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经验继续改革小学语文教材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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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继续改革小学语文教材-

“教学改革，首先是课程和教材的改革。

如同演戏，首先要有一个好剧本，才能出好戏；任何一门学科，能有一套好教材，才能为教学改革打下基础。

小学语文教学也不例外，一套好的小学语文课本，关系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关系着民族语言的发展，更关系到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

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编辑一套新语文课本，是时代的需要，是深化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需要。

一

要编出一套高水平的小学语文课本，首先要总结50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宝贵经验。

如果说前一套教材更多地体现了叶圣陶的语文教材思想，那么，后一套教材在继承前一套教材的基础上，又渗透了一定的现代教学论的思想，突出了听、说、读、写方法的指导。

这两套教材有以下共同特点：

1．依据汉字、汉语特点和儿童学习汉字汉语的基本规律

要学好汉语文首先要学好汉字。

低年级体现了以识字教学为重点。

虽然后一套教材识字量少了些，但低年级仍完成一半的识字量。

小学生学语文主要训练语感，适当给予方法指导，这在选文和组织阅读教材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课文图文并茂，适合小学生阅读。

2．体现了小学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文道统一

教材在选文上既重视语言的规范、优美，又很重视思想性、教育性、情感性。

在练习中，加强了语言文字训练，规范了听、说、读、写训练；在读写训练中突出了真情实感的表达。

3．突出了读写结合

每篇课文都是读写例文，每课后都有读写练习。

设《读写例话》，从读中学写。

基础训练中又有依读写训练重点而设计的读书、作文训练，读写结合密切。

总之，这两套教材，在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科学化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

20年来，我们在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面对21世纪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作为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学科——小学语文，怎样才能发挥更大的育人作用？

小学语文教材建设还有哪些差距？

当前使用的小学语文课本还存在哪些不足？

这些都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时，应首先思考的问题。

编写新小学语文课本，首先要继承前两套教材的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其次，要吸取全国各地所编教材的优点。

同时，还要根据汉字、汉语的特点以及儿童学习汉字、汉语的规律，进一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识字和阅读、作文的关系

识字是阅读和作文的基础，识了字才能读书、作文。

要阅读汉字读物，要用汉字来表达思想感情，就必须学好汉字，识字多了才能顺利地读书、作文。

识字并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然而却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必要手段。

这就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必须以识字为重点的根本理由。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解决得并不理想。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课本，在落实低年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上，尚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识字量少（2500），影响了提早大量阅读。

低年级在贯彻识字教学为重点上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2）选字要科学。

所谓科学，就是要选高频字、次高频字，还要选择儿童口语中的常用字。

（3）识字方法要科学。

识字量高，方法不当会影响教学效果。

识字方法很多，指导思想应以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相结合为宜；集中识字为主，适当分散识字。

不论集中或分散识字，都要体现汉字构字规律。

2．文与道的关系

文与道自古统一，故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之说。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也体现了“文道统一”的思想，既重视了思想内容的科学性、教育性，又重视了语言的规范性、生动性。

但时代在不断发展，思想在不断变化，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上来衡量选文，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1）在思想内容方面。

与此同时，我认为教材可以相对地增加一些反映人文性、伦理道德和现代意识方面的内容。

教育学生要从小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要讲礼貌、讲诚实、讲友情、讲和平；要树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直、勇敢的爱国精神；要树立刻苦学习，永远奋进，勤劳创造，不断创新的意识，奠定做一名21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品德基础。

教材还可适当增加一些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我国历史悠久，要使我们的后代人人懂得祖国的历史发展，就要从小学习祖国的传统文化。

文史不分，可以在语文中选编一些反映传统文化故事的课文。

我国古代散文故事很丰富，如“名物掌故”“人物故事”“成语故事”“寓言故事”很多。

现行教材选了，但量少了些。

高年级最好选文言原文，可以背诵。

这样既能学文，又可以学习人文道德，为初高中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

学古诗也非常必要，现行教材选古诗量少，从第五至第十册共选26首，其实再增加一半也不为多。

古诗易读、易背，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的优势，多读、多背些古诗，不但符合儿童的兴趣特点，还能为以后学习语文和传统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主张让小学生背读古诗文并不是要培养诗人或学作文言文，而是要从古诗文中获得文化熏陶，使学生从小热爱祖国文化。

