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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电子版第4期完整版
半月谈2011年第4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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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声音1
半月评论改革，当奋然前行4
专题报道
转型时代改革者
陈润儿：
不求轰动效应但求经世致用6
张立勇：
人民有尊严，法官才有尊严11
姚玉舟：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15
刘润华：
没人担责，就没有改革18
王天琦：
让已有的改革不可逆21
张学明：
发扬基层民主，需有自我革命的勇气24
李恭进：
让批评不再伪装27
陈有德：
为下面那些没权、没钱的人做事29
冯振东：
抓教育就是抓发展33
朱麦囤：
逼出来的农村民主改革36
改革者，领舞地方改革38
怎样看待经济形势如何看旱灾威胁下的粮食安全40
政治观察
代表、委员前瞻两会民生热点43
提升政府网站助力政府转型46
微博，改变的力量48
聚焦农村交通之痛50
河南平顶山：
探路“幸福指数”考核官员53
道林镇和谐之路的启示55
经济纵横
透视新年“农民工争夺战”58
新春走进台湾农民创业园61
山西晋城：
“农旅一体”擦亮城市新名片63
三轮驱动给力县域经济65
本刊消息
“身边的共产党人”征文启事66
科学发展论坛
社会管理创新的台州实践67
转型期社会道德观讨论不能这样对待老人70
老师怎能说“监考不严的时候可以看别人的”70
和谐的秘方71
校园话题
我看“官迷”家长72
百事咨询、读者之页
谨防用工中的“试用”猫腻76
商品房屋租赁有新规77
“草台班子”下乡“送毒害”，当止79
国际时事
埃及政局期待稳定81
俄罗斯：
向西看，向东走?
83
德国如何医治“城市病”86
安瓦尔·奥拉基：
美国眼中的“新生代本·拉丹”89
半月大事91
小测验
评论：
改革，当奋然前行
苏北
展开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
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
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
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
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
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
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
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出现“改革者困境”？
会不会冲击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
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震荡，成为改革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要改革就会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
我们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掩盖风险，而应是直面风险，战胜风险。
这也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路前行的宝贵启示。
想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深圳特区人勇担历史使命，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里闪耀的，正是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
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化解风险，降低风险。
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
在法治的轨道上转型，在稳定的前提下运行，在有序的参与中深化，这当是改革者正确的抉择。
更要看到，推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
看一看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执意强力推进“资本下乡”、“撤村并居”、“占补平衡”、“两个置换”，侵害了一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
寻求化解矛盾冲突的根本之策，恰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在于民主法治建设，在于赋予农民以自由选择权、民主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权。
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
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
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
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
我们现在还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处理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
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
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
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
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
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政府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
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激化问题。
今天的发展，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
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
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政府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
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价格机制和政府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
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
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
