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啜微呷西方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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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啜微呷西方史
本课程读书报告选（选自2009秋季学期读书作业）
1、韩思齐：
1969-2009：
从纽约到草原
2、满静萍：
小啜微呷思想史
3、仇璐：
关系学与国家现代权力
1969-2009：
从纽约到草原
08300730049韩思齐
从今年中旬就开始宣传的一个不知名的音乐节品牌“张北草原音乐节”在八月份出乎意料地成功举办了，还请到了英国TRIP-HOP三巨头之一的TRICKY这种国际巨星参加，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河北西部这个默默无闻的张北县或许只是这些欧美乐队演出记忆中的点缀，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个音乐节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显然有着丰富的意义：
摇滚寻路和脱贫致富。
既然是音乐节，还是先从摇滚寻路说起。
从前中国也举行过大型的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是个典型。
每年集结中国摇滚乐坛新出炉的乐队歌手以及经典的老资格乐手，在某一个城市进行连续多日的演出。
虽然也有外国乐队参与但是并非很重量级。
这次来了TRICKY，使得乐评界仿佛一夜之间就感觉到了中外摇滚乐巨大的差距，在这种落差之下，乐评人的情绪不淡定，导致许多观点值得进一步推敲。
最为典型的观点是拿中国目前的音乐节和四十年前耸立在摇滚乐历史上的里程碑——纽约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作对比，然后觉得中国根本没有伍德斯托克的范儿，中国的摇滚乐只是一场“洋务运动”，模仿皮毛匮乏精神。
如果这是值得抱怨的事情，我估计乐评人们恐怕要永远抱怨下去了。
就算只就“摇滚乐”这个音乐的形式来看，它就是西方化的一种表达方式，用这种载体来做音乐，“外形”上就不可避免地相似，小到逢场必“砸吉他”的行为，大到编曲、配器、唱法和流派尾随西方。
其实当代中国若确实具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思想背景的话，倒也不见得一定不能赶上西方。
日本学习美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不也一度蓬勃发展吗？
然而，如果回顾伍德斯托克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就不应该奢求中国摇滚这个“新生儿”拥有少年老成的心。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只是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比较突出的事件之一。
这场运动流行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许多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青年人进行了各种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1969年。
尼克松宣誓就任总统，反战运动持续高亢；纽约“石墙事件”发生，不甘于被警察长期骚扰的“同志们”起身抗暴，开启了同志平权运动；嬉皮士群体再与警方不断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下愈发不满于错乱的现实……
伍德斯托克打着时代的主要口号：
爱、正义、自由和和平，因而吸引了大约50万嬉皮士前来参加，被公认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亲历音乐节的作家这样描述：
“歌手们在舞台上日夜轮番上阵。
台下的年轻人在雨后的泥浆中歌唱跳舞，在河中集体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实践“做爱不作战”……伍德斯托克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都没发生：
当时有50万人，而且食物几乎匮乏，但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与不幸。
当地警长说：
“姑且不论他们的服装和想法，他们是我24年警察生涯中最有礼貌、最体贴和最乖的年轻人。
””
虽然由于摇滚乐与音乐节在青年文化、反叛、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多重矛盾，盛况仅仅持续三天，但伍德斯托克因了其鲜活的身体力行和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成为摇滚史上的永恒神话。