从理解上讲，要以现代意识去阐释。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教师的重新阐释下，才能保持隽永的文学魅力和真正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不赞成死记硬背，也不赞成厚古薄今。

（2）在语言形式方面。

尽管思想内容很好，如若语言表达不精彩，也不能选作语文教材。

不论是散文、故事或诗歌，必须选语言流畅优美、思想积极健康的。

选文语言要规范、优美，要以名家名篇为主，要具有文学性。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虽然也选了名家名篇，但还显不足。

似可增选一些反映儿童情趣的名家名篇，删减一些文学性不强的篇章。

学语言靠积累，我们提供学生积累的语言应是精品。

名家名篇语言规范、优美、生动，读起来琅琅上口，便于学生背诵、记忆、学习、效仿。

鲁迅曾讲过：

“凡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都说明着应该怎样写。

”所以，读名家名篇不但可以积累精粹的语言，而且可以从作者如何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文章构思、立意谋篇、遣词造句等方面学到文章写法。

凡名篇皆是文思兼优的，学生在语言汲取中，经过潜移默化，还会受到思想、情感陶冶。

凡名篇一般内容深邃，词句精湛，有一定深度和难度，恰是这样的文章，学生读起来才会感到有味道、喜品赏，易调动起学生品读文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会像喝白水那样淡而无味。

所以，对名家名篇最好不要修改。

3．语感和语言规律的关系

传统的语文教学，重视语言感受，不太重视语言规律指导。

如“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做诗也会吟”“熟读成章”“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等，都是传统语文学习的宝贵经验。

这种用多读、多写、重语言积累的方法其实也可称之为语感教学法。

但这种方法费时间较多，正如鲁迅所说，能用这种方法学出来的人不多。

即使少数人能学出来，也是在“一条暗胡同”里任你摸索，而且要经过“年深月久之后”，才能摸索出一点方法来。

所以要使学生真正掌握听、说、读、写能力，既要让学生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有直接感受语言的实践，积累语言，还要把前人摸索到的语言规律、读写方法教给学生。

也就是说，一要多读、多写，二要有针对性的读写指导。

正如叶圣陶曾经说过，从前人读书，多数不注重内容和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下功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

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

这又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

唯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

对小学生而言，要以语感学习为基础，以多读积累为主，适当进行语言规律和读写方法的指导。

现行小学语文课本，在批判吸取语感教学基础上，加强了听、说、读、写的指导练习，这是正确的、进步的。

但从教学实践来看，对诵读又有所忽视，忽视了语言的积累。

究其原因，除了考试不考背诵、默写、朗读项目外，从教材看，一是教材选文适合学生朗读、背诵的篇目少；二是读写训练的项目过多，训练项目多了，反而使一些语文基本能力因练习不够而掌握不牢固。

因此，建议选文要注意短小精悍，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值得背诵。

加强语感训练和语言积累，适当减少些读写训练项目。

训练项目要精，要反复练习，牢固掌握。

现在有一种看法，过于强调语言积累，忽视语言规律和方法指导。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要体现以语感为基础，以语言规律为指导的原理，必须处理好精读积累、方法指导、大量阅读三者的关系。

最好分三类教材：

（1）精读篇。

这类教材在语言表达上是规范的、优美的、有特色的，短小精悍、琅琅上口。

这类教材靠语感教学，多读、熟读、背诵。

同时，要求从语言表达特点上、从作者思想情感表达上细读、深读，使学生感悟到文章的审美价值，从而积累语言，自然悟出读写方法。

这类教材包括古诗文和现代文。

每册有10～15篇就可以。

如果小学生能背诵百篇文章，就很可观了。

（2）方法指导篇。

这类教材主要是配合重点训练项目选择例文，目的是学习语文基础知识和方法，训练语文能力。

选文要比较准确地体现训练要点。

根据每册书的读写训练点确定篇数，一个训练点最好要有3～5篇的练习巩固。

（3）略读篇。

主要靠学生自读，不要求背诵，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拓展知识，活跃思维，这也是语言的积累。

这类教材选文量可大些，可占30～40篇。

以上三类教材是互相结合的，但又各有侧重。

不能机械地将三类课文分开。

语文教材的选文，每一篇都应是综合的，都包含了字、词、句、段、篇基础知识因素，都可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