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
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深广的意义。
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
陈润儿：
不求轰动效应但求经世致用
陈润儿：
不求轰动效应，但求经世致用——转型时代改革者之一
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与一大批改革者的贡献密不可分。
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首倡“大包干”的18位农民，到带领华西村农民奔小康的吴仁宝；从大胆改革企业管理机制的张兴让，到“中国制造”的形象代表张瑞敏……可以说，30多年来，正是由于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涌现深具非凡勇气的改革者，敢于突破思想禁锢、体制约束，筚路蓝缕，上下求索，才催生出中国改革开放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景象。
中国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强盛国力、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拜改革所赐，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弄潮儿，在其中功不可没。
如今，改革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对于一个正在建设现代文明、走在转型路上的国家来说，改革没有停顿，也不能停顿。
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一系列大政方针已经出台，都需要改革拓路推进；消弭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内一系列现实难题，同样需要改革披荆斩棘。
改革在路上，改革必须向纵深推进，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今天，她更加强烈地呼唤着那些有担当、有情怀、有智慧的改革者！
也许改革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也许现在的改革环境确实比较复杂，也许改革者可能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不改革或者延迟改革，不仅会耽误发展，还可能使得以往改革开放的成果大打折扣。
这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挑战，而回应这挑战，让我们看到的，正是改革者的价值和光辉所在。
（《半月谈》2011年第4期）
他并不时常把改革挂在嘴边，但低调笃行的改革却一项接一项；他推动的多项改革，并非上级试点，却富有成效，频频被全国推广；他实施的改革，能攻坚敢碰难，但少有社会争议；他抓改革绝不虎头蛇尾，而是一抓到底，并且尽量延伸到制度层面……
2006年11月，从乡镇干起的陈润儿接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近代史上富于变革、英才辈出的长沙，确定“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城市精神。
近5年来，他带领长沙市委一班人秉承这种精神，坚决执行中央、湖南省委的改革要求，所主导的改革极富成果与个性。
“地方改革长沙版”对地方执政者如何自觉发动改革、务实操作改革、成功推行改革，提供了难得案例。
吏治、发展、民生：
三大改革板块支撑长沙发展
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被外界称为“党务三公开”的系列创新举措，使改革气氛弥漫了整个长沙城。
——公开对话。
陈润儿三次登台，在摄像机前与农民工、国企改制工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开展对话，然后由长沙电视台播出。
节目收视率一度居竞争激烈的湖南电视栏目前列，观众平均忠实度更是排名第一。
——公开述廉。
改革以前小范围述廉、附带述廉等不足，市委、县委两级主要负责人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登台述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以及新闻媒体等监督。
——公开选拔。
五轮淘汰比试，多次电视直播，党管干部与公众参与评价相结合，首次公选出了五名市管正职干部。
党务公开的改革动作之密集，力度之迅猛，在国内罕见。
这是长沙改革“吏治板块”中的最新事物。
2007年初，长沙市委组织部在一间简陋办公室的门上，贴上了“市绩效考核办公室”的纸条。
发轫于此，全称为“长沙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这场改革，是陈润儿上任后推动的第一项改革，对政绩评定关键环节所遇难点发起全面挑战。
历史上第一次，全市800多名副处级以上官员全部被评出个人“政绩”得分，并分类大排队分出一二三四等。
近3年来，确定基本称职、不称职者38名，诫勉谈话65人次，免职撤职12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党纪、政纪、法纪等“硬伤”，使得许多官员震惊，压力前所未有。
“治庸”同时铁腕“倡廉”。
2009年上半年，长沙市创造性执行党风廉政制度，针对101个市直单位两年以来在干部任免、资产管理、津补贴发放等8方面情况，强力落实整改。
如违规领取的津补贴——各单位领导成员已经放到口袋里的钱，必须掏出来退还；违规配置的车辆，已经坐上了的，要交出来……
200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批复为“两型”社会试验区，探索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城市发展之路。
长沙也由此启动了改革系列中的“发展板块”。
3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樊篱，把湘江西岸的大河西作为“两型”实验舞台。
环评通过环境保护部评审获国内首份“两型通行证”，“六纵八横”路网形成。
长沙扭转了自古以来市区东重西轻的格局，获得了极大发展空间。
长沙改革第三大板块当属民生。
2007年10月，长沙在全国城市中率先成立住房保障工作局。
在住房保障这一政策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领域，长沙敢于承受改革压力，在省会城市中率先对经适房改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
“三聚氰胺事件”后，长沙在全国城市中第一个提出建设“食品安全城市”的口号，率先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第一支隶属公安机关的食品安全执法大队。
2009年暑假开始，由长沙市政府埋单，游泳馆免费供长沙市中小学生游泳。
城区九大公园、景区一律免费开放，一年来参观市民、游客接近免费前每年入园人数的5倍。
一系列“免费”民生措施，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少见。
地方改革长沙版：
让人好奇的为什么
长沙的改革极富地方特色，令许多前来借鉴的外界关注者十分好奇。
为什么长沙能够自发涌现这么多项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成本、风险加大。
像长沙这样在吏治、发展、民生等诸多领域实施改革，而且多项是在全市整体铺开，在国内并不多见。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两型社会”探索等部分是属于国家、省里托付的担子，长沙多项改革，如政绩考评改革、食品安全监管改革、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等，并非上级布置的试点任务。