中国乐评人定然比我这个外行听众更为了解这段历史，但也许是期望过于殷切，或说对这座里程碑过于崇拜，而希望把音乐节全部往其上靠，以伍德斯托克为教科书。
然而，应该记住的是摇滚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不是某个作品或某个事件，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这种精神让我们能够表达各式各样的自我价值，可以创造和接受无数的可能，可以不羁于沉重的世事，可以振臂一呼号召全世界的人一起呐喊。
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事物相比没有意义。
如果说张北音乐节和整个中国摇滚是在进行洋务运动，那么乐评人就是洋务运动中的地方官僚，有心富国却指导无方。
另一个观点也显得乐观得有些偏颇。
一位乐评人认为：
“当我们做到一定的规模，经济社会到达了某个程度，伍德斯托克自然就来了。
”
在上一个观点的辩驳中我们已经细观了伍德斯托克的时代场景。
若从社会学观点看，那是的社会是典型的“失范”状态，价值规范迷失，社会凝聚力散失。
战后的美国青年群体自著名的“垮掉的一代”时就弥漫着疲惫和潦倒，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尤以“垮掉派”文人为甚，他们对体验各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放纵的性爱和吸毒等）。
“垮掉的一代”可被视为美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支“亚文化”。
纵然，“我还年轻，我还在路上”这类语句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和感动，垮掉派和其后来人嬉皮士的行动也成为黑人运动、妇女权利、同性恋解放的滥觞，但总的来说，那个时代和它所生产出来的热情而放荡的人群以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效应，不是我们今天的愿景。
因此我们应该做出一个简明的区分：
伍德斯托克是社会病态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产物。
那么，失范是否有利于文化现象的自由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尽管许多人可能会举出民国时候一大批水平高超的学术研究和思潮来肯定失范所带来的文化繁荣，而且伍德斯托克、垮掉派文学等一系列反文化运动似乎又是一例。
然而，失范时期的自由思想只是其影响中意外显现的“副产品”，其主要的影响是社会政治经济动荡和混乱，以及人们心灵状况的破碎空虚。
战争也导致社会失范，但战争时期似乎不能做到文化繁荣吧？
所以，失范绝对不是成熟的多元文化的必要条件。
不论何种社会，只要其价值系统能够衍生出一套支持多样化的声音、分异化的表达的体制，相信就有可能产生文化的繁荣。
回到音乐发展上来。
那么，中国摇滚乐就只能面对西方激情而曲折的社会历程和音乐发展史而望洋兴叹吗？
那样又过于悲观了。
作为外行，我当然无法提出专业的设想，只是根据近年来的欣赏经验，发现中国乐手的一个喜人进步：
从往年的“愤怒”摇滚（如崔健《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到现在的“知性”音乐。
何以这么说呢，请看音乐人周云蓬的一首歌词《中国孩子》：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看完这首歌词，固然有一种心寒之感，然而它却深刻地剖析了现实的社会状况，犀利地表达了创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
这种表达甚至超越了西方很多以政治批判为主题音乐，因为政治摇滚乐往往是在一个给定的立场上进行“议论”，而这首歌词显然是冷静（如果说也有痛惜的话）地“叙述”社会现实状况。
相信听完这首歌所产生的心灵震撼，要比在报纸上看一百次新闻报道更加强烈。
所以，关注现实，立足本土，似乎才是中国摇滚乐和其他流派音乐应该偏向的道路。
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在音乐节的脱贫致富效应上。
据《南方周末》报道，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和县委、县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现场指挥，虽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朋克。
“只要内容健康，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享受摇滚乐？
”李雪荣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不开放，张北就没有出路”。
