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士人使命感.docx

1、论中国古代士人使命感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内容概要】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固守、保护者，因此拥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此刻文化传承、社会责备、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传统士人对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关 键词】士人/使命感/责任感中国古代的“士”、“士人”，简言之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优异分子(即先人说的“士君子” )以固守、保护社会基本价值、

2、基本准则(“道”)为己任，是一批拥有自觉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不仅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称道、仰慕，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一士、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别集体，故本文先对士的产生、演变作一简要回首。在商周，士是负责各样详细事务的最低一级贵族。这种士，史界多称为“贵族士”。到春秋时代，士的地位、组成开始发生变化。尽人皆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改动的时代。跟着旧制度渐渐崩溃，旧贵族的地位不停降落，而一些老百姓的地位则因社会改动得以上涨。于是，士这一介乎贵族与老百姓之间的阶层，人数不停扩大。并且，士的组成也渐渐多为知识人，这同社会改动过程中的文化下移有直接关系。自

3、周室东迁以后，周王室日渐式微，周初的一些封国也先后消亡。于是，“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场面一步步被打破，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情况。乡校与个人办学的流行，使长久被“官府”垄断的知识文化流布于民间。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才能且有信念、理想的新式士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因为社会有需求，这批新士人队伍不停扩大，成为与农、工、商并列的“四民”之一，且成为四民之首。新士人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期间中国社会构造、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而给予新士人灵魂、品行、理想的则是孔子和原始儒家。他们是特别士人精神的塑造者。正是他们提出了理想士人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后代优异士人所固守，成为

4、中国古代优异知识分子的传统。孔子和原始儒家对士的根本要求是使自己终生成为道的固守、保护、弘扬者。论语一则言“志于道”(论语述而)，再则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正是此意。“士志于道”就是说，作为一名真实的士，应终生不懈地神往、追求、保护道；并且，因为“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士又应是道的弘扬者。总之，真实的士是离不开道的。所谓“道”，简言之即社会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得以正常运行并发展的根本保证，所保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自然，孔子所说的道乃是那时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孔子和原始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即是要求士成为那时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保护者。所以，孔子和原始儒家从一开始

5、塑造理想士人，便给予他们使命感、责任感，勇于肩负责任的担当精神。二孔子和原始儒家认为，因为道要靠士去贯彻、落实、保护、弘扬，所以，士第一应是一个自觉接受、拳拳服膺道，能将道落实为自己实质行动的人，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所以，孔、孟、荀对士应拥有的道德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为节俭篇幅，下边主要举论语为例。子贡问曰：“何如斯堪称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堪称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抑亦能够为次矣。”(子路)子路问曰：“何如斯堪称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堪称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

6、弟怡怡。”(子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矣。”(子张)士志于道，而耻粗衣劣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士而怀居，不足认为士矣。 (宪问)孟子的有关记录有：“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悉心上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将士分为从政的“仕士”和在野的“处士”。荀子认为，“仕士”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荣华者也(“富”看作“可”，难得系指道德)，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而“处士”则是“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

7、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是”看作“著定”，意为有定守而不随流俗)。孔、孟、荀对士的要求虽包含才华、能力，但主假如道德。士自然一定遵守基本道德(如仁义、孝悌、忠信、友善、宽厚、守礼、知耻、远罪)，理应是这方面的模范。但作为士，又应是“德盛”者，尚应有更高要求，比方“见危致命” 、“临难毋苟免”(礼记曲礼上)，在“天下无道”时能“以身殉道” (孟子悉心上 )。因为士无恒产，所以，对士而言，为守道、行道而耐得住贫寒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孔、孟、荀再三指出：“士君子不为贫困怠乎道”(荀子修身)，假如贪恋安适生活 (“怀居”)，以粗衣劣食为耻，便“不足为士”了。孔子所以再三盛赞颜回之贤，原由之一就是他“

