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谋刺杨得志案侦破始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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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谋刺杨得志案侦破始末
《尘封档案》-----谋刺杨得志案侦破始末
《尘封档案》-----谋刺杨得志案侦破始末
一
1949年8月26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的兰州战役胜利结束。
当日，彭德怀即命令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地区进军。
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下，兵分三路直扑宁夏。
9月2日，解放战争后期著名的宁夏战役拉开了帷幕。
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迅速歼灭国民党宁夏兵团三个军，于9月19日逼近宁夏首府银川市。
面对着兵临城下之势，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部属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马光天等于1949年9月20日下午3时许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发出求和通电。
21日下午，彭德怀复电，“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
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
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
”9月22日上午，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复电指示，召集国民党宁夏兵团诸将官及党政界人士紧急议事。
当天下午，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三位代表乘车离银前往中宁。
是日，马部贺兰军、第十一军等数万军队开始溃散。
23日上午，国民党宁夏军政界三位代表抵达中宁后，解放军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等对他们归向人民表示欢迎。
此时，溃散殆尽的数万名马部散兵游勇四处抢掠，黄河以西地区秩序大乱，马部已无力执行协议。
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伯祥到吴忠堡解放军处避难，请求尽快入银川安定秩序。
马鸿宾致电彭德怀，报告军队已溃，要求解放军早日入城。
在宁夏各方的一再请求下，彭德怀批准第六十四军派一个师先入银川维持秩序。
当日，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受命由仁存渡渡河接管银川，银川人民迎来企盼已久的解放。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城后，随即组成以杨得志司令员为首的市军管会，并任命马鸿宾为副主任，出榜安民。
银川解放一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当日下午5时许，一封匿名信函寄到了第十九兵团司令部，随后即被送到了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的案头。
这是一封举报函件，全文如下——
敬启者：
惊闻有不法之徒胆大妄为受某方指使图谋行刺解放军杨司令，该刺客年约三十岁，身高约一公尺又七十余公分，国字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操西北口音，据称枪法极准。
潘自力一看之下，马上意识到了这封函件的分量：
谋刺杨得志司令员，这是一起特大案件!
不过，这封举报信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呢？
潘自力是一个具有丰富经历的老革命，1923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比一般革命者丰富的经历：
先当兵，后读书，曾赴苏联、法国留学，1928年即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组织过武装起义，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参加了著名的长征，先后从事过组织、宣传、政治工作。
凭着这些丰富的经历所积累的经验，潘自力在稍一考虑后，随即对手头的举报信作出了反应：
其举报的内容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当真的来对待。
于是，潘自力向他分管的兵团保卫部下达了紧急命令：
联合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对举报信所言内容进行严密调查。
第十九兵团保卫部股长兼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科长南鸣秋受命负责组建专案侦查组调查该案，他从兵团保卫部和军管会公安部各挑选了两名人员，五个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
这五人中，除了侦查员小许是银川当地人外，其他都不是银川人，甚至也不是宁夏人。
但他们并不缺乏侦查经验，因为组长南鸣秋和其余三个组员尽管年龄都未超过二十六岁，但之前都曾在延安的边区政府公安部、延安市公安局以及中央社会部历练过。
而二十三岁的小许之前则曾受中共地下党指派打入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做过四年刑警，此次奉命随十九兵团来银川参加警察系统的接管工作。
因此，当晚他们五人碰头研究案情时，都认为这个案子的侦查难度不是很大。
之所以有这个念头，除了上述的资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银川当时的情况。
如今的银川市区，跟其他省、自治区首府相比，人口数量尽管可能还是显得不怎么起眼，但已经拥有了八十多万人口，城区也像模像样，听说还修建了星级厕所。
而旧社会时的银川，那是如今的人简直无法想象的。
