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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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革
韩山师范学院
学生毕业论文
（2009届）
题目（中文）“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状况调查研究
——以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例
（英文）Studytheperiodof“culturalrevolution”ofChaoshanruralarea——TakeFengxi,Paotaitownforexample
系别：
政法系
专业：
历史学班级：
20051722
姓名：
胡锭波学号:
2005172211
指导教师：
吴榕青副教授
韩山师范学院教务处制
诚信声明
我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我承诺，论文中的所有内容均真实、可信。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
签名日期：
年月日
摘要：
“文革”时期，即使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以揭阳市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例进行调查，得出当时的历史原貌：
农民思想方面受到极大毒害，个人崇拜盛行；大量文物被破坏；教育制度被打乱，教师受到批斗，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错误的政策给经济方面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群众言论受到十分严密的控制；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还受到人身迫害；群众文化生活单调，文化匮乏。
关键词：
文革潮汕农村口述状况调查
Abstract：
“CulturalRevolution"hasagreatimpactinChina,evenruralareasthatfarawayfromthepoliticalcenter.ThisstudytakesFengxi,JieyangCityasanexample,andinvestigatesintotheoriginalhistorypicture:
farmersareirrationalhavefaithinpersonel;destroyoftheculturalmonuments;disruptionoftheeducationsystem;aseriouseconomiclossescausedbyunreasonablepolicy;verytightcontrolofthepublicremarks;physicalpersecution;monotonousofculturallife.
Keywords:
culturalrevolutionChaoshanAreadictationinvestigation：
目录
1.调查对象与方法…………………………………………………………………（02）
2.“文革”时期的农村情况………………………………………………………（02）
2.1思想控制…………………………………………………………………（03）
2.2文物破坏…………………………………………………………………（04）
2.3经济损耗…………………………………………………………………（04）
2.4文化单调…………………………………………………………………（05）
2.5言论控制…………………………………………………………………（05）
2.6教育影响…………………………………………………………………（06）
2.7人身迫害…………………………………………………………………（07）
3.“文革人”看“文革”…………………………………………………………（07）
4.结语………………………………………………………………………………（08）
参考文献……………………………………………………………………………（09）
致谢…………………………………………………………………………………（10）
“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状况调查研究
——以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例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浩劫。
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
“文革”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影响，“十年文革”使得党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长期陷入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大批工人、农民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参加政治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极大的破坏。
由于红卫兵狂热的冲击，和进行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大量的文物在这一时期被毁坏。
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思想控制十分严密，群众精神及感情受到极大的打击和伤害。
教育界的正常教育秩序也被打乱，出现了人才培养的断层……在这场十年浩劫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建设成果几乎都被摧毁，中国的经济出现全面倒退。
“文革”时期，广大的农村也成立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亿万农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之中。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其中规定: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1]按照中共中央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
