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间新中国成立70年光辉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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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间新中国成立70年光辉历程
【新中国成立时间】新中国成立70年光辉历程
1995年04期
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收有一篇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是一份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和慎重态度的珍贵历史档案。
笔者曾涉猎中美关系史，现将中美之间在建国前夕接触的一段史实略加介绍。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观望 司徒雷登，美国人，其父是在华传教士。
1876年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
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
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他曾忠实地执行杜鲁门政府的“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政策。
但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美国的这一政策遭到惨败。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后，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不得不另谋对策。
11月下旬，他一面痛骂蒋介石政府腐败，失尽人心，一面向某要人表示，只要中共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中共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
他并照会蒋介石政权，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政府南迁广州，各地美领馆及美新闻处皆作留驻准备。
他又告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他已向华盛顿建议，不管局势如何变化，他应留驻南京。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被歼，解放军兵临长江，南京指日可下。
此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因病辞职，艾奇逊继任国务卿。
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
司徒雷登便想利用这一机会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3月10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滞留南京，同我党接触，“建立新的关系”。
4月6日艾奇逊复电授权司徒雷登与我党领导人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4月21日我军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
当时除苏联驻华大使带了使馆部分馆员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多数国家使节留在南京，司徒雷登也留在南京观望。
黄华与司徒的首次接触 1949年4月，周恩来同志把黄华找去，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使节留在南京未走，要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除负责接管蒋介石的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4月中旬，黄华到南京就任。
司徒雷登急于同黄华建立联系（黄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故与司徒雷登有所谓师生之谊），于5月6日派其私人秘书傅泾波（中国人）求见黄华。
7日黄接见了傅。
傅先是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的所作所为申辩，希望我方不要过分责备司徒，接着为司徒表功说，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他决定留京不走，英、法等国以美国态度为是，故各国大使除苏联外，均留京未去。
傅表示，司徒雷登留京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并已获艾奇逊同意。
他甚盼与黄会见，并说“中美商约”（指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现在是“美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较换一新人好些。
”黄华告诉他，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
黄表示，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
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8日黄华将与傅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央，10日毛泽东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即前面提到的《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5月1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会晤他。
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
他说，美国已经停止援蒋，不愿参与中国内战。
他已建议待上海解放后即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我方，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
黄华当即表示，美国既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黄华提出美国应撤走军舰和陆战队的问题，既是表明我坚定地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又是对美国政府意向的一次侦察。
因为中央对在解放沿海城市时美军是否会进行干涉，心里没有底。
当时苏联对此也有顾虑。
毛泽东在1949年1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就提出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干涉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
司徒雷登答应将我们要美军撤走的要求转告美国有关方面，可能表明美国无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司徒雷登在这次与黄华会见以后，又派傅泾波于5月17日、31日两次面见黄华。
傅除了谈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请去沪外，还告知我方，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去日本，一部他去。
驻中国其他地区的美舰也准备撤走。
黄华与司徒的第二次接触 黄华经请示中央，于6月6日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
这次会晤主要谈中美关系问题。
黄华一再强调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在4月30日声明中阐明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前提，即：
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却辩称，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已表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如国民党政府今后再由广州他迁，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
但中国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
今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黄华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后政协会议可能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协会议决定产生。
李涛发言已表明我们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蒋，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
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故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还想继续辩解，但言语前后矛盾，甚为窘迫。
司徒雷登还谈起了“共产主义威胁”问题。
他表示，中美关系问题不单是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
现大局动荡，特别是美苏之间误会很多，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
他还说，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出来协助亦有好处。
黄华告以个人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
司徒雷登又说，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
他还以个人身份声明，希望今后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政府。
黄华当即驳斥说，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选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因为它适合于中国人民的需要。
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许外人干涉。
傅泾波提出中国究竟先工业化抑或先共产化。
黄华告诉他提得不对，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且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美国国务院不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