历史上的银川，是我国塞上一座名城和军事重镇，素有“塞上江南”果园城之称。
但由于银川在历史上，饱经了数不清的战乱与灾荒，特别是国民党马鸿逵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剥削，成年累月抓兵抓夫，迫使老百姓逃离古城到外省谋生或流落沙漠荒原，使银川变成了一座“无风三尺尘，雨过泥没胫，臭坑随处是，蚊蝇集成群”的破烂城。
当时有首民谣形容银川城越变越小：
“一条马路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着。
”这首民谣虽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也差不多，银川城短短的一条小街上，仅有少量店铺；而工业更少得可怜，全城除国民党第十五路军建的一个小修械所和一座小发电厂外，仅有几家陶瓷、毛毡、碾米磨面的小手工业作坊。
1949年第一野战军解放银川时对人口作了一个统计，全市人口只剩下三万六千多人。
三万六千人口，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发达省市的一个城镇的人口，所以，对于有过侦查实践经验的南鸣秋等人来说，他们有理由相信能迅速将谋刺杨得志的阴谋查个水落石出。
具体如何调查？
专案侦查组决定同时分两步进行：
一步是从国民党散兵游勇中去摸情况；另一步是查摸这封举报信的来源，找到写信人后顺藤摸瓜予以调查。
次日，1949年10月2日，专案组正式开始着手调查。
侦查员王必庭、党大旺、麻志清三人前往解放军十九兵团“国民党溃散军政人员集训大队”调查，这个集训大队当时集中了在宁夏战役中溃逃在银川地区的国民党军官兵和地方政权官员大约1800多人。
这些人员被集中起来，由解放军予以看管，给予和解放军相同的生活待遇，统一作息时间，接受政治教育，登记各自身份，交代个人历史，揭发他人问题。
到10月2日时，这个集训大队才开张了五天，但已经完成了人员登记和分班，王必庭等人登门，就能够按照花名册查看最基本的情况了。
这些情况包括：
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党派和曾经从事过的职业（含担任过什么职务）。
侦查员的思路是，举报信上说刺客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某方指使”企图实施行刺；二是“枪法很准”。
“某方”，显然指的是中共的敌对方，那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或者业已败逃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所以，从已经登记的集训人员中寻找跟国民党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有关系的，或许就能提供线索。
此外，这些集训人员中显然也有“枪法很准”的官兵，也许他们对于同为“神枪手”的昔日同僚存有特别记忆，提供出来可能就是刺客。
王必庭三人循着这个线索在花名册上找到了三十七名可能的知情人，这些人员都是曾在国民党“保密局”、“中统局”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手下供过职而又具有一手好枪法的角色。
侦查员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要求他们回忆以前的熟人中是否有符合上述两条件的。
如此折腾了大半天，获得了五十多个姓名。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的调查情况，那是组长南鸣秋和侦查员小许，他们去了银川邮局。
这里需要说一下那封举报信的信纸、信封的情况：
信纸有点怪，是用只有两指宽的毛边纸代替的，拿在手里就像展开了一根软软的薄布条；信封是旧牛皮纸糊制的，没有贴邮票，奇怪的是邮局就在空白处盖了一枚邮戳后免费送达了。
邮局当时属于军管对象，进驻了两位军代表，南鸣秋和小许过去后就去找了他们。
军代表不管业务，于是就请来了一位负责人。
在这位负责人的协助下，侦查员弄清了举报信的邮寄情况：
这封信是在邮局门口的邮箱里开出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没有落款无法退回的未贴邮票信函，是应该投递的，但必须向收信人收取同等邮资。
但邮局工作人员见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就没有按照惯例办事，盖上邮戳后放在其他寄往十九兵团司令部的信函里一起送了过去。
那么，邮局是否可以判断寄信人是哪个范围的？
邮局方面介绍情况的人报以无奈的苦笑。
这样，当两路侦查员返回临时办公点汇总调查情况后一合计，就发现侦查的难度了：
第一路虽然获得了五十四名符合刺客条件的名单，可是提供者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目前身处何处，死了还是活着，少数说得出下落的，也是缺乏可操作性，不是已经逃离宁夏，就是早已去了台湾。
而第二路对于邮局的调查，那简直就是等同于没有调查一样了。
专案组长南鸣秋这时才算意识到这件事似乎是有些难度的，于是就说，让我们从这封信件的内容来分析，从中判断写信者的情况。
举报信件是用铅笔写的，从笔迹看，写信人的文化程度大约在小学五六年级左右，而从行文语气判断，这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写信人是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的，所以估计年龄可能在三十岁上下。
再看信纸、信封，用的是狭长的毛边纸和旧的牛皮纸，这说明写信者的手头平时没有现成的信纸信封，临时就地取材解决了信纸信封问题。
侦查员党大旺一边听其他人作着分析，一边把信封捏成椭圆形往里看，发现另一头底部重叠处的封口粘合处夹层间似乎有字迹。
一说，南鸣秋就让把信封拆开。
小许以前在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时曾经干过邮检员，这件事非他莫属了。
当下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看，显露出来的是三个被裁去了一半的红色铅印字体：
一二八。
当时的文字，书写和印刷习惯都是竖排的，所以，这三个数字虽然已经被裁去了一半，但还是能够辨认出来。
一二八？
这是什么意思？
专案组长稍一凝神就想出来了：
“看来，这是国民党第一二八军司令部或者下辖哪个师、团司令部的信封了，这个写举报信的人把收到的一二八军方面的信封废物利用了一下。
”
侦查员顿时兴奋起来：
那就是说，写信者是具有曾经收到过一二八军方面信函条件的人。
循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或许就有收获哇!