《农村十条》的颁布，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农村十条》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社队之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
《农村十条》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至全国广大农村。
“文革”的发动，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我们要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避免悲剧的重新上演，就必须对“文革”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近些年，学术界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研究与探索不断有新的研究。
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中，就有叙述“文革”的过程。
另外，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也详细地介绍了“文革”的经过。
福建师大的赖正维也有利用福建地区的档案，对“文革”时期福建农民造法组织进行研究[4]，同时，赖正维的《“文革”时期福建老区问题的历史反思》[5]，也是利用地方档案和当时的一些报纸，对福建老区的农村进行研究。
朱逢春、邬忠的《从“文革”话语中透析话语霸权》[6]，则是由大字报研究“文革”时期的用语。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涉及到“文革”的内容，一些作家以“文革”为题材，结合本身的经历，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示了“文革”这一段历史。
如白先勇的《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7]和《明星咖啡馆》[8]，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等，都反映了“文革”背后的深层原因。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9]，则是从通过自身的经历，对“文革”时期的经历进行描述。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10]和李明的《共和国历程大写真》[11]中，也对“文革”历史进行了叙述。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任何的学者对“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状况进行研究，也没有利用大众记忆，通过口述材料对“文革”进行探索，这就给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何兆武在《“文革”历史记忆应该抢救》[12]中，也认通过口述，了解“文革”这一段历史的记忆的做法，有必要加以保护。
对“文革”时期潮汕农村状况的研究，一方面，更加客观地反映当时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的真实情况与社会心理，另一方面，通过对“文革”时期潮汕农村的调查研究，也可以以小见大，了解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况，为我们反思“文革”的错误，总结“文革”教训，避免“文革”再次的发生提供理论基础。
1.调查对象与方法
2009年2月份开始，笔者开始针对本课题展开实地调查。
为了更加集中地探索在“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的状况，深入了解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农村的实际生活状况，笔者选择了本人所生活的揭阳市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调查点，通过重点访谈，力图解析当时的农村状况及民众心理，以求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经过权衡以后，笔者选择了以下几位受调查者：
2009年2月16日，笔者走访了退休的小学教师胡绵应，胡老师今年76岁，“文革”时期是一位小学的教师，他亲身经历过“文革”这场浩劫，对于“文革”时的情形至今依然记忆清晰，在采访中，胡老师热情地为笔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2009年2月23日，我还走访了胡善清、胡耀莲夫妇。
胡善清老人今年75岁，小学文化程度。
胡耀莲今年72岁，也是小学文化程度，两人均是在家务农。
作为农民，他们在“文革”时期，对当时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文革”的很多情况。
2009年3月2日，笔者还采访了胡耀雄先生，今年56岁的他，“文革”前期在村里生产队工作，“文革”后期参军入伍后，曾任连队的“军人革委会”副主任。
在“文革”前期，他比较年轻，对于“文革”的一些情况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些受采访者都很热心地提供了相关的资料，整个调查过程主要是通过实地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采用录音和录像设备对采访资料进行保存。
并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析，力求还原出当时丰溪村的思想、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状况。
以达到分析整个“文革”时期的状况。
2.“文革”时期的农村情况
“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却了解到，在普通农村，他们所经受的重大动荡实际仅有三年多的时间，即从1966年到1969年，而期间最严重的只有1967和1968年两年。
在1969年以后，各地开始实行军管，即由军队直接管理，成立军管委员会，由各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地方的领导人，军队代替公检法机构执行维持治安的任务，保证社会安定。
