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高中历史 第一单元资料与注释教案 新选修1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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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亚里士多德关于梭伦改革的论述
第一单元资料与注释当梭伦成为政事的领导者的时候，他就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一举而永远地解放了人民，他又制定法律，下令取消公私债务，其法案曾以“解负令”闻名，意即人民卸下他们的重担。
有些人想用这些事情来毁谤梭伦，事实是这样的，当梭伦要制定解负令时，他曾预先告诉一些贵族，后来，像同情平民的人所说的那样，他被他的朋友以谋胜算了，但打算毁谤他的人就说他自己也取得一份。
因为这些人借了钱，买来许多土地，等到不久以后实行取消债务时，他们都成了富翁；据说后来以祖传财富闻名的那些家族就是起源于此。
然而，同情平民者的估计是较为可靠的；因为，如果考虑到，他在别的行动中是那样的谦逊而有从公精神，以至于当他有机会使两党之一听命，自为城市僭主之时，他仍然宁招两方之怨，视国家的荣誉和安全尤高于他自己的崇高地位，那么说他竟然会以这等不值得的细节自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他有这样的机会，不但可以从当时纷乱局势看得出来，而且他自己在他的诗中许多地方都提到过，而这是大家所同意的。
所以我们必须认为攻讦梭伦之说是错误的。
于是他创立一个新的宪法，制订一些新的法律，德拉古的法令，除了有关杀人犯的以外，已不复为人所遵守了。
法律写在牌子上，牌子立在巴西勒斯柱廊里，所有的人都发誓遵守法律；九执政官通常是对那块石头或许就是市场里宙斯的神坛。
宣誓，说他们如果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得奉献一个黄金人像；因此之故，他们甚至现在还用这样的誓言来宣誓。
梭伦决定，这些法律要实行百年不变。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摘自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上古部分第239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时，人民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然不愿更变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着解释他的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
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很多贵族因为他取消债务而和他不睦，而两派亦都因调处结果，大失所望，改变对他的态度。
因为人民期待他制订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则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则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对于上述情形，不但大家的看法都一致，而且梭伦自己在诗中也这样说：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
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
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他又说应当怎样对待群众：
这样，人民就会好好追随领袖，
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
厌足就要滋生不逊。
在另一地方，他说到意图分割土地的那些人：
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
每一个都想望获得无穷的财富，
而我，言语温存，暗里却心肠坚硬。
他们的幻想狂妄而终于落空；于是对我激起怒火，
瞪着眼睛看我，视我如仇──
错了：
我应允之事，得天之助，都已完成，
至于其余，不能作无谓冒进；
用僭主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
亦不愿让君子与小人在我们祖国竟然享有同等的一分沃土。
他又说到取消债务，说到本为奴隶而在实行解负令后得到自由的人们：
在我团结人民去谋求的一切目的中，
有什么我还没有做到？
在时间的裁判席面前，
那奥林帕斯诸神的伟大母亲，
黑土，将是最好的证人，
因为正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亦即抵押地产的标识。
：
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
许多被出卖的人们，
我已使他们回到这神所建立的雅典，
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
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
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飘荡，
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
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
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
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
这样我应允的事都已一一完成。
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果是别的人代我执着鞭策，
他，这不智与贪婪，又那能抑制人民！
因为如果我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
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
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
所以我卫护两方，
进退维谷，有如孤狼在一群猎狗之中！
后来两方不满，各有怨言，他又责骂他们：
如果坦率的说，我必须责备人民，
他们连在睡梦中也看不到
他们现在所已有的这些事情……
然而所有伟大而有识见的人
都会赞美我，把我当作朋友；
因为──他又说──如果别的人取得这样的职位，那么，
他就不会抑止人民，也不会自制，
直到他搅乱了事情，榨尽了乳酪；
然而我，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
立起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摘自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上古部分第292～294页）
恩格斯关于梭伦改革的论述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
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
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
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
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
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
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
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