他说经与司徒雷登研究，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正式表示，司徒雷登返美后再作努力。
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
他问黄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向周转达他的意见。
黄华告诉他不必顾虑。
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他们主张停止援蒋及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马歇尔、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会晤百次以上，对周深有了解。
美大使馆根据确切消息，知道周曾多次表示希望中美和平通商，逐步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
傅还说司徒雷登近接美国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
会见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
6月16日陆志韦致信司徒雷登，信中说：
“昨晨曾晤见周先生，谢谢你的问候。
毛泽东先生业已谈过你有来访燕京的兴趣，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暗示司徒雷登去北平可能见到最高当局。
中央还于6月14日复电南京市委：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返南京后（当时他们已去上海——笔者注），如再要来平，可许以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是否与周相见，待其到平后再定。
” 6月17日，司徒等人返回南京，当时他还未接到陆志韦的信。
18日傅到外事处会见黄华，说司徒雷登最近曾得国务院来电，美国务院希望他返美两个月后，暂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待将来承认新政权时重新任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亦在考虑是否继续任大使之事。
傅认为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活动会有许多便利条件，但在美国国内其发言力量将因此减弱，所以他还是极力赞成司徒雷登出任首届大使。
司徒雷登也盼离华前一周能与黄再会面一次。
18日黄华将以上情况电告中央。
21日中央复电：
“司徒返美既在三、四周后，可能仍将提出来平一行，陆志韦亦曾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央许可。
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
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
” 6月27日，傅泾波再访黄华，携来陆志韦6月16日给司徒的英文信，说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黄华去电问明北平意见。
经黄华报告周恩来并获指示后，6月28日黄华访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告之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
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不巧的是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恐怕来不及，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
于是他决定将此事报告艾奇逊，由艾决定。
7月2日，傅泾波来访说，艾奇逊已来电要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
艾同时还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
他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终于夭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书信交往
黄炎培（1878-1965）是中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为中国的解放和进步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他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经常坦诚相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有建言。
在1954年以前，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问题，甚至有时夜半之时黄炎培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晤谈。
当然，他们交往和交换意见的更多方式，就是彼此的通信了。
黄炎培曾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达百余封，这可能是民主人士之中罕见的。
多的时候，黄炎培一个月会写两三封，而且有的信洋洋洒洒达数千字之多，有的则只有简短几句问候。
至于毛泽东亲笔回给黄炎培的书信，也有60多封。
这些书信，或者涉及国家的重要决策，或者只是两人之间的寒暄和问候。
在黄炎培的书信中。
有他对执政党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的认同及赞许，也有意见不同时善意的质询和商榷，其中不乏其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以及率直的批评或婉转的建议。
黄炎培在信中对执政党和毛泽东多方建言
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作重点已经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逐渐转向了经济领域，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财委委员，黄炎培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配合执政党，为在全国范围内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工人失业的现象，特别是在上海，形势尤其严重和突出。
黄炎培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
4月8日，黄炎培将自己的意见写成3000余言的书信，寄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信中写道：
“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
主席在颐年堂12日晚上说：
‘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
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所谓“局势严重”、“人心恶化”，是指黄炎培此前曾收到过几封反映问题的来信，反映了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逼死人命等问题、为此，他感到十分不安。
在信中，他还写道：
“自政务院纠正征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
这样被押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1000多人，只松江一区300多人。
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外的偏差，怕还不止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
”
应该说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及时提出了“革命党”如何转变为“执政党”的重要问题，显然，依靠过去人们熟悉的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从事经济工作和社会改造等，会有许多硬伤和副作用，为此黄炎培在书信中提出了纠正失误的若干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
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连同税收人员……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长……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顾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
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
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
今既有此现象，亟须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
黄炎培的建议，针对问题的出现，由古人的经验之谈到现代民主的制度建设，多所涉猎，特别是基层民主，通过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运作，可谓深中肯綮。
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政务院随即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
4月26日，毛泽东约黄炎培长谈，黄炎培又一一陈述意见。
临别时，毛泽东嘱咐黄炎培继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黄炎培为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又花二三天时间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
这封长信，由“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我的看法”、“我所贡献的做法”等所组成。
其中，他提出了综合平衡的问题，以及政策须向“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倾斜，征粮和征税乃至召募公债的原则应是“取之有余”，即“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等等。
建议实施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
这些主张和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
而且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
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
当然，限于历史条件，黄炎培信中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对外开放、引进外商和外资、容纳私营经济和农村手工业、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等，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建议，很多是直到多年之后才成为现实的。