有时为了完成某一教学目标，可以侧重某项知识因素或某项能力训练，侧重某一方面，并不是不要其他。

三类教材的总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

4．读与写的关系

读写结合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

读写结合应以读为主。

读是写的基础，读中学写，读后练写。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是体现读写结合的，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语文教材中体现读写结合，除选文要求名家名篇、语言思想兼优外，在课后练习中要体现读写结合。

（1）练习要体现语言规律指导。

小学语文教学中语言规律指导，主要是句法指导，从句法研究用字、组词、造句，到中高年级可略有章法指导。

如语法知识在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已有所渗透，但没有明确提。

我认为像名词、动词、代词、介词、连词等名称可以直接告诉学生，练习中再举例说明，不给定义。

尤其是标点符号的练习，应在练习中系统体现出来。

（2）练习要体现读书方法指导。

练习主要练听、说、读、写能力。

关于读写能力的训练，是否可按叶圣陶先生提出的精读法去训练。

我将精读法分了四个层次：

初读——细读——深读——熟读。

是否可以根据这“四读”要求出练习题。

如初读要求：

理解生字、生词，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细读要求：

理解全文词句，理解作者思路及文章层次，初步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深读要求：

对重点段落、重点词句进行深入理解，要从语言内涵上理解，从语言结构上理解，如句式、段式特点，从语言表达情感上去理解和欣赏，从读中学写；熟读要求：

从语言巩固、运用上去训练，如熟读、背诵、复述、默写，以及仿写、创造性地练写等。

出发点是练读，最后落实在积累及读写能力上。

其实，以上所谈的四个关系，在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都有所体现。

我只是提出一些需要加强和调整的想法，供参考。

总结经验理论反思规划展望-

本届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师范学院主办，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贵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贵州省文化馆共同承办。

参会者分别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内蒙古、新疆、北京、台湾等地区及美国近一百八十二人，共收到学术131篇，91人发言。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总结经验、理论反思、规划展望”，共设如下五个议题：

贵州民族音乐文化专题研究报告，三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经验与反思，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与思考，利用民间音乐资源进行创编、表演的技法与理论研究，各民族音乐研究。

回顾本届年会，可谓精彩纷呈，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析出部分代表言论。

一、贵州民族音乐文化专题研究报告

贵州的少数民族众多，音乐资源极为丰富，历来是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重点地区。

此次年会重回贵阳并特设贵州民族音乐文化专题报告，意在对近三十年来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展示与回顾。

纵观本届年会，对此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本民族音乐文化专题研究和不同民族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两类，主要从贵州民族音乐的传承、变迁、保护、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探讨。

贵州省毕节市文联音协石应宽教授的《苗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风韵》，以王承祖编著的《千岭苗歌》为例，对苗族音乐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

王立志教授的《土沃、根正、干壮、枝繁、花艳、果甜》一文对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性回顾。

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张中笑教授的《后“集成”时代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胡家勋教授代读）在对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丛书进行介绍的同时，对如何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树碑立传，全面、立体地去复原民族音乐文化事象的全貌提出了建议。

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吴太祥老师的《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新见与新论》在介绍贵州本土音乐学家群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本土经验进行了学理反思。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曾雪飞老师的《草苗情歌的田野考察一以贵州省黎平县洪州镇归垒情歌为例》指出，情歌在传统社会作为婚恋习俗中重要的表达方式其演唱的范围与对象受到传统婚姻圈的约束。

贵州民族大学胡小东老师的《别样的尴尬――城镇化语境中大寨布依族地戏的传承与发展》，阐述了大寨布依族地戏的传承与发展在现代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无奈与困境，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学理分析。

二、三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经验与反思

三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何从当代社会语境中对三十年来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所取得的经验进行梳理和审视，是本届年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关于此议题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提交的数量较多。

从研究视域来看，总体可归纳为回顾与展望、当代社会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形态研究、音乐现状调查研究、音乐教育研究、音乐文化语境研究和跨界音乐文化研究等方面。

1.回顾与展望

中央音乐学院和云峰教授在开幕式中作了题为《三十而立再铸辉煌――1984年（贵阳会议）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学术活动寻踪》的主题报告，他从历史的维度，以学会的历届学术年会为线索，从学会背景、学术特色、研究视域、研究成果四大方面对学会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并认为“三十而立”正逢其时的学会将在未来中国音乐学建构的各个研究领域“再铸辉煌”，也将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传承、发展、弘扬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作用。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在开幕式中报告的《回眸与展望：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思维及学术走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多种不同的学术走向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同时对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学术反思。