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
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
……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
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
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
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
……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
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
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
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
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
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
详情我们虽然不大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
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
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
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
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
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
……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
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
人们也比较开通了。
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
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
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
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氏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
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里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18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普鲁塔克关于梭伦改革的论述
雅典的领土上有多少不同，全邦就分成多少派别。
山区的人主张采行极端民主制；平原地区的人主张采行极端的寡头制；海滨的人组成了第三派，主张采行一种中间性的混合制，他们反对前面两派，阻止其中任何一派取得优势。
而且在那个时候，富人和贫人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
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似乎只有建立僭主政治，才能够使它恢复秩序，停止混乱。
所有的平民都负了富人的债。
他们或者是替富人耕种土地，交纳六分之一的收成更多的人认为是交纳六分之五，而耕种者自己只得六分之一，如拜占廷词典的编者弗蒂、赫希哈伊等人，教材持此观点。
，因而被称为六一农或泰特；或者以自己人身作债务抵押，可以被债主押收，因而有的在本土成为奴隶，有的被卖到了外国。
也有不少的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儿女（因为当时并没有禁卖儿女的法律），或者因为受不了债主的虐待，逃亡到外国。
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和最坚强的人，却开始团结起来，互相激励，不要在这些富人的侵害的面前屈服，要选出一个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去释放那些已被定罪的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并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最明敏的人都把眼光盯在梭伦身上。
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罪恶最无牵涉的人物；他既未曾插手于富人们的不义，也没有连累在穷人们的困苦之中。
因此，他们请他挺身而出，结束当前的纷争。
──《梭伦传》（［古希腊］普鲁塔克著，谢义伟译，摘自《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1版）
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公葬仪式上的演说
我们生活在一种并非效法我们邻人制度的政体之下。
相反，我们自己与其说是别人的模仿者，不如说是一些人仿效的楷模。
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里。
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对人们的价值而言，无论每个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来，优于他人充任一些荣耀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
再者，一个穷困的人只要给国家提供某种服务，他便不会由于等级低下而被排斥于政治生涯之外。
我们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摆脱了彼此间的猜疑。
如果我们的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我们感觉不到怨恨，也不会露出讨厌的神情；这种神情虽然无害，但却令人看到了不舒服。
我们在自己的私人交往中避免冒犯他人，在自己的公共生活中则主要是出于畏惧而与不法行为绝缘。
我们服从政府官员和遵守法律，特别是遵守那些为扶助被压迫者而定出的法律，遵守那些虽未成文但却能使违反者蒙受一种公认耻辱的法律。
此外，我们用许多放松精神的娱乐来解脱劳累。
我们整年定期举行各种赛会和祭典，我们把家庭布置得优雅得体，我们每日在这类事物上找到驱散哀愁的愉快。
我们的城市是如此伟大，以至全世界的各种产品都汇集到我们这里。
我们享用其他土地上的产物就如同享用我们自己土地产出的美好果实一样方便。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
2．课文注释
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
梭伦改革是既为雅典城邦的崛起拓展了道路，又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为了深刻地理解这一重大改革历史必然性，还应当将其置放在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中去审视。
城邦的“多中心”格局，是古希腊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它的形成与古希腊外向、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希腊的海洋地理环境以爱琴海为中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乃至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带。
