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讲武堂的历史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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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讲武堂的历史意义

陆军讲武堂的历史意义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一所对中国近代史进程影响极大的军事学校。

20世纪初，腐朽的清王朝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决定实行“新政”，措施之一即在全国编练新式陆军36镇。

为充实培训各镇所需军官，遂开设一系列军事学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培养云南新军第19镇所需官佐，云南陆军讲武堂便应运而生。

在讲武堂26年的历史中，共培养了学员9000余人，其师生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民主革命的若干次重大的战役、战斗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对中国近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帅星闪耀，名将辈出。

”

　　一、讲武堂的创办

　　清末，偏安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与法、英所属殖民地接壤，由于商埠的开辟，成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与融汇的重要地区之一。

　　是时，清政府为编练新军，在各地创办兴建了一系列军事学校，云南也顺应潮流办了如武备学堂、新操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速成学堂等一批军事学堂，但这些学堂在学制、课程设置以及师资方面都相对落后，再加之办学规模及办学周期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培训新军的要求。

当时，清廷为捍卫西南疆土安全的“新军”始建云南，也亟须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南藩台沈秉梵几经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占地面积7万余平方米的校址于1909年全面落成。

先期开办的武备学堂、陆军中学堂及陆军小学堂归并到讲武堂。

讲武堂南部为练兵大操场，北部为各种建筑设施。

现存的上包括主楼、大课堂（礼堂）和兵器库在内的占地面积近3万6千平方米的主要建筑，俗称走马转角楼。

　　二、讲武堂的发展

　　云南陆军讲武堂重办后由云贵总督高尔登为总办（校长）、滇籍留日士官生李根源为监督（教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

于1909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正式迎来首批学员。

这批学生中，就有朱德、朱培德、范石生等后来的名将。

　　陆军讲武堂建校伊始，立校训“坚忍刻苦”四字警醒广大师生，以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为宗旨，提倡“军人武德”。

学校设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种兵科，到后期还创建了飞行及空降兵科。

学习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等，并学习兵科教程，如兵科的典、范、令等。

还有国文、伦理、器械画、算术、史地、英文或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野外演习等。

学校的制度和作风“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

”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不时有紧急集合和训练。

　　护国运动时期，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400多人，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立分校，创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分校之先河。

辛亥革命后，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而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为发展反袁力量，增强滇军凝聚力，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招收对象仍限制为滇籍青年。

这一时期，由于讲武学校师生策划并领导了越南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还在韶关、贵阳、四川等地办起了分校，其中以李根源直接创办的韶关分校较为著名。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办学16期（4—19期），总计招收学生四千多名。

其中有华侨学生500余人，朝鲜籍学生30余人，越南籍学生70余人。

由此，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成了一座跨省、跨国界的军事院校，走向了全盛时期。

叶剑英、鲁道源、安恩溥、马瑛、曾恕怀、王甲本及崔庸健等，均为这一时期的学生。

　　从1909年到192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共举办19期，每期一年半到两年，到讲武堂学习的学员共达4000余人。

1929年，南京政府通告各省不在自办军官学校。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名称随及取消。

但云南省主席龙云继续以讲武堂为基地，用办“教导团”、“军官团”的名义继续办学。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自1935年起被改编为“黄埔军校昆明分校”。

1929年至1935年间，共办4期，培训学员3000多名。

后来，为使这批学员能具备报考陆军大学资格，经呈准，这4期“军官团”、“教导团”列为云南讲武学校20、21、22期。

加上这三期，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共办学22期，培训学员9000余名，为中国乃至亚洲培养了一批军事指挥的杰出将领。

　　三、讲武堂师生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的辉煌业绩

　　1、讲武堂师生是云南辛亥起义的主要力量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辛亥革命云南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它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于辛亥革命中陆军讲武堂师生的卓越贡献，在于它是名将之花的摇篮，更在于讲武堂在创建之初就为它未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前，讲武堂教官大多在云南新军中兼职，掌握了一部分军权；讲武堂的甲、乙、丙班和特别班数百名学员，毕业分配到19镇各部队，任下级军官和见习军官，掌握了第19镇和巡防营的基层指挥权，为辛亥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