8、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孔子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却感觉“乐亦在此中矣” (论语述而 )。他们都是以道德理性的实现、知足为乐，而不在意外面物质生活环境的好坏。孔子说：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在他看来，真实的士君子所担忧的乃是道可否实现、落实，不受伤害，而不是自己的贫困。孔子曾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就是说，欲想安人、安百姓，前提是搞好自己的道德涵养，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而大学讲修齐治平的次第，则更明确地指出：“身修尔后家齐，家齐尔后国治，国治尔后天下平”，认为欲治国平天下当从修身做起。孔子和原始

9、儒家既给予士人守道、行道、卫道、弘道的责任、使命，自然要对他们作道德质量、理想人品的塑造。这是因为，士人只有拥有崇高的质量，才能肩负自己的责任、使命；只有拥有崇高的质量，才能获取社会的相信、仰慕，进而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明显，只会侃侃而谈而不实有其事、 实有其德，是不可以守信于人、守信于社会，进而达成自己的责任、使命的。所谓“铁肩担道义”，没有一副铁肩(自己硬)是担当不了道义的。应当说，后代优异的士人都是“德盛”者，他们都能正确地办理公私、义利、理欲、苦乐、荣辱、存亡关系，将天下国家置于一己之上，遇到社会的仰慕，因此不一样程度地完成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的责任、使命，成为古代社会的脊梁。

10、三孔子和原始儒家对新士人的塑造，从一开始即郑重给予使命感、责任感，让他们懂得自己是一批肩负重担的人。论语有云：曾子曰：“士不可以够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认为己任，不亦重乎？死尔后已，不亦远乎？”(泰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的士人向来以这段话自策、自警、自勉，直到今日影响犹在。所谓“任重道远”，不不过落实、实行、弘扬仁德，使之普及于社会，更有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责任，意味是深长的。高度自信且极度豪迈的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此刻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此语虽狂，但显出的则是冲天英气和胸襟天下的高度责任感。后代士人也有近似的壮志豪言。比方，东汉末的有名“党人”陈蕃，在少年时曾说：“大丈

11、夫处世，当打扫天下”(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传记)。另一“党人”范滂也是青年时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记)。这能够说是中国古代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理想。后代一些有志之士确实是“身无半文而心忧天下”。诚然，认为仅靠自己和自己的同道者奋斗即可平治、澄清天下是不现实的，“舍我其谁”一类话更是表现了某些士人的自傲、狂傲，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责任、使命的高度自觉，看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社会安危、国计民生(自然也包含对朝廷、社稷)的深切关心，所反应的乃是难得的以国事、民事为己事的精神。西汉的董仲舒曾对士作了这样的讲解：“士者，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后来，东汉的白虎通、说文解字也

12、作了相同的解说。这一讲解为后代所认可。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危机日趋深重，民族危机也渐露端倪。要求改革的思想家包世臣为了激励知识分子走出故纸堆，关心国计民生，担负社会责任，他又对这一传统说法作了新的解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 (安吴四种卷十)就是说，士虽无专事，但全部“民事”均应是士人所应关心、从事的事。这就把士人的责任明确化了。这一讲解虽晚，但这一认识应当说早就有了。比方，明末东林书院那副人所熟知的春联：“风声、雨声、念书声，声声动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是此意。在中国古代，士人的责任感是愈来愈自觉的。明朝中后期有名思想家吕坤曾说：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

13、君子四大责任。(呻吟语应务)此四者大概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将四者定为士人的“责任”，反应了认识的深入。早在先秦，士即有“仕士”与“处士”之别，即在朝、在野之分。关于在位的“仕士”来说，他们的责任自然更大。吕坤认为，当官不过尽责，“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则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则任天下之重，朝夕思虑其事，昼夜经纪其务，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呻吟语修身)。“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呻吟语治道)，一定把官职的高低看作是责任的大小。视当官为尽责，反应的正是古代优秀士人的责任感。至于在野的优异士人，他们虽无职务，但相同关心民生朝政。这即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

