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的经济模型构建要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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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的经济模型构建要点

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的经济模型构建

     一、问题提出

   我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约束之一就是装备水平相对落后，具体表现为本土装备制造业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无法向本土下游产业提供国际先进的技术装备，难以支撑本土下游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

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不仅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于国外竞争对手，而且在国内市场上已经面临严重的市场空间障碍，部分行业装备的国内市场空间已经被国外竞争对手全部占据，例如风电、光伏、LED制造等战略性新兴行业的高端关键设备均依赖进口。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往往大量进口国外设备，珠三角全社会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80%的石油化工设备、70%的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与胶印设备都要进口（王卫红，刘永祥，2008）。

本土装备制造业面临市场空间障碍的直接原因在于下游制造业倾向于进口国外装备。

在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后①，我国下游消费品制造业采取“为出口而进口”战略（巫强，刘志彪，2009），这表面上成就了我国出口成长的奇迹，但事实上却割裂了上游本土装备制造业与下游消费品行业之间天然的产业联系。

本文将试图从下游消费品行业全球价值链内产品质量治理角度出发，分析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障碍的发生机制，并探讨突破该市场空间障碍的对策措施。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集中从创新角度研究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王章豹、孙陈（2007）测算了我国装备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究其原因，Murakamietal.（1996）认为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形成自我服务的封闭式产业链，本土装备制造业整合上下游资源以实现自主创新的能力薄弱。

有观点认为对外开放能提升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一方面是本土装备制造业在吸引外资过程中接受技术外溢（柯飞帆，宁宣熙，2006）；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进入引发的本土市场竞争加剧与出口规模扩大等因素促进本土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康志勇，2010）。

但也有相反观点从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本土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国内市场份额这一需求因素对于装备制造企业创新与发展极为重要（Scherer，1965；Shun-Chiaoetal.，2006；Mazzoleni，1997）。

孙晓华、李传杰（2010）提出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面对的有效需求规模不断萎缩，同时其产品面对的需求层次低端化，这些是构成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缺乏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另外，装备制造业跨国公司通过垂直竞争与横向竞争两种方式削弱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产业链间的国际竞争使本土装备制造业上游缺乏技术与生产者服务支持，下游缺乏需求支撑且技术对外依赖，这进一步抑制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陈爱贞，2008）。

我国本土纺织缝制装备制造业就面临着这一困境（陈爱贞，刘志彪，吴福象，2008），甚至本土装备制造企业自身也被迫加快技术与零部件引进。

例如，虽然2007年长三角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值占全国产值的93.6%，但是它高度依赖国外进口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尤其是依赖进口的微电子控制设备（张艳辉，2010）。

   二、国际大买家的产品质量治理

   1.经济环境设定

   假设经济系统中（见图1）存在上游和下游两个行业，下游行业为消费品（F）行业，该行业全球价值链被一位国际大买家（I）所主导，属于购买者驱动型的价值链②。

上游行业是为下游行业提供机器设备（M）的装备制造业。

一方面，国际大买家I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消费品厂商（S）采购消费品，它是决定采购数量与产品质量要求的完全垄断买家；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消费品市场上的完全垄断卖家，完全控制销售渠道并独占国际市场。

   图1　经济系统中上下游行业结构设定

   其中α、β与r均大于零，β和r分别代表价格和产品质量提高一单位后对国际大买家销售量的边际影响；通常假设需求的价格效应大于质量效应，即β大于r。

（1）式表明F价格降低或质量提高均有助于扩大市场需求，在市场出清条件下带动国际大买家销售量上升，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产量也上升。

   按照AndersonandEnomoto（1986），本文将消费品F的质量视为其附属产品③，并满足。

系数t表示一单位消费品的质量水平，其定义域为④。

该系数是市场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其值越大代表消费者的产品质量要求越严格；同时它必然是终端消费品厂商的产品质量水平，因为国际大买家会将消费者产品质量要求设定为对供应商产品质量的硬约束。

当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仅限于产品本身，不仅要保证消费者在产品消费过程的安全和产品消费后的健康，而且向前延伸到产品生产流通等过程，即强调从源头起加强对每个环节的监控，要求生产流通过程环保、绿色、安全。