军管会的产生，使农村基本上趋于稳定。
但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稳定并不能改变文革带来的破坏结果，更弥补不了所造成的损失。
“文革”给农村带来的恶果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其影响包括：
2.1思想控制
在思想方面，个人崇拜盛行。
可以说，共产党打败了神灵崇拜思想，而个人崇拜的思想却代替了人们的神灵崇拜。
个人崇拜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都把毛泽东的身分和地位神化了。
据胡耀雄先生的描述，当时每家每户都必须设一个“宝书台”。
所谓的“宝书台”，“就是设一个小台子，在台子的中间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石膏像的两旁则分别摆放着两本《毛主席语录》，总共四本语录。
然后，台子的正中央要贴一个横幅，写着‘宝书台’三个字，左边写上‘听毛主席话’，右边写上‘跟共产党走’。
每个‘宝书台’都要布置得十分精美。
当时大部分家庭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一般‘宝书台’都是用家里的神龛改造的。
”
这是耐人寻味的，在潮汕地区的农村，广大的农民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神灵崇拜思想，甚至是在国家提倡科学，反对神灵崇拜的时候，潮汕居民普遍都依然对神灵十分虔诚，而将家里供奉神灵的地方改成这样一个“宝书台”，不能说是农民科学知识发展到自觉摒弃神灵崇拜的程度，而只能归因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超过了对神的尊敬。
当时，不单家里要摆设这样一个“宝书台”，思想上，还对农民进行控制，根据他们的回忆，每个生产队都必须设立一个政治辅导员，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
而读语录和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了最流行的事物。
出门时，路口都有红卫兵把着，过往的人必须至少读一条毛主席语录才能通行，毛主席语录成了道路的通行证。
胡耀莲老人还为我们讲到这样的事情：
“村里不管男女老少，每天都要背很多，有一位老太太要出门，结果被拦在路上要求读毛主席语录，老太太文化程度低，读不了，结果不管如何哀求，红卫兵始终都不肯放行。
”由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当时人们的思想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禁锢起来，言论也只能围绕着毛主席语录。
如果说读语录还带有一种强迫的因素，那么，佩戴像章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那时候的人都以有一个毛主席像章为荣，各式各样的像章成了人们对美的最好的装饰，衣服上佩戴一个像章，成为当时的时尚。
有一人甚至是在衣服上或者帽子上要用金色的线绣上一个“忠”字。
几位受采访者都有说到，“在那个时候，最热闹的就是有新语录下达，每当有新的毛主席语录发表，即使是半夜三更，甚至是在寒冬腊月，全村的人都要排好队，敲锣打鼓，学习党的‘最高指示’”。
而“早敬”“晚敬”则是最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
据胡耀雄先生回忆，“早敬”“晚敬”的形式主要是早晨天刚亮时和晚上的时候，全村人都要集合，并排成整齐的队伍，由一人主持，首先高呼：
“现在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最尊敬的领袖毛主席。
”而其他的人则要随着连续高呼三声“万寿无疆”。
这即使在封建专制最严重的时期也是闻所未闻的。
据了解，当时还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以至于后来林彪反党时，还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是事实。
可见当时人们所受的思想毒害的深度。
2.2文物破坏
“文革”时期，在当时错误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家庭成分较好的青年组成“红卫兵”，进行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大量的文物被毁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胡善清老人为我们介绍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村里的一座祠堂，叫“勉若公祠”，是清朝时村里的一位贡生出钱建造，里面保留了许多清朝的建筑工艺。
这一公祠，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单所有的木雕被拆下烧毁，甚至连屋角上的若干只石狮子也被强制拆下砸掉。
门口的石牌匾上写的“勉若公祠”四个字被“红卫兵”用石灰糊掉，整个祠堂的工艺品没有一件能完整保留下来。
而勉若公祠旁边的“德建公厅”也难逃厄运，与勉若公祠差不多同时建成的“德建公厅”，所受到的破坏程度更加严重，连门口“德建公厅”几个字都被磨掉。
在普通的家庭，凡是跟古代稍微有一点关系的，都被破坏殆尽，胡耀莲老人就回忆道：
“当时家里有一套碗，是家里生孩子时拜公婆母用的，也被当做‘四旧’毁掉”“那时候，家里喜欢贴一些年画，比如在过年时贴上一个小孩抱着大鱼的年画，象征年年有余，这个在当时也不是不允许的，其他的比如罗盘这些东西就更不用说了，虽然看着很可惜，但是谁都不敢说出来。
”胡耀雄先生自己爱好看书，家里收藏的书籍比较多，“文革”时期还被勒令交出家里所有的古籍，最后，这些没收到的古籍全部被用火烧掉。
村里还要组织红卫兵帮各家各户刷门神，潮汕居民都有在门上画门神的习惯，就是在两扇门的上面分别画出门神的像，或者是写上比如“松茂”“竹苞”这些字，用来祈求平安。
“文革”时期，红卫兵就要挨家挨户用油漆刷掉那些原来的门神，改写上比如“革命光荣”、“勤俭持家”这些带有标语性质的用语。
而在各种比较显眼的地方，还要画上毛主席的头像，并在下面用红色的笔写上一个大大的“忠”字，在“忠”字的下面，还要画上三朵大葵花，以此来表示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
2.3经济损耗
“文革”的特殊背景下，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产物，在当时还有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路边语录牌”等。
