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到和谐社会构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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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到和谐社会构建
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到和谐社会构建
陈建中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浙江杭州310002）
摘要：
和谐社会理论源远流长。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社会和谐的执政理念，为未来社会准备了“入口”。
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学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是对国家治理模式和对人的价值实现的一种创新。
关键词：
人的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理论源远流长，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使发展不能持续，推动了人们对社会和谐的深入思考。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不能避免人的分化、片面化及异化，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开启和谐社会之门，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伟大理想逐步变成现实。
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
马恩在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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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
[作者简介]陈建中（1949---），男，浙江杭州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建和科社理论。
西方人本思想合理因素的同时，打破其历史局限性，批驳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强调人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设想，虽然没有直接用到“和谐”这样一个东方文化色彩的词语，但是他们所论述的未来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
其一，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是和谐相处的。
在18世纪到19
世纪期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空前发展。
其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只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马恩把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由此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悲惨处境，期望建立一个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新社会：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P29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进一步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P649）。
为此，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来表述未来社会的发展与基本制度架构。
[2]（P95）恩格斯在晚年，又在一则信件中援引《共产党宣言》中上面那段话，用它来阐述未来新时代的基本思想。
[3]（P189）
马恩认为，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以人民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为条件。
这样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
显然，马恩的科学预测是以充分的人文精神为导向的理论体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对未来社会最经典的诠释，是价值理性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其二，未来社会在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形成和谐共生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1]（P66）人要把自然作为与自身一体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4]（P120）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把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类整个进步”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5]（P603）基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自我调节能力的有限性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这一现实，恩格斯在《自然辩论法》中曾告诫：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6]（P383）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4]（P167）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期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未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7]（P926）
资本主义制度驱使人无限度地向自然界进行物质索取，人由对自然的依赖走向了对自然的任意宰制，由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走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必须由“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从事真正的自由劳动”“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了的人，叫作“完整的人”[4]（P123）来实现。
“完整的人”已经不单单是人类对于自己未来的一种主观向往，“完整的人”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直接统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掌握和自觉运用，以及人有能力自觉地控制这些力量为前提的，这将意味着全面消除各种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和异化关系。
于是，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
”[4]（P120）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其三，未来社会将实现人自身的和谐。
这是一种“人自体”意义上的自我和谐，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的复归。
而这种和谐恰恰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社会保持和谐的根源、前提，同时，人的个体和谐又是自然与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视角，深刻指出，在社会化生产不断拓展的过程中，“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8]（P392）。
也就是说，只有人的素质提高到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他们才会具有尽可能广泛的需要。
“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8]（P392）进入未来社会，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人的社会性也将不再以资本支配权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新的时空背景下的实践形式出现。
未来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将使人超出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眼界，在新的对象化活动中发掘自身的本质，达到人自身的和谐。
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必然要求社会成员个性和谐、精神和谐，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态以及豁达的生命情怀，能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达到个人正义。
这样，未来社会将把“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4]（P125）
总之，马恩从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角度，以科学的人文精神揭示人的真正本质，得出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基本原则的思想，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终极关怀，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以人为中心。
未来社会的高度和谐，是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
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9]（P760）。
二、西方发达国家注重社会和谐的执政理念，也为未来社会准备了“入口”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西方人本主义历史演进中提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社会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孔德的“重建秩序”、杜尔克姆的“社会团结”、柏森斯的“社会整合均衡”理论等都表达了对社会和谐状态的理想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无秩序状态的反思。
尤其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必然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２０世纪先后有帕森斯的社会均衡论、本尼迪克特的协和社会论、贝塔朗菲的社会系统论等相关社会理论。
每一种社会形态因其社会有机体的历史合理性和动态生成性，都会在可能的限度内争取达到自身的和谐。
西方国家在早期自由主义阶段，采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对社会自动调节和弥合的机制，导致社会陷入经济萧条并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以个体犯罪和集体对抗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危机、普遍性的精神危机等严重不和谐状态。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体制改革，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推进到干预主义阶段。
第一是建立“大政府”，政府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投资、扩张性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涉。
第二是建立福利国家，由国家向社会成员分类提供救济型的、保险型的及平均主义福利给付等形式多样的福利。
第三是建立所谓的社会伙伴关系，通过集体谈判制度、工业民主化和劳、资、政三方协商制度等，使劳资关系和谐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
这种“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舒缓了经济社会危机，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
但也伴随另一方面的弊端，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竞争的活力和效率，长期出现的“滞胀”局面难以通过政府干预手段加以克服。
上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并出现了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等不同理论流派。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新自由主义热衷于完全私有化、强调产业和资本绝对市场化、贸易和金融完全自由化，排斥政府对经济调控、包括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
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使市场经济运作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得到了恢复，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效益也因此而进一步提高，从而相对缓和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滞胀”局面。
但用效率牺牲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局面，例如，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英国保守党下台的重要原因，这使许多西方国家后来改弦更张，抛弃新自由主义。
国际经验表明，第一，单纯的市场体制不可持续。
“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弥补这种缺陷。
第二，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降低或限制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
国家要采取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及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福利体制，以解决人们对社会风险的困扰。