1951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了轻工业部开展“三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反映有关方面在向一些商店查询中，发现有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情况，当时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及北京市分会正在开展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遂拟提出“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口号，认为回扣就是贪污，这种现象在旧社会根深蒂固，如不将之扑灭，则无以整饬各机关的风纪。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及黄炎培此前在轻工业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后，高兴地回复说：
“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
讲演稿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
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学习共产党努力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
为此，黄炎培去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也于1956年12月4日回复他，称
赞说：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毛泽东表示：
“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
开国之初，黄炎培给毛泽东等的几封长信，都受到了极为重视的回应，受到鼓舞的黄炎培经常就国家大事有所建言而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为黄炎培修改讲话稿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对民建的工作谈了几点意见。
9月4日，黄炎培在北戴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在他向民建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的讲话中，传达和阐发这些意见，并将其拟就的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要点送给毛泽东审阅。
9月5日和13日，毛泽东就黄炎培的信和讲话，分别写了复信，同时将修改过的讲稿退给黄炎培。
信中毛泽东认为黄的“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原来，此时的黄炎培受了时代和社会思潮的某种影响，思想上也不免“左”了起来，毛泽东认为他“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
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做一个阶级。
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接着，毛泽东又说：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
”进而，毛泽东在信中称道黄炎培：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
”信末，毛泽东还说：
“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
”
至于黄炎培的讲稿，毛泽东在修改时把“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又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资本家，还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此外，他还在“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修改过的黄炎培的这篇讲话，不久就送达《人民日报》发表了。
9月12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将清样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黄炎培“开头引过主席的指示，没有说明经过情形，恐读者不易明白，我们已请民建会补发消息”。
于是，毛泽东又对清样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再退给了报社。
这篇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中小212商业的几点意见，毛泽东致信黄炎培：
“不便发表”，可“说给一些人听”，“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
1952年9月，黄炎培来信谈及上每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
这是因为这年上半年生意清淡以及税则改变后导致的（1952年的所得税，须暇上年税额，在9月底应先缴1/3）。
黄在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普遍有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状况，需从税收和劳资上入手。
黄的来信还附送了9月10日毛泽东与他谈及中小工商业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并请毛泽东予以审阅。
此前，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问及“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的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情况。
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时，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
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
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
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订货也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订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订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
当然，实行时还须断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
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
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
这几条道路。
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在9月29日的复信中，毛泽东又称：
“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
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
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过于简单，不便发表。
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
”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和陈叔通，说：
“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
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
黄炎培上次来信所谈及的税收等问题，很快就反映给了有关方面加以调整，财政部为此还将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
1953年3月27日。
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
“‘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
”不久，毛泽东又将政务院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关于工商情况的一份报告送给黄炎培参考阅读。
随后，毛泽东又在5月15日的信中说：
“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
就可迎刃而解了。
”16日，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民建召开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点建议：
“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
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信中，黄炎培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
17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
“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决）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
”
毛泽东对黄炎培的信提出的异议
1953年6月12日，陈叔通和黄炎培又将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召开工商问题座谈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毛泽东。
翌日，黄炎培还将朝鲜停战谈判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后民建召集京津两地工商界举行座谈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前者。
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事关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以及劳资、小工业及手工业、税务等问题，这些皆已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研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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