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 政策的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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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政策的形成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牛军（北京大学，北京1000871）摘要：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军事干预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到仁川登陆成功后于9月底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后，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终于下决心推行“战争局部化”的政策，并最终决定与中朝军队进行停战谈判。
分析从中国军队参战到1951年6月美国公开提出举行停战谈判这一时期美国战争决策演变的过程，有助于提示在这一过程中影响美国决策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美国；朝鲜战争；局部化；决策本文论述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争局部化”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将朝鲜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地区的政策。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作出进行军事干预的决定，并将干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由于仁川登陆成功以及随后在军事上的迅速进展，美国政府于9月底决定越过三八线，用武力统一朝鲜。
从10月25日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美军在志愿军的打击下损失严重，被迫退到三八线以南，并一度放弃汉城。
此后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面临着是继续用武力统一朝鲜、从而将战争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还是调整战争目标，将战争控制在朝鲜半岛地区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终于下决心推行“战争局部化”的政策，并最终决定与中朝军队进行停战谈判。
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从中国参战到1951年6月美国公开提出举行停战谈判这一时期美国战争决策演变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影响美国决策主要因素。
（一）“战争局部化”方针的提出。
在仁川登陆后取得暂时军事胜利的刺激下，杜鲁门政府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
10月7日，美军开始大批越过三八线。
10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指示，针对中国可能进行的干预，授权他只要有把握打赢，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只是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时，必须事先向华盛顿请示。
10月15日，杜鲁门亲自前往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以便确定武力统一政策是否确实有把握成功，以及武力统一朝鲜后麦克阿瑟有什么打算，因为美国毕竟还面对着中苏两个大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的答复显然使杜鲁门信心大增。
前者声称，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是不敢介入朝鲜战争的，战争将很快结束，“复兴”战后的朝鲜也不会花钱太多。
所以两天后杜鲁门宣布：
美军“不久将恢复朝鲜的和平”。
10月24日，麦克阿瑟发布命令，取消不准美军在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作战的限制，指示美军可以一直打到鸭绿江边。
美国推行武力统一朝鲜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在中苏均不介入的情况下，迅速结束战争。
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已经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
到11月5日战役结束时，推进到鸭绿江边的美军全线后退到清川江以南。
麦克阿瑟于11月6日下达命令，动用美军在朝鲜的所有空军力量，炸毁鸭绿江朝鲜一侧的所有桥梁，企图以此封锁朝中边界。
他同时还在东京发表声明称，联合国军正面对“一支斗志旺盛的新军队”，他们可以就近得到补给，联合国军却不被允许攻击其后方基地。
这无疑是在为进一步将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境内制造舆论。
麦克阿瑟对中国参战的反应触及到美国政策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美国准备打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
是否要将战争扩大大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地区？
以及由于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美国是否要重新考虑将武力统一朝鲜作为战争目标？
国务卿艾奇逊敏感地注意到，麦克阿瑟命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很可能引起复杂的后果，包括导致苏联作出军事反应。
他向杜鲁门建议说，由于该命令涉及到与盟国协商的原则，在没有充分了解朝鲜战局以前，应该暂缓执行轰炸计划。
这时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就麦克阿瑟的声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阿瑟在未与盟国协商之前就发表这样的声明，是违背原则的，它们特别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在朝鲜扩大战争，将导致美国的安全政策背离欧洲这个“中心”。
杜鲁门认为，既要遵循与盟国协商的原则，也要考虑到必须保护在朝鲜的美军的安全。
他要求麦克阿瑟进一步说明扩大空中行动的理由，然后再做决定。
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中国军队正通过鸭绿江大桥涌进朝鲜，如果不扩大空中行动，他指挥的军队就有“被全部歼灭的危险”。
杜鲁门于是批准了麦克阿瑟的决定。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明显表示了保留的态度，指示麦克阿瑟应极端注意避免侵犯中国东北的领土和领空，并且要及时呈报来自中国的敌对行动。