于是，南鸣秋就叫上小许和王必庭两人，再次拜访邮局。
这一拜访，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冒出来了。
二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国民党第一二八军的情况，该军属于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是所谓“马家军”的主力。
从1947年3月开始，该军就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先是对陕北解放区的“三边”地区发动进攻，后又支援榆林、绥远受到解放军攻击的国民党军队。
直到西安被解放军攻占后，方才撤到甘肃平凉。
1949年7月30日，解放军解放平凉，国民党第一二八军奉命退往瓦亭、三关口扼守，但随即被解放军迅速突破。
宁夏兵团企图凭借青铜峡天险进行顽抗，第一二八军又至金积县据守，最后除部分官兵投诚外被解放军全歼。
第一二八军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在银川地区之外积极打内战，按说跟银川方面的公私函件应该是比较多的。
可是，据邮局方面介绍，在他们的记忆中，经他们之手处理过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军寄往银川的信函并不多。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个军的官兵几乎都不是银川当地人，他们即使要跟家属通信，也不会寄到银川来转，这是私函方面的。
还有公函方面的，该军通常也不往银川寄发，因为马鸿逵虽然长期待在银川，但第一二八军跟他没有直接联系，在该军和马鸿逵之间还有着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公事不可能绕过马敦静而直接向马鸿逵请示的。
鉴于上述原因，经邮局的邮件分拣人员之手进入银川市的来自“国军”第一二八军的信函就寥寥无几了。
因为寥寥无几，所以，当侦查员一问到这点时，邮局的一位分拣员就说出了一个基本上每月都会收到一二封来自“国军”第一二八军司令部信函的用户——马清臻。
侦查员于是马上设法了解马清臻的情况：
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商人，回族，其子马一成是一二八军司令部的少校参谋，不久前参加了由该军副军长组织的“金积投诚”，毅然放下武器，投向人民解放军的营垒，目前正在参加集中学习，准备接受解放军的整编。
马清臻本人世代居住银川，从其祖父开始就以经营中药材谋生，生意做得不算大，其经济状况在银川属于中产阶级。
其性豪爽，正直仗义，乐善好施，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不错。
专案组分析下来，觉得马清臻基本符合写举报信的条件：
由于有着其子马一成的身份关系，他有获得内部机密的便利；他手头有一二八军旧信封；他是商人，手头自然不缺特殊信纸——狭条毛边纸，那显然是从用于制作账本的毛边纸上裁下来的。
如此，那就去拜访马清臻吧。
马清臻住在南门外双城门，那是一位体形敦实、满脸红光的健壮老者，南鸣秋与其交谈之下，得知对方长期习练查拳。
正好一同去的侦查员麻志清是世代习练查拳的，南鸣秋于是示意麻志清跟马清臻以此为话题聊了起来。
马清臻果然豪爽，跟麻志清聊了一会儿，就起身打了一套拳。
麻志清见了知道这是切磋的意思了，于是也就表演了一下。
马清臻见之大喜，就让其妻准备酒菜，他要好好款待解放军朋友。
侦查员都是军人身份，入城纪律一条条都是倒背如流的，自然不能就地吃喝，于是赶紧先谢后阻，说马老爷子您可不能让咱们违反纪律受到军法处罚，您老的情咱们领了，喝酒的事儿就留待以后吧，我们在银川住下就不走了，往后大家交往的日子还长哩。
马清臻这时才想起问侦查员找他想办什么事？
南鸣秋于是就拿出了那个已经拆开了的信封，说老爷子不知这个信封是不是您这边寄出去的？
马清臻一看，马上摇头，从抽斗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信封，也是牛皮纸的，左侧印有竖排的绿色铅字：
至诚药材行宁夏省银川市南门外双城门。
老爷子说：
“我写信自有敝号专用信封，哪里寒碜到使用旧信封哩？
”
侦查员不能向马清臻透露举报信的内容，只好在信封上绕圈子。
拐弯抹角说了一阵，终于使马清臻明白了一层意思：
话题是从一二八军的旧信封上引起的。
