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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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1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
“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变化要命”。
在各国的强有力经济刺激计划之下，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好转，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变得日益严峻。
当“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公众口中的热词时，当世界各国都在为减缓气候变化而努力时，当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时，当世界各国重要会议都聚焦气候变化时，作为普通公众，我们有必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导致了哪些事件的发生，我们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
这些灾难片，像《后天》、《2012》往往强调某一些规律当中的极端化。
比如说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是污染极端化的情况就会引起各种各样一系列的后果，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至少要带来部分这样的后果。
它只是给大家提起更大的关注。
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1.海平面上升
美国一项研究预计，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覆盖北极圈70％面积的冰层在未来30年到50年内，几乎所有北极冰层都会从地球上消失。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水膨胀和两极冰雪融化，在本世纪内，海平面将可能升高20-80厘米，危及全球沿海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沿海低地。
海平面上升还会使一些海岛的面积减少，会造成咸水人侵内陆，使沿海的土地和农田盐碱化加重，并使沿海淡水水质恶化。
它会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影响沿海城市供排水系统，有的建筑物地基也会受到地下水位抬升的危害。
海平面上升会使海堤的高度变矮，使其抵挡风暴潮和波浪的能力降低，加重风暴潮带来的灾害。
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岸线60公里的范围内，经济发达，城市密集。
最终，海平面的升高和降雨量的增多将会导致孟加拉国、埃及、马尔代夫的岛屿和三角洲被淹没。
2.随着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环。
在动植物方面，“大屠杀”已经开始。
极地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由于海冰的逐渐消失，依赖其休息、捕食和繁殖的北极熊的生存首当其冲受到威胁。
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将威胁到鱼的生存，因为气候变暖会引起水中氧气减少。
物种不一定灭绝，但将发生重大变化：
有些植物将不得不迁往北方，而有些候鸟将不再迁徙。
3.对水资源的影响
全球范围的气候变暖将导致地表径流、旱涝灾害频率和一些地区的水质发生变化，从而加剧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
专家们说，地球进一步变暖会影响整个水循环过程，使蒸发加大，改变区域降水量和降水的分布格局，洪涝、干旱等灾害将更加普遍和严重。
诸如暴风雪、寒流、暴雨、热浪等极端天气现象明显增多。
如近20年来，我国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
洪涝灾害更加频繁，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
新疆去年冬季出现28场极端天气现象，新疆北部在2009年12月22日至2010年2月28日暴雪过程达9次。
影响最为显著的是2010年1月4日至8日的持续降雪过程
先是西南地区大旱，接着沙尘暴席卷中国16个省区，民勤县最小能见度为0米，伸手不见五指。
4月27的北京北部地区出现降雪天气，降雪持续近两个小时。
在各地政府积极应对极端天气的同时，从印度到美国再到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各国也面临着极端天气。
4.对农牧业的影响
气候变暖使蒸发加大，如果降水量不明显增加，将会使我国农牧交错带南扩，草原的面积将因此增加。
但农牧过渡带是潜在的沙漠化地区，沙化威胁巨大。
气候变暖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面临3个突出问题：
粮食产量波动增大、农业布局和结构将发生变化（冬小麦的安全种植北界也将由目前的长城一线北移）农业成本和投资将增加。
农业生产成本将大幅增加。
季节分野模糊甚至季节消失，影响粮食产量。
干旱将给农业造成严重影响（气温升高2摄氏度将可能使农业减产30%）。
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产量在总体上因全球变暖可能会减少5％~10％左右，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
5.对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暖有可能加大疾病危险和死亡率，增加传染病。
高温会给人类的循环系统增加负担，热浪会引起死亡率的增加。
由昆虫传播的疟疾及其他传染病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温度升高，可能使许多国家疟疾、淋巴腺丝虫病、血吸虫病、黑热病、登革热、脑炎增加或再次发生。
在高纬度地区，这些疾病传播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
据绿色和平组织说，现在至2100年，全球将有一半居民生活在“传染病”区，这些疾病往往通过蚊子传播。
到2050年，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可能翻一番，并将越过地中海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登陆。
其他严重的热带疾病也将随之而来，如通过飞蝇传播而造成消化道疾病的尼罗河病毒或利什曼病毒。
另外，哮喘患者也将增加，因为炎热的天气将带来更多的花粉。
到2100年，“气候难民”人数可能达到1.5亿。
尽管气候变化威胁到全人类的共同前景，但是具体到确定的减排指标、技术转让以及资金支持时，纷争的利益集团立即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二：
气候博弈
（一）博弈格局：
两大阵营、三足鼎立
1.所谓“两大阵营”，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国际政治上俗称的“南北关系”。
两大阵营在气候政治中的博弈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谈判启动之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
截至2009年12月7日到19日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为止，目前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增加至192个。
博弈的重要结果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公约》框架下的首要合作原则.