许多国外摇滚音乐节的资料，考察出一些音乐节的确是在偏远小镇举行，经年累月，取得了巨大成功，小镇因此名声在外。
由此，他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项目”，一个可以让全国人民认识张北、了解张北的好项目。
在筹办过程中，我觉得音乐节对于张北，似乎类似于奥运会对于北京那样，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完善了基础设施，厕所的建设就是典型。
然而，在HIP-HOP和R&B风格的音乐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广泛的年轻人群中流行、而摇滚几乎沦为边缘的小众文化的时代，我们并不能对参加人数的增长抱过高希望。
另外，把音乐联系上政治目标，多少让有些“发烧友”有点不舒服，觉得太功利。
有人觉得连哪些歌能上场去唱都要审核，保证没有“政治问题”，音乐节的精神早就被剥夺了。
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
毕竟，艺术因为其卓异于现实的气质而必须不断地与现实作斗争，往往还被现实打压得灰头土脸，看看梵高生前那怀才不遇的苦涩就无需多言。
然而，就是在这种斗争中，艺术才获得了自身的力量和生命。
如果艺术全盘地毫无阻力地被现实接受，它就不再是艺术，而很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统治了。
祝福中国音乐！
小啜微呷思想史
08300730025满静萍
一部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西方思想史试图使用强力的暴政桎梏欧洲的思想，对于处变不惊自觉自为的中国哲人来说，欧洲的蓝眼黄毛们似乎总有些庸人自扰。
当我们再次试图剥丝抽茧，观澜索源地挖掘远古的思想的时候，我不禁浑身寒得发颤：
那些作古的文字当真想要解释这个世界解释人类？
当他们凭借文字想要传达一种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时候，却深陷语言的囹圄。
如此构成一个很简单的悖理，他们如何解决语言障碍对于一种普适思想的贯彻，而这在艺术史上却又是一个简单的定理，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不存在纯粹的思想。
我们身临其境，有如参演一场文明史展览巡礼，品尝思辨的美馔，咀嚼时代的英华，每一笔伟岸的华书我们咋舌大呼神来，每一弯通幽的曲径我们冥思感慨妙哉；而当一切流转，一切可知充斥着怀疑和混沌，我们在思想的漩涡中无可自拔。
因为始终，在批判人类全部思想的历史时，不得不参杂着幽灵般的不可知论。
否则那庞杂的思想洪流将把我们一并鲸吞蚕食。
无论是思想史还是人类文明史，都是一部可书的，折腾的，循环往复的建立与毁灭的历史。
纷杂混乱的现代社会恐怕无法再能想象尼采呼唤全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时候，他那洞穿一切的告知。
振聋发聩永远青睐厚积薄发的巨人。
想象一个拖着缠身百病的人却心怀超人的意志，代表了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偶像作为一个标杆立在思想的尽头。
他挑战的是称霸思想界一百年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他的对手是理性主义的守护人，形而上学的缔造者，难道他不害怕吗？
“重估一切价值。
”没有想到，竟然是一行诗敲响了古典主义哲学的丧钟，埋葬了欧洲大陆赖以稳定生存的思想基础，那是一个同样纷杂的时代，过了半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又过了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纳粹野蛮地偷窃了尼采的能量，把它运用到了邪恶的统治和愚弄上。
此时，我们才第一次看到思想的伟力，就像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无法发现星光，而在黑幕的衬托下，我们才能赞美它。
被异化的尼采主义像一根钢钉打进日耳曼民族的骨头里，流脓的伤口直过了三代人还见有光滑的伤疤。
战后平反，真正伟岸的尼采主义才渐渐深入人心。
而一种思想的曲折遭遇无不昭示着一个古有的谶语。
思想如苇草，脆弱又坚强。
西方思想源于古希腊文明众所周知，相反，思想久远了而不可考据，对于我们东方的学人想要一尝古希腊思想的脔肉，惟恐一知半见，落得作茧自缚的惨相。
古巴尔干半岛纬度较高，多山峦河川，耕地贫瘠，岛屿星罗棋布，海岸曲折细碎，森林覆盖良好，适宜发展造船业与航海业。
地中海频繁的贸易交流，过早成熟的商业机制，被山川隔绝的城邦政治，辽阔大海的人文熏陶，铸造了一个兼具自由平等又开放热血个性的民族。
对于自然的过多关注开启了人类自然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理性的脉搏已经在向世界和历史泵送血液了。
但作为一个仍身处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殊民族，古希腊人的泛神论也孕育了一个神性与人性美丽结合的畸形珍珠。
