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粮食安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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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粮食安全
聚焦粮食安全
耕地变成“唐僧肉”为啥种地“没出息”？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新开镇为了建一座滑冰场，成片的耕地被抛荒，附近百姓议论纷纷：
以平整的耕地换一座滑冰场，值吗？
网友陈先生向人民网反映，这种蓄意破坏耕地、将耕地用于商业开发的做法必须被遏止 据记者了解，河北省廊坊市郊区，几十亩耕地被铁栅栏围成一圈，两三年未见动静，保安人员说，这里将要被开发成商业楼盘。
湖北荆门市某区政府为将某酒店卖出，将该酒店附近的几十亩耕地作为附加条件卖给碧桂园做商业开发。
总有人打耕地的主意，因为卖地收入高 上述事例，在全国不知还有多少。
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商业项目，已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一大隐忧。
国家提出，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
保护耕地成为政府近几年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耕地日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地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工业用地增加，都在蚕食农民的耕地。
一位当年在西安当过知青的王老先生这样回忆，1995年西安南至电视塔，北至龙首村，西三桥，东灞桥，周围全是庄稼地。
过了16年，2011年的时候，西安南边到了秦岭山脚下，北边到了渭河草滩，西边到了西咸交接，东边到了浐灞新区。
城区面积扩大了至少一倍。
别的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到处建房子，修公路，盖工厂，蚕食了多少良田。
如果放眼全国，耕地减少更是有目共睹。
2012年2月份，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机构对全国农地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43.1%的中国农民经历了至少1次征地，而在17.8%的征地案例中，被征地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征地拆迁的手段。
报告还显示，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9.8%的失地农民虽然得到了补偿承诺但还没有到位。
报告称，近年来农村土地征收数量呈逐年增加的势头，且征收价远远低于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仅为政府卖地价格的几十分之一。
数据显示，1999年以来，64.7%的失地农民得到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平均金额仅为每亩18739元，而征地卖地的平均价格则为每亩778000元，是征收价格的40多倍，而其中的差价大部分成为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
政府出让土地成为耕地减少的直接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李详红指出，中国缺少集中、优质大规模的耕地，加上粮食在流通环节的滞后发展，已成为阻碍我国粮食大发展的瓶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指出，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面积不动摇。
靠什么守住18亿亩“红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建议，对新增建设用地征收耕地占用税，由此形成国家耕地保护基金，其收益按比例补贴给承担耕地保护的地区和农民，同时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使其财政收入和水平逐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蔡继明同时建议，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让进城务工的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彻底脱离农村土地，使农村户均耕地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低要求，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没人愿意种地，因为种地收入太低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说明农村“空心化”现象：
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
“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四川武胜县的农民种田，如遇收成好，一亩田可获纯收入200元左右，10亩也只有2000元左右，不如在城市打一个月工挣钱多，如碰到年成不好就血本无归。
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也是如此，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在种田，纯粹种田的青壮年农民寥寥无几。
一位吴老伯说，在家种田的大多是有手艺的人（指木匠、石匠、泥匠），没手艺的人都外出打工。
如今80后、90后的孩子根本都不去种田，好多外出打工的人家都把自己的田地出租给别人来种植。
今年，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粮食增产离不开中央财政支持。
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入从2626.2亿元增加到8579.7亿元，年均增长21.8%，其中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投入从1029亿元增加到4575亿元。
财政部预计，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有望超过1万亿元。
国家虽然在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和补贴农民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农民收益的增幅远低于种粮食成本的增幅。
