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士人使命感.docx
《论中国古代士人使命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中国古代士人使命感.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中国古代士人使命感
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内容概要】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
值、准则（道）的固守、保护者，因此拥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
勉。
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此刻文化传承、社会责备、道德教化、匡救社会
危机诸方面。
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
传统士人对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
【关键词】士人/使命感/责任感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简言之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
他们中的优异分子（即
先人说的“士君子”）以固守、保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
（“道”）为己任，是一批拥有自
觉使命感、责任感的人。
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不
仅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称道、仰慕
，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新式知识分子。
一
士、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别集体，故本文先对士的
产生、演变作一简要回首。
在商
周，士是负责各样详细事务的最低一级贵族。
这种士，史界多称为“贵族士”。
到春秋时代
，士的地位、组成开始发生变化。
尽人皆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改动的时代。
跟着
旧制度渐渐崩溃，旧贵族的地位不停降落，而一些老百姓的地位则因社会改动得以上涨。
于是
，士这一介乎贵族与老百姓之间的阶层，人数不停扩大。
并且，士的组成也渐渐多为知识人，
这同社会改动过程中的文化下移有直接关系。
自周室东迁以后，周王室日渐式微，周初的一
些封国也先后消亡。
于是，“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场面一步步被打破，出现了所谓“天子
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情况。
乡校与个人办学的流行，使长久被“官
府”垄断的知识文化流布于民间。
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才能且有信念、理想的新式士
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
因为社会有需求，这批新士人队伍不停扩大，成为与农、
工、商并列的“四民”之一，且成为四民之首。
新士人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期间中国社会构造、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而给予新士人灵
魂、品行、理想的则是孔子和原始儒家。
他们是特别士人精神的塑造者。
正是他们提出了理
想士人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后代优异士人所固守，成为中国古代优异知识分子的传统。
孔子和原始儒家对士的根本要求是使自己终生成为道的固守、保护、弘扬者。
《论语》
一则言“志于道”（《论语·述而》），再则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正是此意。
“
士志于道”就是说，作为一名真实的士，应终生不懈地神往、追求、保护道；并且，因为“
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士又应是道的弘扬者。
总之，真实的士是离不开道的。
所谓“道”，简言之即社会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得以正常
运行并发展的根本保证，所保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自然，孔子所说的道乃是那时社会的
基本价值、准则。
孔子和原始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即是要求士成为那时社会基本价值、准则
的保护者。
所以，孔子和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塑造理想士人，便给予他们使命感、责任感，勇于肩负责任的担当精神。
二
孔子和原始儒家认为，因为道要靠士去贯彻、落实、保护、弘扬，所以，士第一应是一
个自觉接受、拳拳服膺道，能将道落实为自己实质行动的人，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
所以，
孔、孟、荀对士应拥有的道德作了多方面的说明。
为节俭篇幅，下边主要举《论语》为例。
子贡问曰：
“何如斯堪称之士矣？
”子曰：
“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堪称士矣
。
”曰：
“敢问其次？
”曰：
“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
”曰：
“敢问其次？
”曰：
“言
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
抑亦能够为次矣。
”（《子路》）
子路问曰：
“何如斯堪称之士矣？
”子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堪称士矣。
朋友
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子张曰：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
其可矣。
”（《子张》）
士志于道，而耻粗衣劣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认为士矣。
（《宪问》）
《孟子》的有关记录有：
“王子垫问曰：
‘士何事？
’孟子曰：
‘尚志。
’曰：
‘何谓
尚志？
’曰：
‘仁义而已矣。
’”（《孟子·悉心上》）“无恒产
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
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将士分为从政的“仕士”和在野的“处士”。
荀子认为，“仕士”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荣华者也（“富”看作“可”，难得系指