于是，马清臻就微笑着起身入内，去后面住室拿出了一个红漆木盒，打开，里面是用细绳扎着的几十封信。
这些信件都是马清臻的儿子马一成近三年里写给父亲的，信封一角上都写着号码，马清臻解释说这是因为生怕有信寄丢了才关照儿子这样做的。
侦查员查看编号，从1946年11月2日第一封到1949年9月12日最后一封，编号一个也没少。
马清臻又拿出了一封信，编号是按照顺序往下的，但信封左侧已经没了第一二八军司令部的字样，而只有一个“缄”字，那是邮局出售的统一民用信封了。
估计这封信是马一成投诚后写的，一看邮戳，果然是9月20日寄自金积县。
这样，就可以认定眼前的这位老爷子并非写信人，侦查员于是告辞。
一路上南鸣秋等人心里觉得好不郁闷，暗忖这事往下应该怎么调查。
南鸣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再次去邮局。
没想到运气来了，他刚进门，邮局的军代表小李就说正要找你呐，我们这边的邮差老黄想起了一个有时也有国民党部队寄去信件的地方。
邮差老黄据说是邮局最老的职工了，他在邮局已经干了将近三十年。
他家住在宁夏永宁县，前一阵解放军打宁夏战役时，老黄担心家里出事，就向邮局请了假回乡了。
现在，永宁县也已经解放，家里没事，他就回来上班了。
老黄回来后，听说了军管会来人查问国民党第一二八军信件之事，他说银川除了南门外双城门马老爷子外，还有一个地方偶尔也有第一二八军的信件寄去的，那就是也在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
老黄把这事对军代表小李一说，小李就想向南鸣秋那里通报了，这当儿正好南鸣秋登门了。
北方地区的大车店，是一种能供用牲口拉的大车连同赶车的车夫一并下榻的客栈，如果将所有下榻处放在一起按档次分级别的话，大车店应该是属于最低一个档次。
通常，那里是运输物资的大车夜晚下榻的最佳选择，收费很低，还有专人代为照料牲口，如果车夫自己带着粮食的，还能在店里加工膳食。
这些大车一般都只在大车店投宿一个夜晚，傍晚投宿，次日早晨即走。
但是，也有一些不赶大车的旅行者，由于需要在某地逗留较长时间，而又因为经济原因而想节省旅费的，也会到大车店投宿。
这类投宿者，通常会在大车店住上一段时间，甚至有三五个月的。
这样，大车店就成了他们的临时居住处，所以，他们就会让别地的亲友把信函或者汇款寄到大车店。
邮差老黄所说的他所记得的曾经往“双阳大车店”投递过第一二八军信封的函件，应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据老黄回忆，他在今年4月上旬曾把一封挂号信投递到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
既然是挂号信，那就应该有人签收的，当初的签收单子还保存着吗？
老黄说他记得确实是签收了。
不过，按照邮局的规定，当天他就已经把签收单子交到局里了。
侦查员于是请军代表立马查收这份签收单。
由于银川市是和平解放的，未经战乱，所以，邮局的一切设施档案都保存完整，这份签收单很快就被找了出来，送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从签收单上可以看出，这封挂号信函是一个名叫林梦冲的人于3月24日从陕西定边使用一二八军司令部的函件寄出的，收信人是宁夏省银川市南门外双阳大车店的旅客杨尔国，银川市邮局所盖的邮戳表明该信函于4月4日寄抵银川，次日投递。
但签收单上“杨尔国”的签名后面都有一个小括号，内写着一个“代”字。
侦查员看着觉得有些许糊涂：
既然是杨尔国本人的签名，那为何又有一个“代”字呢？
于是就向投递员老黄请教，老黄解释说，那天他把这封挂号信送往双阳大车店时，伙计说这个客人不在，大概出门访客去了，于是就让大车店女老板代为签收了。
南鸣秋等人向邮局借走了这张签收单，返回办公室商议。
这时天色已黑，便亮了灯吃晚饭。
南鸣秋一边吃着馒头，一边盯着签收单看着。
这其实是一个完全无意的举动，但运气就是在这种无意间中显现出来的。
要说专案组长南鸣秋的文化程度，不过是小学毕业，但他从小跟着一位当过私塾教师的本家长辈习练过数年书法，因此写得一手好字，也形成了一种看字体时喜欢琢磨笔画的习惯。
这会儿就是这样，一边吃一边下意识地看着，忽然就觉得“杨尔国”三个字似乎有点眼熟，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样。
一个馒头吃完，南鸣秋突然推开了面前盛汤的搪瓷碗，从皮挎包里拿出了那封举报信，和签收单上的字迹对照着一看，喜出望外地笑了。
众人一齐吃惊，纷纷停止进食，眼不错珠地看着专案组长。
南鸣秋示意众人靠近，指着举报信和签收单：
“这是同一个人写的!