国际大买家重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趋势，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相应提高对供应商产品质量的要求，由此形成下游消费品行业全球价值链内质量管制与治理措施高度化和复杂化的基本趋势，这可用系数t值上升的倾向来加以描述。

当然，这并不妨碍国际大买家根据自身利润最大化要求设定最优的产品质量要求。

   最为关键的是对最优质量要求的影响方向，它反映采购成本或采购价格变化如何改变国际大买家采购产品的质量要求。

上升意味着它的采购成本上升，导致其利润下降；为抵消这一趋势，就必须对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提出更为苛刻的质量要求。

这表明当国际大买家主导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时，消费品采购价格与质量要求的正向关联成为全球价值链产品质量治理的重要特征，该结论可表述为引理1。

   引理1：

国际大买家为了保障自身利润最大化，它只有在能采购到质量更好消费品的前提下，才会给予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更高的采购价格。

   从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的角度看，引理1说明如果它在谈判中能成功提高国际大买家的采购价格，那它就必然要以提供质量更好的消费品为代价。

这一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规划出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凭借其低廉的价格和灵活的供应弹性融入全球价值链后，牢牢占据微笑曲线右端的制造环节。

虽然出口规模迅速扩张，但利润微薄始终是困扰其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

利润率较低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出口厂商遭遇到国际大买家在采购价格和产品质量上的“双重压制”，这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内普遍存在的纵向压榨现象。

一方面是国际大买家对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强行压价，另一方面是前者对后者提出苛刻的产品质

    量要求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甚至普遍对进入其供应商体系的消费品出口制造企业设定严格的门槛限制，无形中提高后者的生产成本。

引理1恰恰揭示了国际大买家在全球价值链内实施产品质量治理时的决策底线。

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要突破这一“双重压制”，提高自身利润率，就必须在掌握了国际大买家的决策底线后采取适应性调整措施，即通过提供质量水平更高的消费品来向国际大买家要求更高的采购价格。

   虽然我国大量消费品出口制造企业可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依靠低价格低成本优势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但是这种情形难以长期维持。

因为国内资源成本和要素价格上升最终会抵消其低价格低成本优势，国际大买家会在全球范围内转而寻找新的替代者，我国消费品厂商必将被淘汰出这一全球价值链，更谈不上提高利润率了。

按照引理1所揭示的思路，我国消费品厂商应该采取措施先提高自身产品质量，甚至要力争成为国家大买家供应商体系中产品质量水平最高的供应商。

消费品出口制造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也就是自身纵向差异化的过程，通过在产品质量上的纵向差异化使其自身区别于国家大买家的一般供应商。

一方面这是降低了自身所面对的竞争激烈程度；另一方面是逐步形成国际大买家对自身的依赖关系，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将共同提高我国消费品厂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议价能力，最终通过提高国际大买家的采购价格来提升自身的利润率。

当然，由于产品质量提高的过程往往是生产流程或技术条件调整的过程，这会导致企业成本的变化。

所以这一思路要能成功提高我国消费品厂商的利润率，还有一个必要的隐含条件，即议价能力增强后消费品采购价格的提高程度要大于可能产生的成本上升程度。

   3.国际大买家设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的可行性分析

   引理3：

国际大买家对发展中国家消费品生产厂商的压价便于前者自主选择最优产品质量要求。

   国际大买家I主导全球价值链后，它对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的压价不仅是为了直接压低采购成本，而且是为了方便自身设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需要注意的是，引理2的第二层经济含义似乎表明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难以提高国际大买家的采购价格，因为后者需要压低消费品采购价格来帮助其方便设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

这似乎和引理1中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提高价格后提高利润率的思路有所冲突，事实上这两个引理的分析前提并不相同。

引理2说明国际大买家为了能在产品质量要求的定义域内确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而体现出的行为特征，而引理1是建立国际大买家保证已经能在产品质量要求的定义域内确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分析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如何利用采购价格对最优产品质量要求的影响机制来实现自身利润率提高。

