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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健康传播研究简要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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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健康传播研究简要述评

【摘要】

本文对健康传播学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结合国内实际,借鉴美国经验,指出了中国目前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健康传播;概念;中国;美国;借鉴;努力方向

人类健康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便密不可分,但作为一门学科,健康传播研究不过区区数十年时间。

基本上,健康传播研究的路径一直紧随着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发展,直至今日,美国仍被视为全球健康传播研究的重镇,相比之下,中国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不够完善,在很多方面需要借鉴美国丰富的理论和实践。

一、健康传播的概念

何谓“健康传播”(HealthCommunication)?

学界一直缺少一个全面、完善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

不同学科领域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分别从各自研究视角出发,对健康传播进行概念界定,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不同特点,凸显出健康传播学科的多元交叉性。

美国学者Rogers将健康传播定义为“凡是人类传播中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

根据这个定义,健康促进是健康传播的最终目标,它既是一种效果又是一类行为的概念化统称。

健康促进路径是健康传播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取向,也是西方健康传播实践与研究领域在过去40多年发展中的主要路径。

首个开设健康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的爱默森大学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描述:

“健康传播学是为个体、组织和公众提供健康信息,在重要的健康问题上影响和推动他们的一门艺术和技术,包括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健康政策、商业以及提升社区中个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中国台湾学者徐美苓将健康传播定义为人们寻找、处理、共享医疗资讯的过程。

其关心的范围不仅在个人寻求医疗资讯的过程或医患之间的沟通,更在整个医疗体系内信息的流动与处理。

中国大陆学者钮文异的定义:

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和部分,它是指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渠道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散、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以上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一定的可取性。

我们可尝试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对健康传播的概念进行界定:

传者、受众、信息、媒介、效果。

健康传播中的传播者可以是任何组织、公众、个人,多为具有传播学及医学专业知识的组织或专家;受众为不特定的人群;信息为与健康相关的各种形式的信息;媒介为任意的媒介,不仅包括大众传媒,还应该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中的任何媒介;效果是健康促进。

总结起来,健康传播应该是:

以促进受众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为目的,运用传播学理论,有效地传播健康相关信息促进健康的过程。

健康传播学是研究健康促进过程中传播学问题的一门科学。

事实上,健康传播学既可以说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也可以说是传播学、公共卫生学、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集群。

二、美国健康传播学发展回顾

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健康传播历史悠久。

LeoParvis提到,古代先哲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依靠对语言学的研究来更好地为公民传递健康信息,可被视为西方健康传播的先驱。

目前学界公认的观点是,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JackFarquhar和传播学家NathanMaccoby在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HDPP),是医学学者和传播学学者的首次合作,被视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滥觞。

当时主要的研究力量来自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而时任所长正是西方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

1972年,美国“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成立,隶属于国际传播学会(ICA),使健康传播研究向规范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有关健康研究的文章和资料。

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上,“健康传播学会”正式成立。

到1980年前后,健康传播在美国迅速发展,并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专业。

1981年,艾滋病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此后,健康传播作为一门学科日趋成熟,学科体系得到不断完善。

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

美国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1984年的《健康传播:

理论与实践》(HealthCommunication:

TheoryandPractice),随后相继出版了《ThePhysician’sGuidetoBetterCommunication》(1984)和《HealthCommunication:

AHandbookforProfessional》(1985)等。

其次是健康传播机构的建立。

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其中很多成员和ICA的成员相互兼职。

1991年,美国CDC设立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的健康传播机构。

再次是专业会议的召开,这是学科发展专业化的必备条件。

1985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

第四是大学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

据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各高校中已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的博士点和40个硕士点。

最后是学术期刊逐渐创立,第一本健康传播领域的杂志《HealthCommunication》于1989年创刊,而《JournalofHealthCommunication》也于1996年创刊。

近年来我院学者基于对学术期刊作者背景的分析表明,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者中,大学医学院系的研究者和卫生事业机构的从业人员(有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的人员),是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主体,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左右;新闻传播学者是从事健康传播的第二大群体,占到总研究人员的25%左右,社会学与教育学学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学者两者总数达到25%左右。

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

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

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关注媒介和大众传播对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后者主要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关注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对传播技巧和健康信息的掌握和运用。

美国目前健康传播研究内容涵盖领域广泛,包括健康维系、健康促进、疾病防治以及健康倡导等,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也包括烟草控制、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危机与风险沟通等内容。

