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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教育
第二章中国近现代教育
从鸦片战争到1949期间的教育。
两次鸦片战争，国门洞开
1840-1842中英
1856-1860中英、中法
1851-1864太平天国运动。
历时14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
1861-90年代，洋务运动；
1895-1898维新运动及其高潮“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1898.6.11-9.21）；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朝廷不得不进行改革，实施清末新政；
1911年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2月12日溥仪退位大清帝国退出历史舞台。
1919年五四运动。
1931年“9·18”事变后成立伪满洲国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结束。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内忧外患，连年战争、民众不堪其苦的时期。
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思想与科技的涌入，教育也在不断地变革。
本章主要介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和近代学制、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的民主教育家。
本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与近代教育的起步
二、维新运动与近代学制的建立
三、民国时期的新学制
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的影响
五、民主教育家
一、洋务教育的兴起与近代教育的起步（P294）
（一）洋务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封建教育的衰败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鸦片战争前夕，封建社会已露“衰世”之相，列强的炮火和清末农民战争，加剧了清廷的危机。
一些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从国家民族命运出发，睁眼看世界，率先发出要求变革和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先导，他们的改革主张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得以实施。
1．没落封建教育的衰败：
（详见教材）
第一，官学教育有名无实。
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制度与清朝前期一脉相承，在形式上相当完备。
但除初等教育和部分私学进行正常教学外，其余学校特别是官学已徒具虚名，甚至很少从事教学活动。
第二，教育内容不切实用。
当时人们所热衷的学问是义理、词章和考据。
这些学问陈腐无用。
义理:
言辞、文章的含义和观点考据:
用实物或资料论证说明辞章:
（1）诗词文章等的总称
（2）指文章的修辞;写作技巧（观点、论据、文采）
第三，科举考试弊病丛生。
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空疏的内容、专制的形式以及考试过程中种种作弊行为。
2．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在文化教育上，以龚自珍、魏源为杰出代表。
龚自珍认为当时社会就是一个“无才之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kǔn）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chán）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zǎng,），薮sǒu泽无才盗；则非但尟（xiǎn，鲜）君子，抑小人甚尟”。
（翻译：
朝廷没有象样的宰相，军队没有象样的将军，学校没有象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象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象样的工匠，街市没有象样的商人，民间没有象样的盗贼，不仅说找不到象样的君子，就连象样的小人都变得稀罕。
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之辈，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的存在。
）批判了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和晋升制度。
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
（《己亥杂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反对教育脱离实际，学用脱节，主张经世致用（治理世事，尽其所用），学用结合。
魏源也主张恢复古代“以经术为治术”的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
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后，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1839）基础上，增补而成《海国图志》（由最初的1842年的50卷到1848年增补到100卷，1852年刊行于世），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及其他社会现状的系统著作。
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制夷”，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提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主张，成为“中学与西学”之争的开端。
（二）教会学校的举办和西方教育观念的引入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对中国宗教、文化、教育输入的重要载体，这种输入要追溯到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16世纪初欧洲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后，欧亚即开始通商往来。
并有传教士随商船来华传教。
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带来了神学书籍以及关于数学、天文、地理等科技知识的书籍。
自此至清康熙在位（1662-1722）的100多年间，西方传教士频繁来华，带来西方有关地图、钟表、望远镜、天文历法、医学、水利、音乐、生理等方面的知识。
如避暑山庄博物馆陈列的宫廷钟表中很多都是舶来品（见图）。
传教士秉承教皇的旨意，以自尊的态度来开展活动，激起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反感，引起当时朝野一些人士的极力反对。
雍正元年（1723）实行全面禁教。
驱逐传教士，关闭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
1757年，乾隆下令封闭江苏、浙江、福建三个海关，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对外国人在华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行动范围加以限制，开始对外闭关锁国直至鸦片战争。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是传教，附带介绍近代西学和西方的情况。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西方传教士又一次潮水般涌向中国。
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学校。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设于香港和五口通商口岸的确切可考的教会学校有近40所。
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随之发展到内地，1860年不足200所，1876年发展到大约800所。
1877年之后，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教活动不断扩大，教会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一时期还出现传教士与中国官绅共同创办新式学堂的情况。
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影响：
教会学校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传教士宣称要以“基督教征服世界”，使中国完全基督教化，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明。
传教士的活动领域不限于文化和宗教，带有强烈的殖民性质。
教会学校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度的促进因素。
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被并称为新式学堂。
但教会办学的整体规模远大于洋务教育的规模。
教会学校带来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西学人才，带来了一些革新思想。
除宗教课程外，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洋务学堂并无显著差别，特别是”西文”和”西艺”部分，都是当时中国人急需了解的西学成分.教会学校的广泛设立,无疑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教会学校毕竟来自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有近代教育的特征.这样,教会学校就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样本”.通过教会教育这个渠道,中国人逐渐开阔了教育的视野,如开放女子教育,设立学前教育机构,都是从教会教育开始的.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起步阶段,需要大批”西学”的新式教师,但当时非常缺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至少在知识结构上符合新式教育的需要,成为洋务时期乃至维新时期\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教师的重要来源.