   在α和β给定的前提下，系数r更大能保证不等式成立；系数r是消费品需求的质量效应，其值大小与目标消费市场特征直接有关。

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消费者，显然由于收入水平差别导致的需求层次差异，发达国家市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更为关注，更倾向于购买并消费高质量产品，即其需求的质量效应r更明显；这有利于保证该不等式成立。

所以为了方便其设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国际大买家在全球选择目标市场时，会将发达国家市场作为核心目标市场，该结论可表述引理4。

这一结论与现实高度相符，包括沃尔玛、家乐福、西尔斯（Sears）和JCPenny等在内的发达国家零售业跨国公司纷纷在发展中国家采购各类质优价低的消费品后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这构成了世界消费品的贸易格局与主要流向。

   引理4：

国际大买家更倾向于选择发达国家市场作为核心目标市场，其目的在于方便自主选择最优产品质量要求。

   假如国际市场消费者的现实质量要求为⑨，那它和国际大买家最优产品质量要求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两者是否必然重合呢？

如前文所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持续提高的背景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长期内都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但是国际大买家设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其目的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衡量该产品质量要求是否最优的标准在于国际大买家的利润是否最大化，所以显然它不一定恰好直接对应着。

事实上，由于市场的多层次和多地域，消费者的产品质量要求本身就难以精确测量，这难以直接构成对国际大买家销售消费品的硬性约束，至多是对国际大买家设定最优产品质量的软约束。

所以在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质量治理中，国际大买家完全可根据自身利润要求设定最优产品要求，只要该最优产品质量要求不明显偏离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原则要求即可。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大买家最优产品质量要求偏离消费者现实质量要求成为一种常态。

需要警惕的一种情形是，如果大于，国际大买家偏离消费者真实的产品质量要求，对下游消费品厂商提出过高的产品质量要求，这导致后者只能生产质量要求过于苛刻的消费品⑩，该结论表述为引理5。

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一旦被国际大买家所俘获，就存在可能不得不面对这种对其极为不利的全球价值链产品质量治理结果。

   引理5：

全球价值链的质量治理目标是实现其主导者、即国际大买家的利润最大化，国家大买家设定的最优产品质量要求可能偏离市场消费者的现实质量要求，甚至会设定过于苛刻的产品质量要求。

   三、消费品厂商的装备选择与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空间障碍

   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下，处于下游消费品行业的发展中国家厂商S所选择的机器设备种类对其生产的消费品质量有直接的影响。

现代工业体系意味着标准化、自动化、可控制的机器设备大范围替代差异化、非自动、不可控的手工劳动，机器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

此时劳动要素需要通过机器设备间接作用于产品，而不再是以手工方式直接作用于产品，这导致劳动要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被弱化。

机器设备上升为现代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机器设备的技术含量能直接决定产品生产过程的效率与精确程度，从而更大程度上能决定产品的质量属性。

在产品质量决定的方面，现代工业体系中上游装备制造业对下游消费品行业起到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前者提供的机器设备对于后者质量目标的实现与产品质量的控制都极为关键。

发展中国家下游消费品行业要提高产品质量同样必须依赖于上游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提升，依赖后者为其提供精密程度更高、效率更高的各类通用或专用设备（11）。

   在下游消费品行业中，国际大买家主导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从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采购消费品。

它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设定最优产品质量要求，从而在全球价值链内实施产品质量治理。

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作为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接受全球价值链的质量治理，陷入俘获型网络后（刘志彪，张杰，2007）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大买家的采购数量与产品质量要求。

显然这些变量不属于发展

    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所能控制的决策变量，它需要在保证达到消费品质量要求t[*]的前提下，通过选择合适种类的机器设备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于是下游消费品行业全球价值链内的产品质量治理均衡状态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的装备选择决策，如果后者选择进口机器设备，而不选择本土机器设备，那么本土装备制造业就遭遇市场空间障碍。

   假设所有种类的机器设备构成一个连续统，δ∈（0，1）是机器设备的种类指数，机器设备之间存在纵向差异。

δ越接近于1代表该机器设备的技术含量越高，而高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能更有效地生产消费品并达到相应的质量要求，降低基本产品和附属产品的边际成本；同时其价格更为昂贵。

鉴于国内外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差距，可将高δ值的机器设备设定为进口设备，将低δ值的机器设备设定为由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设备（12）。