14、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明末以顾宪成为领袖的“东林党”人，他们虽退居东林书院论学、讲学，但“讲习之余，常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因此导致宦官公司的敌视。东汉末的“党人”因拒绝与把持朝政的宦官公司合作而退居乡里，但并未忘却朝政。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建立风声，抗论惛俗”，一时形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场面。他们“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义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记；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传记)，遇到时人和后代的仰慕。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赞美说，那些伤时感事之士“进亦忧，退亦忧。然而何时而

15、乐耶？其必曰：天生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对古代优异士人使命感、责任感的最好归纳。到了近代，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权益义务观的影响，他们对人们应拥有的社会责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梁启超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认为人之具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1900年，正当民族灾害空前深重的年月，麦孟华改写顾炎武的名句，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清议报第三十八册，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它快速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言。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责任观同中国古代优异士人的责任观是一

16、脉相承的。四自孔子起，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士人一直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视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它详细表此刻以下诸方面。其一是文化传承。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一直以传承、弘扬上自尧舜下至文武周公的精神、文化为己任。为此，他整理删定六经，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诸多孔门弟子以及后起的孟、荀关于整理、阐释、流传上古文化和孔子学说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传统为后代士人所继承、弘扬，他们向来以“为往圣继绝学”、继往开来为自己的责任、使命。这种薪火相传的事业即便在动乱的年月也未曾中止。秦始皇焚书，使中国上古文籍遇到全国性的空前大难。项羽火烧咸阳，又使秦宫所存文籍再毁于火。上古文籍得以流传到现

17、在，全赖汉初一批年纪已高的经师口传。一幅“伏生传经图”足以令人动容。自宋以来，跟着书院流行，个人讲学流行，刻印书本规模日大，这种文化传承的实绩更为明显。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历劫难而从未中止，同中国古代优异士人以传道为己任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其二是对社会的责备。优异士人一直以保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为己任。在政治上，他们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珍爱民力，让公众丰年饱暖，灾年免于死亡。家给人足、天下升平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但是，因为诸多统治者的自私、短视、贪心、残酷，他们不停激化社会矛盾，使得“道”不停遇到背叛、损坏。在中国历史上，大概说来“天下无道”之日多于“天

18、下有道”之日。并且，因为“道”带有理想性，难以逐个落实，故而即便在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平定的时间，背叛道的措施和现象也会时有发生。所以，为保护道而责备现实，为坚持“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理念而为民请命成为优异士人的一大重要任务。面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或是作苦口婆心的告诫，陈述利害，提出建设性建议；或是大方陈词，作剧烈抨击，以期惹起震动。从流传到现在的历代“名臣奏议”、诸多名士文集，我们都能见到这种政论，一些文字到现在仍使后代震惊、感人。为保护道，古代士人表现了难得的“威严不可以屈”的精神。从把持朝政的各种险恶权力(外戚、宦官、权奸、佞臣)，到为恶一方的豪强和虎狼之吏，都是他们责备、

19、抨击的对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 )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行不争于父， 臣不行不争于君”(孝经谏诤章 )，明确认为，当君父违反道义之时，所从的是道义而不是君、父。所以，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责备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这种犯颜直谏，其尖利程度常常令人惊讶。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保护者，中国古代优异士人从未放弃社会责备的责任，这对保护社会正义，伸展社会正气，兴利除弊，协调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固，都曾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每每挣脱社会危机，由乱而治，这同一代代优异士人连续的社会监察、责备是有关系的。其三是道德教化。为求“道”的

20、实现，中国古代士人在作社会责备的同时又自觉从事道德建设，肩负道德教化的使命。中国自古即重视对公众的教化，以致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但这项“以教化民”的工作，主力军、实行者仍是士人。关于这项使命，士人是自觉的。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后代也有“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明儒教案卷六十)之说。在中国古代，优异士人既是帝王师也是庶民师，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后代的乡学、社学既是普及文化的场所，也是“导民善俗”、“以成其德”的场所，而主其事者主假如乡里士人。自“乡规民约”流行后，它对提高民德、成立社会和睦、平定社会次序曾起了重要作用，而其倡议者也是士人