“语录牌”主要是以水泥砌成两米多高的巨大的宣传栏，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的内容。
那时候中国的生产力并不高，大部分的水泥要依靠进口，价格很高，农村建房子一般都是用夯土的方式。
而每隔十几米或者二十米就要立这么一块“语录牌”，其浪费的材料和人工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农村地区虽然较少发生武斗，但城市的动荡也必定会波及农村，物价上涨和争购物资给农村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
当时，生活物品主要依靠国家供应，农村的生活必需品常常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而城市的武斗，更加剧了物资运送的困难，造成物价攀升，很多农民买不起生活用品。
国家供应的物资数量有限，因而，由于争购物品而产生矛盾的事情在农村也时有发生。
经济的衰退有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破坏引起的。
据调查采访掌握的资料看，在当时有两项最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一个是“田头批判会”，另一个主要是对土地生产的盲目规定。
据了解，所谓的“田头批判会”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自由主义”和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
胡善清老人有解释到：
“当时，农村主要是采取集体劳动，劳动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
在田间劳动时，经常会突然召开“批判会”，由生产队长带头，大家都到田埂集中，然后由生产队的指导员主持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大家就跟着发言讨论。
大家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懂，也就随便说一下，当做完成任务，同时也可以借机休息一下。
”这种批判会不是真正针对某些与农民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农民的发言也不能真正代表自己的观点，因而，也它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严重地影响正常的劳动，影响农业生产。
当时，另外一个对农村农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是对土地的盲目规定，这种规定可以说是将文革的触角从文化领域伸展到农业领域。
“文革”时期，还延续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一些政策，政府对于一亩地内要种值多少株禾苗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农民们必须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不能多种也不能少种。
而政府在制定这种规定时，为了强调多种植禾苗，往往要求把禾苗种得十分密集。
这种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做法，引起了农民们的普遍不满，农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对于土地的耕作有着更加科学的方法，这是来源于长期的劳动经验，而政府的盲目规定，要求农民们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只能机械地按照规定的数量耕作，忽略了客观条件的需要，结果导致了农业的严重减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2.4文化单调
“文革”时期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由于生活在农村，农民们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看报纸，广播成了农民了解外界的最重要渠道。
当时，农民最喜欢的古装潮剧被斥为“四旧”，禁止上演，很多潮剧老艺人被下放劳动。
潮剧的演出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表演内容上只能照搬中央规定的八大样板戏。
由于潮剧的内容主要是以古装戏为主，原先没有演过样板戏，只能将样板戏的内容移植过来，剧种的差异造成了潮剧的不伦不类，打乱了文艺的发展。
也使普通群众文艺生活显得单调。
原来在潮汕民间，许多群众都有唱歌册的习惯，歌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深受群众喜爱，演唱歌册在当时是重要的文化娱乐形式，但是，在“文革”期间，大量的歌册被烧毁，原来说唱歌册的人也不敢再说唱歌册。
2.5言论控制
在言论方面，处于“文革”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下，更是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当时出门都要背诵语录。
而无意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反党反革命”的证据。
胡绵应老师为我们说到这样的事，他有一位同事，是一位老高中生，很有学问，为人也很幽默风趣，但是由于其家庭成分是地主，因此，在“文革”中，也成为迫害的对象。
这位老师很喜欢喝茶，他给自己的房间起名为“乐天茶室”，他给自己的这个茶室写了一副书法作品，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上面写的内容是“乐上加乐，乐有尽时；天上有天，天无止境；茶中有味，喝茶谈世上事，世上事得过且过；室内有人，入室论天下人，天下人可交则交。
”这本来只是作为一个文人的爱好，内容也与政治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由于其出身地主家庭，这个问题就被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其本人也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罪名”就是怀念国民党统治，对共产党不满。