   其中a（δ）为S购买机器设备产生的固定成本，并假设a'（δ）＞0，这是机器设备种类变化的购买成本效应，高端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更为先进，其购买价格相应越高，且设a"（δ）＜0，购买成本效应的增加速度递减。

b（δ）与c（δ）分别是基本产品与附属产品的边际成本，假设，b'（δ）＜0，b"（δ）＞0和c'（δ）＜0，c"（δ）＞0，即采用高端机器设备能提高生产效率，分别降低基本产品和附属产品的边际成本，前者定义为机器设备种类的基本产品成本效应，后者定义为机器设备种类的质量成本效应，两者的降低速度都递减。

同时假设，这是对机器设备种类特征的深入描述，经过相应变化速度调整后的三种效应绝对值的大小次序依次为：

采购成本效应最大，质量成本效应其次，基本产品成本效应最小。

   本文的假设意味着不同技术含量的纵向差异化机器设备虽然都可以实现同样的产品质量要求，但是它们的购买成本不同，并且导致基本产品和附属产品的边际成本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选择不同机器设备后的利润会不同。

由于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被国际大买家俘获，它在消费品采购数量、产品质量等方面完全接受国际大买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必须通过选择合适的机器种类δ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同时假设国际大买家无法获得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的成本信息，前者采购价格与后者成本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双方通过谈判或参照国际通行价格来确定（13）。

   （14）式左半项是S使用更先进机器设备产生的边际成本增加，这源于更先进机器设备的购买价格更高；右半项代表S使用更先进机器设备产生的边际成本节约，包括基本产品和附属产品两方面的边际成本节约。

最优种类的机器设备要能保证边际成本增加与边际成本节约相等，从而实现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S的利润最大化。

   命题2：

当国际大买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确定产品质量治理后，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会选择最优机器设备种类。

   根据以上一系列假设可知（15）式为正，这表明当国际大买家提高其最优产品质量要求时，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会采用δ值更高的机器设备，即S将倾向于采用进口机器设备，而不会购买本土设备，从而得命题3。

   命题3：

当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在全球价值链中被国际大买家俘获时，国际大买家提高产品质量要求，这将导致前者会采用进口机器设备，而不会购买本土机器设备。

   命题3直接揭示了本土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最大市场障碍来源，下游消费品行业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质量治理对上游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国内市场空间产生负面的倒逼效应。

尽管国际大买家并不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的装备决策，但是采购时提出的产品质量要求成为后者必须遵守的硬约束；后者发现采用高值的进口机器设备能达到国际大买家设定的产品质量要求，并且能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目标，所以倾向于选择进口机器设备。

在这种背景下，上游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国内市场份额被压缩，尤其是其产品难以进入国内高端装备市场。

   另外如果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一旦利润为负，那它将退出全球价值链，这将导致全球价值链不复存在。

所以这就要求（14）式中的最优机器设备种类还必须满足不等式，该不等式左半项是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的利润，其大于0能保证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愿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当然，对照现实情况，虽然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通过选择高值的进口机器设备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但该最大利润本身可能也处于微薄的水平。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命题3成立还需要一系列假设条件，其中上文对经各自变化速度调整后三种效应绝对值的排序是最关键假设，它保证了（15）为正。

那么这一关键假设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意义呢？

如果不具有现实合理性，或者符合该假设的机器设备在现实中很少，那么命题3能否普遍成立就值得怀疑。

一是考虑采购成本效应与其他两种成本效应的关系。

机器设备定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端机器设备的价格大大超过低端机器设备的价格，所以一般而言，下游厂商选择从低端机器设备转向高端机器设备时，经其变化速度调整后的采购成本效应会大于后两种成本效应，这是合理的假设。

二是分析质量成本效应与基本产品成本效应的关系。

由于本文将质量视为与基本产品相伴随的附属产品，可以类似理解为基本产品具有一定的基本功能，而产品质量这种附属产品就是附加功能。

显然，高端机器设备能更有效地生产出达到相应质量要求的产品，实现相应的附加功能要求，而高端与低端机器设备在生产基本产品或实现产品的基本功能上的效率差别并不大，所以经其变化速度调整后的质量成本效应大于基本产品成本效应也是比较合理的假设。