这个决策过程表明，保护战场美军的安全经常会成为导致美国决策层决定扩大战争或使军事行动升级的重要原因。
在随后的两天里，美国政府不断接到麦克阿瑟强烈要求扩大空中行动的报告。
这些报告声称，中国军队正不断加强。
这种情况使美国领导人认为，已经有必要全面重新考虑在朝鲜的政策。
11月8日，中央情报局奉命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联合国军就追求更大的军事优势，否则就将美军拖在朝鲜；如果美军攻击中国本土，它就会全力以赴地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
参谋长联系会议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并特别提醒说，美国不应在朝鲜半岛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目前不改变原定战争目标，但是“应该经常加以审查”。
这两个报告的基调无疑都是要保持谨慎，不过对中国介入的目标、规模和能力等关键性问题，均未作出结论。
与此同时，国务院一些官员提出了“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他们更多的是从美苏对抗的层次上观察朝鲜战争的得失，认为美国被拖在亚洲最符合苏联的利益。
由于中国的介入，美国已经面临两种选择：
其一是使“冲突局部化”，寻找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其二是扩大战争，如果这样的话甚至就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应该选择使“战争局部化”，即在保持已有胜利的基础上，寻找办法避免扩大与中国的战争。
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在发言中实际上指出了美国面临的两难选择，即：
要么改变战争目标，放弃武力统一朝鲜；要么扩大战争，包括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
艾奇逊显然倾向于不要使美国的军事力量陷在朝鲜，他询问在战场上是否还有比目前更好的战线？
会议的最后决定模棱两可，既在不改变已经确定的战争目标的情况下，设法找到途径与中国谈判。
造成美国政府犹豫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
11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提醒麦克阿瑟，华盛顿正在考虑改变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同时准备运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介入的问题。
麦克阿瑟立即表示反对，声称仅靠现有的美军力量，就足以对付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而且他正在准备发起最后的总攻。
，在美军领导人心目中，麦克阿瑟的判断是不容怀疑的，何况他夸口不用增加兵力就可以打赢。
侥幸、盲目自信和不愿承担责任等战争决策之大忌，美国决策圈中此时无不具有。
11月21日，国务院与军方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
军方领导人在会议中的发言表明，他们并不赞成麦克阿瑟制订的分兵冒进的军事计划，但又不敢贸然予以否认。
而且与会者似乎都明白，麦克阿瑟此时决不会赞成政治解决，所以别人也无能为力。
结果是这次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除了表示支持麦克阿瑟的计划，唯一的决定就是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去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促使他同意，争取在鸭绿江以南1025英里处建立一条防线。
当柯林斯照办后，麦克阿瑟照例予以否定。
美国政府保持谨慎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11月25日，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发动全面进攻。
第二天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
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几乎全部被赶过三八线以南。
麦克阿瑟急电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是全歼联合国军，而他的兵力已经难以应付“全新的战争”。
他随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如何对付中国军队已经超出他的职权，这应由联合国决定。
麦克阿瑟显然无疑是又一次企图利用舆论，促使美国政府允许他将战争扩大到中国。
朝鲜战场的局势和麦克阿瑟的指责迫使美国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反应。
在11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应该从美苏全球对抗的高度考虑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美国有“应该达到的目标和应该避开的危险”，并且需要保持盟国的团结和在联合国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
会议决定向麦克阿瑟发出命令。
指示他找到一条“可以守住的防线”，顶住中朝军队的攻势。
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麦克阿瑟建议使用国民党军队一事，警告他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已经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目前不得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扩大的行动。
11月28日的会议不主张扩大战争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是杜鲁门本人坚决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示弱。
他在两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国将加强军事力量来对付中国军队，而且“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美国实际上还不打算彻底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并准备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12月2日，艾奇逊和马歇尔向杜鲁门汇报了他们共同研究的结论。
艾奇逊认为，中国至少要迫使联合国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才会同意停战。
马歇尔则断定，中国的要求肯定不止于此。
杜鲁门立即决定，有必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冻结工资和物价，并向国会提出增加军事预算。