2.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陈波副教授的《少数民族音乐在城市传播的文化传承意义探析》讨论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城市传播的现状、维系方式、文化变迁、文化解读以及对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贵州师范大学陈忠松副教授的《自媒体平台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研究》提出自媒体平台是进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和新田野。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陆栋梁副教授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在旅游产业中的流变及其空间分布》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在旅游产业中产生了严重的流变现象，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博特乐图教授的《城乡关系视野中的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存承》从城乡关系中探讨当代蒙古族音乐生活的变迁及传统音乐的存承问题，认为现代教育正在建构和普及“超民族性”和“超地方性”的普遍性知识话语体系的同时，正在消解地方传统音乐的固有存承模式；而城镇音乐生活的乡土取向、现代教育对传统音乐的征用，则体现了当代城乡互动以及民族音乐生活现代化的复杂性。

2.音乐形态研究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杨善武教授的《民族音乐研究中的不同音乐体系的区分问题》指出，我国音乐学界对于不同音乐体系缺乏具体划分，提出要对不同体系予以正确分类，必须明确不同体系之间局部的相通相似及划分上的相对性，切实做到从不同体系总体风格出发，抓住决定体系性质的主要倾向与本质特征。

肖振新老师的《古今塞他尔与萨塔尔之辨析》通过对文献中记载的塞他尔的形制与现代萨塔尔的形制进行比较并进行复原测音，通过律学计算的手法，解析萨塔尔和塞他尔之间的共生关系。

陈婷婷的《新疆吐鲁番托克逊（代尔达格木卡姆）音乐形态研究》从板式结构、唱词、曲式结构、乐调等方面全面对代尔达格木卡姆进行分析与研究。

曲靖师范学院任红军老师的《王耀华对王光祈三大乐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王耀华对王光祈三大乐系思想在进行继承的同时，从纲目并举的著述方式对三大乐系思想应用的拓展、对三大乐系的音乐形态特点进行阐述。

4.音乐现状调查研究

赵书峰教授的《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与思考――以博士学位选题为例》以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博士选题为切入点，检视、回顾了当下学科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性研究思路。

玉林师范学院庞梅老师的《桂东南濒危民间乐舞现状调查――以玉林市为中心区域》对桂东南濒危民间乐舞现状进行调查，并展开讨论与反思。

王慧的《维吾尔族木卡姆研究现状评述和反思》对维吾尔族木卡姆研究中存在的现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5.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研究

当前，受后现代课程理论“寻求情境化教育意义”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教学在地方音乐高校中已较为普遍的实施。

然在具体的音乐教学实践中，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仍然受到传统音乐教育教学的“刚性”制约，少数民族音乐所特有的“柔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和传播，事实LZ-不断地趋向于“同一化”。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应华教授在开幕式中作了题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相关语境、经验梳理与实践反思》的主题报告。

他认为教育传承是指学校环境中的同民族文化习得，根本目的是文化的历时性延续；而教育传播是指学校环境中的跨民族文化理解，根本目的是文化的共时性扩散。

他从哲学研究、人类学思潮、音乐教育学研究三个方面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相关语境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中的课程策略、目标设定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意义进行了阐释，指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具体实践所表现的现代性悖论，并对此进行了学术反思。

6.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语境研究

云南艺术学院盛川芮吉的《乐舞声中普米族“搓蹉”的文化学解读》，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云南普米族传统乐舞“搓蹉”进行整体关照解读了在其乐舞运动的绵延中彰显的生命秩序、活的文化形态及其现代意义。

广西艺术学院蒋贵萍的《广西那坡白彝器乐的艺术特色与文化解读》，对那坡白彝的民间乐器进行了调查，并对其进行艺术特色分析和文化阐释。

内蒙古师范大学佟占文副教授的《道沁及其表演――以科尔沁短调民歌的口头表演为例》，以短调民歌的承载者“道沁”为例，对其风格进行分类，继而对道沁的表演语境和表演过程进行描述和阐释，认为科尔沁短调民歌的演唱是当地蒙古人民俗生活的一种存在方式。

