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民增收的经验和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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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民增收的经验和启示
日本农民增收的经验和启示
摘要：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较低是一个世界难题。
自1975 年以来，日本农民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城市居民，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
通过分析日本农民收入结构发现，日本农民收入8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
可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成功转移是日本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原因。
日本城乡基础教育的均等化以及“工业下移”的城镇化布局是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
中国和日本农业条件非常相似，应借鉴日本经验，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合理布局中小城镇，同时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从而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
非农收入；劳动力转移；基础教育；城乡差距
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耕地551 万hm2，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人均耕地仅0.05hm2，且日本多山地、丘陵，不适宜农业耕种。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30 多年，日本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多项农业指标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居世界第一。
与之伴随的是，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也大幅提高，农民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等整体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其收入水平、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趋于一致，甚至超过城市。
1975 年，日本农户的平均收入是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1.03 倍，此后农民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城市。
这在世界农业史上是一个奇迹。
大卫·李嘉图指出，受有限的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生产边际报酬递减，而工业中资本要素比劳动要素增长得快，工业生产是边际报酬递增的。
受此规律的影响，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工业剥削农业、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
中国更是如此。
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工业从农业提取资源，人为压低价格，工农产品形成价格剪刀差，导致农村社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
2009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基尼系数高达0.4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
2012 年，中国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比仍为1∶3.1。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目前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四化同步”所面临的难题。
中国农业生产的客观条件与日本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等，因此，探究日本农民的高收入原因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农民数量仍占国民人口的大部分，城乡发展巨大的差距不仅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也影响着中国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内向型经济发展受阻，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面临的最大课题。
一、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收入概况和增收原因
1.日本农民的收入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农民收入连年大幅增长。
1960年，日本农民人均收入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70%，1975 年攀升至城市居民收入的103%。
此后，农民人均收入一直呈高于城市人均收入的态势，1994 年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115%[1]。
在农村建设方面，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城市别无二致，甚至略好于城市。
日本农民收入的构成如表1所示。
由表1 可见，从1960—2000 年，日本农民的收入从40.95 万日元（100 日元约合5.96 元人民币，2014） 增长至605.9 万日元，增长了13.8 倍，40 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
其中农业收入增长了3.8 倍，非农业收入增长了25.9 倍。
可见，非农收入的增长是日本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同时，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0 年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45%，至2000年，非农收入的占比已上升至82.1%，而农业收入的比重从1960 年的55%下降到2000 年的17.9%。
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主导地位。
可见，日本农民收入80%以上由非农收入构成，大部分来自于第二、三产业。
由日本农民收入的构成可知，单纯靠农业内增收对提高农民收入收效甚微，农业中并不存在“秘密武器”，工夫应该在农外，即工业现代化、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成功转移是日本农民高收入的根本原因。
2.日本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带动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民兼业化现象普遍，收入随之快速提高。
此外，日本政府对农业的高补贴支持和农业协同组合（即农协） 作用的积极发挥，使农民收入逐渐高于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消失，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平稳增长。
（1） 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为日本农民带来大量非农就业机会， 是日本农民收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完成向非农部门的大规模转移只用了30 多年的时间。
1946 年日本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53.3%，1955 年为41%，1960、1965、1970、1980和2000 年分别为32.6%、24.6%、19.3%、10.9%和5.1%[3]。
从1946—1980 年仅34 年，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从50%下降到10%，所用时间比欧美国家快了50~80 年。
农村劳动力的快速和大规模转移，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快速增长。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转移量和工业增长率密切相关，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量直接影响劳动力的转移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迅速转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地带主导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机会[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飞速发展。
仅1960—1969 年的10 年，机械工业增长了5 倍，钢铁工业增长了3.2倍。
1994 年，第二产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9%，第三产业占比达60%，而第一产业从1955 年的16.7%下降到1994 年的2.1%。
东京、阪神等工业密集地带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日本农民兼业化特征明显。
1980 年， 兼业农户达403.8 万户， 占总农户数87.1%[5]。
1995 年，兼业农民中的固定工比例由之前的46%上升到77.9%，自营兼业者由32.6%下降到12.9%，临时工由21.3%下降到9.2%[1]。
可见，近80%的兼业农民都有固定的非农工作，非农收入来源稳定。
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2） “工业下移” 的均衡工业化战略促进了农村工业化， 为农民就地转移和农村发展创造了机会。
20 世纪60 年代初，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在农村推进现代化和农政改革，对农业进行彻底改造，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1961 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大力倡导发展农村工业。
为鼓励工业向农村地区发展，1971 年日本颁布了《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随后又颁布《新事业创新促进法》、《关于促进中心小城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对农村工业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优惠、实施信用保证、整备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工业下移”。
农村地区迅速兴起了大批的中小企业。
1958—1962 年，在转出的农村劳动力当中，离开本村到城市就业的约占40%，在本地就业的约占40%，两者比重相当。
10 年后，即1973—1975 年，在本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上升至70.8%，远远高于去外地就业的劳动力占比29.2%[6]。
工业在农村的兴起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也解决了工业过密和过疏的不均衡问题。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避免了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造成大城市过度膨胀和超负荷运转。
就地兼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减少了举家离农式的农业人口外迁，客观上减少了农民的迁移成本，促进了农村区域的发展。
（3）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教育， 高素质的劳动力为非农转移和城市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流动的重要因素。