美国政府充满火药味儿的声音产生了复杂的反响。
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强烈要求增加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声称必须“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
麦克阿瑟危言耸听的宣示的确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盛顿居主导地位的意见仍然是尽可能不使战争扩大。
在12月3日的会议上，艾奇逊强调，只有在对保护美军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诸如封锁中国海岸和轰炸中国本土一类行动，而且决定权必须控制在华盛顿。
，会后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全在朝鲜的军事实力。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美国的盟国。
杜鲁门的声明在西欧引起巨大震动，各盟国特别担心美国使战争升级，导致它放弃对欧洲防务的支持，并引起苏联在欧洲实施报复。
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会谈。
英国的立场实际上代表了各欧洲盟国的意见，它们都认为西方国家不能陷在亚洲，从而使苏联获得战略上的好处，所以应与中国谈判以避免战争扩大。
在“欧洲第一”和避免使朝鲜战争扩大化这两个问题上，美国政府与盟国是一致的，关键是美国领导人不准备在目前的环境下与中国谈判。
双方经过6次会谈，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
（1）在朝鲜进行的战争不应干扰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支持；
（2）目前不与中国谈判，直到战争形势有利于美国进行谈判为止；（3）除非迫不得已和经过与盟国协商，美国不会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区。
通过美英首脑会谈，美国大致廓清了将奉行的政策，即在不损害欧洲防务和不扩大战争的原则下，继续进行战争，直到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为止。
12月11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初步确定了停战的指导原则，包括不得使联合国军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停战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以及由联合国监督停火等。
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在不损害欧洲防务和不扩大冲突的原则下，继续进行战争，并努力争取国际支持和保持盟国间的团结，以便争取有利的谈判条件。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杜鲁门于1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二）“战争局部化”方针的形成。
1951年除夕之夜，中朝军队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于4日攻占汉城。
联合国军全线崩溃，到1月8日战役结束时已经被迫撤到37度线附近。
中朝军队的攻势使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参战的目标是将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
美国立即按即定方针采取行动，促使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
1月13日，联合国大会政务委员会通过解决朝鲜问题的补充报告，内容包括首先停战，外国军队分阶段退出，停战后设立美英苏中四国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等问题。
美国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并同意将其转交中国政府。
17日周恩来致函联合国政务委员会，拒绝接受该决议案。
美国领导人相继发表声明，声称美国必须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制裁中国。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略者”。
美国采取强硬的外交行动时，在军事方面却一度陷入动摇不定。
确认中国的参战目标是武力统一朝鲜，使美国不得不考虑更为严重的军事问题。
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如果他认为撤退可以避免严重的损失，就可以下令向日本撤退。
麦克阿瑟反对给他的指示的精神，并要求华盛顿说清楚，他的任务到底是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位，还是保卫美军的安全和装备。
他实际上是想说明，守住哪怕是一块地方也必须允许他扩大战争，否则就只有撤出。
1月12日，杜鲁门召集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讨论如何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
会议前不久，艾奇逊给马歇尔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应在朝鲜坚持下去，但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
马歇尔认为应该推迟作出这样的决定。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拟定一项计划，其要点是美军准备撤出朝鲜半岛以便保卫日本，撤出朝鲜后继续对中国发动海空战争，等等。
中央情报局也提出一份特别报告，列举在朝鲜坚持下去的战略意义后提出，美军撤出朝鲜的决定性条件应该是苏联参战。
杜鲁门在会议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明确表示，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意见感兴趣，并且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同意撤军的想法，但不准备现在批准安排撤军的具体计划。
这次会议是相当重要的，其决定的基本精神是首先应设法在朝鲜坚持住，其次是如果依靠现有的力量无法坚持或苏联介入，美军就撤出朝鲜。
决定的侧重点是在不扩大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在朝鲜半岛坚持下去。
第二天杜鲁门亲自打电报，将会议的决定通知麦克阿瑟。
美国政府的决定也得到主要盟国的支持。
这时到朝鲜视察后回到华盛顿的柯林斯报告说，美军的实际处境比在华盛顿听到的要好的多，目前“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提撤出的问题”。
战争期间的决策通常取决于战场的形势。
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向北反攻。
2月11日，中朝军队发起局部反击。
联合国军经历又一次被沉重打击和后撤后，于19日恢复攻势。
经过50天的攻防战，联合国军于3月15日控制了汉城，并很快推进到三八线。