这一地区海陆交错，山岭重叠，爱琴海中的岛屿星罗棋布，总数达到480多个。
与东方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的景色相异，希腊半岛多系贫瘠山地，夏季炎热干旱，没有较大的河流。
但这里，海岸线曲折，良港甚多，又盛产橄榄、葡萄和大理石、陶土、金、银、铜等矿产。
因此，古希腊农业不发达，但却有着工商业发展的优越条件。
在古希腊，最早的土著居民是皮拉斯齐人。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阿卡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等相继迁移到此，占据在不同的地区。
大约到了公元前12世纪，北部的多利亚人又不断南侵，来到半岛定居。
这些民族都自称是神明希伦（Hellen）的后代，即希腊人。
他们大致有相同的语言、宗教与风俗，其长期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正是希腊文明酝酿的重要基础。
在希腊文中，希腊意即希伦人居住的地方。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人就以善于航海而著称，被称之为“海上居民”、“海上民族”。
神秘浩瀚的大海与十分频繁的航海活动，既激起人们探求与开拓大自然的强烈欲望，陶冶了其对外冒险扩张的民族性格，也使得他们能够不断地进行海外商业与殖民，并与北非与西亚的文明圈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古希腊的政治文明史始终没有像古代东方大河流域的文明区那样形成“大一统”的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而是呈现出诸多城邦在起源与发展上的“多中心”或“多元”演进的历史格局。
在古希腊，城邦（polis）特指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
它们常常以一个城市或城镇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落而组成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
这些城邦在内政、外交上都是独立的。
尽管诸如雅典、斯巴达与科林斯等个别大城邦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采取战争或和平外交的方式建立了某种政治同盟，取得了盟主的地位，但却始终没有设想或进行过旨在建立“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兼并战争。
另一方面，在古希腊，也始终有一种无形而又牢固的文化纽带将诸城邦的“多中心”格局贯穿与维系在一起。
由于城邦的起源、发展层次、社会制度与生产生活方式大体类似，经济与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古希腊人有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民族文化意识。
各城邦的公民都有一种文明优越感，将自己称之为“希腊人”，而把希腊文明圈外的人称之为“野蛮人”。
这一情况，实际上也与古希腊地理环境便于内部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地中海本来就属于内海，而爱琴海则是“内海中的内海”，其四周可以通过海道顺畅地进行联络。
古希腊人曾经比喻说，爱琴海就像一个“大水塘”，而散布在其周围的希腊各城邦犹如一群青蛙。
正是有了这一有利的环境，各城邦的文化沟通与思想呼应十分密切，由此而能够进行相互间的高度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也正因为如此，貌似一盘散沙且时有利益纷争冲突的希腊诸城邦，在受到外敌的侵犯时，常常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早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期间出现的“爱琴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这一格局的轨迹。
考古学的成果显示，在属于“爱琴文明”的“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中，随着青铜器的使用，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农业与手工业已经分离，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在克里特岛与南希腊的迈锡尼曾经产生过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
公元前12世纪，原来居住在中希腊地区的多利亚人南下，征服了迈锡尼诸国。
在此后的400年间，是古希腊从青铜器向铁器过渡的时代。
反映这一时期希腊社会情况的是著名的《荷马史诗》，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荷马时代”。
“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曾经一度出现了历史倒退的局面。
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多利亚人在南下的过程中，将他们的氏族部落组织移植过来，并实行原始部落特有的军事民主制。
不过，随着铁制的斧、锄、矛、刀、犁、铲等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农业逐渐得以发展起来，工商业也开始萌发，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膨胀与阶级对立的产生，部落管理机构也就向国家统治机关演变。
由此，在公元前8～前6世纪期间，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诸多的奴隶制城邦国家纷纷建立起来。
这些城邦大小不一，小者如厄其那只有100平方千米，大的如斯巴达也只有8400平方千米，雅典则为2250平方千米。
雅典是个大城邦，但其在极盛时人口也只有40万人。
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在城邦海外殖民活动中也明显的反映出来。
公元前8～前6世纪，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有限，希腊人需要到海外拓展生存空间；而一些因土地兼并而破产的农民与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贵族，也渴望到海外去寻找“乐土”，于是希腊城邦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
参加殖民的城邦约40多个，建立殖民城邦130多个。
城邦殖民既是希腊文明成长的一大重要条件，也是它的发展与衍生形式。
殖民者每到一地，立即驱赶或奴役当地居民，并按照母邦模式，建立新城邦，推行奴隶制，实行母邦的政治体制。
不过，这些被“克隆”出来的子邦并不依附或从属于母邦，它们在与母邦保持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却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
希腊的殖民城邦分布在地中海北岸、黑海南岸乃至埃及的尼罗河口，它们加强了希腊各邦与海外各地的商业往来，也促进了希腊与北非、西亚的文化交流。
希腊城邦国家的“多中心”格局，不仅表现在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上，而且表现在城邦不同的发展模式上。
在城邦初期阶段，氏族贵族独自垄断了政权，社会生活领域中还保留了不少氏族制度的残余，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国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平民反抗与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夺权斗争的冲击下，在城邦统治者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希腊各城邦大体出现了贵族寡头政治、“僭主政治”与民主政治这三种政体形式。