我始终无法理解，一个完全崇拜理性的国度，如何同时保有对诗歌和音乐的无上热情，他们给了司音乐之神阿波罗崇高的地位，在神话中他占据着大量的篇幅，拥有众多的传说；同时他们又纵容哲人乱来，从不驱逐第欧根尼这样的狗人，反把他对于亚历山大的揶揄传为佳话。
但，我也不懂，他们赞颂人的伟大，雕刻象征力量的肌肉，和象征美的胴体；他们也用他们引以自傲的民主，处死苏格拉底，一名智者，一名时代的巨人。
泛希腊时代，在思想的漩涡和历史的足迹中，他是理性的代表，形而上学的摇篮，是一个溶化了矛盾和共生的锅炉，他在尼采的“价值”中又占有多少比例呢？
那只能是一场暴风的伊始。
当把一个人的所有罪孽机械的划分成了七种，人将有多少借口逃避责备，逃避惩罚，甚至逃避灵魂？
所有的哲学史都冠冕堂皇地将经院哲学的最终目标归结成“用古代哲学的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
”，还是毋宁说神学家们冠冕堂皇地想让一个靠海为生的民族自觉发育出的理性主义与一个虚构的偶像并立存在。
这是怎样一种不彻底的绵软无力的“重估”！
当托马斯煞费苦心巧舌如簧地用5条诡辩之术企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不禁为其愚昧而嗤笑不止，不仅基督教苦心孤诣要营造的神秘感因此荡然无存，他的“通向上帝的五路”更毋宁说是一场18世纪科学家的永动机之梦。
宗教统治的时代是欧洲文化爆发前与信仰一同行进的囤积行为。
也许，中世纪欧洲僵持不下此消彼长的二元政治制度正是思想上理性与信仰争端不止，唯名论与唯实论长期对立的实在表现。
一套套神秘而不知所云的繁琐证明想必也是其穷途末路的标志。
我不禁想到，当苏格拉底“助产术”与经院哲学家的诡辩相遇：
前者诲人不倦自讨没趣的诱导致力于制造思想与政治全能的“哲学王”，目的在于规制社会，具有一种对颓废和虚幻免疫的实用精神；而后者不厌其烦殚思竭虑地用伪逻辑干预诡辩，致力于侍奉虚构的偶像，虽然其拿来主义确实可受褒奖，但对于一个时代精神的磨灭和完全失败的价值重估，必要受到千夫所指。
科学犹如举着闪光长矛的骑士，刺破重重黑幕解救了中世纪欧洲后，思想就如中谶一般无法安宁。
尼采需要重估的价值中，显然已经包括了伪基督的伪道德伪人权。
他孱弱的身躯一直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思想系统支撑。
他所代表的就是用超人的意志代替一切弱小人类的个人主义浪潮。
至此，欧洲政治环境中的精英政治，天赋观念似乎都可在这部思想史中寻得吉光片羽。
形而上学强弩之末，行将就木，机械主义横行霸道，启蒙主义突飞猛进却后期乏力，
绝对必然与自由理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一切近代思想的蓬勃和对峙，终以休谟的怀疑论暂告段落。
汹涌澎湃的浪潮猛力冲刷着中世纪思想体系，像一个刚刚摆脱怯懦的战士卯足劲想要洗刷过去的耻辱同时证明自己的勇猛。
然而欲速则不达，试图使必然与经验重叠，使自然法则与人的自由并存，哲人们为了让人们在大生产和理性的时代更稳地站住脚跟，却走入了自我怀疑的怪圈。
一次次逻辑证明流产，而又在认识论自圆其说，险象环生，毫无进展的哲学使思想停滞不前，无法跟上文明的步伐。
于是，思辨达人应时代而生，这是足不出户而荣膺大哲人称号的思想家。
我们所受此体系恩惠的后人，如今很难仰望此体系建立时的奇伟壮观了。
准确的说，康德是人类思想系统中的bug，是认识论系统的终结者，是庞杂众多的思想溪流的入海口。
其后人黑格尔继其衣钵，终于完成了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
“证明形而上学是科学之科学。
”无奈，对于一个完美的思想来说，达成了目标，就意味着死亡。
我宁可说黑格尔就此葬送了形而上学，也不愿意相信，形而上学注定要在19世纪，在德国，入归大地。
形而上学在这里做了一个怎样销魂的徘徊？
他是怎样惜别往日南北转战的人类思想战场？
它是如何看待那些对它自身的认识中肯的评价？
拉尔斐神庙门楣的“认识你自己”如果就是一个目标，一个谶语，那么形而上学，请走好。
古典哲学在这里已经到达了生的高潮，换句中国古话：
“月满则亏”，形而上学大楼的坍塌产生的余震，震醒了尼采这一批独立于系统之外的巨人。
他们反理性，反系统，反权威，他们是认识论操作系统的病毒，致力于把致命的毒素注入腐朽僵化的集体主义之中，致力于发动思想的战役让看似固若金汤的形而上学城堡土崩瓦解，致力于“重估一切价值。
”于是，一切又都返回到了原点。
那原点，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本是一团火。
”循环，循环，再循环，却又有规律可循的逻各斯任人操控，每一次的循环都是一次突破，一种尝试。
小啜一口温茶，反观西方思想喷涌的架势，我想，还是东方思想中静如处子的观念比较适合我。
当西方思想的每一个浪头打来，裹挟着层层叠叠的浪花，像亿万个银色的蝴蝶扑闪着翅膀，又瞬间被巨浪吞没，我无奈而不无期待地摇摇头。
虽然，在思想的巡礼中我也未曾不落泪，不激荡，不沉默，不亢奋，不消沉，但在这之外，那些思想已经远去了，留下了一根巨大的鱼骨，这根巨骨是形而上学的悲剧，同时也是激励思想前进的马鞭。
人们逐渐走出那些思想的圈囿，追寻一种尚未存在的为自身设造的思想体系，不由又有些命定论的倾向，而谁又在乎。