（三）洋务运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出于“自强”目的，中国进行了近代第一次社会和政治改革，即洋务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1861年，清政府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总揽洋务全局的中央枢纽。
这标志洋务运动的开始。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洋务运动逐渐让位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从“自强”到“求富”，洋务教育从此起步。
洋务教育以学习西方为追求，包括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和教育观念的部分转变等方面，中国近代教育由此开端。
1．洋务学堂的举办（P311）
洋务学堂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主要有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设上海方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等，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员。
第二类，军事（“武备”）学堂，主要有1866年福州福政局附设船政学堂，训练水师人才，1881年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
第三类，技术实业学堂，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福政学堂训练制造及驾驶轮船的人等，培养会使用、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
洋务学堂中，京师同文馆作为开端，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则是办得最有成效的一所。
洋务学堂的特点：
作为新式学堂，在培养目标（各项专门人才）、教学内容（西文、西艺为主）、教学方法（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习）、教学组织形式（分年课程计划、学制年限、班级授课制）等方面均形成了不同于封建官学、书院、私塾的特点。
（P319）
2．洋务留学教育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认识到，要全面深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国内学堂存在诸多局限。
于是把派遣留学生纳入洋务计划。
主要是幼童留美和派遣留欧。
（1）幼童留美
1872年首批政府派遣留美学生的成行得力于容闳的倡导。
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中国留学事业的先驱，被誉为“留学生之父”。
容闳1828-1912：
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
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SamuelRobbins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
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
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
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Academy）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
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
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
容闳耶鲁大学名人堂油画肖像
近代首批留学生于1872年出发留美。
加上接下来三年连续三期共120名。
幼童到美后，大多成绩优异，但守旧实力借幼童改穿西装、剪辫子等攻击留学。
1881年7月，清政府全部撤回留美幼童，除詹天佑、欧阳赓获学士学位外，60人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其他都还是中小学生。
大多未完成学业，十分遗憾。
培养方式与目标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决定了此行的必然夭折。
但他们接触西方文明，学到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
（2）派遣留欧
派遣留欧学生起于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并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
其直接原因在于外国教习任期将满、考虑本国教习的现实需要。
先有随外籍教习同行的零星派出，后于1877年3月正式派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欧学生，以后又派出几批。
他们分赴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学习舰船驾驶与制造，也有转学社会学科。
他们学成归来后，将中国近代军舰制造技术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并涌现出一批中国近代海军的重要将领。
洋务运动中的两个方向的留学生派遣共约200人，是中国教育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其经验和教训都很丰富，对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功绩不可磨灭。
3．“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主张引起了争议。
保守派固守传统，抵制西学；洋务派相对开放，在承认“中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肯定“西学”的辅助和器用价值。
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有学者借助中国传统的体用、本末等哲学范畴论述中学与西学关系。
1861年冯桂芬曾提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90年代，这一思想更多为人接受，并逐渐明确表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郑观应“中学其本也，西学期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系统论述这一宗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P326：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分别论述中学和西学：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旨则为“中体西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尤重纲常名教。
中学必须无条件坚守。
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尤重西政、西艺。
学习西政着眼于当前急用，学习西艺着眼于长远。
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一般而言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但体现在教育中，中学为主导，西学为工具：
从大处说，以中学保存国家、民族、文化之传统，从小处说，以中学固人根底、端人识趣，然后以西政、西艺补中学之阙。