道德），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
而“处士”则是“德盛者也，能静者也，
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是”看作“著定”，意为有定守而不随流俗）。
孔、孟、荀对士的要求虽包含才华、能力，但主假如道德。
士自然一定遵守基本道德（如
仁义、孝悌、忠信、友善、宽厚、守礼、知耻、远罪），理应是这方面的模范。
但作为士，又
应是“德盛”者，尚应有更高要求，比方“见危致命”、“临
难毋苟免”（《礼记·曲礼上》
），在“天下无道”时能“以身殉道”（《孟子·悉心上》）。
因为士无恒产，所以，对士而言
，为守道、行道而耐得住贫寒就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孔、
孟、荀再三指出：
“士君子不为
贫困怠乎道”（《荀子·修身》），假如贪恋安适生活（“怀居”），
以粗衣劣食为耻，便“不
足为士”了。
孔子所以再三盛赞颜回之贤，原由之一就是他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孔子自己也是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却感觉“乐亦在此中矣”（《论语·述而》）。
他们都是以
道德理性的实现、知足为乐，而
不在意外面物质生活环境的好坏。
孔子说：
“君子忧道不忧
贫”（《论语·卫灵公》），在他
看来，真实的士君子所担忧的乃是道可否实现、落实，不受
伤害，而不是自己的贫困。
孔子曾说：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
问》），就是说，欲想安人
、安百姓，前提是搞好自己的道德涵养，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
而《大学》讲修齐治平的次
第，则更明确地指出：
“身修尔后家齐，家齐尔后国治，国治尔后天下平”，认为欲治国平
天下当从修身做起。
孔子和原始儒家既给予士人守道、行道、卫道、弘道的责任、使命，自
然要对他们作道德质量、理想人品的塑造。
这是因为，士人只有拥有崇高的质量，才能肩负
自己的责任、使命；只有拥有崇高的质量，才能获取社会的相信、仰慕，进而产生实实在在
的社会影响。
明显，只会侃侃而谈而不实有其事、实有其德，
是不可以守信于人、守信于社会
，进而达成自己的责任、使命的。
所谓“铁肩担道义”，没有一副铁肩（自己硬）是担当不了
道义的。
应当说，后代优异的士人都是“德盛”者，他们都能正确地办理公私、义利、理欲
、苦乐、荣辱、存亡关系，将天下国家置于一己之上，遇到社会的仰慕，因此不一样程度地完
成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的责任、使命，成为古代社会的脊梁。
三
孔子和原始儒家对新士人的塑造，从一开始即郑重给予使命感、责任感，让他们懂得自
己是一批肩负重担的人。
《论语》有云：
曾子曰：
“士不可以够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认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尔后已，不亦远
乎？
”（《泰伯》）
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的士人向来以这段话自策、自警、自勉，直到今日影响犹在。
所
谓“任重道远”，不不过落实、实行、弘扬仁德，使之普及于社会，更有治国平天下的要求
、责任，意味是深长的。
高度自信且极度豪迈的孟子曾说：
“如欲平治天下，此刻之世，舍
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此语虽狂，但显出的则是冲天英气和胸襟天下的高度责
任感。
后代士人也有近似的壮志豪言。
比方，东汉末的有名
“党人”陈蕃，在少年时曾说：
“大丈夫处世，当打扫天下”（《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传记》）。
另一“党人”范滂也
是青年时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记》）。
这能够说是中
国古代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理想。
后代一些有志之士确实是
“身无半文而心忧天下”。
诚然
，认为仅靠自己和自己的同道者奋斗即可平治、澄清天下是不现实的，“舍我其谁”一类话
更是表现了某些士人的自傲、狂傲，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责任、使命的高度自觉，看
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社会安危、国计民生（自然也包含对朝廷、社稷）的深切关心，所反应的
乃是难得的以国事、民事为己事的精神。
西汉的董仲舒曾对士作了这样的讲解：
“士者，事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后
来，东汉的《白虎通》、《说文解字》也作了相同的解说。
这一讲解为后代所认可。
鸦片战
争前，中国的社会危机日趋深重，民族危机也渐露端倪。
要
求改革的思想家包世臣为了激励
知识分子走出故纸堆，关心国计民生，担负社会责任，他又
对这一传统说法作了新的解说：
士者，事也。
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
（《安吴四种》
卷十）
就是说，士虽无专事，但全部“民事”均应是士人所应关心、从事的事。
这就把士人的
责任明确化了。
这一讲解虽晚，但这一认识应当说早就有了。
比方，明末东林书院那副人所
熟知的春联：
“风声、雨声、念书声，声声动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是
此意。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责任感是愈来愈自觉的。
明朝中后期有名思想家吕坤曾说：
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
（《呻吟语·应务》）
此四者大概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将四者定为士人的“责任”，反应了认识的深入。
早在先秦，士即有“仕士”与“处士”之别，即在朝、在野之分。
关于在位的“仕士”
来说，他们的责任自然更大。
吕坤认为，当官不过尽责，“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则
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则任天下之重，朝夕思虑其事，昼夜经纪其务，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
事失理不遑安食”（《呻吟语·修身》）。
“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
呻吟语·治道》），一定把官职的高低看作是责任的大小。
视当官为尽责，反应的正是古代优
秀士人的责任感。
至于在野的优异士人，他们虽无职务，但相同关心民生朝政。
这即是范仲
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明末以
顾宪成为领袖的“东林党”人，他们虽退居东林书院论学、讲学，但“讲习之余，常常讽议