农民种粮收益低的事实未有大的改观。
程国强认为，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形成了完整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也逐步建立了“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关键在于落实，把已有的政策变为现实。
要完善和强化对种粮农民的各项支持政策，进一步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增加粮食生产直接补贴。
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种粮比较效益。
加大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建立完善的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尤其是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出售，这样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又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也表示，现在农民种粮的效益非常低，粮食主产区种粮吃亏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国家要逐步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同时也健全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
大豆之殇：
“洋豆”驱逐中国良豆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农经司结束了东北农作物调研之旅。
调研发现，东北种植国产大豆的面积比上年减少了1400万亩，比2009年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000万亩。
农业部门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国内80%的大豆需求依赖进口。
大豆成为被外资攻占的第一批农作物。
1995年以前中国还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净出口国到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仅用了短短5年。
变化之快，黑龙江省农科院前院长、大豆专家刘忠堂称之为“简直是火箭速度”。
一个拥有着五千多年大豆栽培史的国家，市场就这样被国外的转基因大豆所取代。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调查，80%以上进口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俗称“洋豆”。
而这些“洋豆”已成为中国的“豆觞”之痛。
“劣豆驱逐良豆”形势逼人 “大豆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冲击最大的农产品。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表示，在2002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之前，我国在转基因大豆进口上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
转基因大豆在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遭到限制后，把出口重点放在中国上，加上国内对大豆的需求一直上升，这使“洋豆”在几年间迅速取代国产大豆，成为榨油市场的主流产品。
黑龙江省金星村豆农老孙清楚记得，2005年，大家开始觉得种大豆不如种玉米赚钱。
“村里种大豆的人一下从200多户变成150多户，然后再也没涨上去过。
” “国内许多中小型油脂压榨工厂倒闭，当年的大豆自然也没有人收，农民也是叫苦连天。
”王小语表示。
受伤的油脂企业至今元气未复。
黑龙江全省有100多家油脂加工厂，今年开工的只有5家。
王小语认为，中国对大豆的需求强劲增长，供不应求，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将持续存在。
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之高使得国内市场深受国际价格波动之苦。
中华粮网信息事业部主编郭清保称，在国内油脂原料进口上，跨国粮商利用其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和资金优势，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大宗食用油压榨原料的采购控制，国内压榨企业都在以进口大豆作为食用油压榨的原料。
在投资建厂方面，ADM、邦吉、嘉吉、丰益国际等跨国粮商在全国近百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企业持有股份，控制了国内60%以上的大豆压榨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国内一些中小民营粮食企业资金有限，很难达到与国外集团军抗衡的局面，很多濒临倒闭。
外资就以对民营企业投资、参股等隐蔽方式进入，规避国家政策监管。
更严峻的是，由于外资的低调和保密，它们对中国粮食产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规模和渗透程度难以估计。
跨国粮商利用其对原料采购的优势，使中国不仅在国际大豆市场上毫无话语权，而且在国内大豆市场上也失去话语权，大豆进口时间、数量、价格被国外参股控股企业所掌控，国内油脂压榨业有被外资垄断的趋势。
“洋豆”占领油脂产业链 2011年12月末，黑龙江大豆收购价约为4元/公斤。
对于这一价格，农民和油脂加工企业都无法接受，所以出现了黑龙江大豆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
据黑龙江大豆协会测算，2011年黑龙江大豆种植成本约合每市斤1.68元，这意味着如果以市价出手，农民每亩大豆获利不足百元，远远低于玉米亩均400元的收益。
另一方面，对于以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为原料的油脂企业来说，加工生产成本每市斤至少1.95元，目前的大豆市价明显高于其承受能力，一开工就亏损。
所以，他们无力收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上述局面恰好体现了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尴尬处境。