就像我说哲人不辞劬劳著书立说，完全考虑到了理论的纯粹性周密性，却不想不通多国语言，白使精华流失在了翻译的“第二创作”上。
就像我说，不存在纯粹的思想。
我看到，在思想拍击的人类“终极关怀”的滩涂上，海明威的老人拖着一条巨大鱼骨，倒了下去。
他又梦见了那头狮子。
关系学与现代国家权力
——读《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仇璐社会学
0830*******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保，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礼记》
这段文字写在扉页上，作为杨美慧这本《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人类学著作的开篇之词。
（原作英文版的题目是Gifts,FlavorsandBanquets:
TheArtofSocialRelationshipsinChina）
杨美慧，华裔美籍人类学家，198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及宗教学系教授。
作者在前言里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学实践，是作者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总共长达两年的对于中国都市的田野调查的结果，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
更具体的说，这本书分析了在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而主宰和统帅了整个社会秩序。
作为一名70年代来到美国的侨居海外的华人后代，作者对关系学的兴趣起于1982年一次辗转挫折、漫长痛苦的工厂生活田野调查的批准流程，作者需要尝试通过不同层次和系统的官僚权威部门来取得许可，而这正勾勒出关系学在其中运作的复杂庞大的中国官僚权力体系。
从作者开始调查已经20余年，但在大力推行大部制改革、行政流程缩减的今天，身为这个系统的一份子，我们仍能无时无刻地感受到它垄断而又强迫性的权力。
从这点出发，作者从1989年开始了其历时两年的对中国大陆“关系学”的研究，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关系学的民族志并从古代中国的仪式伦理，毛崇拜、关系主体和个体回归，中国根茎式的关系网和民间组织，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关注关系学重新出现的特殊历史意义：
即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中关系的艺术依照与国家建构的力量迥异的原则来反抗国家权力。
在本文中，我想介绍一下作者对中国大陆关系学民族志的调查，主要从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阐述关系学与现代国家权力的关系，并发表一些自己对关系学的看法。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
人们对关系学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相反，对关系学有多种的看法和定义。
这种不明确性既说明了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伦理的观点，而且也说明了一个社会正经历着一种特殊的历史性变化。
这种“众声喧哗”的情景要求“不仅把关系学这种话语当作是一种表征，还当成存在于自身之中并属于自身的社会事实（Rabinow,1986）”。
在作者收集的中国人对关系学的口头和文字的描述中，存在着四种互相冲突的关系学的涵义或态度，可将这看为四种“方言”。
第一种是将其视为一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失常的实用行为，在道德上应予以排斥；第二种不仅说明关系艺术的实用性，也强调关系是按照自身的道德性来运作的，拥有其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第三种把关系学理解成一种中性的实践，即表明这种道德判断对于真正理解关系学没有多大的意义；第四种是把关系的技巧完全定义为反面的社会现象，其败坏正常的社会主义伦理而理应受到道德和政治的谴责。
前三种是民间话语，而第四种是官方话语。
我们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到民间和官话话语的分歧，民间话语承认关系的多面性，而官方话语一方面将关系学说成是从落后的伦理系统的参与中发展而来，另一方面不断将关系学的泛滥归结于腐朽影响的引入如国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企图将关于关系学的多种“方言”带回单一和正确的道德政治的立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间话语承认关系与受贿的界限以及其作为一种关于人类感情的伦理原则的积极作用，而官方话语将关系直接与腐败挂钩，将关系的艺术视为对“公”的领域的损害、对公众利益的冷漠、对社会主义原则的颠覆。