综合来看，本文对机器设备种类特征的描述与现实较为接近，有一定的合理性，命题3具有较好的普遍意义，能在较为广阔的现实范围内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空间障碍不仅是当下游行业被国际大买家俘获时才会产生，而且当下游行业融入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也可能产生。

本土下游厂商作为加工制造环节，以代工方式切入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后也需要遵守价值链主导者的质量治理。

由于我国下游多数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例如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服装和皮革等行业；或由于下游行业技术标准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手中，例如高技术行业电子通信、医药等，致使我国下游企业受控于这些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都需要跟随其推出的各种标准而动态提高设备技术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本土下游企业不管是被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所俘获，还是被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所俘获，它都需要选择合适的机器设备种类来应对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质量治理。

同时由于本土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国外竞争对手，只要下游行业被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所俘获，下游行

    业要跟随其推出的各种标准而动态提高设备技术水平，这就会对本土装备制造业形成需求倒逼（陈爱贞，刘志彪，2008），从而使得本土装备制造业遭遇市场空间障碍。

所以，从本质上分析，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障碍是一种本土下游行业对上游装备制造业的需求倒逼现象。

   四、价值链终端竞争对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影响

   上文分析表明当本土下游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被其所俘获后，它将失去产品质量治理的自主权，只能通过选择进口机器设备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由此本土上游装备制造业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的市场空间障碍难以避免。

这是对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所处困境产生原因的准确描述，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帮助本土装备制造业跨越市场空间障碍，在国内市场获得充足的市场份额。

本文拓展上述基本模型，假设有两家大买家联合垄断全球消费品市场，国际大买家1和2展开古诺竞争（15）。

全球消费品市场反需求函数为（16）式，分别为1和2的采购量。

采购成本分别为，分别如（17）、（18）式所示。

   命题4：

国际大买家在价值链终端的古诺竞争将导致其降低对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的产品质量要求，从而使后者倾向于采用本土机器设备。

   命题4表明国际大买家之间竞争将改变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质量治理均衡状态，从高产品质量要求转向低产品质量要求；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厂商也将转而使用低值的机器设备。

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装备制造业发展，有助于破解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困境。

所以命题4的政策含义在于：

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在下游行业价值链终端环节引入竞争，为本土装备制造业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

而当发展中国家本土装备制造业获得足够的市场空间后，它才有可能投资研发活动，或者把握机会，海外兼并收购国外竞争对手，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

   在原先的全球价值链内培育新的国际大买家，这是加强全球价值链终端环节竞争的一种做法，但是具有相当的操作难度。

现有国际大买家会采取各种战略行为压制新国际大买家的产生。

另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借助我国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从培育由本土下游行业的本土大买家入手，构建国家价值链（刘志彪，张杰，2009；巫强，刘志彪，2010），然后利用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价值链竞争，增强价值链终端环节的竞争程度。

这与在原先全球价值链中培育新的国际大买家的作用相同，都能提高价值链终端环节的竞争程度，其区别仅在于采用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方式来提高终端环节的竞争程度，而不是采用价值链内的竞争方式。

从长期发展看，新构建的国家价值链在成长壮大后必然突破国内市场的地域范围，而向国际拓展，最终演变为新的全球价值链。

在该过程中，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还会通过独资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为国内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创造技术溢出的机会，这正是我国近年本土装备制造业在技术进步背后所发生的现实。

   五、总结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障碍的产生必须要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开放，通过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条件下加以理解。

面对以产品内分工为标志的全新开放经济条件，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担生产制造环节而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出口的迅速扩张与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已经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成功的普遍国际经验，但是以上经验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并不一致，下游消费品制造业往往先于上游装备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这种不一致弱化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上下游产业之间天然的产业关联，“下游强上游弱”、“下游外向上游内向”的两极分化成为这类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

下游本土消费品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并未能显著带动上游本土装备制造业发展，反而实施“为出口而进口”战略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导致上游本土装备制造业国内市场份额被国外竞争对手挤压，遭遇到严重的市场空间障碍。

所以，发展中国家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滞后不仅仅是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相