朝政，裁量人物”（《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因此导致宦官公司的敌视。
东
汉末的“党人”因拒绝与把持朝政的宦官公司合作而退居乡里，但并未忘却朝政。
他们“品
核公卿，裁量执政”，“建立风声，抗论惛俗”，一时形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场面
。
他们“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义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后汉书》卷六十
七，《党锢传记》；《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传记》），遇到时人和后代的仰慕。
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中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赞美说，那些伤时感事之士“进亦忧，退亦忧。
然而何
时而乐耶？
其必曰：
‘天生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对古代优异士人使命感
、责任感的最好归纳。
到了近代，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权益义务观的影响，他们对人们应拥有的社
会责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
梁启超说：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
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认为人之具也。
”（《饮冰
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1900年，正当民族灾害空前深重的年月，麦孟华改写顾
炎武的名句，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清议报》第三十八册，《论中国之存
亡决定于今日》），它快速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言。
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责
任观同中国古代优异士人的责任观是一脉相承的。
四
自孔子起，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士人一直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视为自己的使命、
责任，它详细表此刻以下诸方面。
其一是文化传承。
《中庸》云：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孔子一直以传承、弘扬
上自尧舜下至文武周公的精神、文化为己任。
为此，他整理删定六经，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
献。
诸多孔门弟子以及后起的孟、荀关于整理、阐释、流传上古文化和孔子学说均作出了重
要贡献。
这一传统为后代士人所继承、弘扬，他们向来以“为往圣继绝学”、继往开来为自
己的责任、使命。
这种薪火相传的事业即便在动乱的年月也未曾中止。
秦始皇焚书，使中国
上古文籍遇到全国性的空前大难。
项羽火烧咸阳，又使秦宫所存文籍再毁于火。
上古文籍得
以流传到现在，全赖汉初一批年纪已高的经师口传。
一幅“伏生传经图”足以令人动容。
自宋
以来，跟着书院流行，个人讲学流行，刻印书本规模日大，这种文化传承的实绩更为明显。
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历劫难而从未中止，同中国古代优异士人以传道为己任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其二是对社会的责备。
优异士人一直以保护社会基本价
值、基本准则为己任。
在政治上
，他们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
薄赋，使民以时，珍爱民力，让
公众丰年饱暖，灾年免于死亡。
家给人足、天下升平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但是，因为诸多统
治者的自私、短视、贪心、残酷，他们不停激化社会矛盾，使得“道”不停遇到背叛、损坏
。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说来“天下无道”之日多于“天下有道”之日。
并且，因为“道”带
有理想性，难以逐个落实，故而即便在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平定的时间，背叛道的措施
和现象也会时有发生。
所以，为保护道而责备现实，为坚持
“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
》）的理念而为民请命成为优异士人的一大重要任务。
面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或是作苦
口婆心的告诫，陈述利害，提出建设性建议；或是大方陈词，作剧烈抨击，以期惹起震动。
从流传到现在的历代“名臣奏议”、诸多名士文集，我们都能见到这种政论，一些文字到现在仍
使后代震惊、感人。
为保护道，古代士人表现了难得的“威严不可以屈”的精神。
从把持朝政
的各种险恶权力（外戚、宦官、权奸、佞臣），到为恶一方的豪强和虎狼之吏，都是他们责备
、抨击的对象。
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
不从父”（《荀子·子道》）的原
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行不争于父，臣不行不争于君”
（《孝经·谏诤章》），明确认
为，当君父违反道义之时，所从的是道义而不是君、父。
所以，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责备不
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
这种犯颜直谏，其尖利程度常常令人惊讶。
概言之，作为社
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保护者，中国古代优异士人从未放弃社会责备的责任，这对保护社
会正义，伸展社会正气，兴利除弊，协调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固，都曾起了重要作用。
中
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每每挣脱社会危机，由乱而治，这同一代代优异士人连续的社会监察、责备是有关系的。
其三是道德教化。
为求“道”的实现，中国古代士人在作社会责备的同时又自觉从事道
德建设，肩负道德教化的使命。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公众的教化，以致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
掌管教化。
但这项“以教化民”的工作，主力军、实行者仍是士人。
关于这项使命，士人是
自觉的。
荀子说：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后代也有“上