日本之所以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基本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说与其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年限为6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至9 年。
随后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1965—1973 年，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7.6%，超过了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7]。
20 世纪50 年代初，因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
1955 年日本高中升学率达到50%，1970 年上升至82%，至1990 年，高中升学率将近100%。
随着高中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劳动者的素质大幅提高。
不仅如此，在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农村适龄学生的40%能够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由于城乡教育投入的相对均衡，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劳动力相差不大，使日本的农村劳动力得以顺利地转移至现代化工业企业。
根据2012 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5%，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13.3%。
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日本相比有较大差距。
在重视基础教育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职业培训，不仅在各地建立职业培训机构，而且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岗前培训，帮助劳动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能力。
国家的职业培训制度为广大青年获得技能和适应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不易获得就业机会的高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在农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2008 年在日本65 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农业劳动者的59%，2013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白皮书报告称74%的水稻种植者超过65 岁。
此外，20 世纪60~70 年代，更易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男性大量流向非农部门，农业中的女性劳动力所占比重逐渐超过男性，妇女和老人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即出现了“妇老农业”现象。
由于日本长期重视农村教育，老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和现代农业新模式的应用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因此，日本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1955—1970 年农业生产综合指数增长了39%，创下历史纪录。
可见，日本农村教育的高度普及不仅促使农村劳动力顺利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而且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4） 日本政府对农业的各种扶持和保护措施， 是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
1960 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的开始。
之后又颁布《农业现代化奖金筹措法》，并实施农产品价格保证制度、“预购制”等，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一是价格支持。
日本对农产品实施各种价格保护，如对主粮大米实行成本与收入补偿，对马铃薯、甘薯、甜菜等保证最低价格，稳定牛肉、猪肉价格，对牛奶、大豆、油菜籽实行目标价格差额补贴等。
价格支持政策使生产成本得到充分补偿，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农业和工业比较利益的差距。
二是限制进口。
日本政府充分利用贸易规则，对境外农产品实行进口限制、征收高额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以此保护国内农产品的销售，并维持国内农产品的高价格，避免进口对农民的冲击，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三是高补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数据，2000年日本农业补贴占GDP 的比重高达1.4%，而农业的总产值仅占GDP 的1.1%，农业补贴额甚至超过农业总产值。
日本的农业补贴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农业保险等，尤其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现代化设备购置，实施政府承担绝大部分、农户承担小部分的财政政策。
（5） 日本农协发挥为农民全面服务的作用， 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组织化保障。
日本农协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最为成功的农业合作组织。
194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
至1960 年，已基本形成遍布全国市町村的庞大的农协体系。
农协代表农民的利益，指导农业生产，并为农民的经济生活服务。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协的合作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上有全国的农协联合会，下有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目前超过90%的农户加入了农协。
农协不仅在生产领域为农户统一采购生产资料、提供农业技术指导，而且在流通领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渠道，在生活领域为农户统一采购生活资料，并提供养老、保险、金融等综合服务，可谓无所不包。
日本农协在分散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以强大的组织功能保障了市场价格的谈判能力，并减少了流通成本，在农业生产和流通方面发挥了保障农民利益的强大作用，切实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另外，农协对农民提供的金融、保险、养老等“一条龙”的综合服务，并贯彻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利民、惠民政策，极大地便利了农民的生活，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日本农协不以赢利为目的，发挥全面为农民服务的职能，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二、日本经验对中国农民增收的启示
中国和日本均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国家，农业构造均以小规模、家庭农业为主体，在农业生产条件方面非常相似，日本经验对中国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农民增收和工业化起飞及政府得力的农政措施是分不开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①日本农民收入主要由非农收入构成，80%以上的收入来自兼业所得。
②日本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均衡的工业化战略是农民收入提高的根本原因。
③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带来高素质的劳动力，并促使农村劳动力顺利在产业间转移。
④日本政府的各种扶持和保护措施，是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⑤日本农协在农民增收、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日本经验，中国政府应该加大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力度。
1.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转出农村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大国来说尤其如此。
大力在城市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创造更多机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
尤其是吸取日本“工业下移”的成功经验，对农村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发展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吸引城市工业企业入驻农村，发展中小城镇，以此带动农民就业和引导农民就地转移。
2.加大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 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教育 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才能把农村巨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首先农村教育的重点仍应是基础教育，在农村务必落实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初中教育向高中教育的普及。
其次，应加强对转移人员的职业培训。
政府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平滑过渡。
最后，对未转移农村劳动力实施再教育工程，尤其是40~50 岁的中年劳动力，以人力资本投资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3.适时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 政府财政应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大型现代化设备购置等倾斜，增强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对粮食、大豆、棉花、生猪等重要农产品实施目标价格补贴和保险制度，把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在可控范围之内，切实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
对玉米、棉花、油菜籽等重要农产品实施进口指导，控制对国内生产者的冲击。
4.政府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建立综合合作社 一方面大力扶持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市场谈判能力，抵御市场风险，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保障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试点建立综合合作社、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等，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金融服务，解决农民贷款难、农业生产资金不足的难题，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并探索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农业保险等全方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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