这种尴尬，不仅对国内非转基因豆油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还给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和推广造成了巨大障碍。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然迫使“以国内大豆为原料”的油脂企业，转而进口海外较为廉价的转基因大豆。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将对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链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尤其会造成中国的“豆农之殇”。
有业内人士称“一滴金龙鱼，两行豆农泪”。
程国强指出，“如果大面积种植和使用转基因大豆生产食用油，再大面积推广喷施草甘膦除草剂，那么中国现有多种栽培模式及科学轮作制度都将受到影响，也势必增加大豆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难度，不利于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
届时，整个中国大豆及豆油产业链都将遭受难以估量的重创。
” 转基因大豆因何肆虐 值得注意的是，所向披靡的“洋豆”几乎全部为转基因大豆。
与进口大豆相比，国产大豆的蛋白含量较高，但是出油率低于进口大豆。
而转基因大豆和大豆油之所以能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主要原因就是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一般在19%-22%）、成本低、价格低，而国产大豆出油率为16%-17%。
据悉，大豆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效益相差1500万元。
豆农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阿根廷、巴西的大豆漂洋过海运到中国，价格却比国产大豆还低很多？
王小语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种植方式不同、产业结构不同以及政府补贴等政策机制不同所致。
中国大豆多为散户种植，每户平均只有3.5亩生产规模，专业大户也只有150亩，而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平均生产规模在2200亩。
两相比较，外国大豆成本平均每吨要低100-200元。
国际大公司还建立了从种植农场、贸易公司、港口、船队、加工厂甚至期货公司等覆盖“全产业链”的商业体系，占有明显的市场优势。
与国外转基因大豆相比，中国大豆生产不具备成本优势；国产大豆的出油率较低，种植大豆收益较少。
与外资“航空母舰”般的产业链比起来，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和散兵游勇似的油脂加工企业，形同“小舢板”。
肆虐的转基因大豆已成为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黑龙江省农科院前院长刘忠堂指出，国产大豆的困局已经不仅仅是行业性危机，已经通过数量方面的极高进口依存度、质量方面的转基因隐患和产业结构的外资高度垄断三管齐下，引发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
如果国内大豆产量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依赖进口大豆，中国的大豆供应及饲料工业、畜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将面临不利局面，中国食品营养所需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来源也将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
跨国粮商＂跑马圈地＂粮油定价权或旁落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口，在几百亩的土地上，五六座高大的储油罐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拔地而起，分外惹眼。
光从油罐外观的大小就能看出它们非同一般，这里就是益海嘉里公司在广东东莞粮油深加工基地，在这个号称不足87平方公里的全国粮油集结地和风向标的新沙港口，中粮、中储粮、中纺、益海嘉里，从事粮油生产与贸易的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地盘”，遥相互望，各自为局。
如果你不是粮油专家，你肯定不知道益海嘉里是谁，但提及“金龙鱼”、“元宝”、“胡姬花”、“鲤鱼”这些小包装食用油时，你肯定不会陌生。
如果你不是粮食生产企业，当“ABCD”四大国际粮商在中国布局粮油市场时，你一定不会知道，粮油定价权正被跨国粮商操控。
跨国粮商悄然扩张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俗称ABCD），加上益海嘉里，被称为国际粮商五巨头。
他们分布全国各地，分别把控种植、物流运输、科研、贸易以及粮油加工等产业链各环节。
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市场“跑马圈地”步伐加快，从中原抢购小麦到南方高价收谷，外资企业正全面进入中国粮食收购市场。
尤其在产粮区，他们纷纷设点加速收购。
据调查，外国粮商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制的名义进行申报项目，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却用于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更有甚者，外商以总投资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将大投资项目“化大为小”，避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利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形成快速扩张之势。
欧债危机以来，国际粮商并未放慢在中国的扩张步伐。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
“外资正在加紧中国粮食领域全面布局，逐渐进入上游原料仓储、粮食加工、粮食销售各个领域。
当国际粮商逐渐完全掌握中国粮食流通领域之后，将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嘉吉等巨头已在布局中国的化肥市场，这是粮食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
据悉，嘉吉在华已经建立了全资的山东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资的云南三环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