为什么长沙改革鲜少引起社会争议？
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推行改革，在不乏成功案例的同时，有的也引起很多争议。
既然要改革，当然要勇于面对社会争议，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取得社会理解、支持，无疑是明智之举。
2010年底，长沙市委推出公开对话，开始也有一些人怀疑是否“作秀”。
电视摄像机前，当主持人犀利地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时，陈润儿坦诚地表明：
我们不是“作秀”，如果使对话常态化，真正达到我们的初衷，形成解决群众诉求的力量，到时人们自然就不会说是“作秀”了，而是看做“作为”。
正如他所言，随着公开对话的连续进行，随着不断从制度层面研究如何面向全市解决困难群体的难题，市委、市政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作秀”的怀疑渐渐消失于肯定评价的舆论之中。
为什么长沙的改革少有虎头蛇尾？
陈润儿带领长沙市委一班人，要么不推出改革，一经推出则基本上能够做到坚持不懈。
政绩评价改革酝酿之初，党政机关内部就有三种不看好的反对意见：
“不好搞”，“搞不好”，“不搞好”。
陈润儿与市委一班人统一意见后，至今已坚持开展4年，并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体系。
军转干部安置是大事，也是难事。
2009年开始，长沙以公开透明为改革导向，首次对营职以下及专业技术军转干部，实行考试加考核的办法进行安置，至今已坚持两年。
国防科技大学等很多军转单位负责人对长沙市表示，困难减少了，满意度提高了。
长沙改革启示录：
既要执政担当，又要操作能力
不求轰动求实效，改革必须上符中央要求、下合百姓意愿。
长沙多项吏治改革并非中央、省所定的试点，却紧扣上级的原则与精神。
“中央有要求，百姓有呼声，事业有需要”，陈润儿在推行一些重大决策时，往往会提到这句话，这正是他发动改革的主要标准。
改革动机并非追求轰动，而是吃透了中央精神，摸透了民情，从长沙现实出发，从而使改革最大限度地具备了“合法性”，合乎了民意，这被认为是长沙改革争议少、多项得到上级肯定的主要原因。
改革就要敢于攻坚克难，破除既得利益。
2009年初，被列为湖南预防腐败试点城市的长沙市问计于民，发现一些机关存在滥发津补贴、违规配车等问题。
机关内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有人认为积重难返，“众怒难犯”。
市委连续召开常委会和民主生活会，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决心。
长沙改革的一个导向，并非与民争利，而是官员自我削权。
吏治素来是改革的“深水区”。
在一些地方，地方党委、政府宁愿在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等领域倾注精力开展改革，在吏治改革上却尽量绕着弯走。
长沙的实践表明，在一个行政主导型的社会，只有敢于争先碰硬抓吏治改革，地方发展、民生等领域的改革才会得到有力支撑。
改革必须延伸到制度，方能巩固改革成果。
“他很看重制度建立，而非一时的兴趣。
”4年来一直参与政绩评价改革、现任长沙市委绩效考核办公室主任的陈昌佳，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陈润儿的改革风格。
以前无“硬伤”被评为“基本称职”或“不称职”，官员们好像觉得是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跟他过不去。
如今，长沙市创建出了一整套制度，执行阻力小了很多。
为了巩固党风廉政整顿成果，长沙市细化和完善规章近百项，如规范领导行为就是其中一项。
一些问题是相关领导随意表态、越权行事造成的，为此市委出台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规定，哪些“可以做”、“不能做”，“按什么程序做”，都有严格规定。
进一步明确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应尽的职责，做到每项制度、每条规章既有执行人，又有监督人。
改革要善于把握细节，才能够操作成功。
近4年来，长沙市锲而不舍、步步深入，推进政绩评价改革，解决了工作目标如何确定、公众评估如何力求公正等上百个操作难题。
在操作层面，长沙市委的决策者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不但注重通过民主凝聚市委常委会、市委全会的力量，取得人大、政协的支持，从而形成改革共识，而且特别善于凝聚公众力量。
如在政绩评价当中，对一些执法部门的公众评估分占到总分的1/3，从而使公众参与其中，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倒逼力量。
改革的成功与否与改革者的操作能力有直接关系。
宁乡县的多位官员接受采访时说，陈润儿推进城乡统筹改革，在这个县的关山村“办点”，去年一年到关山村不下10次。
“大部分都是周末去，经常不给县里打招呼，这说明他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而且务实。
”陈润儿特别点明，关山村不能用上级支援的钱堆出来，必须走市场道路，这样的改革才有推广价值。
公开述廉第一个登台，公开对话第一个坐在摄像机前……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陈润儿不仅是决策主要参与者，也是一线执行者；既推动改革，又随时掌握动态完善改革。
长沙一些官员形容陈润儿推动改革有如“推土机”，认为这得益于他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与地方工作经验。
强力推进改革，改革者必须有责无旁贷的执政担当。
到任长沙调研不久后，陈润儿代表市委一班人向全市600万人民提出“省内率先、中部领先、国内争先”的执政口号。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领导者的任期是短暂的。
然而，我们担当的责任却是历史的。
”陈润儿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官员的“担当”。
多位了解他的官员、学者接受采访时认为，正是这种执政担当成了他奋发改革的原动力。
（半月谈记者段羡菊苏晓洲）
张立勇：
人民有尊严，法官才有尊严——转型时代改革者之二
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与一大批改革者的贡献密不可分。
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首倡“大包干”的18位农民，到带领华西村农民奔小康的吴仁宝；从大胆改革企业管理机制的张兴让，到“中国制造”的形象代表张瑞敏……可以说，30多年来，正是由于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涌现深具非凡勇气的改革者，敢于突破思想禁锢、体制约束，筚路蓝缕，上下求索，才催生出中国改革开放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景象。
中国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强盛国力、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拜改革所赐，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弄潮儿，在其中功不可没。
如今，改革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对于一个正在建设现代文明、走在转型路上的国家来说，改革没有停顿，也不能停顿。