士贞其身，移风易俗”（《明儒教案》卷六十）之说。
在中国古代，优异士人既是帝王师也是
庶民师，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
后代的乡学、社学既是普及文化的场所，也
是“导民善俗”、“以成其德”的场所，而主其事者主假如乡里士人。
自“乡规民约”流行
后，它对提高民德、成立社会和睦、平定社会次序曾起了重要作用，而其倡议者也是士人。
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即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防、吕大钧兄弟倡始制定的。
中国士人多重家
教，他们曾制定各样家训、家规。
这种规、训不单影响一家、一族、一方，甚至影响后代。
比方，《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曾国藩的家训等便产生了这
种影响。
明清的文士曾留下了一批“清言”集（比如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
等），此中诸多清爽隽永、语重心长的名句、警句、格言关于人们陶冶情操、怡情养性、为人
处世、安家立命均有启示，到现在仍为人们所喜欢。
宋元以来，戏剧、小说、说唱艺术流行。
这种文学形式诚然以娱乐为主，但又明显拥有“觉世”、“醒世”、“警世”的企图、功能
。
创作这些作品，也是士人为教化所做的工作。
其四是匡救社会危机。
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国情怀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辰表现得
更为炽烈。
由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所决定，中国古代社会每每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
因为士
人拥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洞察力并熟习历史经验，他们是社会危机的最早觉察者，是
人群中的“先知”，是最早敲起警钟的人。
在危机刚露端倪之时，他们是社会改革的号召、
推进者。
在中国古代的几次改革中，士人均起了这样的作用，而在近代更为明显。
鸦片战争
前夕，社会危机日趋深重，民族危机也已展现端倪，号召清代政府主动“自改革”的即是龚
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人。
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号召、发动变法
维新更是尽人皆知。
而到危局已现之时，优异士人则是勇打前锋、率众力挽狂澜的领头人。
东汉末，因为桓灵昏淫、宦官专权，狂风雨（黄巾起义）马上到临。
这时，起而抗争、力争匡
救的乃是李膺、陈蕃等“党人”。
1126年，金兵大力南下，包围汴京，昏庸的宋钦宗为向金
乞降竟免除抵挡派领袖李纲，自毁长城。
紧急之时，“太学
诸生陈东等上书于宣德门”，“
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迫
使钦宗回收成命。
明末“东林党
”人与宦官公司的斗争、清初江南士人的抗清斗争，都拥有
这样的性质。
至于近代的“公车
上书”更是这样。
在这些时辰，为了匡时救世、力挽狂澜，许多优异士人甘冒杀身灭族之险
，真实做到成仁取义、以身殉道，他们的使命感、担当精神以最炽烈的形式得以展现。
五
士虽是一个拥有自己特质的社会阶层，但它毕竟附属于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
，所以，他们所固守、保护的“道”只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他们的使
命、责任其指向只好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社会次序。
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道”
，不是抽象的而是详细的，只好是某一社会、某一时代的基本价值、准则。
这种历史限制是
不问可知的。
自从中国近代出现了新的经济、政治力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士
人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
他们是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代言人，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
他们
自觉继承并大大弘扬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担当精神，但二者所固守、保护的“道”是
不相同的。
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乃是他们欲图成立、并正在成立中的新
型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他们所担负的乃是在中国成立新式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振
兴的新使命、新责任。
概言之，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一直未变，
但其详细使命、责任则是跟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
最后尚需述及的是，因为儒家是封建等级制的保护者，所以，他们的责任观是受等级地
位限制的，不如将其称之为“等级责任”观。
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泰伯》篇、《宪问》篇）。
在他看来，众多的“不在位”者既不用谋政也不该
谋政，他们与政是没有关系的。
对此，以后朱熹作了更理解的讲解。
他认为，所以应当“不
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因为人们身居不一样样级地位是“各有分限”的，所以，“野外之人，
不得谋朝廷之政”（《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不在其位章》）。
所谓“
野外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在中国古代几成定规，影响所
及，更使得许多家庭、家族的家
规、族规严格规定家人、族人“不准谈朝廷政事”。
这种“莫谈国事”的训斥、禁忌必然严
重抹杀广大公众的政治热忱，使他们对国事采纳与己没关、不闻不问的态度。
到近代，这种
观点遇到严复、梁启超等新学家的严苛责备。
他们指出，那时中国人之所以爱国心单薄，对
国家民族的前程命运“淡然许多动于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论中国公民之品行
》），同这种观点的长久影响是分不开的。
经由近代新学家的责备，跟着“主权在民”说开始
在中国流传，这种观点的影响渐渐削弱。
而跟着西方近代权益义务观的输入，人人皆有应享
之权益和应尽之义务的观点逐渐代替了中国古代那种“等级责任”观。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