”
王必庭等四名侦查员围着观看，看了良久都是不得要领。
于是，南鸣秋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三个词组：
“杨司令、国字脸、据称”，又在“杨”、“国”、“称”三字下面画了道粗杠，指着举报信说：
“你们看，这三个字的书写笔迹跟‘杨尔国’的签名三字不是一模一样吗？
”
其他几位仔细分辨，觉得果然如此。
又想到了用来作为信纸的狭长毛边纸，都认为这与大车店的情况也相符。
于是，就喜滋滋地议论说原来就是双阳大车店的女老板写的举报信，那好，咱们去找她当面了解不就得了？
可是南鸣秋却不这样认为，他的观点是：
一个经营大车店的女子写这种内容的举报信件，我基本上已经相信这封信所说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她实在没有必要跟我们开这样一个玩笑；而这位女老板能够写这种内容的一封举报信，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她既然匿名，那就是心存顾虑，我们冒冒失失登门了解情况，如果她来一个矢口否认呢？
那不是把事情弄僵了吗？
而且，也许还会惊动了刺客，给人家形成不安全因素。
所以，我们先得把确实是这位女老板写信之事弄扎实了，然后才能跟她悄悄地接触。
众人听了觉得南鸣秋言之有理，于是就议了一个方案付诸实施。
先了解了双阳大车店女老板的情况：
这是一个30岁的年轻女子，名叫陈侃凤，未婚，河南省孟县人氏，她是在1944年夏天来银川投靠在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当国术教官的叔叔陈子灵的。
陈子灵当时正好从一个回族人手里盘下了银川市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准备请人经营，陈侃凤向叔叔提出让她经营，陈子灵就把大车店交给了侄女。
据说陈侃凤家以前在孟县是三代经营大车店的，她对此也是熟门熟路了，所以经营起来倒也顺手。
陈子灵是太极名家，其武艺在宁夏省乃至西北地区是排得上名次的，据说跟马鸿逵父子的私交也不错。
凭着这点，陈侃凤经营的大车店自然没有军警地痞之流敢来捣乱，数年下来创出了品牌。
至于陈侃凤本人，许多人见她未婚，纷纷向其本人或者叔叔说媒，其中有的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但不知什么原因无论是陈子灵还是陈侃凤本人，不管开口的人是什么身份，都是一概摇头。
专案组请军管会公安部治安科派人去对双阳大车店进行了例行访查，其中夹了个侦查员党大旺。
一行人登门，无非是问问最近是否有可疑对象前来下榻，旅客是否携带了军管会明令禁止的武器、凶器、毒品等物，顺便当然还要翻翻旅客登记簿。
其实，这翻阅登记簿才是真正的目的，党大旺留心到，确实有一个名叫杨尔国的旅客在今年2月26日登记下榻，根据登记簿资料显示，这人至今尚未离开大车店。
于是，党大旺就指着杨尔国的名字问伙计：
这个客人住到现在还没有走吗？
怎么住了这么长的时间？
伙计说，哎，别提了，这个姓杨的是一个滑头，他在4月4日这天就已经离开了，在敝号吃住了一个多月，竟然一文钱也没有付，他是偷偷溜走的。
党大旺心里一个激灵：
邮差老黄不是说4月5日去投的信吗？
既然这人已经在上一天离开了，怎么还收了他的信呢？
专案组就是凭借这一点在当天下午悄然传唤了陈侃凤。
传唤的理由是：
有人举报你私扣了旅客信件，请你对此作出解释。
陈侃凤起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装糊涂，说在她的记忆中没有这种事情。
于是，侦查员就点出了杨尔国的那封挂号信。
陈侃凤这才点头，轻松地说有这人的一封挂号信，是我替他代收的，这人欠了敝号一个多月的费用没有支付，是悄悄溜走的，我正要找他呢。
住店不付钱，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这封信呢？
陈侃凤直到这时候才觉得似乎“来者不善”，一双明眸定定地看着侦查员，片刻，微微一笑，出乎意料地说：
“如此，看来诸位不是为这封挂号信而找我，而是为其他事情了？
”
南鸣秋送上一杯茶，也是微笑着说：
“陈老板你是个聪明人啊!