21、。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即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防、吕大钧兄弟倡始制定的。中国士人多重家教，他们曾制定各样家训、家规。这种规、训不单影响一家、一族、一方，甚至影响后代。比方，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曾国藩的家训等便产生了这种影响。明清的文士曾留下了一批“清言”集(比如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等)，此中诸多清爽隽永、语重心长的名句、警句、格言关于人们陶冶情操、怡情养性、为人处世、安家立命均有启示，到现在仍为人们所喜欢。宋元以来，戏剧、小说、说唱艺术流行。这种文学形式诚然以娱乐为主，但又明显拥有“觉世”、“醒世”、“警世”的企图、功能。创作这些作品，也是士人为教化所做的工作。其四是匡救社会

22、危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国情怀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辰表现得更为炽烈。由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所决定，中国古代社会每每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因为士人拥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洞察力并熟习历史经验，他们是社会危机的最早觉察者，是人群中的“先知”，是最早敲起警钟的人。在危机刚露端倪之时，他们是社会改革的号召、推进者。在中国古代的几次改革中，士人均起了这样的作用，而在近代更为明显。鸦片战争前夕，社会危机日趋深重，民族危机也已展现端倪，号召清代政府主动“自改革”的即是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人。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号召、发动变法维新更是尽人皆知。而到危局已现之时，优异士人则是勇打前锋、

23、率众力挽狂澜的领头人。东汉末，因为桓灵昏淫、宦官专权，狂风雨(黄巾起义)马上到临。这时，起而抗争、力争匡救的乃是李膺、陈蕃等“党人”。1126年，金兵大力南下，包围汴京，昏庸的宋钦宗为向金乞降竟免除抵挡派领袖李纲，自毁长城。紧急之时， “太学诸生陈东等上书于宣德门” ，“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迫使钦宗回收成命。明末“东林党”人与宦官公司的斗争、清初江南士人的抗清斗争，都拥有这样的性质。至于近代的“公车上书”更是这样。在这些时辰，为了匡时救世、力挽狂澜，许多优异士人甘冒杀身灭族之险，真实做到成仁取义、以身殉道，他们的使命感、担当精神以最炽烈的形式得以展现。五士虽是一

24、个拥有自己特质的社会阶层，但它毕竟附属于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所以，他们所固守、保护的“道”只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他们的使命、责任其指向只好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社会次序。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道”，不是抽象的而是详细的，只好是某一社会、某一时代的基本价值、准则。这种历史限制是不问可知的。自从中国近代出现了新的经济、政治力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是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代言人，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他们自觉继承并大大弘扬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担当精神，但二者所固守、保护的“道”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乃是他

25、们欲图成立、并正在成立中的新型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他们所担负的乃是在中国成立新式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振兴的新使命、新责任。概言之，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一直未变，但其详细使命、责任则是跟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最后尚需述及的是，因为儒家是封建等级制的保护者，所以，他们的责任观是受等级地位限制的，不如将其称之为“等级责任”观。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篇、宪问篇)。在他看来，众多的“不在位”者既不用谋政也不该谋政，他们与政是没有关系的。对此，以后朱熹作了更理解的讲解。他认为，所以应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因为人们身居不一样样级地位是“各有分限

26、”的，所以，“野外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不在其位章)。所谓“野外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 ，在中国古代几成定规，影响所及，更使得许多家庭、家族的家规、族规严格规定家人、族人“不准谈朝廷政事”。这种“莫谈国事”的训斥、禁忌必然严重抹杀广大公众的政治热忱，使他们对国事采纳与己没关、不闻不问的态度。到近代，这种观点遇到严复、梁启超等新学家的严苛责备。他们指出，那时中国人之所以爱国心单薄，对国家民族的前程命运“淡然许多动于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论中国公民之品行)，同这种观点的长久影响是分不开的。经由近代新学家的责备，跟着“主权在民”说开始在中国流传，这种观点的影响渐渐削弱。而跟着西方近代权益义务观的输入，人人皆有应享之权益和应尽之义务的观点逐渐代替了中国古代那种“等级责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