军事地位的改观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面临是否越过三八线北侵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涉及到美国的战争目标。
早在12月上旬，美国务院迫于当时的军事形势，就提出沿三八线停止地面战斗的方案，并由艾奇逊交英国代表团征求看法。
2月22日，国务院提出建议称，最好由杜鲁门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内容包括：
希望军事形势的稳定能够为政治解决提供条件，政治解决的目标是恢复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和保证使北朝鲜不再发动新的进攻。
艾奇逊在给国防部的备忘录中解释说，武力统一朝鲜将导致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增加苏联直接介入的可能性，盟国也不会赞成，因此联合国军不应再越过三八线。
国务院的建议遭到军方的反对。
马歇尔认为，规定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与国务院提出的目标并不完全相符，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在军事上不能接受。
他认为应将军事问题与政治考虑包括在一项总的政策中，在作出决定前，应允许麦克阿瑟根据部队安全的需要，在三八线南北两侧采取军事行动。
显然，国务院与军方的分歧就在于美军是否要再次越过三八线，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是否要扩大战争的问题。
国务院与军方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多次召开会议，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首先，美国不必要也没有可能用武力统一朝鲜，战争的目标只能是“击退侵略和达到一种稳定的局面”；其次，美军要争取和守住的防线“应当是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可以得到的”。
国务院随后开始按上述精神，为杜鲁门起草政府声明。
美国领导人的决定立即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
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总统即将发表政策性声明，麦克阿瑟应提出他需要得到的权力，以确定今后几个星期里美军的行动。
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坚决反对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并要求允许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
不仅如此，正当杜鲁门声明的草案在盟国间和东京总部传阅时，麦克阿瑟于24日发表声明称，联合国军的军事失败是因为它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如果允许将军事行动扩大到朝鲜以外地区，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声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
3月28日，中国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目的是使战争扩大化和持久化。
美国的盟国们更是高度紧张，它们纷纷要求说清楚，到底谁决定和代表美国的政策。
显然，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严重冲击了华盛顿的“战争局部化”政策，杜鲁门认为，美国政府“花去许多时间”的努力，一下便“付诸流水了”。
麦克阿瑟与美国领导人的主要分歧是，前者极力主张扩大战争，后者则认为应使战争局部化，而且目前是停战的最好时机。
自从中国参战以后，美国政府经过反反复复地研究和争论，终于认识到扩大战争不仅不可取，而且靠战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会严重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
首先，不论是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还是空中攻击，都有可能引起苏联的军事介入，而且美国的盟国也不会赞成。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支撑点是日本，它不能不考虑对中国的海空战争有可能引起中国采取轰炸日本这类报复行动。
美国也经受不起长期被拖在朝鲜的后果，它再富有资源也有限。
其次是“战争局部化”的所有考虑从深层次上说，都涉及到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欧洲第一”的原则。
美国政府决定不扩大战争时所考虑的各个因素，就其相对意义而言，无一不是受到这一战略原则的制约。
而麦克阿瑟也正是要向这项国策挑战。
他在3月20日给众议院领袖马丁的一封信中，措辞尖锐地谴责了美国领导人，说“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所以美国除了争取胜利“没有别的路可走”。
3月25日这封信被公之于众。
杜鲁门断定，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足以构成对现行政策的挑战”，并有可能颠覆美国的全球战略。
4月9日杜鲁门签署了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的命令。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并不等于美国国内争论的结束，因为他代表国会中一批反对派的意见和立场。
这批人认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太平洋至少应该与大西洋并重，亚洲的重要性甚至应该超过欧洲。
麦克阿瑟与他们不仅情投意合，而且互相利用。
结果是杜鲁门政府撤掉麦克阿瑟以后，还必须应付国会中共和党人的攻击。
杜鲁门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是平庸之辈。
从5月3日到6月27日，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合听证会，美国军政要员相继出席。
他们不厌其详地阐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的亚洲政策，以及他们在朝鲜战争各个阶段上作出的决定的合理性等等。
他们向那些共和党议员们论证，“欧洲第一”的国策是不可动摇的，现政府的具体政策和某些做法基本上是正确和必要的，包括撤掉麦克阿瑟。
经过历时两个月的听证会，杜鲁门政府成功地捍卫了它的地位和政策，也为“战争局部化”方针争取到必要的共识。