”
陈侃凤冲侦查员双手作揖拱了数下：
“哈哈，看来聪明人是诸位先生了，竟然很快就查到了双阳大车店。
佩服!
佩服!
”
接下来的话题，很容易地就转到了举报信上——
银川解放后的第八天，双阳大车店来了两个男子，自称是从中宁那边过来的，在登记簿上写的是“经商”职业，要求住一个干净而又安静的房间，多付点钱没有关系。
陈侃凤于是就把两人安排到了后院她账房兼她的卧室隔壁的那个收费最高的房间，两人看了觉得满意，拿出三枚大洋说要住两天，顺便请店里的伙房替他们准备一些酒菜，说晚上要招待一位贵客。
陈侃凤当时就觉得这二位似乎有点蹊跷：
订房时看似出手大方，看他们的谈吐举止似也是熟悉江湖规矩的主儿，可是如果确实要招待贵客的话，那就应当去外面上馆子，哪有就在这种上不得档次的大车店里请贵客喝酒的？
这样，陈侃凤就多生了一份心，暗忖要留意一下才是。
开大车店的因为接待的旅客鱼龙混杂，最担心的就是在店里作案，只要一发生刑事案子，哪怕不是命案，这店的招牌也就打了折扣，不出一周，生意上马上给人颜色看。
因此，开大车店的第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旅客在店里作案。
由于觉得蹊跷，陈侃凤就决定留上一份心。
她吩咐伙房师傅待会儿给这个房间的客人准备酒菜时得特别小心侍候，不要考虑成本。
陈侃凤的用意是要让客人专心喝酒议事，她则在自己房间里偷听他们跟那个还未露面的客人究竟密议些什么机密大事。
为防止对方生疑，陈侃凤不敢待在外面等着那个客人登门，而是提前等候在自己房间里。
当晚6点钟左右，那个客人来了，陈侃凤在隔壁房里听着，那是一个说话声音很轻的男子。
接待他的两个主人对其很是敬重似的，一见面就口称“郭先生”反复寒暄问候，他只不过是不痛不痒地应付着。
直到伙房师傅送上酒菜，三人喝过三杯后，这位郭先生话才多起来。
陈侃凤听他称呼对方二位为“老白”、“老连”，问请他过来有何事需要帮忙的。
那白、连两人说不急不急，咱们喝着酒慢慢地说。
那姓郭的便不高兴了，把酒杯往桌上一蹾道，如若不说，那他就告辞了。
于是姓白的才说，这事比较大，兄弟生怕您郭先生听着过于吃惊，所以想先请您喝几杯酒了才交待。
那姓郭的没有吭声，只是冷笑。
于是姓连的就开口了，说出来的内容倒使偷听的陈侃凤着实吃了一惊：
竟然是要求姓郭的行刺解放军杨司令员!
牌一摊，再往下谈就直白得多了：
那白、连两人是马鸿逵指派潜伏在宁夏省的特务，愿以三十两黄金的代价收买这位枪法极为了得的郭先生行刺杨得志。
姓郭的表示对这桩活儿有点兴趣，但价格得增加一倍，还要求提供美制手枪两支，子弹一百发。
白、连两人对于提供手枪、子弹没有异议，说要四支和更多子弹也可以给，但黄金是一两也不能增加了。
姓郭的于是大怒，说我郭某不跟你们掺和日子也过得蛮滋润的，何必为这三十两黄金而放弃这种滋润日子呢，如此，郭某就告辞了。
二位请放心，郭某虽然是江湖之人，但对官场那一套还是略知一二的，对此事肯定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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