因此“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二者都不可或缺，缺一都会有祸害。
二、维新运动与近代学制的建立
洋务运动开始后，随着“西学东渐”风气深入以及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形成中国思想界形成一股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即早期改良主义思潮。
1895年甲午战争后改良主义思潮迅速转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变法维新的运动，到1898年“百日维新”达到高潮，颁布了一系列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变法律令，此即“戊戌变法”。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中国社会矛盾再一次激化，朝廷不得不于1901年下诏变法，开始了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
其中，教育是改革力度较大的一个方面。
（一）维新派教育实践
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教育成为宣传维新、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
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维新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兴办学堂和办学会、报刊等方面。
1．举办学堂
体现维新精神的学堂主要有两类。
其一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的学堂，著名的有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和1897年谭嗣同推动在长沙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
其二为对洋务学堂有所突破的新式学堂，如盛宣怀于1895年和1896年分别在天津、上海创办的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
两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大、中、小学三级体系，相互衔接，已显出近代学制雏形。
此外，梁启超等人1897年在上海倡设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虽只存在一年多，却是中国人自行创办的最早正规女子学校，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2．举办学会、发行报刊
1895年康有为等在北京发起创办《万国公报》，同年末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相继成立，《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与上海创办的《强学报》分别作为两会的会报。
之后，各种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办《国闻报》等。
各地的学会通过集会、演讲、出版书刊等形式宣传维新思想。
民众性学会报刊的创办，不仅利于宣传变法，尤其意味着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向民众传播普及，与开办新式学堂相辅相成。
（二）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宣布维新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变成朝廷的施政措施。
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宣告变法夭折。
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设立京师大学堂
这是百日维新中一大教育举措。
变法中梁启超受命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而获通过。
《章程》对大学堂的性质、宗旨、课程、入学资格、学成出身、教师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和使用等都做了规定，规定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大学堂依据“中体西用”的原则设置了溥通学（基础）和专门学（专业）两大课程。
溥通学（基础）包括经学、理学等基础课程。
学生年龄若在20岁以下必须从英、法、俄、德、日语中任选一门，共三年完成，后进入专门学。
专门学包括高等数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等专业课程，学生从中选学1-2门，三年完成。
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
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
百日维新的又一教育举措，具体规定为废除《四书》考试中的八股文，改试策论，并开设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诸科取人。
虽变法失败后复故，但对科举考试产生了冲击。
3．实力讲求西学，普遍设立新式学堂
光绪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地方社学、义学以及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也改为学堂，兼习中西学问。
造成“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的局面。
（三）清末教育新政与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朝野上下震动。
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1．“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学制文件，合称《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首个正式颁布的法定学制，规定了各级种类学堂的性质、目标、年限、课程、衔接关系。
学制主系列分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含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前7年为义务教育阶段，儿童6岁起入学；中等教育，4年，性质为高等专门教育的基础；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大学院若干年。
整个学制长达20年。
与主系列并行的还有实业、师范学堂。
“壬寅学制”因存在诸多不足而未能实施。
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guǐmǎo，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并实施的法定学制。
学制主系统分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含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规定初小为强迫教育阶段，并首次将幼儿教育纳入学制系统；中等教育，5年；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属研究性质。
整个学制长达20-21年。
与主系列并行的实业、师范教育设计的更为细致。
学制的制定反映了国家按西方近代标准统一规划全国教育的愿望，也表示政府普及民众教育开始付之行动。
学制接受西方的初、中、高三级学校模式，规定了义务教育年限，确定了德智体三育目标，设计实业学堂，重视师范教育，以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为教学管理和教学组织形式，注意尊重儿童身心特点等，都表现了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化。