云南革命党人加快步伐，积极准备响应。

最先响应的是滇西地区的革命党人，讲武堂毕业生是滇西腾越起义的参与策划者。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革命党人立即开始了起义的准备。

当地革命党人张文光召集腾越新军和巡防军中讲武堂毕业生彭冥、李学诗、和朝选、方涵、刘得胜等的支持下，杀了清总兵，使新军76标第3营与巡防营反正，腾越、保山光复。

　　省城昆明的革命党人，主要是讲武堂革命师生在武昌起义后也紧锣密鼓，加紧策划准备起义。

从10月16日到10月28日的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昆明革命党人先后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

先后参加会议的有14人，讲武堂监督沈汪度、军事学员唐继尧、刘存厚、张子贞、罗佩金、谢汝翼、韩凤楼、李鸿祥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先后在刘存厚、沈汪度、唐继尧寓所进行。

每次会议基本上都是以讲武堂教员为主要角色。

　　五次秘密会议对起义作了周密计划和具体的部署。

在第一次秘密会议上，分析了革命形势，研究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方法和步骤，稳慎周祥地酝酿了联络革命人士的名单。

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决定联络新军各级革命军官，逐级建立小团体，同时秘密准备武器弹药，以备起义之需。

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上，有刘存厚、谢汝翼、韩凤楼等分别报告策动新军情况和进展。

沈汪度报告“讲武堂全体学生，早经联合听命，”只等一声令下。

由于到会人员不齐，其他新军部队情况不明，会议决定继续稳妥策动新军部队，反对急噪冒进。

在第四次秘密会议上，与会者歃血盟誓，决定发动起义。

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五次秘密会议上，决定了起义发动日，即在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重九”日）深夜十二点发动器乐。

会议推举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蔡锷虽不是同盟会员，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他暗中和同盟会保持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和支持。

”蔡锷时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在云南军界很有威信和影响。

会议还对参加起义的新军部署、干部配置、兵力分布、进攻路线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了起义的纪律和号令。

会议决定：

起义发动后“以进攻五华山、军械局、总督署、藩台衙门、银行、电报局为首要目标。

”会后，有关人员立即投入起义的准备中。

　　讲武堂其他教职员，虽然没有参加五次秘密会议，但同样积极投入到起义的各项策动准备中。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九时许，昆明北较场新军七十三标李鸿祥部排长黄毓英、文鸿逵派兵搬运子弹准备起义，恰遇值日队官唐元良（属北洋派）进行阻拦追究，情绪激昂的革命士兵遂开枪击毙唐元良以及右队官安焕章、督队官薛树仁（皆北洋派）。

鉴于此，李鸿祥立即命令集合队伍，宣布起义。

于是昆明“重九”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几个小时由基层革命士兵发动，正式爆发。

　　起义爆发后，李根源立即赶到北较场，率领七十三标起义士兵，攻破北门，向城内至高点五华山和军械局发动进攻。

正在巫家坝部署起义的蔡锷，得知七十三标已经发难，立即召集所部七十四标全体官兵，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

起义士兵意气昂扬，三呼“革命军万岁”的口号。

七十四标在蔡锷率领下向预定目标进攻。

七十四标进城后，与七十三标配合，向总督署发起猛烈进攻。

云贵总督李经羲、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组织兵力，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两军死亡甚多。

”起义军弹药不足，急待攻破军械局补充弹药。

“惟是军械局四围砖石，上有碉堡铁门，极其坚固，围攻不下。

李根源亲至前线，……以火药毁其围壁，众兵一拥而入，该敌悉降。

”谢汝翼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进军械局。

“李根源率队入城。

跳城壕毁足，以两兵搀扶之，指挥战事不少辍。

”“顾品珍率讲武堂马科生，与马标兵，激战于南城外，头部负重伤。

”

　　其他讲武堂教官唐继尧、刘存厚、罗佩金、庾恩炀、韩凤楼、刘祖武等，分别率领起义部队，配合进攻总督署和城内其他重要机关。

重九之夜，昆明城的战斗相当激烈，讲武堂师生不怕牺牲，身先士卒，浴血奋战。

如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朱德，参加攻打总督署的战斗，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由于表现出色，由排站长升任连长。