他们的理由是上面的“乐“说的是地主阶级的快乐，而现在的天，指的是共产党，你说天上有天，说的就是国民党，是把国民党凌驾在共产党之上，而最后一句“天下人可交则交”，说的是现在的人都不可交，怀念的是过去的那些人。
而另一位老师叫林兴安的，他也是出身的成分较差，林老师喜欢写字，就写了一句“枯木逢春开新枝”，结果这句话也成为了他“反革命”的把柄，受到批斗，他们的解释是：
林兴安出身地主，建国后，地主被打倒，他说的“枯木逢春”就是想等待翻身的日子，可以报复党和国家。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无稽之谈，有时更觉可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见当时在言论上控制的严密。
胡善清老人还说到这样一件事：
“那时在村公所里有一张图，上面画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景，画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挥手，身后林彪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当时村里有一位干部，指着这张图开玩笑说：
‘主席的意思就是一斤米要五毛钱，后面林彪就补充说，还不只！
’就因为这样一个小玩笑，不但丢了职务，还被批斗。
”可见当时对于言论的压制有多严重。
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话都不敢说，更别说是正确的批评和建议，民主根本不可能实现。
2.6教育影响
教育方面所受到的冲击也很大，1967年以后，红卫兵回校闹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不断地掀起批斗教师的浪潮。
“文革”时期，农村地区的学校，开始时主要是要求“大鸣放”，比如胡绵应老师为我们说到：
“那时候是作为任务的，要求一个教师要提出100条以上的问题，要求教师们挑出政府的错误，那时候，一个晚上哪里能找出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鸣放’，那怎么办呢？
很多老师被迫只能作假，随便找了一些小问题，分成很多部分来说，谁先说完谁就可以先去睡觉，否则只能继续开会找出问题，直到写出一百条以上的批评意见才行。
”
学生方面，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红卫兵大串联”。
那时候，小学生停课，初中以上则成立了各种“兵团”，一般都是用毛主席的诗词作为“兵团”的名称，比如“从头越”等。
拉起这样一面大旗后就可以走出去“革命”。
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坐车不用钱，吃饭也不用钱，只需要写签一个名，写上某某人在什么时间借用多少钱就可以，去到其他地方，还可以参与当地的批斗，比如胡绵应老师就去过福建云霄县，还把他们的县长揪出来批斗。
当时，学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学校的大权，校方的领导都“靠边站”，学校分为“革命派”和“保皇派”，一般学生都是属于“革命派”，被揪斗的教师则被划为“保皇派”。
胡耀雄先生上初一时，正值学生回校闹革命时，当时在他所就读的揭东县新华中学，有几位老师经常被揪斗，包括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当时的外语教师洪自强，还有郑教肃等老师。
学生批斗洪自强的场面，他至今还历历在目，他说：
“当时学生们要求洪老师跪在操场，几位强壮有力的学生使用扁担或板凳狠命地打，场面极其惨烈。
洪老师身体弱，被打得晕了过去……”
当时，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被完全破坏，主要的教学内容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其他的一切课程都被取消。
小学的课本是由本地的教师自行编写，而初中的课本只有毛泽东诗词和“老三篇”。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生们也不重视学习，加上批斗教师这些活动，实际上学校的教育几乎停滞。
这是教育发展的巨大阻碍，使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人才的断层。
2.7人身迫害
“文革”时期，很多无辜的人被批斗，很多人甚至在这一场浩劫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胡绵应老师的一位朋友叫王侠的，原本是在丰溪村的小学当教师，“文革”期间，他被划为“右派”，并被迫害。
“他被开除了公职，妻子和儿子也离他而去，他本身又没有在我们这里落户，没有户口，不能安排到生产队劳动，结果他就只能每天去捡牛粪，用牛粪来生产队里换一点粮食，但是，靠着这点劳动所得根本没法维持生计，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当乞丐，乞讨一点东西度日。
可是，当地的政府又不同意他乞讨，说是社会影响不好。
王侠没办法，只能把家里仅有的一张床卖掉，又因为变卖家产而遭到反对，实在生活不下去的他只能逃走。
以至后来为他平反时都找不到他，最后才知道，他流浪到了福建后，身无分文，连回家参加平反工作的路费都没有。
”王侠的遭遇，是一种时代的不幸。
3.“文革人”看“文革”
“文革”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发动的政治运动，很多亲身经历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其本身甚至对“文革”都不了解，对于他们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很多人的解释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一种“从众心理”，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随着大众。
胡耀雄先生就表示：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于‘早敬’这样的做法是很反感的，特别是在寒冬的时候，很早就要起来，很多时候都很想再睡一会，但是考虑到别人都起来作‘早敬’，自己不起来又不好，而且担心太多次缺席，会被认为是‘对毛主席不忠’，所以，不管是多不愿意，还是要早早起来。
”
至于对一些人的批判，很多是迫于政治的压力。
胡绵应老师也说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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