而嘉吉的公开资料对他们在中国化肥领域的投资只字不提。
“面对实力雄厚、嗅觉灵敏、做事低调的外资粮商，国有粮食企业和其他民营加工企业将面临生存挑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难度将增加，”中储粮河北三河直属库主任季方清不无担忧。
3对7的博弈外资粮商在华扩张办法是先占领，后延伸，最后一招就靠资金优势进行买断。
以植物油为例，外资粮食巨头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中国粮食流通带来风险。
更为危险的是，外资巨头都是一条龙的集团化运作，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建立自己的流通渠道，掌控整个产业链。
据了解，目前中国食用油生产份额的67%已掌握在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外资巨头手中;国家97家大型油脂加工企业中，外资控制了64家，占66%，外资还占有中国进口大豆加工能力的80%。
目前，虽然中储粮等国有企业也推出了小包装“金鼎”食用油，以此来稳定市场，但仍无法改变整个食用油市场被外资垄断的局面。
随着外商攻城略地规模不断扩大，外资抢占市场行为越发隐蔽。
近年来，外商逐渐把国有基层粮库作为切入点，频繁向粮库示好，在租赁基层粮库进行代储同时，也在与基层粮库从事粮食贸易与深加工合作。
“发挥国家央企粮商作用，运用国家储备粮食以此进行制衡，以市场份额的3成制衡7成，这是作为国家粮食央企任务所在，也是一项艰巨的市场博弈行为。
加大国家调控储备与市场化运作参与力度，做中国粮食安全守护者，是国有粮食企业不可推卸的任务。
”中储粮总经理包可辛一脸严肃地说道。
有关专家指出，跨国粮商在国外通过操纵粮食价格，使中国粮食加工企业采购成本上升，损失惨重;在国内利用技术、资金优势在中国粮食加工领域挤压国内中小企业市场份额，意图逐渐掌控中国粮油产品流通市场。
如果控制了种子、化肥等农资，就很容易控制粮价。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的大豆市场就是这样被外资抢占了定价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经验表明，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或地区，农产品进口将快速增长、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上升，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规律。
中国应加强农业开放政策总体规划与统筹管理，避免外资以增长当地“GDP”的名义，采用多种方式规避国家相关政策，使得外资渗透形成“化大为小”的投资局面。
“国家队”要担当主力军“跨国粮商已经开始了咄咄逼人的进攻。
在此背景下，要想与他们抗衡，依靠广大中小企业是远远不够的。
”李国祥指出，“包括民企在内的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又面临融资困难等问题，短时期难以做大做强。
只有依靠央企，也就是中储粮、中粮和华粮。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部长李怡群认为，国有粮食企业仍将承担起绝大部分责任，继续发挥粮食流通主渠道和宏观调控主力军的作用。
李怡群坦言，事实上，以中储粮、中粮、华粮为代表的大型国有粮食企业一直是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载体，承担着国家粮食储备、维护市场稳定的重任。
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持相同观点。
他认为，在中国完备的粮食产业链尚未形成、外资企业对粮食产业不断冲击的背景下，大型国企应当在粮食产业中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
“现在粮食生产和销售走的是市场化路线，但是国家一定要对此有一个基本调控，担负这个任务的，就是粮食行业的大型国企。
”仓中有啥粮，心里才不慌？
春节刚过，黑龙江省佳木斯某粮库院内，一排排高耸的圆筒式粮仓内盛满稻谷，附近是被白雪覆盖的金黄色稻谷堆，一堆就是50万-60万吨。
一旁高高的烘干机正在吞吐着烘干的稻谷，底下的传送带正把烘干的稻谷直接运送到粮仓内，烘干机旁五六个工人在忙碌着。
每逢收粮高峰，烘干机一开就是24小时。
湖北荆门直属库里，一排排高大立筒式粮仓有三四层楼高，里面装满了稻谷。
人走在粮仓上面，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金黄色的稻谷颗粒。
在老百姓眼中，传统粮库更像一个圆筒状的仓储，大量的人工劳动与每年的坏粮成为粮食保管最头疼的事情。
每年不断重复翻粮、晒粮都是必须要靠人来做的。
而如今的粮库实行现代化管理，一般需要20-30人即可。
从粮食入仓到仓储直至最后粮食进入市场，整个都是一个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的过程。
深圳新沙粮库更是实现从码头到粮库之间全自动化运输。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而粮食储备是生命线最基本的保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粮食产量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
中国农业连续丰收8年，粮食总量不断增加。
这为国家增加粮食储备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粮食储备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思考。
“中央储备粮中，成品粮的库存规模不足10%，”湖北某直属库主任这样说道。
在记者走访的多家直属库中，很少看到大米的储备，看到的更多是原粮如稻谷、小麦、玉米等。
江西南昌万年直属库主任江林然表示：
“加大对成品粮的储备，有利于国家调控粮食市场，而原粮到成品粮还需要几个环节，如遇重大危急事件，调度往往赶不上最佳时间。
” “库里没粮，就完不成国家交付的储备任务，势必会影响周边各城市居民生活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局面。
坐落北京这样大城市旁的直属库，如果手里没有一些成品粮，根本不可能做到稳定社会民生局面，”河北省三河市直属库主任季方清认为。
北京市粮食局副局长杨牧表示，成品粮储备关系到北京老百姓生计问题，尤其当出现像“非典”那种紧急事件时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粮食储备局原局长高铁生认为，在粮食流通环节，由于市场化推进缓慢，造成国家在粮食物流方面的资金投资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合力，重复建设比较严重。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内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粮食储备仍是以原粮为主，对粮食的深加工还处于初级阶段，对粮食和食用油价格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