特别班毕业生田钟谷，“身先士卒，杀敌数十人，以功翟连长。

”特别班毕业生董鸿勋，在攻占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的战斗中，掩护其他起义部队攻占军械局，虽身负重伤，仍坚持力战。

甲班二期毕业生文鸿奎，在进攻五华山南麓之红栅子时，奋勇当先，裸露着半截身子勇猛射击敌人，被敌机关枪扫射，“死极惨烈，次日收尸，周身如蜂巢状。

”特别班毕业生包顺建、丙班生刘增祜等，身负重伤，仍浴血奋战，最后均壮烈牺牲。

讲武堂革命师生在起义中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其事迹可歌可泣。

在“重九”起义中，革命志士牺牲一百五十余人，受伤三百余人；敌人死者二百余人，伤者百余人。

经过一昼夜和一个上午的激战，战至第二天中午，起义军攻占了五华山，占领了军械局、总督衙门等重要机关和要害部门。

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总参议靳云鹏化妆逃走，总督李经羲藏匿起来。

起义军迅速占领昆明全城，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宣告成功。

　　在滇南，分发到驻临安新军第七十五标中的讲武堂特别班见习生张绍楷等十八人，与讲武堂先期毕业已在七十五标中任职的何海清、盛荣超、吴传声等人相联络，在各自所在部队发动士兵，鼓吹革命。

当得悉省城光复，他们便鼓动士兵密议响应，并推举七十五标教练官赵复祥为临时统领，联络临安大姓朱朝瑛为副统领，于11月1日夜九时起义，一举光复临安，并建立了革命政权。

朱朝瑛后来赞颂说：

“光复临安，讲武学生颇得力。

”

　　其他“外府州县，传檄而定。

”“不旬日而全滇底定。

”云南各族人民在革命党人的带领下，英勇斗争，终于彻底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砸碎了少数满族贵族设立的“民族牢狱”，赢得了辛亥武装起义的胜利。

起义胜利后，受到表彰的起义有功人员，决大部分都是讲武堂革命师生。

“光复之役，以战功著者，必称讲武堂生。

”壮烈牺牲的还不算在其内。

讲武堂师生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篇章。

　　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6，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还有许多讲武堂师生在军政府及各地方政权中担任要职，为新兴革命政权的巩固、建设做出了贡献，后来支援四川，为促进四川光复也建立了功勋。

　　2、讲武堂师生是护国战争的中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权，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出卖国家主权，进而大搞复辟帝制的活动。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一场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的护国运动席卷全国。

由云南首义的护国战争，将护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云南的护国讨袁活动是由中下级军官酝酿发动起来的。

在他们的推动下，唐继尧参加并主持了护国讨袁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同时，全国各方反袁人士蔡锷、李烈钧等也先后云集昆明。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三军，分赴四川、广西、贵州武装讨袁。

讲武堂师生是护国战争的中尖力量。

　　在武装讨袁的酝酿阶段，讲武堂师生罗佩金、赵又新、黄毓成、叶荃、董鸿勋、邓泰中、杨蓁等几次秘密集会，密商讨袁之策，表示“决不与袁共天地”，为国锄奸，顺天应人，以尽军人天职。

反映了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滇军反袁的决心。

　　护国战争爆发后，讲武堂师生奋勇杀敌，战功卓著。

　　护国三军组成后，即由蔡锷和李烈钧分别率领护国第一军、第二军分赴四川和广西与袁军作战，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率第三军留守云南。

护国三军中，营以上官佐，讲武堂师生占了86%。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川南的叙府（今宜宾）和泸州，以及重庆附近的纂江等地。

护国战争最主要的战斗，是1916年1月至3月在叙府、泸州和纳溪一带进行的“叙泸之战”和“泸纳之战”。

在这些战斗中，讲武堂师生奋勇当先，浴血奋战。

在叙、泸战场上，护国第一军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开战前即入川占领了前进基地。

杨蓁支队奇袭安边，董鸿勋支队渡江袭泸州，先后攻克叙府、泸州。

顾品珍率领朱德、禄国藩支队血战纳溪、蓝田坝、朝阳观、棉花坡，奋战八昼夜，抵抗十倍以上顽敌。

在棉花坡阵地上，蔡锷任命朱德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接替董鸿勋）。

朱德支队坚守棉花坡阵地。

在敌人发动无数次凶悍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

朱德赢得了护国名将的声誉。

　　护国第二军与护国东路军也都连战告捷。

讲武堂师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战场的胜利，使滇、黔、粤、桂、川东南、湘西连成一片，影响所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羞愤病殆。