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中国健康传播的发展

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演进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美国

学科萌芽

构建学科框架

发展完善

更加成熟

中国台湾

学习、引进

理论运用

快速发展

学科建制

中国大陆

学习、引进

理论应用

学科探索

中国台湾地区在华人社会较早开展了健康传播研究,1980年前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进入1980年代,台湾健康传播研究开始注重议题设置理论、涵化理论等理论的应用与发展;1990年代,台湾健康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开始有了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与社会营销等。

在健康传播教学方面,2001年台湾慈济大学设立传播学系,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同年,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成立媒体组,尝试将健康传播教学研究体制化。

中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则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有关健康信息的“知、信、行”基本上局限于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的范畴。

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的召开。

会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传播学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并探讨了宣传、教育与传播的关系等问题。

健康传播概念在大陆的确认,以及健康传播学的提出,最初并不是源自传播学界,而是始于健康教育界。

在传播学界对健康传播的研究方面,2000年《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一文发表于《新闻大学》,标志着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在中国逐渐形成。

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系列丛书,首次推出国外健康传播学译著《健康传播:

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2008年,国人专著《健康传播与社会》出版。

随着健康传播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新世纪以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各类专业学术会议逐步兴起。

2003年,“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究的主题。

2006年,“首届中国健康传播国际论坛”召开,成为中国大陆首个定期举办的健康传播国际学术论坛。

2003年“非典”事件后,一次又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考验着我国健康传播的水平,国人发现理论的严重滞后已经影响到健康传播实践的正常发展,我国亟需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健康传播机制。

此后,健康传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呈加快发展趋势,相关理论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在探索中得以逐步构建。

四、中国健康传播学的努力方向

比照美国,不难发现,中国的健康传播学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研究者中医学、公共卫生学者占大多数,传播学背景比例偏低,学科之间合作较少;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有预见性和操作意义的研究成果少;关注议题狭窄,多集中于艾滋病防控、慢性病防治、大众媒体传播效果、媒体报道框架分析等方面。

有学者指出,传播学者的缺席无法确立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反之,学科体系的缺乏也使健康传播领域很难真正吸引更多的传播学者加入研究的行列。

美国健康传播学发展历程表明,只有更多传播学者的加入,才能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质量,从而避免另一种缺席——健康传播学在大陆传播学领域中的缺席。

所以,打破学科壁垒,将传播、医学等多学科研究资源整合,力量并举,加强各研究机构的沟通与协作尤为重要。

中国学者张自力结合国内实际,借鉴国际经验,指出今后中国健康传播学研究应有九个面向,概括较为全面,可视为当下中国健康传播学者努力的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

无论是对健康信息还是其他各类信息的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

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大众媒介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新媒体应用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

组织传播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健康传播、企业健康培训、社区健康传播等。

医疗卫生机构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当然非常重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疗改革的深入,社区、企业在健康传播中的发挥作用将愈发凸显。

3、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

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技巧、效果和信息不均衡等,研究内容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

国人对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运动并不陌生,这部分研究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等,相关理论包括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健康信念模式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情境研究

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社会情境和中观传播情境,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政策的制定与公众健康成本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

这部分研究的是文化与健康传播的关系,内容包括解读、建构或解构文化视野下的健康传播以及文化因素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等。

7、艾滋病、安乐死、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

这些特殊议题远远超出了医疗与健康的范畴,涉及社会、伦理问、文化等领域,所以值得深入研究。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

健康传播研究史、健康传播行为史的研究将为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并使学科体系更加完备。

9、健康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研究

这部分研究在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以及危机发生后的有效传播和应急处置等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北京医科大学主编:

《健康传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版

(2)任景华:

《健康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闻传播》,2010.9

(3)徐美苓:

《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0

(4)王希华,韦清霞,徐奇智:

《美国高校健康传播学科设置及发展状况研究》,《江淮论坛》,2005.4

(5)刘瑛:

《美国之健康传播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5

(6)林中华,许亚荃:

《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化历程回顾》,《青年记者》,2011.8

(7)韩纲:

《传播学者的缺席:

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

(8)张自力:

《健康传播研究什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9

(9)张迪,王芳菲:

《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之特点》,《国际新闻界》,2012.6

(10)张自力著:

《健康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美)艾琳·柏林·雷等著:

《健康传播:

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刘雁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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