2.三足鼎立则形成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指的是欧盟、伞形集团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这三大集团共同作用影响国际气候政治进程的格局。
欧盟。
欧盟当然不是为国际气候政治所建的集团，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产物。
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迄今已发展为27个成员国。
多年来，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并自称为领导者。
伞形集团形成于1997年由9个国家构成，即：
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俄罗斯和乌克兰。
“伞形集团”这一名称一般的说法是，伞形集团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用线条连起来就像是一把伞，故此得名。
伞形集团成立的初衷是反对在《京都议定书》中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
伞形集团国家的立场类似，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
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目前有130个成员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合作。
作为一个大的谈判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并非创建于国际气候政治领域，而是开始于国际贸易领域，该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自《公约》生效以来就一直代表着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伞形集团、欧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对进程的作用相对而言是积极的，它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成。
《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３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５．２％，其中欧盟将６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８％，美国削减７％，日本削减６％。
众所周知，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一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在世界多数国家的努力下，《京都议定书》还是如期在２００５年２月生效。
《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12月31日失效。
（二）博弈新起点：
哥本哈根会议
灾难片《2012》在全球如火如荼地上映之时，2009年12月7日到19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1.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目的:
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
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今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
也因为这个原因，本次会议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2.进入哥本哈根谈判阶段，虽然“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延续，但国际气候政治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首先，美中两国的谈判地位突出，成为主要焦点。
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年度排放均超过全球总量的20%。
全球减排行动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两国的作为，这使得两国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主要焦点。
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有怀疑和消极态度，这使得奥巴马总统在应对气候问题上有心无力。
就连奥巴马政府提交的，载有美国减排承诺目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在参议院也迟迟得不到通过，即便该承诺目标是那么的微小。
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理解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关系。
言外之意，国际社会必须顺从美国“民意”，哥本哈根成果必须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这种一如既往的拖后腿态度给哥本哈根会议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中国是气候变化问题上唯一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以推动各方在哥本哈根达成积极协议。
正是出于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初衷，中国宣布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水平上降低40%-45%的目标，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带着先入为主的怀疑与偏见，对于中国的积极承诺说三道四。
这在增加了中国谈判压力的同时，也削弱了两大阵营之间本来就少的政治互信，影响了谈判的推进速度。
其次，欧盟推动谈判进程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
欧盟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
在清洁技术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未来减排成本日益增加。
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做出更积极的减排承诺方面变得十分谨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依然沿用其一年多前提出的目标，即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付诸积极行动，则欧盟将减少30%。
这一减排承诺与欧盟作为推动者的身份并不相符，谈不上积极，更说不上是推动。
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表现让人甚是失望。
再次，三大集团内部或多或少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
欧盟在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下“一致对外”，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是在减排承诺方面，西欧国家成员希望提高欧盟的减排承诺，而意大利、奥地利和东欧国家成员则不愿做出减排30%的承诺；二是在资金问题上，成员国间就如何分摊资金难以达成共识。
伞形集团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之间差异非常大。
伞形集团成立之初的共同目的是反对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
但在哥本哈根谈判时期，加大全球减排的速度和力度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民意”，伞形集团成员在强大民意面前分歧日趋加大。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日本和俄罗斯都对美国不作为不满，意味着伞形集团成员间立场的明显分化。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存在诸多子集团。
小岛国联盟关心的是海平面上升对家园的毁灭，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和非洲集团偏重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问题，石油输出国集团则关注全球减排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影响，等等。
利益的分歧使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一致共识，削弱了集团的整体力量。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基础四国”（BASIC）的形成。
基础四国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得名于四国的英文名首字母拼写。
基础四国的形成有助于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分歧的加大形势。
总之，美中谈判地位突出，欧盟作用下降，以及三大集团内部出现分歧，预示着三足鼎立格局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至于未来会变成何种结果仍有待观察。
哥本哈根会议正是在这种旧格局中夹杂着新形势的局势下进行的，这使得哥本哈根博弈过程异常复杂，博弈内容也十分多元。
3.核心博弈：
（1）谈判机制：
单轨VS双轨
哥本哈根谈判是一种“双轨”谈判机制，即《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
令人遗憾的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伊始，发达国家就主张将谈判并轨，仅保留《公约》框架下的谈判，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以否认它们在京都第一承诺期所作的减排承诺。
双轨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要求，坚决反对将发达国家的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捆绑到一起。
（2）减排问题：
北方VS南方。
减排问题是气候谈判的首要问题。
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代表北方的发达国家和代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就减排问题分歧很大，在多个方面均有角力。
首先，全球和发达国家长期减排目标。