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一系列大政方针已经出台，都需要改革拓路推进；消弭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内一系列现实难题，同样需要改革披荆斩棘。
改革在路上，改革必须向纵深推进，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今天，她更加强烈地呼唤着那些有担当、有情怀、有智慧的改革者！
也许改革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也许现在的改革环境确实比较复杂，也许改革者可能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不改革或者延迟改革，不仅会耽误发展，还可能使得以往改革开放的成果大打折扣。
这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挑战，而回应这挑战，让我们看到的，正是改革者的价值和光辉所在。
（《半月谈》2011年第4期）
♦半月谈记者刘雅鸣李亚楠
见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是在春节长假后的第三天晚上，他刚风尘仆仆从平顶山调研回来。
年初，平顶山刚刚发生了引发舆论哗然的时建锋骗免巨额通行费而被判无期徒刑一案。
张立勇连续4年在春节过后上班第一天主持召开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今年2月9日，他再敲廉政警钟，宣布从即日起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网站；开设清风茶室，由省高院纪检组、监察室定期或不定期地把那些有违法违纪问题苗头、司法纪律作风散漫的法官请来进行提醒谈话。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领包括两名副院长在内的5位院级领导及8位中层干部去了平顶山。
“为的就是全面总结时建锋一案的教训，检讨存在的问题，引以为戒。
一个案件，暴露出了法官队伍素质、法治理念、法院内部管理等多方面的突出问题。
”张立勇坦言。
尽管春节前一直忙于开省里两会，但这个案子一直放在他心上，“一旦检察院再起诉过来，审理要完全开放，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体共同参与，甚至可以采取庭审网络直播、电视直播等方式”。
张立勇（左）倾听群众上诉
“质疑是个好东西”
自2008年1月就职河南高院院长以来，张立勇所大力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几乎无例外地都在社会上形成了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情形。
对此，张立勇直言：
质疑是个好东西，质疑本来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他认为，受到质疑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有意义的，说明我们的举措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非常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这几年河南法院工作的进步和影响扩大，就是在各方的评说和争议声中实现的。
“争议还能够让我们更加准确地看到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张立勇表示，“我们衡量这些问题的标准，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结合。
如果人民群众认可，我们就力推；如果人民群众否认，我们就改正。
说到底，这是一个司法理念的问题。
”
重彰70多年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启动全省法院集中大接访，推出社会法庭和“调解年”，建立人民陪审团、法律文书全部上网等均引发了法学专家和群众的热议。
延安时期的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通过巡回审理、田间开庭等便利诉讼程序，让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产生了以其名命名的审判模式。
70多年后，这一方式再度被张立勇力推。
有专家批评，这种做法是开历史倒车，是法治建设的倒退，“把过去年代土里土气的、不规范的东西搬到现代社会来实行，是走回头路，甚至是一种愚昧”。
对此论调，张立勇很不以为然：
我们弘扬的主要是像马锡五那样的一种精神和作风，也就是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办案的精神和作风，而不是纯粹地非要审案到田间地头的那种形式上的东西。
对“法官就是要高高在上，坐堂问案敲法槌，在司法审判中不能搞群众路线”的说法，张立勇坚决反对。
“人民法院就是要走人民路线”，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对去年发生在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件的处理，也引来一些人质疑。
特别是对张立勇亲自到赵作海家里鞠躬道歉，一些法院系统的人士认为“做过了”，理由是给过赔偿、宣告无罪就行了，一个堂堂大法官、法院院长没必要再去鞠躬，代表国家法律的大法官应该是很有尊严和威严的。
“赵作海作为一个无辜公民被关押11年，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祸及三代，每天还要不断检讨本不存在的罪行。
如果我们去鞠躬能够补偿人家的损失，让我鞠100个躬也没关系。
”
最新的质疑则来自对“天价高速收费案件”的介入，特别是对平顶山中院法官的问责。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上下级法院不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上级法院无权插手下级法院的人事和管理，无权直接撤销或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结果。
“在这个事情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作为上级法院还要漠然置之、坐视不理，难道这样就是对的吗？
”张立勇回应，按照法律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监督指导职责，包括执行法律的监督以及对法官、法院有错必纠原则的监督等。
在中院不能及时纠正自己判决错误的情况下，上级法院有责任进行监督。
他对记者说，法院系统内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法院不能有错必纠，还常引用美国辛普森案件为例。
这肯定不行，错了一定要勇于面对，要坦诚，要担当，不然就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司法机关。
在将赵作海案相关的5月9日定为“错案警示日”的同时，为严防冤案错案的再度发生，河南法院系统启动了无罪推定等16项制度建设，依据“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73名长期被羁押的被告人被依法宣告无罪。
姚玉舟：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转型时代改革者之三
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与一大批改革者的贡献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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