但过分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灌输、“读经”课比重过大、学制过长限制普通民众受教育机会、女子教育仍无地位等，仍留有浓重的传统教育烙印。
2．废科举，兴学堂
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改革科举内容。
如维新变法时下令废八股，改策论。
第二步，递减科举中额。
清政府采取每年递减名额的方法来逐步取消科举。
第三步，科举制的完全废止。
1905年下诏各省全部取消科举考试。
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长期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一个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在逐步形成。
由此，全国兴起办新学的热潮，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已达50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6万人。
3．建立行政体制，厘定教育宗旨
“厘定”，“整合”。
整顿规定；整理制定
为保障学制的实施和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政府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
废除科举制后，为适应形势，1905年底批准成立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政府主管机构——学部，将原来的国子监并入其中。
学部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为左右侍郎等。
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
1906年令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一省教育，长官为提学使；府、州、设劝学所管理一地教育。
又制定视学规程，将全国划为12个视学区，以三年为一视学周期。
由此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06年，学部适应时变，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制定并颁布了明确的教育宗旨：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并说明前两项为中国所固有而亟需发扬以抵制“异说”，后三项为中国民众所缺乏而亟需养成的。
这一宗旨虽有极保守的方面，但也注意到了对国民的公共意识、国家观念、身体素质和生活技能的养成问题，毕竟显示了中国教育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4．留学教育的勃兴
清末新政激励下，进入20世纪后近代留学教育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留日高潮：
最初中国驻日使署内设有东文学堂，私聘教师教授随行人员（学生身份）学习翻译日文，，但成效不佳。
1896年驻日公使馆缺乏熟练的日文翻译，派人在上海、苏州、湖北等地招收了13人前往日本学校学习，其中7人完成了3年期的学业，6人中途回国。
这是中国首批官派留日。
同时，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
认为日本早期派遣留学生对日本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必须效仿。
把日本作为留学首选国的原因：
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于中国等。
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
1901年底留日学生约280名，1904年约3000名，1906年达8000名以上。
之后渐少。
留美：
洋务留学中幼童留美外，至1900年前留美人数共59名，多为教会资助。
20世纪后，清政府鼓励下，中央及地方政府和机构陆续派出一些留美学生。
1901年至1908年赴美留学生281名。
留美人数大幅度增加则是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自1909年起实行“退款兴学”（庚子兴学）。
三、民国时期的新学制
（一）1912-1913“壬子癸卯学制”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随后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立即着手资产阶级教育的建设。
首先，拟定教育方针。
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清末教育宗旨与共和政体不和，提出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夏通过，9月2日教育部予以正式公布：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民国教育方针包含了德、智、体、美四育因素，体现了对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资产阶级健全人格的追求。
其次，颁布学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也存在不少问题。
1912年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民国学制结构图，次年又陆续公布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规程，民初学制成型，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二）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六三三学制”，初小义务教育4年）
中国近代学制建立后，虽经多次改革，存在问题仍很多：
小学过长，中学过短；中学教育偏于普通教育，以升学为主；强调整齐划一而缺乏灵活性；模仿外国痕迹太重。
1922年11月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因其采用美国式中小学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新学制不定教育宗旨，以七项标准作为指导原则：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学制的构成及特点体现了上述原则。
其一，规定6岁入学、小学6年、初中和高中各3年、大学4——6年的分段及各阶段的教育，基本上依据了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阶段及特点，显得更合理。
其二，小学由7年缩短为6年，又分为初小4年、高小2年，可由各地酌设，初小为义务教育阶段，更加务实，并有利于初等教育普及。
其三，中等教育是学制的精华：
中学由4年延长为6年，克服了旧制4年造成中学基础知识薄弱的缺点，中学水平提高并改善了与大学的衔接关系，也便于兼顾其他方面需要；中学分为初中、高中两级，增加了地方办学伸缩余地，也增加了学生选择余地；中学实行分科选科制，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充分兼顾升学和就业。
其四，师范教育种类增加，程度提高，设置灵活。
其五，取消大学预科，缩短高等教育年限，既保障了中等教育的年限，也有利于大学专门化教育和提高研究水平。
新学制借鉴了美国学制却非盲从，而是经过中国教育界长期酝酿、讨论乃至实验所产生的，是借鉴国外经验探索本民族教育模式的典范。
它最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学生需要的差异，从学校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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