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到国会听证会结束，美国政府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政治方面，杜鲁门政府捍卫了主流派的全球战略及其相关的亚洲政策；在军事上以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使美国的“战争局部化”方针得以贯彻到美军的战役战术行动中。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能否被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政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杜鲁门政府在国内政争中的胜利为其政策转变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标志着“战争局部化”方针的形成。
（三）“停战谈判”决策的形成。
接受“停战谈判”是“战争局部化”的必然结果，杜鲁门政府内部争论的主要是停战的条件。
早在中朝军队取得第二次战役胜利后，美国政府即开始考虑停战问题。
在12月3日国务院与军方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艾奇逊明确提出停战的问题。
他认为美国的真正对手是苏联，现在却在同“二线球队”打仗，如果有哪个国家提出沿三八线停火，不该有人反对。
军方领导人的意见是，如果能在48小时内停火最好，否则就应该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艾奇逊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1，是否要争取停战；2，是否接受沿三八线停战。
军方这时赞成立即停火显然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不过他们都担心，在目前极为不利的军事形势下停火，美国有可能要付出太重的政治代价。
这次会议结束后，国务院在起草的“美国政府关于美英会谈的立场备忘录”中明确指出：
现在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沿三八线停火可以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但是停火不得附加任何威胁美军安全的条件和其他政治条件，也就是说应争取沿三八线无条件停火。
12月17日，艾奇逊向英国方面转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在朝鲜两个可供选择的方针”的文件，说明美国的立场是要么无条件停战，要么继续打下去。
所谓无条件停战，就是沿三八线停止地面战斗，然后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不得涉及其他如台湾问题、对日和约、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美国的最低目标是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是否停战的主动权并不在美国手里。
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使美国政府一度准备应付被迫撤出朝鲜半岛的局面。
直到2月战局趋于稳定后，美国政府才又开始考虑和研究停战问题。
3月中旬中朝军队撤出汉城后不久，联合国军向北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是否越过三八线再次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核心问题。
这时国务院与军方在放弃武力统一朝鲜和使战争局部化等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它们的分歧是联合国军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
经过反复讨论，3月19日国务院与军方的联席会议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有限度越过三八线、攻占并扼守三八线以北从临津江至元山一线的建议。
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通知他华盛顿正在争取政治解决，但是也承认三八线没有军事意义，因此授权他享有“适当的行动自由”，“为联合国军的安全提供保证并与敌人保持接触”。
4月18日，国务院与军方共同讨论了联合国军的作战目标，决定如果中朝军队继续北撤，联合国军仍将在当时已经控制的战线停止进攻。
至此美国基本确定了作战目标，即有限度地越过三八线，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并迫使中朝方面停战。
4月下旬中朝军队发动第五次战役。
5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李奇微可以将地面行动扩展到三八线以北的“堪萨斯线”或更北一些的“怀俄明线”，但不得大规模越过这条防线。
5月21日，联合国军在西线发起反攻。
至第五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终于控制了一条防线，与中朝军队形成僵持。
在朝鲜战场逐步进入僵持局面时，美国政府开始寻找与中朝方面谈判的途径。
在尝试与中国直接接触失败以后，美国政府于4月开始考虑通过与苏联接触实现停战。
美国一些高层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苏联与中国存在分歧，苏联关注的是欧洲，不希望因朝鲜战争升级而在亚洲被拖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
中朝军队停止攻势并北撤后不久，美国决策层认为目前军事形势最有利，再向北推进将难以预测苏联的反应，而且会增加政治解决的困难。
他们遂下决心迅速建立与苏联接触的渠道，授权已经离开国务院的凯南，与苏联驻联大首席代表马立克磋商朝鲜停战问题。
5月31日和6月5日，凯南先后两次与马立克会谈。
在第一次会谈中，马立克询问了美国政府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条件。
凯南说明了美国的立场，即1.美国不准备立刻从朝鲜撤军；2.就地停战；3.停战谈判不涉及其他政治问题。
在第二次会谈中，马立克表明了苏联的态度，即苏联赞成停战，但具体问题应由美国与中朝方面谈判解决。
凯南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马立克的谈话“从早日停战的观点看，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
他在谈到朝鲜战争时指出，苏联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马立克的演讲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
2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准备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
同一天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苏联使馆，了解马立克演讲的确切含义，包括苏联关于朝鲜停战的腹案，马立克的演讲是否代表苏联政府的立场，以及苏联是否赞成由战场指挥官直接谈判等等。
两天后，葛罗米柯在会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时，对上述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6月28日，国务院与军方再次召开联席会议。
与会者认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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