其次，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是博弈的主要焦点。
最后，发展中国家行动。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到2020年的各自自主减排目标。
，一些发达国家在承认发展中国家减排承诺力度很大的同时，又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进一步的减排承诺。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提出发展中国家所承诺的减排目标要接受“三可（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际监督。
发展中国家决不接受国际“三可”。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是自主自愿的行动。
只有那些在获得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才应接受“三可”监督。
（3）资金供给：
供方VS需方
供资方和需资方就资金供应的问题，双方预期相差巨大。
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突破性”地提出了发达国家的供资新目标：
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
这一目标虽然离《公约》的要求还有些距离，也没有阐述资金的具体来源，更没有说明美国将会出资多少，但它基本上也算得上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重大让步和会议的重大进展。
需要提及的是，希拉里提出的新供资承诺也并非无条件的，前提是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减排行动都必须是透明的。
4.哥本哈根会议结果：
作为规模空前的一次气候谈判，来自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4万3千名代表参与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包括119个国家首脑。
然而，这次被形容为拯救地球的会议，却没能在“童话之国”编织令人欣慰的童话。
在谈判机制、减排目标、资金供给等诸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经过13天马拉松式谈判的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期待却无奈的心情中落幕。
在这个“希望”之城，会议唯一留给世界的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
《哥本哈根协议》是在谈判最胶着状态下，18日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讨论提出的。
根据规则要求，任何协议都须经所有缔约方，也就是192个国家一致通过后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哥本哈根协议》在19日的表决中仅得到了部分国家的通过。
除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外，国际社会对《哥本哈根协议》最大失望莫过于未能就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作出规定，即便是给出相应的数字。
人们有理由对此次会议感到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
《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就全球长期行动目标方面，维持了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不超过2℃的此前共识。
同时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还就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至少，各国都亮出来底牌，也学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合理预期，这会为后续谈判奠定一定的基础。
哥本哈根已逝，后续谈判更难。
关注点将集中在温升2℃目标与减排幅度的关联、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的量化明确、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减缓行动”的具体化、测量、报告和核查的技术细节与安排等。
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气候谈判根本上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谈判，
气候博弈实质上发展权之争。
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是因为各国将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放在比较对立的角度去认识。
在这一背景下，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强调在发展中寻求减排的“低碳经济”概念及理念，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发展热点：
低碳经济
1.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和障碍
（1）发展挑战巨大。
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能源资源消耗大。
（2）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短期难以改变。
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将长期难以改变。
尽管在过去20年，中国努力促进能源来源的多样化，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一直努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3）国内政策障碍。
低碳经济建设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
当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方面等非常不完善，很多领域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也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政府规范性文件，更谈不上低碳经济立法。
在宏观政策管理方面能力不足，亟须加强和完善。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
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远比发达国家艰巨。
2.中国为什么发展低碳经济？
（1）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积极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大气温度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已成为科学共识。
在政治层面，主要发达国家已承诺到2050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减少50%，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的作用极为关键。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走上低碳的发展道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过快增长，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动中来。
这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态度和决心，有助于中国形象改善和国际地位提升。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直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枯竭、环境破坏和恶化，使得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刚性约束。
低碳经济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
（3）发展低碳经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塑造新的国家竞争优势。
理由有三：
一是有利于取得技术突破，形成技术优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新的能源技术上差距要小于传统能源技术领域和其他传统技术领域。
在一些重要的新能源领域、如太阳能、风能的商业化应用方面上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电动车的研究开发还独具特色，并形成欧美日相互竞逐的格局。
中国有可能在上述领域形成突破，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二是有利于培养出独特的国家竞争优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市场规模极大且快速增长，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成本优势巨大，尤其是在加工制造安装领域。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生产高效的能源设备。
通过上述领域的发展，中国极有可能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成本优势、与发展国家相比具有技术优势的独特竞争力。
三是可以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机制获取资金和技术。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气候变化合作框架下的CDM机制，发展低碳产业可以获取国际上资金和技术，这是发展其他产业所不具备的外部条件，有利于通过国际合作，提升国家竞争优势。
总之，无论是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国际政治政策压力，还是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迈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没有选择。
因此，面对低碳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我们要因时而动，以更务实的姿态，抓住机遇，迎接变革。
发展低碳经济关乎每个人的生活。
减排人人有责，低碳生活方式应该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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