在谈及中国粮食安全与储备时，高铁生认为，中国的粮食储备应该将经营和储备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储备更好地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市场稳定服务。
他同时指出，目前国内的粮食调控体系仍不够健全、完善。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中国粮食储备出现的重大变化还是得益于1998年的粮改。
自1998年粮改、特别是2000年中储粮总公司成立后，中国在粮食储备与轮换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粮食储备管理方面，无论从硬件设施、管理水平、高抛低吸的运作方式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节约了国家财政支出。
粮改体制理顺，粮库人员分流，粮食储备精细化管理等，都是国家粮改后的重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国家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局面。
财政部一位官员这样评价道，粮改以前，每年粮食系统需要靠财政补贴很大的数目，黑龙江一个省就要近11亿元的补贴。
如今，国家实行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制、储备粮经营轮换财政包干，不但解决了长期依靠财政补贴的局面，还确保了“三农”服务有可靠的抓手。
位于广东省东莞麻涌镇的新沙港口是全国粮油交易的基地之一，这里是国内粮食与粮油价格的风向标，只要港口集中到船，一周内的粮、油价一准会平稳；如果港口存粮不多，粮价必然升高。
正如相关业内人士所说：
“中央储备粮虽不能直接决定粮食市场，但在稳定粮价、促进国家实施调控方面起到了杠杆支点的作用”。
据记者了解，从南方城市来看，粮食储备也是有保障的。
但在大豆、玉米等个别品种，还需要一定进口来维系平衡，尤其是在销区更为明显。
据广东省农业部门统计，广东2011年需求玉米大约1300万吨，而实际整个广东省玉米产需缺口相当大，95%以上的全靠外省购入和进口来维系供需平衡，大豆几乎全需要进口，由此折射出中国一些销区在个别农产品品种上对进口依赖程度较大。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对粮食深加工产品，必须限制出口。
背景链接：
粮改前地方管辖国家粮库亏空成常事 在1998年以前，国家粮库管辖权归属地方，由各省市地方进行管理。
那时，中国的粮食储备成为老大难问题，粮库管理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中央在急需用粮时不能拿到所需粮食，粮食储备存在坏粮、粮库亏空以及财政支出出现年年亏损的局面；地方任意调动国家储备粮食，管理问题、粮食轮换问题、粮价不稳定等系列问题频现，导致中央政府下决心改革储备粮管理体制。
一位在黑龙江粮食系统工作30多年的魏姓处长告诉记者，在粮改以前，黑龙江省从国家财政每年要拿近11亿元，用于补贴该省粮食系统亏空与人员开支。
如此多的财政补贴还没有把国家粮食管好，出现了震动全国的“90库亏空”等3起粮食被挪用的事件，使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
种种问题迫使中央不得不改变做法，2000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由国务院直接管辖，实行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三级垂直管理，从体制归属上先理顺关系，为后来的国家粮食供给与调控理顺了思路。
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调得动、用得上，是中储粮的主要任务，服务“三农”、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储粮公司的基本职责。
10多年来，中储粮也是这么做的。
中央储备粮权属于国务院，中储粮公司只是管理机构，对中央储备粮具体经营管理负总责，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调控任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基础。
目前，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模式，开展专业化管理，缩短了粮食流转环节，保证了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
规定大米、玉米、稻谷不同粮食品种2-3年进行轮换，确保了粮食储备常储常新。
此外，还结合产销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产销合作，针对产区供粮容易销区买粮难问题，直接在垂直体系内实施产销合作，保证了产销区粮食流通需要，还降低了成本、节省了开支。
粮改以来，实现了国家、农民、粮食企业“三赢”的局面。
通过粮改，国家节省了开支，提升了粮食管理水平，确保了有粮可用；对于农民来讲，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出台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10公里”辐射圈方便了广大种植户。
相对于国家、农民受益，粮企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既得到国家储备政策的支持，又能在稳定市场中获得可靠的粮源。
粮食储备双轨运行为何不能互为补充？
自1998年粮改以来，一直存在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双轨运行的做法。
中储粮公司所管理中央储备粮食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在国务院，属于国家资源，中储粮公司只是代储、代管和代收，这是自粮改后国务院明确规定的。
中储粮公司是国家最低价收购政策的执行方，同时也是监管方，这也就不难理解各方对中储粮“政企难分”身份的非议。
如何在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即扮演好“运动员”角色，又能成为合格的“教练”？
“需要相关部委的监管与审计，才能确保国家有关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落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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