第三，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
以为只要经济搞好了，社会自然就会发展，这只能是一相情愿。
在西方发达国家反思和调整中，当代人权理论出现了从自由权为中心向平等权为中心的转变，人们更加努力为实现社会和谐做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和理论设计，比较活跃的有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德沃金的“平等权利学说”。
继联合国先后提出《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发展指数”之后，一些国家十分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可以把国民收入的3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上，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考虑置于对产权尊重之上；并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协商机制和合作主义的政治体制，劳资双方都参与到体制中来，突出了社会和解、社会融合的价值观。
[10]（P39～封三）值的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征收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内科疗法”，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远见的智者把它“活学活用”为救世良方。
加拿大被称为是市场经济和福利保障制度成功结合的社会和谐的典范，累进税制从免税（8012加元以下）、22％、31％、37％到40％不等。
[11]（P45）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还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并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要提供制度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尤其在经历过对社会和谐和社会正义方面处置不当，带来了经济动荡和社会对立的深刻教训之后，有的西方国家确实注重社会和谐，在自我扬弃过程中萌发出了更大范围的“新社会的因素”。
列宁在上世纪就已经指出：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
[12]（P219）西方学者萨姆松（LeonSamson）则概括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13]（P69）。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因素深深地嵌入资本主义的内核，以至于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很难用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进行定义”[14]（P37）。
也就是准备了向新社会过渡的“入口”。
还应当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反而深化、扩大了异化现象，人的消费活动（大量的无意义消费和有害消费）、日常生活乃至科学技术，都与人相异化了，都在支配和压抑人。
当代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沦落为“单向度的人”。
这也反映了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本主义的缺陷，它虽然高扬人的价值，但由于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漠视人的全面发展，由于“资本”与“人本”的深刻矛盾，因而缺乏实践基础，不可能开出诊治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痼疾的良方。
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充斥的见利忘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以及异化劳动使人产生更为孤独的约束性心理，就可以想象整个社会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三、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基本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内在地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自由、平等、人权，公平、公正、正义，以及和谐、协调、富足，是人类核心的或基本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的产生正是这种理想追求的一种历史表现形式，谋求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最大化是社会主义的应然。
这样来理解“因社会而主义”，可以给社会主义从应然到实然、实然到应然的转化提供广阔的时间和空间。
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就是解放和发展了蕴藏在每个人体力和智力中的创造力。
把自主的个人和个人的自主性及其平等在流通领域普遍化了，这就必然在逻辑上进一步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着重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既把它作为现实社会主义追求的人文价值取向，也把它作为孕育一个全新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于是，在十六大我们党构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时，把“社会更加和谐”概括为小康社会主要特征之一。
由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表现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带来利益矛盾凸显，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十六届三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它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和途径很好地统一起来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深厚的动力，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协调性和全面性，从而保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与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根本原则上正相吻合。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在实现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尊重和保障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具体利益，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意蕴。
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理论回应；既把中国当代的发展问题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全面思考各种价值关系及其后果，又在深刻理解价值本质的基础上以新的价值自觉科学地谋划未来的文明。
历史文化的契合，现实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党审时度势非常英明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响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真正从作为现实生活主体的具体人出发，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它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合规律性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是衡量社会发展的“物的尺度”，合目的性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之维，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人的尺度”。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旨在协调我国社会快速变迁中引发的各种矛盾，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
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中，才能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只有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这是党执政理念的发展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谐发展的需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发展的需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和谐发展的需要，是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发展的需要，从本质上讲也就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最高目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为一系列经济增长指数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体现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环境等诸要素的演进和互动更符合人的本性，更有利于以人为主体的长远持续发展，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
我们党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相应提高人自身的各种素质，要在体制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权利的实现，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
紧接着十六届五中全会,我们党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勾画了和谐社会蓝图，将以人为本理念上升至操作、实践的层面，规划编制改变了以往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而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中才能实现，亦即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人的彻底解放的。
社会发展最终体现的应当是人文主义的关怀和人文精神，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和意义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直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加以强调，既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它创造了客观可能性，更是因为认识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辩证关系。
不论从理想目标还是从发展历程看，它突破了过去多从经济和政治上谈论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局限，确立了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来阐释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及其辩证关系的新思路，然后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
总之，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是对国家治理模式和对人的价值实现的一种创新。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来评判社会和谐的程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价值目标，又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现实目标，是需要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运动过程。
只有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真正坚持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持续不断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未来社会的伟大理想逐步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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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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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0]中改院北欧考察团.北欧是如何建立和谐社会的——芬兰、瑞典、法国三国考察报告[J].改革内参,2004,（35）.
[11]参见CanadaGeneralIncomeTaxandBenefitGuide2004．CanadaCustomsandRevenueAgency2004（28）.转引自刘福康.加拿大社会和谐的四大支柱[J],索与争鸣2005，（8）.
[12]列宁全集：
第3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13]参见WemerSombart,WhyIsThereNoSocialismintheUnitedStates?
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Press’,1976,p.x.转引自许宝友：
“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国外名家论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14]仇立平.建构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机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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