护国战争取得了全胜。

　　四、讲武堂是将帅的摇篮

　　云南陆军讲武堂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的重要位置，与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并称“近代中国三大军事家摇篮”。

　　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云南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史料记载，新式滇军80%~90%团以上军官，都由受过良好现代思想与军事教育的讲武堂师生构成，营连排军官几乎达到100%由讲武堂师生构成。

　　云南陆军讲武堂帅星闪烁，名将辈出。

从这里走出的9000多名爱国将士中有原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大将。

这一点是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同类军事院校所望尘莫及的。

国内的将级军官数以百计，其中元帅就有2人，上将有10多人。

在教官和学员中有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以及贵州省主席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曾任北阀军总参谋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主席金汉鼎、胡若愚、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名将。

还有在东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起义和剿匪战斗中作出贡献的朱家璧将军等一批共产党人。

更值得赞誉的是，以内陆军讲武堂为新中国培养了两位攻勋卓著的元帅，即朱德、叶剑英。

　　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讲武堂和讲武堂毕业生纷纷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军长曾万钟、孙渡、卢汉、王甲本、杨宏光，在中条山会战、台儿庄会战、湘桂战役、江西战役、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中，浴血奋战，杀敌报国。

军长唐淮源、王甲本，师长寸性奇，旅长陈钟书，团长尉迟毓鸣、黄仙谷、薛金吾、潘尔伯、董文英等一批讲武堂毕业军官血洒疆场，壮烈殉国。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领导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不少讲武堂将领率部起义，讲武学校毕业生中，许多人也及时明辨是非，率部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领导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领导云南起义的龙云、卢汉、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第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等，对促进东北和云南的解放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的三所著名军校之一，云南陆军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创办曾做出过重大贡献。

如黄埔创建时的教学骨干，“步、炮、骑、工”四大兵种科长刘要耀扬、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及一批队官，均选调自云南讲武堂。

后来王柏龄、林振雄二人分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管理部主任。

讲武堂华侨毕业生叶剑英为教育部副主任，徐成章、严风化、杨宁和崔庸健也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就连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讲武堂12期学员李范也曾出任黄埔教官。

并且云南陆军讲武堂部分教材如蔡锷编撰的作为陆军讲武堂军事教材《曾胡治兵语录》等也被黄埔军校沿用。

故云南陆军讲武堂又有“黄埔军校摇篮”的称号。

　　五、讲武堂的价值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兴办一定程度上寄予了面临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府富国强兵的梦想，而富国强兵则是摆脱危机、抵御外侮、维护独立的重要途径。

边疆危机使云南从昔日的边鄙之地一变而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强权之势，非尚武不足以立国。

”在以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为目的、编练新式军队为核心的清末军事现代化改革中，军校教育正是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载体，也是提高军事指挥人员军事、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

过去如是，今日仍然。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必有坚忍不拔之慨，而后有坚贞不屈之操，有坚贞不屈之操，乃能成艰苦卓绝之业。

”的革命精神也赋予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云南陆军讲武堂校歌中一句“但凭那团结力，旋转新乾坤”的诠释，在滔滔历史长河中，作为催醒民众的中坚力量，讲武堂师生鲜明的爱憎、质朴的愿望，早已升华为一种民族责任，一种民族情感。

　　正如李根源回忆讲武堂时所言：

“自辛亥以来，国体三嬗，云南以贫瘠阻绝之地，尝天下以卫共和。

”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学员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已经深深影响到了今日之云南、今日之中国广大民众，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深远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之间。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光辉的历史，纵观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它的学员从晚清到现代，在再造时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革命军的摇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抵御外侮的抗战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也都涌现出大批英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驱，其辉煌历史必将为世人铭记。

（昆明市博物馆朱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