中国音乐学院刘勇教授的《音色，一种文化符号》论及了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和原生态唱法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并指出音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向导和身份名片，音色的变化也可能反映出文化的变迁。

7.少数民族跨界音乐文化研究

广西艺术学院张小梅老师的《中越京族民歌（过桥风吹）的个案研究》一文，从《过桥风吹》的人文背景、音乐形态方面进行了跨界研究。

广西艺术学院陈坤鹏教授的《探觅湄公河流域下的二弦胡琴乐器共生圈》指出，湄公河流域下的二弦胡琴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作者进一步对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乐器种类及形制进行了分析，并对二弦胡琴共生圈现象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对湄公河流域下二弦胡琴乐器的共生圈进行了初步的探究。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与思考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生成与演进，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对于“地方性音乐知识”的关注较为普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届年会关于此议题，主要是集中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传承、保护、利用、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在开幕式中作了题为《在探索中前行――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的主题报告。

他在肯定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基础上，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出现的隐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呼吁要通过政策和制度的调整予以落实，以进一步推动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

琼州学院刘厚宇副教授的《海南黎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考察》，对海南黎族民间音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下现状进行了阐述，指出黎族非物质音乐遗产保护措施欠佳，保护力度不够、开发式保护不规范，并对海南黎族非物质音乐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对策。

广西艺术学院刘玲玲的《民歌传承人培养机制的几点思考――以广西民歌传承人培养为案例》对民歌传承人培养所处境遇及面临的问题展开论述，对民歌传承人培养机制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内蒙古赤峰学院于玲的《高校音乐教育中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中提出，通过高校音乐教育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形成一种自觉性的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目的。

关于此议题的文章还有很多，如齐齐哈尔大学朱艳彬教授的《黑龙江省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探讨》、内蒙古赤峰学院魏世夫的《赤峰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孙婕的《非遗视域下的布依族小打音乐》等。

四、利用民间音乐资源进行创编、表演的技法与理论研究

关于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过去有些学者提出，原生民间音乐要原汁原味地传承，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间音乐还有传播的问题，且民间音乐文化本身就是要发展的。

本届年会特设这一论题，对提高此问题的理论认识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但从参会提交的来看，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较少。

现有文章如下：

广西艺术学院黄志豪教授的《论广西本土歌舞剧中的民间音乐元素运用》，以广西本土民族歌舞剧中的民间音乐元素为基点，分析研究了其运用过程中的独特之处，认为广西本土民族歌舞剧展现了广西本土的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是其灵魂，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民族性、区域性特征，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韦苏娜的《民间音乐资源创编的探索和创新――以壮族原生态音乐作品（晨昏）为例》从民间音乐素材的选取、意境的构思和氛围的营造、创编运用的音乐元素、创编技法、后期音乐缩混等方面对民间音乐资源的创编进行了学理探讨。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陈馨婷副教授的《论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技术性要素与新音乐创作的融合》结合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技术要素的新音乐创作及相关教改将是传承及发展这一地域性文化的最终途径。

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的《地域生态中云南民族情感表达的符号化图式――新中国云南本土歌曲创作的价值依托》，考察了新中国云南歌曲创作的审美轨迹，在学理层面对建国后云南歌曲创作在国家政策背景的支持下、在云南民族音乐素材养育下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行了学术评述。

西南大学蒲亨强教授的《略论民歌的民族识别作用――以重庆苗歌“娇阿依”调的分析为例》，通过重庆市彭水县两首由汉族苗族唱的“娇阿依”调的形态学分析，认为分析民族特性音调及其旋律发展手法，并将其与有关民族的旋律作比较有助于识别民族特征并认清保留民族性的程度。

五、各民族音乐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以“多元化”趋势深入发展。

各民族音乐研究是一个集聚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议题，本届年会所涉及的各民族音乐研究较广，数量也较多，主要包括宗教音乐、仪式音乐、区域音乐等，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具有多样性。

1.宗教音乐研究

西藏大学格桑曲杰教授的《论区域文化架构下的西藏传统音乐风格区》，以西藏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文化为架构，探讨了在此架构下形成的西藏音乐的不同的风格区域，划分出五大音乐风格区，并论述了各个音乐风格区音乐的地域分布、音乐风格与形态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