斯巴达与雅典为两种典型的社会发展模式。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部，为多利亚人所建，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经济上则实行土地国有制与农业经济，并将被征服的希洛人作为集体所有的农业奴隶来奴役，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较为落后，贫富分化比较迟缓。
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半岛，“梭伦改革”后逐渐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经济上为土地私有制与典型的“古典奴隶制”，工商业比较发达。
希波战争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由于利益冲突而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18年）。
战争成为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战争之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面临着严重的“城邦危机”，公民的进取与开拓精神渐渐窒息，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逐渐瓦解。
公元前4世纪，兴起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乘机开始入侵，逐渐将整个希腊置于其统治之下。
《荷马史诗》
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侵入希腊半岛，消灭了阿卡亚人各城邦，毁灭了迈锡尼文明，使正在解体中的氏族部落制度在爱琴海世界重新占统治地位，希腊历史进入了暂时的“倒退”时期。
这一时期因留下唯一的一部重要文献《荷马史诗》，故称为“荷马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著作，相传是盲诗人荷马（约公元前9～前8世纪）所作。
它取材于公元前13世纪末期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特洛伊城的故事。
《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的片段：
希腊联军第一勇将阿基里斯因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争夺1个女俘，愤而退出战斗，导致希腊人多次被击败。
后来阿基里斯的好朋友帕特洛克罗斯偷用他的盔甲和武器出战，结果被特洛伊城勇将赫克托耳杀死。
阿基里斯非常悲伤和懊悔，遂与阿伽门农捐弃前嫌，重返战场，杀死赫克托耳，战败特洛伊人。
故事以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赎回其子赫克托耳的尸体举行隆重葬礼而结束。
《奥德赛》是记述了荷马时代希腊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理想的各个方面。
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作品，也是研究早期希腊社会的重要文献。
荷马是否确有其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表示过怀疑。
一般的推断是，在公元前12到前8世纪间，在希腊，尤其是在小亚细亚，有很多行吟诗人。
他们演唱关于古代英雄事迹的诗歌。
经过他们的长期创造，形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雏形。
后来经过一两个诗人的整编，成为两部史诗。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古希腊城邦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氏族贵族与普通氏族成员的关系失去了平衡，普遍出现了阶级分化，冷酷的商品经济力量使贵族和平民都产生了分化：
少数氏族贵族破产而没落，众多身为小农的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沦落为雇工和奴隶。
金钱的魔力使贵族对平民的盘剥和压迫更加残酷，而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日益加深，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从原始氏族制向国家过渡的阶段中，几乎都产生了阶级分化和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
因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希腊产生了一个由少数经商致富的平民组成的工商业者阶层。
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不甘心政治地位低下，因而也加入到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来。
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往往联合下层平民反对贵族，并充当领导者，这使原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平民能与贵族抗衡，甚至战胜贵族。
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使希腊历史发展前景与同时期的东方国家大不相同。
僭主政治
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虽未出现东方式的专制君主，但却出现了“僭主政治”这一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
“僭主”（希腊文为Tyrannos）一词可能起源于吕底亚，指一人独裁的统治者，初无贬意。
公元前4世纪以后，僭主才有了“暴君”的贬意。
僭主产生于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过程中。
僭主是指那些通过非法途径取得独裁统治权的人。
僭主依靠尚未成熟的平民意志，而不是法律。
他的权力不是来自神授或民选，而是来自特定的环境。
僭主一般都是以群众领袖的身份发迹起家的，不论他们出身破落贵族还是平民，总是靠反对贵族而博得大众的信任。
僭主所取代的政权一般都是贵族寡头政治，而继僭主政体之后，一般都会出现民主政治时代。
显然，僭主政治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
普鲁塔克
约公元46—120，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家。
生于彼阿提亚的克罗尼亚，青年时游学雅典，研习修辞学、数学、哲学、医学、历史学等。
曾游历希腊各地和埃及、小亚及意大利。
据说曾经给罗马皇帝图拉真、哈德良等讲课，被前者授予执政官的荣衔，被后者任命为希腊财政督察。
后回希腊从事著述，同时任克罗尼亚行政官。
其著作颇丰，尤以传记最为有名，后人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包括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五十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庇西特拉图
约前600—前527，雅典城邦的著名僭主。
出身贵族，与梭伦有亲戚关系。
因曾参加雅典对墨加拉的战争有功而颇有声望。
梭伦改革后，当时雅典的三大派别对此持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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