从中可以看出，在官方话语中，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没有概念的区分。
关于关系的范围和使用的背景，作者也做了详细的论述。
从性别层面，根据作者访谈的大多数人，尽管有一些性别分工，性别在关系学的考虑中并不是突出的因素。
相反，城市职业阶层的分类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搞关系”的能力，干部有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且工作相对闲散因此最擅长“搞关系”，工人没有搞关系交换的手段但有本事的人能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可处置的资源作为基础，服务人员直接控制着公众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知识分子则比较复杂和分化。
基于田野调查手记，作者总结出了关系对个人使用背景的多样性，包括在短缺供应中获得优质低价的商品、找换工作、异地调动、保持身体健康、搞房子、找政治靠山和提拔、乘车、获得更好的教育以及享受娱乐活动等等，对于企事业单位，关系学也存在于他们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交换中。
关系学的“艺术”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观察的方面，它有三个因素：
伦理、策略和仪规，它们相互交织。
就是说，礼仪是关系伦理和关系技巧及策略的一部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辨别：
1、所送礼品的类型；2、关系交换的开始；3、送礼的场合和形式；4、对送礼目的的掩饰。
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关系艺术的一种手段，这种交换的形式是关系学过程和本质中不可分割的和基础的部分。
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互惠，接收方有一种回馈的社会义务，这种义务补充着“熟悉”的原则并制约着义务的履行。
关系的交换只能产生于彼此相互熟悉的两方之间，所谓熟悉即相互信任和相互负责，包括亲属、同学、朋友、同乡等。
“关系”与“人情”和“面子”无法分开的。
“人情”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礼记》中即有记载，涉及到建立在夫子、亲属、朋友关系之上的自然的人类感受和情感，这种情感经过人的思考，成为“礼”的来源。
在当代中国，人情展现了关系学除其实用主义外的另一面，即始料未及的伦理作用。
人情的理解可分为一下三种涵义：
首先，人情是人性中内在本性的一部分；其次，人情也是在社会关系里行事为人的适当方式，这里强调每个人按照别人的由其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关系所决定的“适当行为”来对待别人；最后，人情是建立在情感联系或义务感激观念上的互惠互助。
关系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借用了感情话语中的情意机制和一定程度上的感情认同，以人类关系中的人情形式为基础，扩大和重建了人情的话语，从事人际关系的交换和互惠。
关系的确具有很强的手段目的考虑，但这些是无法与人情、义务、社会纽带等分离的。
通过回顾1949年以后的历史，作者划分出了一个关系学兴衰的流程。
50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情怀下，“同志”伦理代替了朋友和亲属的个人伦理。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50年代国家满足个人一切需要的安全感，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的精神支配着社会乃至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面对这种极端政治化的文化，亲属和友谊的伦理成为人们的避难所，人们在一个自足的圈子里以义务和回报摆脱国家控制，减少对国家的物质资源和社会志愿的依赖，以抵抗政治力量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压力。
除此之外，利用关系获得基本的物质必需品和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催化了关系学这种非国家的社会力量在70年代的凝聚和强大，结果在80年代重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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