.相近方言或同一方言的知庄章声母读音存在不同情况；b.宿州话也有将北京话的卷舌声母读作平舌音的情况；c.知庄章声母读音在方言里参差易变，它往往反映的是方音流变而不是源头。
3.1.3.2古日母字的读音
古日母字（止摄除外）在天津话里大多读作齐齿、撮口呼的零声母字，如“人[in45]”“软[yan213]”，不同于周边的北京、静海以及安徽宿州话，而与东北官话、胶辽官话比较接近，可是，《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曹志耘主编2008：
073）中列出的日母代表字“热”的读音，天津话声母[z-]，与东北官话、胶辽官话为零声母[Ǿ-]，表现出类型上的差别，所以，不一定“天津方言日母字的今读是受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的影响所致”（王临惠2009：
48）。
3.1.3.3宕江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
天津话里古宕江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不同于中原官话，而是遵循着与周边北京官话、冀鲁官话同样的演变轨迹——文读与果摄字韵母合流，如“落”文读[luo]，白读[lao]，这是近代官话在相同语言区域里的一种共同语音流变，如果据此而认为“天津话的底层不可能是淮北平原的方言”（王临惠2009：
49），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3.1.4连读变调的分析比较
天津话的连读变调与北京、静海、保定、胶东方言的有很大差别（杨自翔1988：
214-215；钱曾怡2001：
95），与安徽中原官话的连读变调也不一样，由于其特殊性，故学界有“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之说（Chen,1986）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